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雜志《Monthly Review(每月評論)》2020年10月份期刊刊登了研究我市周家莊的近萬字學術文章《Revisiting Collectivism and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Singularity of the Zhoujiazhuang People's Commune (重新審視集體主義和中國的鄉村治理 獨特的周家莊人民公社)》,作者為香港嶺南大學副教授Lau Kin Chi及其課題組,文章為英文版,詳細介紹了周家莊從建國前至今的發展歷史,分析了周家莊鄉的組織結構和生產經營方式,敘述了雷金河等人物在保留周家莊生產方式過程中所做的努力。作者認為在1982年周家莊體制的保留,沒有經過巴黎公社、俄羅斯革命和1968年法國學生起義之類的斗爭而一直在國家權力和利益驅動的市場夾縫中生存,是非常獨特的。文章說,周家莊的實驗為人類提供了經驗財富,說明并不是所有的方式都是受國家統治、操縱和宣傳的。很多人都對新的社會關系和集體主義顯示了渴望,這些經驗不僅對中國有影響,而且也是人類為集體利益進行斗爭的一部分。
《每月評論》,美國一家有影響的期刊。1949年5月,由美國經濟學家保爾·斯威齊和休伯曼成立,宣稱是一家不屬于任何政黨的、致力于傳播發展馬克思主義教育的“獨立社會主義者”的雜志。剛剛創辦時由私人資助資金,訂戶只有400,而目前發行量據說已達40萬份,并在羅馬出版意大利文版。《每月評論》出版社主要出版有關美國和世界經濟、政治形勢、歷史、文化與社會學方面的著作,現為世界上出版英文馬克思主義和激進書籍的著名出版社之一。
Lau Kin Chi 是文化研究與發展中心的項目協調員,也是中國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的兼職副教授。她是全球和平婦女國際委員會的成員,也是全球可持續發展大學的創始成員之一。
(作者:香港嶺南大學Lau Kin Chi,
翻譯:河北省石家莊市晉州市工商聯副主席 李宗廣)
譯文:
集體主義與中國鄉村治理 獨特的周家莊人民公社
周家莊是獨特的,是當今中國唯一的人民公社體制的鄉鎮,在河北省晉州市,距離省會50公里,有人口13922人,4506戶,8270勞動力,土地面積17860畝(12.03平方公里)。今天,周家莊保持著1956年以來基本形成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六十多年來——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前的十年,到1982年幾乎所有人民公社被解體后的三十八年——周家莊作為一個特殊組織,在由六個自然村組成的一片土地上存在下來,除非熟悉1949年以來中國動蕩的歷史,否則這似乎并不重要。
追尋周家莊的發展軌跡,其個體和集體的主觀性,以及時間和空間的沖突,讓我們得以窺見在中國追求現代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的多重因素。歷史上的內部和外部壓力,使我們能夠理論上了解,周家莊的集體主義在今天的中國的國家權力和利益驅動的市場夾縫中生存。“集體主義”一直是國家話語的一部分,幾十年來,國家的現代化建設都是以集體主義的名義進行的,而周家莊地方集體的制度化日常運作體現了下層對組織原則的思考,以及一種以維護集體為導向的地方治理模式。
1982年:保留人民公社
1982年周家莊發生的事情可以說是一個“斷裂事件”,阿蘭·巴迪歐(法國哲學家、作家,譯者注)曾經提出了這個術語。巴迪歐認為,當被排除在外的人突然出現在社會舞臺上時,才可能發生“斷裂事件”。它打破了常態的表象,為從現實基礎的多重性重新思考現實開辟了空間。斷裂事件是相對于主導秩序,出現新的主題。1982年,周家莊的三千戶人家大膽地選擇不實行國家頒布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1980年代初開始實行的一項改革,其實質是個體化生產,農戶作為“自由人”來經營。
阿蘭·巴迪歐分析了與國家有關的事件:“國家經常以武力組織和維持可能或者不可能,只有在國家權力被削弱的情況下,才可能發生‘斷裂事件’。”
