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產到戶不能解決社會主義農業的出路問題

　　老兵義雄

　　（一）

　　憑什么說包產到戶沒能解決農業的出路問題

　　人民公社否定派看到這個題目一定會暴跳如雷。他們會質問：實行家庭聯產責任制以后，農村不是解決了溫飽問題了嗎?很多人不是富了起來了嗎?怎么沒有解決農業的出路問題?是的。改革開放后，農村是有相當一部分人富了起來，水漲船高，農民的生活水平也普遍得到提升，但我們必須看到，長期推行包產到戶的大包干責任制（本文的包產到戶與大包干責任制是同一用語）后，并不像有的學者所標榜的那樣，說大包干開創了農業新的發展道路，在極短的時間內解決了世紀沒有解決了的溫飽問題。而筆者通過考證不能認同這樣的評價。我考證后得到的判斷是：家庭聯產責任制只解決了部分落后地區的溫飽問題，它沒有普遍的推廣價值，一刀切地推行大包干責任制，并沒有解決社會主義農業的根本出路問題，相反的，長期推行大包干的個體經濟，卻引出一系列重大的社會問題，嚴重地制約了 社會主義大農業的發展，因而說聯產責任制闖出一條新的發展道是個偽命題。

　　憑什么說大包干沒能解決農業的出路問題?

　　因為歷史和現實使我們看到：

　　第一，推行大包干責任制以后，由于生態環境的不同地區間發展極不平衡的狀態繼續存在，小崗村的經驗推廣十多年后，農村貧困人員不減反增，從2003年以后呈繼續擴大的趨勢，直到十八大以后，農村貧困人口超過7000萬，面對億萬農民仍然處于貧困狀態，習近平不得不舉全國全黨之力發動了中國脫貧的攻堅戰，經過七八年的艱苦奮斗，直到2020年脫貧致富的攻堅戰成才宣布收官。

　　第二，因土地分田到戶，土地碎片化使人民公社時期已經建成的農業生產體系遭到徹底破壞，嚴重阻礙了工業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進程。了解我國建國后經濟發展史的都知道，中國工業化是和農業機械化密切相關的。中國的農業為工業提供資金積累和為機械化生產提供廣闊的市場，工業依靠農業的兩大功能得到穩步快速的發展，工業反過來有對農業的機械化給以巨大的支援，從而保證工農業協調發展。到毛澤東去世，中國農業的廣大地區有的已經實現了機械化或半機械化，全國機械化在生產效率中的比重已近40%，但分田到戶后，因土地碎片化廣大農村一夜間回到了解放前的小農時代，畜耕人耕又成了基本的生產手段，拖拉機等大型農業機械陡然間失去市場，不得不刀槍入庫，馬放南山。農業機械失去了市場，導致農業機械制造業的蕭條，農業機械制造業的蕭條又導致鋼鐵市場的疲軟和制造工業的蕭條與破產。按照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農業的技術革命應在20—25年完成，農業現代化應在20世紀末得以實現，但由于農業的個體化的存在，農業現代化還遙遙無期。

　　第三，隨著生產個體經營和集體企業改為個人經營的民營企業，一部分人因得利于企業改制 而富了起來；但僅靠種田沒有別的營生手段的農民收入低下，遠遠不能滿足農民致富的需求，導致青壯年勞力大批以農民工的身份從農村涌入城市，隨著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農村發生了鄉村空巢化和老弱病殘留守化的趨勢，又因農業投資成本增加和年輕人不愿種田，導致農村大量土地荒蕪和土質劣質化，使國家的糧食安全受到威脅。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農村貧富不均急劇擴大，出現了新的剝削階級和更大的兩極分化，使社會矛盾變得尖銳起來。農業的私有化是形成這些社會問題的總根源。

　　第四，隨著個體經營的推進，黨的基礎建設受到削弱，毛澤東時代培養起來的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風尚幾乎蕩然無存，人們對“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認知產生動搖，民族傳統文明遭到顛覆性的打擊，建國后已經根絕了黃賭毒丑惡現象與黑社會勢力又死灰復燃，引起一系列社會犯罪，毛澤東時代建成的社會文明幾乎成了泡影。大力建樹共產主義精神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基本條件，因而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但由于滋長共產主義因素的經濟基礎被摧垮了，人民公社滋生共產主義的搖籃也被關閉了。

