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是我院高級研究員王今朝教授2016年撰寫、2019年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人視野中的經濟發展》一書的第四章。農業GDP雖然只占我國GDP的很小比例了，但農業依然是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這顯示西方GDP理論可能的誤導性），“無糧不穩”依然是我國國家治理的基本指導思想之一。然而，當下，我國糧食供給側面臨兩大相互交叉的主要挑戰，一是穩定國內糧食供應的挑戰（不能寄過多希望于糧食進口），二是糧食基因安全問題。這兩大問題也與中國未來農村的土地制度、政權建設（是建立政經一體的基層政權，還是建設政經分離的基層政權？后者顯然違背辯證法普遍聯系原理）、農村的穩定、城鄉差別的消除有著緊密的聯系（參見《張文茂：我國三農問題的基本線索及最新動態》）。在新冠疫情肆虐世界對中國尚不無影響的今天，保證中國國家糧食安全尤其重要。特編發此文，以饗讀者。　　

一、中國歷史上的農業發展成就

　　這個話題與中國到底能不能自己養活自己有關。為什么要講這個話題呢?因為一些外國人打著美國“一流”大學、機構的旗幟，對中國農業生產能力指手畫腳，甚至煽動恐慌。比如，美國一位有影響的學者在20世紀90年代來到中國提出“誰來養活中國”的問題。善良的人們總是認為，既然這些人是美國“一流”大學或機構學者，那一定是科學的代表、真理的化身。其實不然。即使學術沒有國界，真正的學者以學術為唯一的圭皋，也不妨假道學的學者打著學者的旗號兜售別有用心的伎倆。中國傳統故事中，一個小孩在狼沒有來時卻喊狼來了，戲弄別人，狼真來時，沒人救他了。中國古典小說《封神演義》中，周幽王烽火戲諸侯，也國破家亡了。其實，如果熟悉中國的歷史，自古以來中國人依靠自己的力量非常好地解決了自己的農業發展問題，就不會相信這種“誰來養活中國人”的異見邪說了。

　　中國農業發展曾經長期領先于世界。春秋戰國時代的《黃帝內經》，就有“粳米、小豆、麥、大豆、黃黍”五谷的記載，而《孟子滕文公》則有“稻、黍、稷、麥、菽”五谷的記載。五谷詞義的不同表明，中國古代農業就已經有了重大發展。這與現代一些西方人所說的產品創新是相似的。不過，與我們對現代一些西方創新者的耳熟能詳所不同的是，我們今天對中國古代農作物種植的許多創新者都不知其名了。

　　中國古代人不僅在農業生產上做出了靜態的取舍，而且做出了動態的發展。中國先人不滿足于水產漁捕之利，而是要爭取更大的利益。《史記·八書第七 河渠》記載：

　　“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大禹)“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這說的是，中國古代人密集地居住在黃河流域，他們為了過上好生活而決定治水。在當時生產力條件下，做那樣的工程，必須借助地形之利，抓住關鍵環節，才能取得成功。大禹首先認識到了黃河發源地的海拔很高，特別是到了大邳這個地方，如果黃河直接東流，因為落差很大，在降水豐沛的年份里，下游河道就會被沖垮，造成災害，因此，大禹就把黃河流向改為向北，而且把黃河分為兩個河道，進一步減輕河水對河道的壓力，而在大陸這個地方，又分為九個河流，來承接黃河流水，最后歸于渤海。

　　大禹上述的治水策略不僅取得了“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的功勞，而且產生了巨大的歷史外部性，誘導出黃河上下、大江南北等領域的治水工程：

　　“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

　　在楚，

　　“西方則通渠漢水、云夢之野，東方則溝通江淮之間”，

　　在吳：

　　“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

　　在蜀，

　　“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

　　在秦，韓國間諜鄭國

　　“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并北山東注洛三百馀里”。“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馀頃，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兇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由以上可見，中國古代“水利”技術就已經非常高超，而且已經把“水利”技術擴散到四面八方了。

　　中國古人不僅興修水利，而且知道節水。比如，中國人很早就知道了水稻，但中國古代北方在山陂陵阪地區主要種的不是需要很多水的稻麥，而是黍稷等旱地作物。這種取舍也是中國人民早期節約耕作成本的一種證明。