不同于巴迪歐列舉的巴黎公社、俄羅斯革命、文化大革命和1968年法國學生起義,周家莊1982年的事件是低調和幾乎看不見的,不過,周家莊的經歷本身就是一個“斷裂事件”,它與席卷全國的進程背道而馳。雖然全國幾乎所有的人民公社都像雪崩一樣被解體了,但周家莊堅持以自己喜歡的方式延續人民公社,而不是國家強加的家庭責任制模式,也不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人民公社模式。周家莊的選擇對國家權力政策的監管是一個削弱。
這個時刻的國家正積極地脫離農業化,沒有像建國后的前三十年那樣,從農村取得價值來支持工業,而是把就業、食品、衛生、教育和住房的負擔轉移到了個體農戶身上,形成了家庭責任制,于1990年代進行了村級選舉,最終取消了農業稅。國家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盡管社會越來越被“私有化”所支配,國家仍然保持著其最終的監管和干預權威。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人民公社制度的退出,是一個曲折的過程。1978年底,普遍實行人民公社制度,只有個別例外,其中最著名的是安徽省小崗村。1978年12月中央明確規定,禁止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制定這一制度的黨的領導人杜潤生回憶道,1979年,副總理兼農業部長王任重不反對把家庭聯產承包作為過渡形式,但強調要堅持集體主義。1979年中期,只有貧窮和偏遠的鄉鎮才獲得特殊許可,可以解散集體,重返家庭農業。1980年5月,鄧小平果斷承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但堅持“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在實行家庭責任制的地方,只要提高生產力,可以發展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最終使低層次的集體主義就會發展成為高層次的集體主義。”1980年1月至12月,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生產隊所占比例從1.1%提高到14.9%。決定性的突破是在1982年1月1日,中央一號文件頒布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的改革政策,并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改革,解散了人民公社。到1984年,99%的生產隊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官方為大規模改革辯護的言論是,國家是在順應農民的情緒,他們在改革文化大革命期間從上而下的人民公社集體主義。1978年12月,小崗村村民的指紋宣誓成為全國范圍內公開的歷史例證,顯示了農民的決心,只有十八個農民,代表二十戶人家,冒著生命危險,為了所謂的高效率的家庭生產模式而分割集體資產,但它卻預示著8億農民的生產方式發生了變化。
1982年11月,周家莊3055名農戶代表以相反的精神宣誓,要求保留人民公社。小崗村誓詞在中國家喻戶曉,而周家莊誓詞卻一直在不為眾人所知,改革的部分原因是農民對人民公社形式的國家集體化的不滿和普遍抵制,改革允許農民主張其家庭的土地使用權,結果,在中國所有的60萬個村莊中,幾乎2億農戶都獲得了幾十年的土地使用權。90%以上為集體所有和管理的農村資產被分割,盡管在不同的地方,集體的碎片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所有權和管理方式也各不相同。
改革選擇了把農民轉化成個體戶進行生產和生活,而周家莊所堅持的集體主義在公社一級的自治是否可能是國家的另一條道路呢?“削弱國家權力”的威脅太大,不能冒險。
周家莊是如何脫離國家政策是一個大膽的故事,在一個不確定的水域航行,雷金河發揮了關鍵作用。雷金河1921年出生于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從少年時代起,他就一直與日本人斗爭,1944年,他成為一名共產黨員。1948年,他打贏了與當地地主的斗爭,為本村234戶貧困農戶取得了土地。
