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公布。

　　今年的一號文件全文共九個部分，其中在第六部分“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的第22小節明確寫道：

　　引導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總結地方“小田并大田”等經驗，探索在農民自愿前提下，結合農田建設、土地整治逐步解決細碎化問題。

　　“小田并大田”被寫入一號文件，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

　　土地細碎化給農民耕種造成了諸多不便，需要帶著農具、化肥東奔西走，費時費力，而且非常低效，投入產出不成正比，還嚴重阻礙了農業的機械化、現代化。當初搞分田單干就是一個謎之操作。

　　所以，“小田并大田”總體方向上是對的。然而，作為一個農民子弟，筆者疑慮的是，“小田并大田”怎么操作？誰來操作？

　　從媒體的報道看，近幾年安徽、江蘇的一些地方已經先行探索“小田變大田”，不過其背后的關鍵詞是“土地流轉”、“種田大戶”。

　　然而，據筆者所了解，目前留守農村的老人、婦女，自己種地補充家庭收入的意愿仍然強烈，至少家里不需要買糧食吃；在筆者老家、豫南的農村，流轉出去的土地占比并不大。

　　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底，全國仍舊有六到七成的土地是沒有流轉出去的。如何尊重這部分仍在自己耕種的個體農民的意愿，切實保護這部分農民的利益？會不會出現地方的“一風吹”和“一刀切”，去損害農民的利益。

　　對于大多數農村地區而言，“小田變大田”會面臨一系列現實問題。一個村莊不同地方的耕地，有的地肥沃，有的地貧瘠；有的地灌溉方便，有的地灌溉不便；有的是旱地、適宜種菜，有的是水田、可以種水稻；有的離自然村的住地近，有的離得遠……“小田變大田”意味著要將這些土地打亂重新分配，并不能簡單地將碎片化的耕地面積“求和”。

　　有人或許會認為，可以把不同的耕地按照不同的系數折算面積。這不失為一個辦法，但真正在農村基層生活一段時間后，我們就會發現，這個過程會涉及到大量的討價還價，需要一個公開、透明的“民主評議”過程。遺憾的是，這樣的“民主評議”在現在的農村早已消亡了，否則也不會讓農村基層選舉流于形式，導致賄選等一系列問題頻頻發生。

　　此次“小田并大田”寫入一號文件，讓筆者想起了兒時村里分田單干的經歷。

　　1982年，我們村里在上面政策的要求下，匆忙地按家庭人口數分了地。但是，第一次分地造成了一系列問題，各家分到的土地質量差別比較大，這引發了很多人的不滿；第一次分田單干也不徹底，生產隊的打谷場仍舊沒有分配，生產隊的農機具也沒有分割，收獲時節大家輪流使用出現了很多扯皮的情況，引發了一系列矛盾。

　　于是，到1985年，在絕大多數村民的一致要求下，村里又讓我們生產小隊進行了二次分田。大伯當時還是我們生產隊的小隊長，所以筆者幾乎經歷了二次分田的全過程，而且那時已經有了清晰的記憶。

　　當時，小隊的每個家庭派出一名代表，聚集到我家開會。為了節省時間，三餐都是在我家支起大灶做出來的，開支一一記賬，使用的是小隊的集體結余。

　　在會議開始前，只有小學文化的大伯已經挨家挨戶走訪了一遍，聽取了各家的意見，然后起草了一份分配方案。會上大伯首選宣讀方案，然后大家逐條討論，逐條舉手表決。總的原則就是肥沃的土地與貧瘠的土地分開，水田與旱地分開，離村莊近的地與離村莊遠的地分開，然后再按家庭人數平均分配。

　　原則確定之后，各家代表再一起到田地里丈量、打樁、標記上編號，最后再回到我家抽簽，這樣就能完全保證各戶公平地分配到不同質量的土地，但與之同時也造成了更加嚴重的土地碎片化。

　　生產隊原來的打谷場也在被分割之后平均分配，后來村里就沒有專門的打谷場了，筆者兒時經常去玩耍的，曾經用來給社員開大會、看戲、放露天電影的地方隨之徹底消失。

　　之前沒有分下去的“車水機”這樣的大件木制農具被鋸成了小段，各家拉回去當柴燒；生產隊的拖拉機、脫粒機、柴油機、水泵……拆的拆、鋸的鋸，各家按照重量平分，拿回去當廢鐵賣。這個過程倒是絕對的公平，只是已經初步實現機械化的村莊，一夜之間回到了完全靠人工、靠畜力的時代。

　　筆者懂事以后，曾經問過村里的老人，第一次分田之所以進行得很匆忙，是因為生產隊里大多數社員起初是不愿意單干的，在政策要求下才匆匆分了地；而二次分田是在“木已成舟”的情況下進行的，諷刺的是，二次分田所采取的“生產小隊開大會”的民主評議形式，恰恰是“大集體”時代的產物。最終，“集體”被“集體”徹底地瓦解。

　　這樣的“民主評議”在1987年又發生了一次，那是小隊各家決定集資拉電線，在平等、公正、融洽的氣氛下，我們村里的農民靠自己的力量終于用上了電。

　　此后，生產隊里開大會的場面便在我們村再沒有出現過了。哪怕是生產隊在大躍進時挖了幾個大池塘（平時用來養魚給生產隊增收，旱季用來灌溉）逐漸被一些人蓋房子時一點點填埋、侵占，農業學大寨時修建的人工渠一步步損毀、荒廢，大家重新回到靠天吃飯、抽地下水灌溉水稻，也沒有任何人出來主持過“公道”，村民們徹底地進入到“各顧各”的時代。

　　如今，“小田并大田”，表面看來是向曾經農業集體經濟時代的集約化經營的回歸，然而，經營的主體已經從生產小隊變成了種田大戶或農業資本；“小田并大田”的執行，勢必高度依賴于基層官僚的強力推行，不可能再現“生產小隊開大會”的形式（之前的“民主評議”方式所依賴的集體經濟基礎早已經徹底消亡）這恰恰是筆者的擔心所在——無論是權力主導，還是市場“自發”引導（個體農民破產、老年農民逐漸離世），對于目前仍在種地的個體農民而言，恐怕都是不利的。

　　隨著“小田并大田”的推行，農村土地流轉的速度勢必會大幅加速，大量私人租地農場主的出現已經成為必然且很快會成為主流，農村雇傭勞動關系也將很快展開，城市雇傭勞動關系也將徹底固化……這樣的趨勢是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然而，回想起了兒時的一些經歷，還是止不住的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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