　　可以想見，既然中國古代人在農業種子、農業基礎設施上取得了這樣大的成就，不管今天中國農業面臨著怎樣的挑戰，只要認真地加以研究，只要繼承大禹、李冰、鄭國在改善農業生產條件過程中表現出的巨大忘我精神，就沒有什么可怕的，不勞外國人置喙。　

二、新中國前30年農業發展成就空前

　　上述中國農業進步主要是從改善生產條件入手。當新中國建立之后，中國共產黨人沒收了地主土地，又實施了合作化和公社化，則主要從改善生產關系入手。如何衡量這些舉措呢?是否因為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還沒有基本解決溫飽問題就表明中國的這種農業發展戰略是失敗的呢?不是的。是否解決溫飽并不是衡量新中國前30年農業發展戰略的科學指標。

　　首先，新中國前30年沒收地主土地、合作化、公社化的農業發展道路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國情決定的。中國革命成功依賴于發動農民，而在這個發動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與人民結成了深厚的魚水情，難道革命成功之后，就要背叛農民階級，再讓農民遭受地主剝削和壓迫嗎?地主一旦得到合法性承認，會輕易讓中國農民從農村中解放出去到城市里去做工嗎?而且，工業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兩面性已經被中國共產黨人所深深領教過了。如果采用家庭農場，中國農村就會出現一個農業資產階級，可以依靠這個資產階級在城市實現服務于工人階級利益的工業化嗎?對此，毛澤東很清楚，他在1953年說：

　　“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那就要兩頭落空。”

　　其次，合作化、集體化、公社化是工業化的必然要求。實現工業化既定目標需要糧食等農產品物資。比如，一五計劃要求1957年我國糧、棉產量比1952年分別增加30%和34%【1】。從馬克思主義主要矛盾的分析方法看，也從西方學院派的投入產出理論看，這將是中國一五計劃期間農輕重協調發展的基石。按照當時的生產水平，完成這兩個增產并不容易。對此，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一文中做過理論的闡述。他說：

　　“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而孤立地去進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現在是很低的，而國家對于這些物資的需要卻是一年一年地增大，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即農業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經營，包括由國家組織的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移民墾荒在內(三個五年計劃期內，準備墾荒4億畝至5億畝)，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

　　合作化、公社化為工業發展不僅提供糧食和原料，而且提供了市場。重工業的拖拉機生產、其它農業機器生產、化學肥料生產、農用煤油和電力生產等等，只能在農業發展中找到市場。而中國如果是小農經濟，農村就無力購買大型機械，就需要發展大型的營銷網絡來銷售化肥、煤油、種子，而這就要發展龐大的服務部門。在公社化后，大型機械、種子、化肥、農藥都可以直接銷售給公社和大隊，而無需銷售給個人。可以說，合作化、公社化的方法讓中國在建國后的前30年里節約了那種分散的市場經濟下的交易成本。

　　中國農業的這種規模經營方法究竟怎樣還可以從與替代性解決方案的比較加以衡量。當時，世界有兩種實現農業規模經營的方法：美國家庭農場和蘇聯集體農莊。美國家庭農場不用說了，不可能采用。為什么中國沒有采用蘇聯集體農莊模式呢？

　　首先，地大物博、人口稀少是蘇聯實行集體農莊的一個基礎條件。相比蘇聯，中國土地少得多，人口多得多。其次，俄國政權主要通過城市革命成功獲得，布爾什維克與農村各階級之間缺少長期聯系和因此而形成的階級友誼。中國則不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和官僚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地主階級中的一部分、大部分富農中農都結成了統一戰線，這使得中國的地主、富農對于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相當了解。盡可能地讓中國地主、富農在中國工業化過程中減少抵抗，甚至把抵抗轉化成一種合作，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大利益。這也是毛澤東《不要四面出擊》(1950)所規定的一個既定戰略!中國在革命過程中急于求成造成巨大損失的殷鑒不遠。第三，俄國革命成功后即面臨內戰和外國武裝入侵，而此時農村富農、地主以拒絕與城市交換糧食相威脅，蘇聯面對國內戰亂、外國干涉甚至入侵，沒有時間、資源去和平地讓農村富農地主與城市無產階級進行通力合作。新中國建國后沒有內戰，這就有條件采取相對溫和的辦法。

