解決高房價，須大聲對住房貨幣化改革說不

　　摘要：1998年左右，為了刺激疲軟經濟，國家推出了教育產業化、住房貨幣化分配制度等一系列所謂“刺激內需”的辦法，近10年過去了，當教育產業化被打倒的時候，住房貨幣化分配制度這一推動房價上漲的“罪魁禍首”卻穩坐釣魚臺。打壓高房價需要大聲對住房貨幣化改革說不，并實行面向所有階層的穩定廉租房制度，這才是釜底抽薪之舉。

　掛著公平名義出臺的住房改革制度

　熟悉中國經濟歷史的人都知道，1998年左右，正是亞洲金融風暴后中國處于經濟疲軟的時候，為了“刺激內需”拉動經濟，各方都絞盡鬧汁，甚至病急亂投醫，當時的建設部門在所謂“經濟學家智囊”的建議下，推出了住房貨幣化分配制度改革。

　當時政策的推出，掛著公平名義，并且喚醒甚至了老百姓心底的平等觀念--當官的分大房子，一般工人卻分小房子，而且還要論資排輩，這是腐敗的表現。如果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就不存在排隊等候的問題了。

　于是，這項“公正”的制度就這樣出臺了，雖然經濟學家的腦子中想的更多的卻是，中國人向來有喜歡買房置地的情結，全國十多億人，每家都買房，在裝修那刺激起來的消費不是天文數字么。

　經不起推敲的房改政策

　不過，政策推行開后，老百姓發現，貨幣化分配后，發的錢不一樣，當老大的發的錢還是要多，而且短期的高興勁頭過去后，普通人發現增加錢的同時，外面的住房價格也水漲船高了。

　其實這條“看起來很美”的政策出臺本生就有它的先天不足，在資本主義國家尚且沒能普及人人擁有住房產權的時候，社會主義國家更少的財富需要花費在鋼筋混凝土中么？何況，老百姓收入有限，買了房子，搞了裝修，其他花費必然減少，拉動內需效果有限。

　房改政策的四宗罪

　不過，住房貨幣化改革卻在一片熱情中被推開了。并造成了一系列惡果。

　罪狀之一，導致賤賣國有資產。因為新政策的推行需要帶給相當部分人甜頭，才能有利于它的推行。從考慮單位人的收入入手，當時的房價是以極低的價格被賣給單位人的，大量的國有資產就以改革的名義被從集體財產分為私人財產，這時所有的人應該都是高興的，揀了便宜。

　罪狀之二，造成居民們一筆數額不小的不必要開支。房改中的單位人他們第一次有了機會，花費不菲的支出去辦國土證、房產證，還有花費更多的錢去為“屬于自己的房子”進行裝修——雖然此前他們同樣可以住在同樣的房子里，沒有這些額外支出

　罪狀之三，形成了全社會對住宅裝修的攀比、奢迷之風。以前由于房子是公家的，單位人們幾乎沒考慮裝修的事，但房改后，裝修的攀比、奢迷之風盛行起來，誰都不能讓自己的東西看起來不像樣吧，而且不惜打腫臉充胖子。當然這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裝修消費。

　罪狀之四，造成了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單位人們開始為他們的工作流動發愁了，要調動其他地方工作需要有住房，原來買的房子怎么辦？只能賣了再去新的城市買一套，但搬不走的是原來房子里的不菲裝修，新的房間主人大多都喜歡重新裝修，于是在重新裝修中創造著GDP.此外，調離單位后，以前單位一紙文件就能解決的住房問題，現在變成需要房子的買賣。過戶等繁瑣手續解決。

　房改后，房價被開發商操縱

　不過對于開發商包括主管房地產的職能部門們來說，他們開始慶賀，并開始大把的收錢了，因為他們都受益于住房貨幣改革后，一種重新開始衡量房價的定價規則。

　馬克思的資本論已經告訴過我們，商品的價格取決于其中凝聚的勞動力價格。房子的成本中，建筑材料是基本維持穩定，工人依靠機械化，建筑的效率更高了，工人的工資也沒有大幅上升，而且依靠科學技術，住房能夠修得更高，攤薄和更加省去地價的成本，幾乎抵消了這些年來地價的一些上漲，也就是說房價的組成部分基本沒有大幅上漲，但近年來住房單套價格卻要上漲兩位數，甚至幾倍。

　或許這其中更多的是一個替代產品的缺失，因為房改后除了開發商外，單個個人基本沒有拿地和開發住房的資格，而要獲得此資格又被主管部門嚴格限定了準入的高門檻，于是房價就上漲。對開發商來說，他們摸準了買漲不買跌的思想，寧愿把大把的銀子砸在廣告上，包括繁雜的銷售環節上，也要賣個好價錢。

　人為造就的巨大需求導致房價猛漲

　但在房子賣完后導致的不便還沒完全發作時，住房市場卻已經隨著“經濟學家智囊”的意愿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盡管改革10多年來中國的住房市場一直波瀾不驚。

　因為即使在1990年代初，出現在海南和北海等地的房地產泡沫也灰飛煙滅。

　首先，人為制造了新的住房需求。房改最初，單位高興了，再沒有以前分配住房排隊的麻煩了。但是，鐵打的單位，流水的人員。單位人員調出后，其住房單位無權收回，導致小區的人越來越復雜，但新調來的人員沒處安身，單位則干脆的要求其自行解決。自行解決的結果就是，重新購買一套住房。房改前兩個單位的職工各有一套房子，房改后他們都只能賣房再買房，這就新增了兩套住房的需求。