1949年,28歲的雷金河不會想到,他為把農民從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地方地主的剝削中解放出來所作的努力,只是一場使農民獲得來之不易的成果的艱苦卓絕的斗爭的開始,在接下來的52年里,直到2001年80歲去世,雷金河和他的鄉親們在解放的道路上經歷了曲折。
1982年,周家莊集體經濟發展良好。雷金河在文革期間下臺,在1978年12月恢復了公社領導的地位,他看到棉花供應不足,說服社員們種植更多棉花和更少糧食,1978年至1980年,棉花產量增長了4.8倍,1979年底,公社收入豐厚,還清了欠國家的十八萬元,社員們從公社分得前幾年的財產補償十六萬三千元,還盈余一百六十一萬元。
雷金河以這種顯示集體主義優越性的經濟表現,主張保持集體主義制度,然而,這種選擇與國家政策相悖,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2002年,作家、前河北省省長李爾重在他的《雷金河訃告》中回憶了1982年發生的一件事:“雷金河同志擔心家庭聯產責任制會對周家莊的生產制度產生負面影響,破壞周家莊的綜合灌溉、機械化、集體工業和社會福利,但還是不敢實行家庭責任制,也不敢抗拒黨中央的政策,他們向一些領導人請愿,但這些領導人不敢表明立場。”
雷金河以不屈不撓的毅力,在中央政府的文件中尋找措辭,發現諸如“當地人民的愿望應該得到尊重”和“政策應該因地制宜”之類的詞語,這些詞語通常是空洞說教,但雷金河引用這些詞語來解決當地的問題。他游說一些中央和省級政府領導人,并作出承諾:如果公社經濟不能超過那些家庭承包制地區,它將放棄集體主義模式。彭真,一位中央政府領導人,同意給他一年的寬限期,觀察等待,一年后,公社在經濟上證明了自己,它獲準保留其結構和經營,但不得不在1983年3月更名為周家莊農工商公司。過了一段時間,公司更名為合作社,實質上,直到今天它一直是一個人民公社。
國家政策影響力的削弱,構成了個人和集體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意志主張的一個斷裂事件,但不是對國家形象的抹殺,相反,這只是在以國家為中心,占據了一個邊緣位置。國家的優先地位高于一切,但不能為自己的實現意愿而放棄。因此,周家莊人民公社把國家的形象文字轉化為自治的合法性,即“尊重當地人民的意愿”和“因地制宜”。
雷金河體驗到了集體的優越性,并堅持了他的承諾,建立了一種能維護農民利益的農村組織形式,追求這一目標使他與通過優化控制資源和勞動力來從農民和農業中提升價值的國家建設現代化產生了沖突,這是一個農民領袖召集村民與國家談判的事件,他的公社集體在面對強大的當局時很容易被推翻。在對雷金河不利的情況下,在公社一級需要集中大多數的意志,而不僅僅是少數精英的意志,因此,必須建立高度的多數派內部民主,既要闡明選擇,又要制定詳細計劃,政治表達的基礎不是個人主張的"權利",而是信任與合作。在對抗性的時刻,如反抗國家強加的原子化,政治表達是直接表達的,而在日常生活中,它走的是合作和共同生產的道路,信任與合作的基礎是通過一段持續的共同生活和工作時期的人際相互依存,由此形成了公共管理的模式。
農村組織形態的三十年搖擺
1982年,是在過去30年中周家莊集體與國家在談判中關系最為緊張的時候,周家莊在國家的驚濤駭浪中追求自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農民實行自發的動員,1954年2月,周家莊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立,由10個合作社和13個互助小組組成,425戶加入合作社,占該村家庭總數的87.8%,其他家庭沒有加入,因為合作是自愿的。1956年,全國各地都在興辦村際合作社。1956年2月,周家莊村際農業合作社成立,共有6個村1635戶,人口6896人。
這種組織上的進步對發展周家莊的農業是有益的,從1957年農歷新年開始,周家莊的社員用三年時間把一千畝沙地變成可耕地。1949年,只有7%的耕地得到灌溉,到1965年,有了79口深井使100%的可耕地得到了灌溉。這時國家為了推進各種政治進程而把某些組織形式強加于農民,周家莊開展了群眾性的合作化動員,做出了與其他鄉鎮不同的回應。1956年6月,國家頒布了小合作社合并為大合作社的政策。