　　合作化和公社化到底有沒有讓中國農業發展取得成效呢？在1949年中國糧食產量11318萬噸基礎上，1952年上升為16392萬噸、1957年為19505萬噸，1949-1957年這種年均增產7.0%、1952-1957年年均增產3.5%的成績是非常不容易了。1976年中國糧食產量為28631萬噸，1952-1976年年均增產為2.35%的數字盡管看起來并不好看，但中國1978年糧食產量為30477萬噸，1999年為50839萬噸，1978-1999年糧食增長率也只有2.46%【2】。這就表明，新中國前30年的農業發展成就不能否定。更不能因為公社化中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而否定了【3】。如果中國實行人民公社產生了堪比公社解散后的糧食產量增長，卻又保證了人民生活，為工業化提供了資金、資源和市場，那不反過來說明公社化是一個好政策嗎?

　　新中國即將慶祝66華誕(注：本文寫于2016年)。在她66年的生命中，人口增長了9億，相當于新產生了三個美國。沒有農業的成功，不可能養活世界上這個最大規模的人口。美國以世界上最發達的農業生產力卻只供養了3.15億人口反而表明，其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并沒有用于提供人民的基本保障。　

三、中國今天農業發展的兩大挑戰

　　雖然中國農業發展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就，但中國農業發展也面臨挑戰。特別是，在西方新古典經濟思維甚囂塵上的時候，中國制定農業政策需要注意如下兩個重大問題。中國農業政策制定部門和更高級的部門對這兩個問題都有關注。本書把它們提出來，希望引起更多關注。

　　（一）防止出現糧食大幅減產、減收

　　中國農業早已超越了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個階段。造成中國局部出現饑荒的那種經濟形勢已經不復存在。但是，由于以下原因，依然不能對農業減產、減收掉以輕心：

　　第一，市場化作用下人口流動的威脅。經過37年的改革開放時期，市場化曾經是穩定、改善中國農業的一種力量，但它的這種作用是否依然存在是值得思考的。在河北石家莊附近的一些農村，在80年代初分地時，平均每個人分得的土地是一畝左右。這種格局就大致沿續到了今天了。今天，中國一畝糧食大概只有不到2000元的年凈收益(總收益減去種子、化肥、澆地、農藥等費用)。如果把這看作是一個農民的工資，假設農民在土地上每年的工作時間是2個月，這就相當于農民的月工資只有1000元。這與他在城市打工所得到的工資相比是很低的。更重要的是，在城市里，他還可以在其它的10個月里都有工作、有收入。在這樣的市場格局下，農民從個人理性的角度，自然是要外出打工而不是留在家里了。然而，這種個人的經濟理性持續30年后，讓留在農村的老人、兒童和婦女所占比例越來越大，同時也就讓中國的糧食供給更多地落在老年人身上。再過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這些老年人活在世上的越來越少，還有多少能從事農業生產呢?中國的糧食供給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呢?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重大的政治經濟威脅。

　　第二，私有化的危險。中國合作化、公有化過程中曾出現較嚴重問題，今天，中國農業的私有化也可能產生嚴重問題。在當前中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因農村勞動力缺乏而受到巨大沖擊的情況下，農業的規模化經營可能成為中國農村由社會主義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轉變的契機。中國農村已經不乏一個企業承包、租賃幾千畝土地的案例。可以想象，這些私有經濟成分普遍以利潤為導向，在低廉的糧食價格的作用下，它們很有可能退出糧食生產，轉而通過建廠房、工業園來牟利，從而導致中國耕地面積的急劇下降。這是危險之一。危險之二是，即使這些私有經濟成分依然經營農業生產，但由于規模化后大量使用機器，減少人力投入，很有可能出現廣種薄收的生產模式，這就會根本改變目前中國這種小農經營的相對精細化經營的格局，從而使畝產量下降。除此之外，還可能會有大量的收獲過程中的浪費。

