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打好種業翻身仗,對育種基礎性研究以及重點育種項目給予長期穩定支持;加快實施農業生物育種重大科技項目。”
根據中國種子貿易協會的報告,2018年中國農作物種子進口量為7.27萬噸;2019年農作物種子進口量6.60萬噸。
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錄祥表示:“目前我國進口六、七萬噸種子看起來很多,但跟全年國家20億畝的糧食生產面積來比,它的比重微不足道,0.1%都不到。”
同時,農業農村部數據顯示,近十年,我國植物新品種保護年申請量連續4年居世界第一;良種對糧食增產的貢獻率超過四成。
中國農業科學院目前擁有全球第二大種質資源庫,收藏種質資源52萬份,未來這一數字將擴容到150萬份。
近年來清晰的“轉變”,凸顯著的是約莫十年前、準確的說是十八大之前我國農業領域(特別是種子主權)的失守。
1.
去年3月底時,哈薩克斯坦禁止出口小麥面粉、紅蘿卜、糖和馬鈴薯,越南暫簽新的大米出口合約,塞爾維亞禁止出口葵花籽油等商品,俄羅斯也表示“將每周評估情況再決定是否實施出口”的禁令。
包括此前中美打毛衣,其中關于糧食出口的條目也是爭議最激烈的地方之一。
疫情當前,各國瘋狂自保、逆全球化的態度不可扭轉。
其實這才是人類存活于地球的本來面貌。
哪有那么多“和平”、“互惠共贏”、“夫妻論”、“兄弟論”………和平年代尚且暗槍暗箭不斷,重大全球性公共災難(戰爭、疫情)時就更不可能資源共享。
尤其十八大召開當年度的2012年,我國有50%的省份糧食不足,據《勞動報》報道,2003―2011年,糧食生產累計增長33%;同期消費累計增長41%,消費增速是生產增速的1.24倍。
著名雜交水稻研究專家、寧波市農科院副院長馬榮榮2013年時曾公開吐露數據:“上海的糧食自給能力大約為10%,近90%要靠省外調入;浙江只能自給1/3,其他2/3主要依靠黑龍江、江西、安徽三個省份供給;北京、天津、廣東、福建等省份均不能自足。”
縱使到當下,絕對糧足省份也只有黑、吉、蒙、豫等少數,自給率150%-375%;甘、寧、蘇、湘、川等剛好夠用,自給率約102%-107%。
袁隆平很早之前有過質疑:“很多糧倉虛報、空置,根本沒有糧。就算有糧,又有多少收儲的是新糧好糧?多少是陳糧壞糧?再加上補貼,不排除某些地方存在虛報存量冒領補貼的可能。”
糧食腐敗,已成無法回避的“碩鼠災難”
還記得去年夏天中儲糧黑龍江分公司的玉米鬧劇嗎?就壞糧好糧、陳糧新糧的問題,至今未給出一個讓人信服的調查結論,通篇“基本XX”和方言差異的說辭也是無語,倒是額外違規收費的現象得到了官方的承認……
2.
2012年的十八大之前,我國某些糧庫糧倉的管理幾乎完全是“家天下”的做派,一把手“垂直貪腐”根本無人監管。
著名的“李長軒案”里,農民工被糧庫官老爺“雁過拔毛”的情況,各地就一直涌現不斷。
2006年的時候,為保護農民種糧積極性,國家出臺“托市糧”收購政策,即在市場糧價偏低時,國家糧庫以高于市場價的“托市價”收購農民糧食。
中儲糧,就承擔著托市糧收購任務,同時也享有國家專項的政策優惠:每收購一噸“托市糧”可獲得收購手續費50元、保管費86元,陳糧輪換銷售手續費30元,還有差價補貼。
于是從那時候開始,中儲糧河南分公司一些人就把這種優惠政策用來個人謀利。
為方便農民售糧,中儲糧總公司允許有資質的民營糧企參與“托市糧”收購。
為進入“托市糧收儲企業名單”、拿補貼和糧管費,很多民營糧商不惜重金向中儲糧河南分公司總經理李長軒及各直屬庫主任等關鍵人物行賄。
根據監察機關后續的調查,李長軒受賄金額中有300多萬元來自幾十名各類糧商,最多時,河南小麥托市收購的企業糧庫庫點增加到4200多個。
糧庫負責人與糧商勾結,玩起“轉圈糧”游戲,騙取國家糧食資金,這在體制內國糧界一度是“見怪不怪”。
按慣例,每年收購新糧前糧庫要進行陳糧輪換,賣出陳糧、騰出庫容收新糧。一些糧庫負責人就與糧商串通,由糧商辦理購買陳糧手續,實質上并非真正買。
“托市糧”收購時,糧庫回偽造收購農民糧食的單據。有的糧庫還存有成箱的農民身份證復印件,專門用來偽造收購憑證!