1956年底,出現了退出合作社的行動,許多非自愿合作社把霜凍和洪水等自然災害作為向當局施壓的機會,要求當局允許它們縮小規模,以便于管理,這是對收入減少、管理不民主和生產資料使用不當的反應,在整個晉縣,只有周家莊和東里莊兩個村際合作社保留了下來, 在周家莊的六個村莊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所有的成員都參加了辯論,從上往下,縣政府向所有合作社施壓,要求它們分成較小的單位,但周家莊合作社最終決定不分裂,雷金河對當局的解釋是,一個公社與另一個公社是不同的,你不能把核桃和栗子算在一起。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久之后,在1958年8月,國家指示成立人民公社。周家莊按要求與另外兩個鄉鎮合并,組成東風人民公社,由10000多戶人家組成,整個晉縣形成了六個特大人民公社。在1959-61年的三年饑荒之后,上級下達了一項命令,要求解散特大人民公社,并將生產組織縮小到20戶人家,周家莊脫離東風人民公社,但拒絕分戶到小集體,而是恢復到1956年6個村下10個生產大隊的結構,平均每個大隊160戶。
1949年至1961年,周家莊的命運與中國的許多村莊一樣,由于國家試圖通過行政和組織機制來控制勞動和生產,農民的積極性逐漸減弱,政策劇烈搖擺,無論是一萬戶的大規模還是二十戶的規模,都是通過上層施加壓力來實現。
農業政策的動搖需要在中國追求現代化的背景下去理解。溫鐵軍(中國人民大學著名農業經濟學家)指出,國家為了振興工業,迫使農村適應農業機械市場,將小型合作社合并成大型合作社,然后合并到人民公社,適應使用大型農業機械是合理的,這是國家政策上工業優先于農業的一種方式。農業產業化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重大舉措,也是對工業增長的支持,相應的一套信念——進步、發展、現代化、科學、增長、生產力和貿易與市場效率——也被使用和宣傳,這些都是資本主義驅動力的基本要素,盡管中國批判罪惡的資本主義,但很早就接受了資本主義的引擎。
在整個文革時期,周家莊仍是1956年的人民公社組織結構,只是在1958年大躍進運動期間采用了強加在農民身上的特大人民公社的官方模式,雖然雷金河是一個忠于職守的共產黨員,但他反對自上而下的國家強加。1958年,當人民公社強制實行集體化的時候,雷金河發表了一個被認為是異端的聲明:“理想是同時為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的利益服務,但是,如果三者發生沖突,后兩者應該優先。”盡管雷反對,公社還是接到了荒謬的命令,比如豬產量從1958年的1985頭到1959年的18397頭,或在一年內將每畝糧食產量從450公斤增加到6500-8500公斤。到1960年5月,縣級以上機關共征用周家莊財產192302元,特大公社征用周家莊財產18866元。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國家對工人和農民的全部勞動產出實行全面控制,雷金河和他的90%以上的領導團隊都被撤職了,他因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行”而入獄。
雷金河是合作化的促進者,在1957年和1961年曾抵制合作社的解體,他與國家政策的對立,產生于他為提高生產力和提高集體經濟的現實考慮,而不是國家為實現工業化而征用農民勞動價值的優先考慮。如果說1957年和1961年的兩次拒絕是艱難的,那么周家莊1982年的選擇可以說是非常艱難的——這是長期努力維護農民利益的歷史中的一個時刻,1982年的事件為周家莊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規劃其獨特的道路奠定了基礎,1982年后,周家莊不僅要繼續面對國家的政策,而且還要面對市場日益增強的沖擊。
集體管理:“三包一獎”制度
為組織形式而進行的斗爭,是根據社區自身的規則、社會和習俗傳統、規范和慣例而進行的——換句話說,是為了管理其社群資產——保留和管理當地的資源、經濟和文化生活。社群資產不僅指商品或財產本身,也指關系:所有權、使用、管理、權利和利益的關系。
周家莊,1958年以前命名為合作社,1984年以后又命名為合作社,建立了具有自己地方特色的人民公社組織模式。“三包一獎”是集體于1953年創造的,在1966年至1978年的文革期間被禁,在文化大革命后得以恢復,既體現了集體自治的創新性,也體現了互相制約。
