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分化是指農民由一致性向異質性轉變的過程，包括職業、經濟、權力和社會關系等方面的分化。其中，經濟分化是主導，往往會帶來其他方面的分化。社會關系上的分化包括居住、消費、生產生活和社會交往等諸方面。農民分化在社會結構上體現為農民被分化為不同的階層。

　　同時，農村也有社會整合的力量，即將分化的農民整合起來，使得村莊社會不至于分化過大而解體。農村社會的整合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血緣地緣關系。農民分化受血緣地緣關系的影響較大。血緣地緣關系在農民分化中起著中和的作用，它使經濟上的分化不至于導致過度、過大的社會層面的分化。由于不同農村地區血緣地緣關系的差異，經濟分化的程度也不盡相同，這些地區農民分化的程度也就不一樣，大致有高度、中度和低度分化之分，在社會層面進而表現為各地區農村階層關系的差異性。

　　階層關系是社會關系的一種基本形態，是由于社會資源在不同社會群體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異而造成的一種縱向差異關系，它體現為處在一定地位結構中不同位置的社會成員之間的交往關系、互動模式與行動邏輯。就農村而言，把握農村階層關系的性質和狀況，是把握農村階層關系的真正內涵，理解當前農村社會問題與現狀的前提。根據我的調查，我國不同農村地區階層關系的性質有很大的差異，主要有合作關系、競爭關系與對立關系三種理想類型。決定階層關系性質的根本因素是農民的分化程度，這三種階層關系分別對應農民的低度分化、中度分化和高度分化三種分化狀況。

　　一

　　農民的低度分化意味著農村的社會分化程度較低，階層之間的界線不是很明顯。根據農村調研經驗，有兩種原因可以導致農民的低度分化：一是因為村莊的職業、經濟和權力分化不明顯，二是即便職業、經濟、權力等有較大分化，但由于血緣地緣關系的作用，相應的社會分化沒有發生。這兩種意義上的低度分化，都會導致合作性質的階層關系。

　　就前一種低度分化來說，村莊在各個方面，尤其是在職業、經濟和權力上的分化都不是很大，在一定意義上與傳統村莊接近，但事實上又已經出現分化，有階層的影子。這是大部分山區村莊的生態，它是小農經濟加打工經濟的典型，家庭中通過代際分工將兩種經濟形態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家庭收入中的60%通過子代外出務工獲得，40%通過父代在家務農獲得。這樣，家庭之間在經濟收入和職業分化上差別都不大。同時，村莊權力也沒有完全脫離村莊，村莊政治精英多數也還在務農，與一般農戶之間的分化不大，隔膜較少。因此，在這樣的村莊，階層之間的關系是合作關系，社會關系較為和諧。由于農民職業和收入的分化程度較低，農戶對生產、生活和社會交往（閑暇）的安排步調都具有高度一致性，農戶間的相互依賴程度較高，這為他們之間的互助合作提供了前提。

　　第二種低度分化，即經濟、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的較大分化并未導致社會關系的相應分化，是綜合因素的結果，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血緣地緣關系足夠強大。這種情況主要出現在我國南方和北方宗族型村莊。在這類村莊，宗族的社會結構保存較為完整，血緣內部還有一定的等級序列和結構體系，宗族“自己人”觀念還較為強烈，宗族或家族、房支還是人們的認同單位，其內部還有一定的一致行動能力。在行動和處事規則上，血親情誼和人情面子仍然具有主導性的地位，人們很難擱下血親情誼或不要人情面子，否則就會被宗族排斥和邊緣化。正是由于高強度的血緣地緣關系及其規則，沖抵了經濟等分化的“負向”社會影響，經濟等分化所特有的規則并沒有被帶進社會交往領域，使得農民呈現程度較低的分化狀態。相反，血緣地緣關系要求人們講究血親情誼和人情面子，在經濟分層上層的農戶有責任帶動下層農戶“共同致富”。這就是浙江義烏小商品市場能夠發達、江西安義農民得以占據全國七成鋁合金生意、湖南新化農民占據全國九成印務市場的重要緣故。