這樣,賬目報表上一出一進,糧庫賺到了國家每噸166元的手續費和巨額糧食差價補貼。而實際上,糧庫的陳糧原地未動,“托市糧”也沒有收購。
2011年時,中儲糧河南分公司51個下屬糧庫,至少就有35個存在“轉圈糧”。最多的寧陵縣直屬庫4年“轉圈糧”3.6億斤,鄧州和滑縣直屬庫3年各“轉”了2億多斤。
河南各直屬糧庫“轉圈糧”28億斤,總價值28億多元,直接騙取的國家糧食資金超過7億元。
更深層的隱患是,“轉圈糧”使國家糧食儲備的家底變得撲朔迷離,直接危害國家糧食安全。
按照中儲糧河南分公司2009年、2010年賬面顯示,當年從農民手中收購了全省80%以上的糧食,而實際收購量不到50%。據中儲糧河南分公司業內人士估計,中儲糧河南分公司每年存儲的糧食至少有1/6是“轉圈糧”。
除了李長軒,還包括在周口直屬庫主任崗位上干了10年的喬建軍這樣的,2011年攜款外逃前,他先期將妻子孩子和大批資金移民美國:2008年至2011年開始轉移資金,此間他先后10次赴香港、7次去美國,并用其他名字另辦一套護照,28次出境赴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地。
而中儲糧河南分公司對此竟然都未加干預,也未履行審核保管其護照的職責,以致喬建軍外逃直接造成虧庫15.25萬噸,直接損失3億多元。
縱向監督軟弱無力的同時,外部監督也處在缺失狀態。對中儲糧這樣的央企,地方黨委、政府職能部門沒有日常監管的權力。而中儲糧作為資金密集型央企,業務相關的銀行本應監督糧食資金使用,但實際上監管作用也發揮不力。
由此,垂直管理成了“天高皇帝遠”,無人監督,無人管理………
3.
大約十年前,茅于軾等人伙同南方系媒體大吹“三大改革”:政治上實行西方式皿煮xian政;經濟上實行全盤私有化;農業上放棄18億畝耕地紅線、改為全盤糧食進口。
茅老頭鼓吹:“目前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糧食都依靠進口,日本40%的糧食依靠進口,韓國和古巴的糧食進口率更是分別達到了60%和80%,而對于中國這個已經有大量糧食儲備的國家來說,就算要進口糧食,進口率也不會很高,完全不用擔心。”
“糧食不夠吃”,這早已是現實大問題,而茅于軾這樣的賊臣前些年竟然還能大登主流媒體的舞臺,實在令人脊寒。
約十年前的2010年底時,全國耕地總數不足18.26億畝,已迫近18億畝紅線;人均耕地不足1.5畝,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發達國家的1/4。
聯合國對耕地一直有一個警戒線:人均耕地低于0.8畝的時候會發生生存危機——但當時,全國2000個左右的縣里,有660多個縣人均耕地面積低于0.8畝。
根據國土資源部的統計數據,1996―2006年全國耕地減少了1.24億畝。這些減少的耕地大部分發生在南方,其中一多半是因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占用的稻田。
“不夠吃”造成的結果只能是“買著吃”,到2019年中國農產品進口金額已達到1509.7億美元。
2019年我國進口糧食1.15億噸,國產糧食為6.6億噸,進口占國產比例17%——放在平時不會出太大的亂子,但如果發生全球性糧食危機(如突然爆發公共衛生災難),那手里有鈔票卻買不到口罩的痛苦,國人已經體會過了。
4.