　　以上這些問題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提出來的，被學術界命名為“新三農”問題。為解決“新三農”問題歷屆中央都付出巨大的努力。但由于受私有制根本因素的困擾，農村的發展一直未能找到圓滿的解決辦法，因為這種狀況被學術界稱之為農村改革處于的瓶頸階段，這就是我們斷定大包干責任制沒能解決農業出路的依據。

　　（二）

　　包產到戶為什么不能解決農業的出路問題

　　是不是黨中央領導不力？不是的。歷史告訴我們，從2004年起，歷屆黨中央都為解決“新三農”問題付出巨大的努力。詳情可謂龐大，無法詳細列舉，讓我們看看黨中央每年的一號文件，足以證明這個判斷是符合實際的。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是《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 2005年一號文件是《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工作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見》；2006年一號文件是《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 2007年一號文件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積極發展現代農業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2008年是《關于切實加強農業基礎建設進一步促進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的若干意見》， 2009年一號文件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2009年促進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的若干意見》，2010年的一號文件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2011年一號文件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水利改革發展的決定》發布，這是新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文件首次對水利工作進行全面部署，提出力爭通過5年到10年努力，從根本上扭轉水利建設明顯滯后的局面；2012年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農業科技創新持續增強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見》，在我國改革開放歷程中首次提出農業科技問題，把突出強調部署農業科技創新和推進農業科技創新作為“三農”工作的重點。

　　從上述一號文件可以看出，黨中央為解決“新三農”問題確實不遺余力。然而，在這段時間里，發生一個奇怪的現象特別值得我們反思。什么問題呢？盡管黨中央為解決“新三農”問題付出巨大努力，但從2003年以后到黨的十八全國

　　貧困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是什么原因導致這種局面？筆者通過考證得出這樣的判斷，這種反?，F象不得不和大包干的生產關系聯系起來，一句話是分田到戶的所謂大包干責任制結出的苦果。

　　第一，家庭聯產責任制是為解決落后地區的溫飽問題提出來的，沒有普遍的推廣價值，一刀切的推廣不能產生積極的效果。

　　筆者從 網上看到，在大包干責任制好還是集體經濟好的討論中，有的網友把承包制看成是不能改變的，誰如果提倡走集體化道路就說成是對鄧小平改革路線的否定，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為什么說不正確?因為這種觀點扭曲了小平農村改革的初衷，即解決溫飽問題并不是小平改革的最終目的。為了證明這個判斷，不妨讓我們回顧一下小平關于家庭聯產責任制前與后的系統論述。1980年4月2日，鄧小平同中央負責人談到農業問題時說：“對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生活窮困的地區，政策要放寬，使他們真正做到因地制宜，發展自己的特點。要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多找門路，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給組，有的可包給個人。”[ 《鄧小平思想年譜》，第117頁。]1980年9月，根據小平這一指示，中央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明確指出： “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后的地區，長期‘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生產隊，群眾對集體經濟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干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并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從這里我們可以看清，當時提出大包干責任制并非是長遠方針，而是為解決邊遠落后地區農民的溫飽問題的階段性的目標。

　　怎樣理解“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是不是可以永久不變呢?不是的。鄧小平認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也要根據客觀實際的變化進行不斷的修改調整，以符合農村的發展實際。他還預見，農村的生產發展了，經濟水平提高了，包產到戶的形式就會有發展變化。[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6頁。] 早在1980年，鄧小平就說：“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這些地方將來會怎么樣呢?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5頁。]

　　針對責任制暴露的問題，比如在保護集體財產和興修農田水利等公共設施上能力不足，因為土地分割過于零碎而很難實現農業生產機械化，在技術的更新和培訓上也跟不上發展的需要等，小平還及時提出修補改進的意見，并思考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農村貫徹實施后的道路走向問題。1990年3月，鄧小平在與幾位中央負責人談到農業問題時說：“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5頁。]后來，鄧小平又一次談到這個問題，他說：我以前提出過，在一定的條件下，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是必要的。從長遠的觀點看，科學技術發展了，管理能力增強了，又會產生一個飛躍。“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他還認為，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9頁。]鄧小平關于農業發展的“第二個飛躍”的思想，用發展的觀點就是對第一個飛躍的改變和否定，告訴我們不能永久停留在大包干階段。