　　階層之間的合作關系，為階層間的溝通提供了多種類型的溝通渠道，階層間的關系較為緩和，階層矛盾較少。階層關系不是村莊治理中要處理的主要事務。

　　二

　　農民中度分化的村莊集中在長江中游和上游，以四川、湖北和安徽為典型。在這類村莊，富裕農戶皆已搬出村莊之外，在省會或地市城市安家落戶。這些人既不參與村莊建設，也不參加村莊的生產、生活和社會交往，更不參與村莊的價值生產，不在乎村莊的社會評價。因此，他們對于村莊政治社會的影響力較弱。除去這些人，村莊的經濟收入水平雖有層次之分，但差距不是太大。同時，該區域農村的血緣地緣關系已零散和碎片化，沒有宗族之類的組織，家族觀念很淡薄，人情面子觀念盡管還起作用，但是不再支配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村莊的政治社會事務。村莊的階層分化和階層關系故而受血緣地緣關系和人情面子觀念的影響較小，而受經濟、社會關系和其他資源占有多少的支配較大。因此，這些村莊的階層分化較宗族型村莊的階層分化要純粹得多，經濟等分化會帶來明顯的社會和社會關系的分化。在這里，經濟等方面的分化屬于中等水平，以致其社會分化也在中等水平，不是太高，亦不會太低。階層之間有明顯的界線，但相互之間在經濟收入、社會關系水平和資源占有方面的差距不是特別大，階層間的流動比較暢通和頻繁。

　　階層的中度分化與階層間的競爭關系相匹配和對應，是因為經濟收入水平差別不大是階層關系發生競爭的前提。所有的比較和競爭都是在跟自己最近的人之間發生的。隨著屬于村莊經濟結構最上層的富人階層搬走之后，相互比較的就是留在村莊里的各階層農戶，他們的經濟水平雖有差距，但不是很大，可以很容易達到和追上比自己階層地位高的農戶。同樣，處在相對較高位置的農戶，其經濟水平較人家高不了多少，也很容易被別人追趕上，或者稍有不慎掉入低層。所以，對于相對下層的農戶而言，相對上層并非高不可攀，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攀登，是可能辦到的事；而處在相對上層的農戶，則需要提防人們的超越或自己的跌落，也需要不斷地努力使自己的水平往更高水平上躍升。這些村莊就形成了一個階層之間、農戶之間你追我趕的競爭態勢。

　　階層間的競爭主要是社會性層面的競爭，即獲得面子、尊重和承認。競爭的載體主要體現在消費方面，諸如耐用消費品（摩托車、電視、冰箱、洗衣機、手機、空調、熱水器，是一應俱全，還是缺哪樣）、樓房（什么樣的樓房，是在村路邊建，還是在鎮上建、在縣城買）、孩子上學（是在村小上，還是在鎮上或縣市中小學）、休閑娛樂（是在村里、鎮上打麻將，還是在縣城茶館喝茶，或垂釣、旅游），等等。消費體現的是階層的品味、地位與“區隔”，消費上去了，這些東西也就上去了。上層階層不斷地制造新的消費，下層階層要緊緊地跟隨，或者趕超，稍不留意，就會被甩得很遠。農戶參與消費的競爭、釋放地位焦慮的方式之一是代際分工和代際剝削。

　　階層間的競爭在階層關系上一般表現得比較穩定、平和而有活力。在有的村莊，各階層為了競爭而相互爭奪村莊資源，可能導致階層間的沖突。

　　三

　　在沿海農村地區，農民的高度分化相對常見。

　　在這類村莊，原來的血緣地緣關系不是很強烈，缺乏結構性的宗族力量，村民“自己人”、“同地方人”的觀念很淡薄，相互之間的認同感較低。經濟上的高度分化又最大限度地肢解了本身就很脆弱的血親情誼和人情面子觀念。于是在富人階層與其他階層之間，基本上不再講血親情誼和人情面子，相互之間甚至連人情往來都斷絕了。血緣地緣關系不是溝通富人階層與其他階層關系的紐帶。但是在階層內部，尤其是在富人階層內部，人情往來使人們相互之間結成了更緊密的關系、建構更長的關系鏈條。于是村莊里就形成了兩個明顯的人情圈子，一個是富人階層的人情圈，被納入這個人情圈的都是有頭有臉、能夠支付巨額人情禮金的人物，其他階層的農戶被排斥在外。另一個是中下層和下層農民的人情圈，這個人情圈里是清一色的普通農戶，與權力、富裕和威望不沾邊，他們的人情禮金較少，一般人都支付得起。這樣，富人階層與其他階層形成了很深的隔閡，相互之間難以有實質性的往來。