早在1953年成立合作社時,雷金河大概還不知道國家利益與農民利益之間潛在的關系。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他熱衷于探索提高生產力的途徑,與國家關于通過提高生產力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邁進的話語相一致。雷和他的同鄉們一起想出了一個大多數人認為公平、民主和有效的經濟生產管理方案,他們試圖弄清楚,在不被教條式的平均主義所束縛的情況下,人們如何能夠認識到能力和參與度的差異,同時試圖隨著時間的推移減少不平等。無論是烏托邦式的還是務實的,“三包一獎”在生產時重新核算了勞動力、產出和成本,并提供了盈余獎勵。
該制度區分了372類農業工作,仔細記錄每個集體成員的日常勞動貢獻,這是由勞動時間和產量來計算的,多年來,對分類方法進行了修正。簡而言之,領導制定總體戰略規劃,總會計監督,地方單位負責確定生產目標,如果沒有達到目標,當地單位的所有成員將分擔責任并受到懲罰,而盈余將得到獎勵。這樣做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比傳統的計件或按工作時間付款的辦法更為復雜。在集體成員之間就該制度的細節達成共識之后,工作方式和報酬都在沒有爭議的情況下被接受,因此,避免了薪酬標準化,承認并監測了各類工作之間的差異。
“三包一獎”運行了十年,這一統籌規劃與實踐相結合的管理方案受到了鄉、縣、甚至省級積極評價。1960年至1962年,《河北日報》等媒體廣泛報道了這一現象,但這個制度在后來十二年間被擱置,在此期間,周家莊的運作方式與其他的人民公社相同。
1978年,雷金河恢復公社領導職務,恢復了“三包一獎”作為人民公社體制的必要工具,主流模式并未被接受。
國家政策的威權主義在1980年代初期以各種形式繼續存在,改革時代的市場要求,特別是個人主義和貨幣主義的文化心態,也對“三包一獎”的平等精神造成了巨大壓力。作為暴風雨中的孤島,周家莊不得不設法將規劃(一般戰略選擇)和效率(通過當地團隊的努力)結合起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來自上層的最低限度的壓力,以及來自底層的最大程度的自愿,雖然“三包一獎”并非毫無疑慮或挫折,但它至今仍在運作,因為它被認為是可取的,也是必要的,政治和文化因素起著關鍵作用。“三包一獎”作為公社本身的一項地方倡議,在處理個人與集體之間、脅迫和同意之間、領導斗爭和基層努力之間構建一種相互作用,進行協調。
“三包一獎”的崗位系統,通過不同的測量和工作任務分類運作,遠遠超過基于效率或競爭邏輯的經濟系統,調整責任和任務,目的是縮小公社內被視為“強“和“弱“的人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
土地與農業生產:對集體的改進
周家莊對集體的改進包括公社在文化、社會和經濟項目進行的試驗,以實現其共產主義的愿望。
公社管理資源施政成功的一個主要領域是農業。從20世紀80年代到1991年,共建造了180口電力深井。2003年,投資156萬元,在農田中安裝10萬米防漏管,以改善灌溉系統,節省出 110畝耕地,每年節約用水100萬立方米,同時將灌溉效率提高一倍,每個生產隊都有自己的三十到四十人的專門隊伍,其中至少有一名技術員,以協調應對問題。該公社的農業生產力很高——每畝小麥產量高達480公斤。1990年代初以后,公社為農業發展提供的貸款是無息貸款,這與工業部門的貸款不同。
周家莊的規模,是它的一個優勢,在過去的六十年中,周家莊鄉的人口不到一萬四千人,有六個村莊,最大的一個被分成四個生產隊,最小的沒有與其他村莊的成員合并,地方治理單位是生產隊,由223至577戶家庭組成,人口在703至1729之間。這使得政治管理和經濟生產可以同時進行,保證了生產隊一級的文化認同,對治理和監測的制衡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公社,因此,作為一個土地、政治、經濟和社會實體,生產隊單位是穩定的。每個生產隊都有明確的領導、人口、地理界線、生產目標、耕地、農業生產資料(每個生產隊有自己的大型收割機和大、中、小拖拉機),是一個相對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單位。