　　通過以上回顧可以看出，大包干責任制本來是解決落后地區溫飽問題的。實事求是的說，小崗的經驗只適合在邊遠落后地區推廣，在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的廣大地區是不適用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分田到戶的大包干責任制不是前進了而是倒退的。遺憾的是，大包干責任制作為一種創舉竟在全國推廣了，最終引出了完全脫離中國國情的建設路線。

　　第二，大包干責任制在歷史上是被毛澤東幾次否定的經營方式，實踐證明毛澤東關于搞單干必然引起兩極分化的斷言是完全正確的。

　　關于農業能不能走單干的道路，從土地改革以來曾經發生過三次大的爭論。第一次在合作化興起時。農民獲得土地標志著中國新民主義革命的勝利。勝利之后中國農村怎么走?黨內當時有兩種主張，一種是鞏固新民主義的勝利成果，讓農村按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自行發展。第二種意見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促進派，主張不能走單干那條路，因為剛剛分得土地的農民底子薄，經不起自然災害的洗劫，如果按自己自足的生產方式任其自行發展，許多農民就會重新失去土地，農村很快就會發生新的兩極分化，就會出現新的地主階級，最終葬送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在這場爭論中，毛澤東的主張為中央所接受，于是發生了引導全國農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

　　第二次爭論發生在“三年困難”時期。為了解決初期人民公社把全部生產生活資料一切歸公社所有產生的惡果，黨中央提出了給農民小量的自留地，鼓勵群眾開小片荒，發展家庭副業，這些新的政策刺激了農民一家一戶的積極性，對促進生產戰勝困難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面對這一新情況，黨內，以農業部長鄧子恢為代表的一些同志主張在農村實行大包干的生產方式。什么是大包干呢?大包干就類似今天的家庭聯產責任制，是把生產效益同社員物質利益直接聯系起來的責任制管理形式。當年安微是大包干實行最早的省份。具體做法是：先按照人口或者勞動力包田到戶，然后逐畝定產產量，超產獎勵，減產全賠。同時還規定了“五統一”：計劃統一、分配統一、大農活和技術性農活統 一、用水管水統一、抗災統一。其基本精神是把社員的物質利益同勞動所得直接掛鉤。通過試點安徽認為 ，“責任田”制改變了計算工分只講數量、不講質量的缺點;堵塞了投機取巧的空子，能更好地體現多勞多得的政策;能提高每個社員對包產的責任心和生產積極性。毛澤東認為，這種大包干實際是主張單干，這不是社會主義的經營方式，被否定了。

　　1962年8月9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接著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單干以后兩極分化很厲害，只要兩年就很明顯”的話說道：要有分析，不要講一片光明，也不能一片黑暗。1960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思想混亂;于是提出任務，單干，全部或大部單干，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包產40%到戶，單干、集體兩下競賽，這實際是大部分單干;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有的還是支部書記，貪污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苦農民破產其中有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我們要代表貧下中農，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農民所以要按勞分配;集體化的鞏固，必須有幾個回合，我們的集體化已經經過了考驗，將來還會繼續接受考驗--。8月20日，毛澤東在中心小組會上指著主張單干的鄧子恢說：究竟是單干好，還是集體好，要有歷史作結論。

　　第三次爭論發生在1978年至1980年間。1978年，安徽出現了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全省大部分地區10個月未下雨，有6000多萬畝農田受災，400多萬人口的地區人畜飲水出現困難。入秋后，旱情更加嚴重，秋種難以正常進行。如不采取果斷措施，大片的土地將被拋荒。為了戰勝旱災，中共安徽省委決定采取非常措施——“借地種麥”：凡是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借給社員種麥、種油菜，超過計劃擴種的小麥，收割時不加征購，由生產隊自行分配;鼓勵農民開荒多種，誰種誰收，國家不征統購糧，不分配統購任務。這實際是借鑒了當年大包干的經驗。萬里到北京參加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他找到鄧小平，把安徽實行責任制和他在農村目睹的情況，向鄧小平作了匯報，表明他支持這種做法，請小平指示。鄧小平聽后的答復是：“不要爭論，你就這么干下去!”