以大豆為例,長久以來基本形成了一種“南美種,美國定價,中國買”的被動格局。
1995年我國開始進口大豆,出口國變進口國,5年后進口量就超1000萬噸。
到2016年,我國本土大豆出產量僅維持1200萬噸,然而進口量卻達8323萬噸,對外依存度超85%——這早就超過了紅線,且進口來源正是美國。
美國引領的種子產業競爭,造成了農產品安全最大的隱患:種子殖民化。
包括我之前提到的蓋茨基金會控股的、作為生物殖民機構的孟山都,這家標桿性的生物戰爭公司此前最大的手筆不是配合蓋茨在非洲推行滅絕人口的絕育疫苗,而是利用種子差價和專利制度,活活玩死了阿根廷這個原本的農業頭部發達國。
阿根廷這個農業大國怎么淪落的,知道的人不少,我就不多寫,最重要的我們自身。
需要看到的是,當前全球十大種子公司,美國占據4席,分別是:孟山都(美國)、杜邦(美國)、先正達(瑞士)、利馬格蘭(法國)、圣尼斯(墨西哥)、埃德瓦塔(荷蘭)、道化工(美國)、KWS AG(德國)、Delta & Pine Land(美國)、Aventis公司(德國)。
從上世紀80年代門戶大開、直到2000年我國《種子法》實施以來,國內種子市場對外資全面開放,包括杜邦、孟山都、先正達等,悄無聲息地布局中國,紛紛在中國設立辦事機構、建立研發中心、布置品種試驗、參股中國本土優勢種子企業、成立合資公司等。
僅孟山都一家,在1996年時就已經在上海、北京、廣州、安徽設立了四家在華子公司。
到2019年,在我國注冊的外資種企超過70家,控制了我國高端蔬菜種子50%以上的市場份額。
以玉米為例,美國“先玉335”一度搶占了一半以上的東北玉米市場。風頭始于2010年,我國玉米從那時進口量也是猛增。
到2016年,中國本土玉米種植面積3676萬公頃,較之2000年足足減少136萬公頃。
“國外種子按粒賣,國內種子按斤賣”的嚴酷現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折射出中國種業的軟肋。
5.
同時,十八大之前,我國農業補貼力度也相對較小,對于世貿規則的遵守卻比歐美日等國更為嚴格。
經合組織國家農業補貼平均水平為21.7%,遠高于我國的9.1%,而韓日的補貼水平更是高達52.1%和47.3%。
至于美國,農民收入中農業補貼占比達40%——這種交叉現狀,造成了中國本土種企、糧企難以為繼。
如2002年5月,美國政府頒布了《2002年農業安全與農村投資法案》,計劃在此后10年內要增加農業補貼1900億美元,這種規模是我們難以企及的。
世貿組織規則所允許使用的12類“綠箱”措施中,我國也只使用了6類,國內政府各部門對農業的投入總量不及美國聯邦政府農業預算的1/5,國內支持總量(不含大江大河治理、生態環境等)僅占農業總產值的3.6%,遠遠低于世貿組織多數成員5%~20%的水平。
結果就是西方種子公司、糧食集團在飛速的成長,并進入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大肆鯨吞市場、吞食本土糧食企業。
“洋種子”壟斷定價權、供貨權的結果是,每年給國內種植業造成漲價、無貨、減產等恐慌,直接威脅到中國的農業安全,過往也屢屢在外交交鋒中對中國外交團隊形成一定程度的掣肘。
但是十八大后迎來了不小的改變。
根據農業農村部的數據,十八大以來中央財政累計安排農機購置補貼資金1697億元,扶持2200多萬農戶購置農機具2800多萬臺(套),大幅提升了農業物質技術裝備水平。
效果是顯著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糧食產量連續8年保持在1.2萬億斤以上,這份成績總體而言還是值得欣慰的。
6.
除了糧食自給,糧食安全和進口糧種安全的問題也同樣值得有關部門警惕。
就在去年,天津海關在一批美國進口的燕麥種子中檢出檢疫性有害生物,豚草。
豚草生命力極強,會抑制其他植物生長,破壞原有生態系統,是一種非常典型的生物武器。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它會被美國人混在燕麥種子里出口到中國?
結合新冠疫情,這真的沒法不讓人陰謀論。
陰謀論是不能輕易拋出的,它會暴擊那些崇拜美國、倡導天下大同的香蕉人的心——然而從歷史看,“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句話,真不是我們刻意掛在嘴邊,而是它總是配合著殘酷的事實,主動地回響在我們耳畔。
除了混入燕麥種子豚草,自2013年9月以來,盡管玉米市場處在失守邊緣,但中國已經篩查并拒絕了上百萬噸的美國玉米進入國內。
原因很簡單:這些玉米被查出含有中國沒有批準的轉基因成分“MIR162”。
除了糧苗、種子,近些年還包括無天敵昆蟲被外籍人員帶入大陸境內的案例,如蜱蟲、銹赤扁谷盜、活體蟋蟀等近乎于沒有天敵、且可以大面積破壞農作物耕地和生態平衡的“生物武器”。
蘇州海關、福州海關、深圳海關近幾年屢有查獲,目的自然除了傳播病菌,還有便是打擊中國本土的糧食生產。
跋.
基辛格有一句話流傳甚廣:“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前文提到的寧波市農科院前副院長馬榮榮曾直言:“戰爭、動亂、災難來了,糧食就有困難了。基本的口糧如果有10%的不足,社會可能會出現動亂;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亂掉了。”
大大更是在2017年發過話:“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是一個永恒的課題,任何時候這根弦都不能松!”
希望有關部門永遠保持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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