　其次，給開發商各個擊破的機會，抬高了房價。住房貨幣改革以前，單位是代表全單位的人去建設住房，而在中國的社會，也只有一個單位的職工能有這個信任度在一起修房子，單位有和開發商討價還價的人力和物力，甚至可以對抗房管部門的搭車高昂收費。

　但房改后這情況被改變，職工變成松散的個人，始以個人的身份去對付強大的房地產商。開發商說了算，房地產開發成為賺錢行業，對房管部門的搭車高昂收費，開發商不會去得罪，而是簡單的加碼到房價上。

　此外，在房屋質量，物業管理等問題上，在房改后，開發商得以對購房者分而治之。

　最后，造成了社會新的不公，和干群關系緊張。在這樣的情況下，黨政機關選擇了經濟適用房和集資建房的方式，一定程度來規避房價上漲。而前段時間，國家三部門要求單位取消集資建房，一方面是治理黨政機關謀私，但另一方面則是逼迫所有單位人成為分散單個消費者，挨房地產商宰，最后的后果仍然是抬高房價的舉措。

　高房價損害中國經濟和青年人

　為什么更落后歐洲的有了資本主義萌芽，但是資本主義卻沒在中國發展起來，中國近代歷史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當時的商人賺錢之后更過喜歡買房置地。

　學者王育琨認為（其曾在國務院住宅改革課題研究小組任研究成員和去年房地產大論戰中提出限制住宅消費主張），過度依賴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背離了上個世紀90年代早期改善住宅消費的目標，原因是迫使有限的資金大量流向房地產這樣的產業，而不是中國急需建設的的高科技和工業化大生產行業。大量的金錢消耗在搬不動的鋼筋混凝土――住房上，只會浪費了掉太多的資源，降低中國的競爭力。

　換句話說，這個過程是不是有點像古代的土地囤積。古代很多王朝覆滅前都有大規模的土地囤積現象，明朝如此，漢朝、清朝乃至國民黨統治時期莫不如此。這個問題要警惕。

　而處于高房價中心的中國的青年，也被迫更多的花去了精力考慮房子問題，造成婚姻的不便，甚至成為人才流動的阻礙因素，而青年本來應該去為國家和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甚至對于黨和政府干部的異地交流都造成了不利的影響。

　當投資要用到提高國際競爭力建設的刀刃上時，當青年的創造力被高房價束縛起來時，市場經濟看不到的手卻在繼續推高房價、并吸引資金也追求高利潤，可悲的是高房價在投機買賣中創造的表面財富，其實并沒有造成社會整體財富的增加。

　治理高房價，必須對住房貨幣化改革大聲說不

　目前關于中國的高房價，有識之士提出，西方發達國家尚且沒有實現人人擁有住房所有權，中國憑什么要人人擁有一套住房呢？政策穩定狀況下的廉價租賃房屋，不也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人人有其房”么，中國需要重新回歸到租房的本位，但是對住房貨幣化改革卻沒人敢大聲說不。

　為什么，前文已經提到，前段時間，國家三部門要求單位取消集資建房，另一方面則是逼迫所有單位人成為分散單個消費者，挨房地產商宰，最后的后果仍然是抬高房價的舉措。

　而當溫州和廣州爆出個人集資建房比市場價格便宜一半的新聞后，一方面是在證明集資建房是降低房價的唯一舉措的同時，其實也是再次對中國住房貨幣化改革的嘲弄。

　顯然，如果不能挑破這層紙，中國的住房制度將還走很多彎路。

　面向所有階層的穩定廉租制度 對高房價釜底抽薪之舉

　否定住房貨幣化改革，這談不上開歷史的倒車，因為錯的東西只能在實踐中完善的。

　綜合我國1949年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至少在目前看來，目前高房價需要的釜底抽薪的方法就是，政府重新要求黨政機關、事業單位進行住房分配實物化，和實行只租不賣政策。他們至少占了一半的住房需求。

　對于非單位的群體，則應推出大量的廉價租賃房屋，并主要還要涵蓋中等收入工薪階層群體（而不是目前所說的低收入群體，因為他們并不是房地產市場的真正消費者），其數量達到能滿足所有城市工作人群的需要，而且給老百姓租房政策長期不變的政策承諾，如此中國的普通房價就會因為沒有需求而大落。

　盼用陳云主陣上海的方式打壓高房價

　如果說建國之初，老前輩陳云主陣上海時，實行了大量拋售棉花的方法，對資本家囤積棉花進行了打壓，那么目前的高房價也需要打壓，方式就是面向城市工作的所有人群推出只租不賣的廉租房，另外一半的買房需求沒有了。

　試想一下，當中等收入工薪階層群體夫妻間擁有了一套兩室一廳的廉租房，單獨的打工者擁有了一套一室的廉租房，單位工作的人都有了單位提供的租賃房，中國的房子問題不是就解決了么？高收入群體想要大戶型，想要別墅就隨他去吧。

　或許有人說，有這么多的土地么，我想說只要政府重新調整了政策，單位人的廉租房各單位自己自然會想辦法，而針對社會人的土地，政府只要一口氣修出滿足百分之十左右的房子，囤積居奇的開發商就扛不住了，當房價大降到成本的時候，政府就可出手收購，改造成只租不賣的廉租房，中國高房價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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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早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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