　　萬里為什么專門請示小平?因為，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安徽提出搞大包干的問題，但遭到與會各省的反對。與會代表認為，人民公社的體制經過20多年的實踐證明并無什么不適應。為此，十一屆三中全會專門發出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重申“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穩定不變”，“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切實保護”。1980年1月下旬，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管理會議在京召開。會上安徽介紹了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經驗，引起了與會代表的熱議。熱議的焦點是包產到戶到底姓“資”姓“社”的問題，大部分人對安徽的做法持反對意見。國家農委表示要按照中央文件規定辦，“不許分田單干”和“包產到戶”。會后，中央下發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再次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規定。

　　1980年3月，萬里調中央工作，安徽又圍繞包產到戶問題出現了一次全省范圍的安徽的家庭聯產責任制由局部推向全省，再后來推向全國。家庭聯產責任制爭論。有的人認為“包產到戶的關鍵是分而不是包，是分田單干，不僅退到了資本主義，而且退到了封建主義，倒退了幾千年”;有的人嘆息包產到戶導致農村“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但這場爭論后來在小平不爭論、就這樣干的原則指導下，就是這樣產生的。

　　第三，大包干責任制從本質上是小農經濟，最終變成向現代化農業轉變的障礙，不可能有好的發展。

　　家庭聯產責任制是以人的本能是自私的理念而確立的。土地分到戶，不干就沒飯吃，這樣可以治懶人，能激發各種人和家庭每個成員的積極性，小崗村的經驗的秘訣就在這里。實事求是的說，家庭聯產責任制對改變落后地區的面貌和治懶人方面發揮了有效的作用。但要看清，它對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的地區和走在農業發展前邊的先進地區，基本上沒有借鑒的意義。家庭聯產責任制實行之前，中原和北方的許多地區已經實現了水利化，耕作方式已經實行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社會化大生產在逐步形成;實行家庭聯產責任制后，原來已經實現機械化半機械化的農村不得不中止現代化的進程。因分田到戶，大多數家庭養不起拖拉機普遍退到畜耕時期。筆者在家鄉多次目睹到，大塊麥田可用收割機收割，而被群眾稱作的“巴掌田”(小塊地)因收割機無法展開作業只能用鐮刀收割。不少家庭一下子還買不起耕牛，耕地播種干脆用人力代替畜耕。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由于實行大包干責任制那些農業機械不得不刀槍入庫。人們普遍認為，大包干前七八年還行，七八年后不行了。大包干責任制早已成為農業現代化的障礙，這是人們共認的現實。

　　第四，大包干責任制背離了社會主義道路，不會有根本的出路。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信仰的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要搞社會主義就要用社會主義的理論指導革命和建設。馬克思指出，他們的理論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消滅私有制”。列寧是中國人民崇尚的革命導師。他對“在一個小農生產者占大多數的國家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有著系統深刻的論述。列寧認為，農民是工人無產階級同盟軍，是共產黨人領導社會主義的必須緊密依靠的階級力量;但列寧同時指出，農民從本質上不是社會主義者，共產黨人要引導全體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對農民小生產進行長期艱苦卓絕的社會主義改造。怎么改造呢?列寧提出的合作社思想對這個問題作出了系統地回答。列寧認為，要把農民引導到社會主義的軌道，必須把全體農民組織到集體農莊中，讓他們在集體化的農莊鍛煉自己，改造自己，最后把農民培養成社會主義者。列寧還指出，小生產每時每刻都在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如果放任小生產的自發傾向，就根本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為了克服自發資本主義的蔓延，必須同小生產的自發傾向進行堅決的斗爭。列寧晚年一再指出，農民走集體化道路是唯一的正確選擇?，F階段的合作社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是合作社。由此可見，列寧把堅持集體化道路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中國的人民公社就是依據列寧的社會主義理論指導建立和改造的。它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的是社會主義的方向。但前30年否定派認為人民公社吃大鍋飯，養懶人，取消了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管理體制，改為一家一戶的個體經營。當時有人認為家庭聯產責任制是一個創造，解決了農村的發展方向問題，而后來的發展卻表明，大包干的家庭聯產責任制雖然在解決落后地區的溫飽后，經過演變完全變成了私有化的個體經濟，這實際是放棄了社會主義。目前，中國已成為工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強國，四個現代化只剩下農業又回到小農時代，這種局面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取消個體經濟不是走回頭路是重歸毛澤東列寧所指引的社會主義軌道。