保證農業生產的十個生產隊半自治,確保了他們規模小到足以促進有效參與經濟和社會生活。與此同時,在公社一級,規模足夠大,足以規劃和協調各個環節,并通過2008年成立的信貸聯盟運作公社財政。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耕地面積明顯減少。據估計,5億畝耕地被受到污染,影響耕種,三千萬畝撂荒,幾百萬畝耕地只種了一季作物,而不是原本可以種植的兩三季作物。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周家莊的農田沒有撂荒,耕地面積從20世紀50年代的16000畝增加到2008年的21000多畝,雖然在2015年下降到16441畝。
周家莊的主要作物是糧食和水果,2016年種植了10000畝小麥、3000畝葡萄、2000畝梨、2000畝溫室蔬菜和1000畝樹苗。2004年投資1400萬元開辦的奶牛場,擁有1200頭奶牛,年產鮮奶4000噸,年收入2000萬元。
堅持種植糧食自給自足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政治選擇,以貨幣計算糧食的農業回報率很低,人們可以很容易地用現金在市場上購買糧食和食品。然而,在周家莊,人們對土地和農業的感情深厚,“失去我們的土地就是失去我們的根!”周家莊堅持以歷史的眼光看待土地、農業和自然的關系的重要性。
集體提供生活保障
1982年,當周家莊確定了公社的延續模式后,就開始了利用公共資源來平等地改善全體社員的生活。公社管理著三個基金,其總額每年都在增加:占凈利潤分配的10%的用于基礎設施投資積累基金;占凈利潤分配的5%用于12個項目的福利基金,所有社員都能享受;占凈利潤的5%分配給風險基金,用于自然災害救濟或補貼成員收入的大幅下降。2018年,這3個基金累計達到了7.053億元。同1978年相比,農村資金增加了140倍,社員生活水平增加了189倍,工農業總收入增加了247倍。
向所有社員提供的福利和安全包括基本的生計項目——住房、教育、保健、娛樂、養老金和其他方面的特別照顧,最引人注目的是,公社能夠進行長期規劃和執行。
從1982年到2002年,有一項長達20年的改善住房工程,公社以工廠價格向住戶提供建筑材料,公社建設隊免費施工,每棟房屋均占地0.298畝,每棟房屋250平方米,總共建造了3426座兩層的房屋,每座都有一個小庭院和大門,住宅總面積為64萬平方米,家家戶戶都有房子,該住房項目共投資3億元,收回了842畝用于農業的居住用地。公社2009年新建住宅樓41棟,總建筑面積28萬平方米,可容納1500戶居民,2015年人均住房面積為65.14平方米。
在日常生活中,公社一直向所有社員提供免費自來水和電費補貼 (每人每年100元)。每個大隊都有自己的垃圾收集站,有中央垃圾處理站,還有園藝隊,免費服務社員。周家莊的房屋井然有序,樹木林立,街燈燈火通明,環境整潔,與周邊公共事業管理混亂的大多數推行家庭聯產責任制的村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衛生和教育方面,每個生產隊開辦了一個診所,每個診所有1至2名醫生,共10個診所和16名醫生為14 000人服務,這種近乎免費的醫療制度早于國家2002年頒布、2009年確認施行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之前就已經存在。
自1982年以來,周家莊向所有社員提供了九年免費義務教育,而中國政府在1986年才頒布了九年義務教育法,2005年開始實行。
周家莊還解決了農村地區的一個重要問題——確保老年人的生計。自2016年以來,為支付所有社區成員的社會保障福利,公社承諾每年提供3000萬元。隨著工業收入的減少,2014年公社投資1.5億元建設了50000平方米的集體所有制商業綜合體,并獲得了穩定的租金收入。
抵制腐敗力量
與其他鄉鎮相比,周家莊的固定資產、集體資金和人均收入均高于平均水平,2018年,其工農業總收入為12.269億元,凈收入為3.0253億元,其中2.4401億元分配給社員,人均純收入為21730元。
作為一個集體,面對改革大環境的特權個人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和貨幣主義,周家莊努力保持它的公正,周家莊在領導層面上有遏制腐敗的制度機制,例如,所有生產隊不得將200元以上現金隔夜保存,需要每天晚上將現金收入上交給公社會計辦公室,生產隊的收入由公社保留到年底,公社提取5%作為留存資金,在計算收入和支出后,其余部分返回生產隊,以便他們計算成員的工作,分配相應的收入。