　　更為重要的是，富人階層憑借其掌握的豐厚資源，對其他階層構成了一定的排斥效應。

　　在村莊內部，由于其強大的經濟實力與個人聲望，富人階層往往能在政治上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富人治村的優勢在于，他們擔任村干部不是為了撈錢，還能從自己的口袋里掏錢給村里辦事；由于其擁有優越的超社區關系資源和體制性資源，富人村干部能夠通過跑項目為村里搞建設。村里很快形成了一種只有富人才能當村干部的政治輿論和政治意識，而窮人一沒錢，二沒關系，即便當村干部不是為了自己撈錢，也搞不成事。這樣，廣大普通農民就被排斥在村莊政治生活之外。

　　社會生活方面形成的排斥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人情排斥。人情是一個地域社會關系主要的凝結劑，只要有人情往來，雙方就有關系，交往就不同于陌生人之間的交往，要給對方面子、賣人情；沒有人情往來，或人情斷了，即意味著雙方沒關系。高度分化的村莊，富人階層擺闊氣、講排場，突破傳統的人情規矩，酒席上講闊氣，普遍提高了人情賬單，下層農村因交不起人情禮，無法與富人互通人情。雙方的人情沒了，社會關系也就斷了。最終，富人在富人圈子里建立了獨立的人情圈，而將其他階層的人排斥在外。人情的排斥是很重要的社會排斥，它表明富人階層獨享村莊和超社區的社會關系資源，其他階層被排斥在這個社會資源之外，所能利用的資源也越來越少，階層地位就會越來越封閉，越來越沒有上升的可能。相反，富人階層形成了自我的良性循環，不斷地保持其優勢地位。

　　另一種社會排斥是規則的排斥。富人階層壟斷對社會成就和競爭標準的定義，將其內部的標準用于整個村莊層面，這對其他階層產生了極其負面的效應。從成就標準來說，富人的成就標準主要是經濟實力，一個人只有在經濟上獲得成功，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其人生才有意義、有價值。這也使得所有的社會聲望都集中在富人階層，其他階層無論怎么做，都得不到他人的承認。就競爭標準而言，富人階層定的標準，如人情競爭的標準，是為富人量身定做的，其他階層的人難以達到，于是他們就索性退出村莊的社會性競爭，不再希圖在村莊中獲得面子、價值和榮耀。

　　富人階層對其他階層的排斥，造成了對后者自尊心的普遍傷害。自尊心或有尊嚴的生活，是一個人活著的目標和動力，在農村往往表現為一股“氣”：人最不能忍受的不是貧窮，而是被人看不起。被傷害了自尊心，就會“氣得要死”，就會為了一口“氣”而抗爭。

　　四

　　以上論述揭示，在不同村莊或不同區域的農村村莊，階層關系的性質和狀況是有差異的，而其造成這一點的原因主要是階層間社會分化的程度不同。經濟、聲望和權力的分化是否帶來了相應的社會交往分化是本文分析的關鍵。

　　當經濟、聲望和權力的分化較低，而相應的社會交往分化也較低，或者前者分化雖然較高，但因為村莊內部存在較強的平衡和整合分化的力量，典型的如血緣地緣關系，使后者維持在較低水平時，階層關系具有合作性質。當經濟、聲望和權力的分化導致社會交往的分化呈現中度狀態時，由于階層間的攀比和相互比較而使得階層關系帶有明顯的競爭性質。而當社會交往分化呈高度分化時，階層間的對立性會主導階層關系。當然，這里并不是說一個村莊只有一類階層關系，三種關系可同時同地存在，但是主導該村莊的階層關系卻可能只有一種。

　　不同階層關系的規模性、矛盾性及發生頻率有差異，其中，規模較大、矛盾深刻、發生頻率高的階層關系在村莊社會結構和階層結構中影響較大，成為主導性的階層關系，它支配、制約并決定那些影響較小的階層關系，由此使得村莊整體的階層關系明顯地帶上了它的性質和特征。譬如，在合作性質的階層關系中，可能也存在階層間的競爭關系，但競爭因為有合作的限制而無法向惡性發展，更多的是共同進步。因此，在考察農村階層關系的性質和狀況時，要區分不同階層關系的重要程度、影響力大小，對它們進行排序，以便準確地對階層關系進行定性，有針對性地提出應對方案，使階層關系更為和諧、階層結構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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