　　（三）

　　包產到戶違背了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

　　筆者認為，大包干不能解決農業的出路問題，除上述四個方面的原因，還有一個帶根本性的原因，即大包干違背了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

　　什么是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

　　對沒有五六十年代生活經歷的后來人很陌生，恐怕很少人能夠回答這個命題。毛澤東1955年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和1962年中共中央下發的《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中，都有明確的回答。這條根本路線是：“第一步實現農業集體化，第二步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和電氣化。”中央還預見，完成這他根本路線的時間大約需要40—50年。在1962年的決定中特別指出：這條根本路線是我們黨在農村的兩條道路的斗爭中，堅持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根本路線的產物。規定還指出，根據這條根本路線，黨采取了幾種不同的靈活的過渡形式，促使我國農業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了集體化。隨后，由農業合作社聯合組成了人民公社。由于黨中央隨時總結實際經驗，規定了適當的具體政策和具體措施，已經使人民公社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總的說來，我國的杜會主義農業是在前進中。現在提出的要求是：在進一步調動全體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同時，我們要集中和動員全黨全國的力量，在物質方面、技術方面、財政方面，在組織領導方面、人才方面，積極地、盡可能地支援農業，支援人民公社集體經濟，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以便進一步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并且為農業的機械化創造更好的條件。”

　　根據這條根本路線，到毛澤東去世，中國中國已經建立了完整的工業生產體系，鋼鐵和主要工業產品已經超過了英國，以洛陽拖拉機制造廠為龍頭的農業機械制造業迅速地發展起來，農業機械化作業在勞動效率中已經占據了近40%的比重：廣大農村有70%以上實現了水利化；大批的荒沙鹽堿地被改造成優良的土地；全國建成1000多座大小的化肥廠，為農業創高產準備了當家的條件；袁隆平雜交水稻和其它高產農作物的改良獲得成功，主要農作物的產量大幅度增長；所有這些都是技術改造的成果，這些成果為向農業現代化過渡創造了優良的條件。然而，由于1983年后取消人民公社，推行包產到戶的個體經濟，農業技術改革和向現代化轉變的進程驟然間被終止了。這主要表現在，分田到戶后，“大躍進”中建立起的水利設施遭到嚴重的破壞；分田到戶形成土地碎片化，機械化作業失去了市場，農村又回到了自給自足的農耕時；后來的實踐表明，由于械化作業失去了市場，不久又導致機械制造業的蕭條，機械制造業的蕭條又導致重工業的市場疲軟，使當年遼寧等老工業基地陷于難以正常運轉的境地，接著大批工業企業破產，大批工人階級下崗喪失主人公的地位，接著發生嚴重的兩極分化，中國出現了新的資產階級。這種重大的社會演變不能不引起我們反思，怎樣評價這種變化呢？講到這里，筆者聯想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一貫立場，深深感受到，毛澤東當年關于包產到戶前景的預見是那樣的深刻準確。

　　1965年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講：“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的國家就不安穩了。”還說，對于包產到戶，“問題不在于誰的判斷正確，在于包產到戶還是農業集體化，這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如果無產階級不加強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走到資本主義的邪路上去。包產到戶，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就會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就會重新起來，剝削勞動人民。”（引自《毛澤東傳》）中國今天發生的問題，出現的局勢，印證了毛澤東的預見，毛澤東當年反對和憂患的問題都精準的應驗了。取消集體經濟，社會主義的大農業垮臺了，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被中斷了，怎么還會有根本的出路呢？如果有了根本的出路那不成了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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