公社也有防止在中國大多數村莊都很盛行的奢侈的規定,例如,在婚禮上,最多可以舉辦八桌宴席,彩禮最多6000元,禮金最多20元。
在改革和個性化的洪流中,周家莊接受了國家政策和市場的外部沖擊。借用費利克斯·瓜塔利(法國哲學家、心理學家,譯者注)的術語“心理生態學”,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周家莊采取了一種相對自由主義的模式,允許勞動力自由流動——在公社外工作或創業的村民可以選擇保留公社社員資格。然而,自由主義模式也有其不利之處,導致公社內部的緊張和矛盾,公社堅持的相對平均主義的基本原則越來越難以維持,允許村民外出工作或經營他們的私人企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公社成員之間明顯的收入差距。
從2010年代中期開始,一些成員開始要求分割集體資產,特別是可耕地,為了減少這一壓力,自2016年起,公社每年向每位社員發放500元的現金補助,這個數額大約等于農民耕種一畝主要作物的凈收益,雖然這一措施有助于緩和一些成員的不滿,但這種不情愿的讓步本身并不能消除集體與個人利益的對立。控制和制裁本身不足以捍衛集體,共同的主觀性和精神狀態至關重要,社員之間的社區關系、他們對公社的認同和自豪感是決定性因素。
集體制的經驗理論
周家莊的管理集體實驗,既不是國家發起,也不是個人發起,顯示了社會主義實際存在的可能性,為自治指明了道路,它的形式是人民公社,名字卻不被官方承認,它是一個基層農民社區的創造性設計,在當前的中國政治和社會背景下管理土地、勞動和社會福利。它首先是一個社群內的關系,同時受國家和市場力量所左右。
邁克爾·哈特和安東尼奧·內格里在闡述社群資產的概念時提出,社群資產不僅代表除了自然資源之外還包括知識、傳統和文化,而且還代表社群里不同的思維方式,這些思維不僅是工具,而且是人類與他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強調社群是關系,這與瓜塔利在《三種生態》中提出的觀點不謀而合:“生態哲學的基礎:社會生態學、心理生態學和環境生態學。”
埃斯特瓦借鑒了土著思想和習俗來表達社群,引用來自墨西哥瓦哈卡的兩位土著思想家弗洛里貝托·迪亞斯和詹姆·馬丁內斯·盧納的話,他們創造了“社群性”這個術語,他將這種社群定義為“既是對舊傳統的創造性改造,以抵抗新舊方式的入侵,又是一個可理解的空間。你如何看待和體驗作為一個“我們”的世界。”據埃斯特瓦說,在大多數土著社區的做法是,“每一個我組成一個我們。”
復雜的關系構成了我們的社群,社群不是被視為一個預先存在的或獨立的實體,而是我們世界的組成部分——開放的可及性的關系,在知識、技術、影響、欲望、社會關系、語言中實現的人的潛力,共享生產和再生產條件。
周家莊經驗為這些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闡明了農村自治的可能性和潛力。周家莊一直處于大環境的陰影之中,一方面,西方的冷戰話語往往把“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下的經驗詆毀為是國家宣傳和國家操縱,另一方面,同樣的道理,自1979年以來,與先兆時代有關的一切都被抹殺了,然而,周家莊的實驗為人類提供了經驗財富。在蘇聯和中國,私有制被停止了幾十年,并且實行了不同的集體主義模式。以前,甚至到目前為止,并不是所有的方式都是受國家統治、操縱和宣傳的,數百萬人以不同方式參與的革命點燃了對新的社會關系和新的集體方式的渴望。雷蒙德·威廉斯(英國哲學家、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譯者注)在思考一個超越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時說,問題不在于“人類新秩序在斗爭中是否能夠實現,而是作為其成功的條件,我們有足夠的人可以合理地相信,建立一個人類新秩序是可能的”。
隨著個人主義、自私和貪婪在更大的社會中出現,在受限制的背景下看待,周家莊的經驗并不浪漫,對周家莊公社的這種解讀,有望為集體合作理論做出微薄的貢獻,這些經驗不僅對中國有影響,而且也是人類為集體利益進行斗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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