　　第三，農業經營多元化的危險。隨著經濟發展，中國人的食品結構已經發生很大變化。表4-1表明，中國人均糧食、蔬菜和食用菌的消費總量和比重大大下降，肉禽、水產、蛋、奶、食糖的消費總量和比重大大上升。從這些食品的供應看，多元化經營會導致糧食耕地面積的絕對下降。事實也確實如此。參見表4-2。中國家庭食物消費結構發生變化，平均每人對糧食的直接需求會更少一些，但由于肉禽、水產品、蛋類、奶類的供應都需要消耗糧食，今天中國對糧食的總需求實際上更大。這樣看來，農業經營的多元化對于糧食供給的威脅在于，它讓糧食產量和直接供應餐桌的糧食數量產生了重要變數。

　　表4-1：全國居民人均主要食品消費量（消費量單位：千克）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4》表6-2、6-15、《中國統計年鑒·1979·人民生活·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主要食品消費量》。其中，1978年為油料產量(而不是食用油)。

　　數據說明：酒、糖、奶數據未在總消費量中加以計算。這兩年的統計年鑒在統計口徑上也不完全相同。但對于本文的目的，這種統計口徑上的差別似乎并不重要。*表示沒有數據。

　　第四，錯誤觀點的影響。中國為了保證糧食安全，劃定18億畝耕地作為紅線。然而，中國不乏批評這條紅線的聲音。從表4-2看出，中國只是在1978年時糧食作物播種面積達到了18億畝。在隨后的30多年中，所有年份的糧食播種面積都低于18億畝。但播種面積的這種下降是值得警惕的。特別是，稻谷和小麥的播種面積呈現下降的趨勢，只是玉米播種面積從1978-2013年高達80%的上升才沒有讓糧食作物播種面積更多下降。油料、蔬菜、果園播種面積的增加才是中國農作物播種總面積增加的主要原因。可以想象，如果18億畝紅線守不住，17億、16億、15億畝紅線也可能守不住。

　　表4-2：變化中的中國農作物播種面積（單位：百萬公頃，即150萬畝）　

　　資料來源：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4/indexch.htm。2014年《中國統計年鑒》表12-8“農作物耕作面積”。

　　與那種否定18億畝紅線的觀點遙相呼應的一種觀點就是，既然香港、紐約不種糧食而可以衣食無憂，中國大陸也可以。如果這種觀點在中國產生重大影響，中國的農業減產、減收就不可避免了。香港、紐約實乃彈丸之地，其糧食供給可以借助市場而仰賴世界，不生產糧食而無饑餓之虞。整個中國的糧食供給卻不可能依靠任何其它國家、地區，因為它太大了。在市場經濟思潮如此泛濫的中國，強調糧食自給自足非常重要。在歷史上，每當中國國內糧食供給小于其正常需求而不得不從國際市場上進口時，就會遭遇國際市場的提價，從而蒙受巨大經濟損失。對于中國而言的這種巨大損失，對于它國，特別是農業大國，就是巨大經濟利益。除了這種經濟上的損失，糧食短缺還可能引起無法控制的災難性后果。這里有兩大案例說明，向他國借糧是不那么有保障的。

　　馮夢龍著《東周列國志》第三十回“秦晉大戰龍門山，穆姬登臺要大赦”描述了晉國向秦國借糧成功，秦國向晉國借糧卻未果的過程：

　　話分兩頭。卻說晉自惠公即位，連歲麥禾不熟;至五年，復大荒。倉廩空虛，民間絕食，惠公欲乞糴于他邦。思想惟秦毗鄰地近，且婚姻之國，但先前負約未償，不便開言。郤芮進曰：“吾非負秦約也，特告緩其期耳。若乞糴而秦不與，秦先絕我，我乃負之有名矣。”惠公曰：“卿言是也。”乃使大夫慶鄭，持寶玉如秦告糴。穆公集群臣計議：“晉許五城不與，今因饑乞糴，當與之否?”蹇叔、百里奚同聲對曰：“天災流行，何國無之。救災恤鄰，理之常也。順理而行，天必福我。”穆公曰：“吾之施于晉已重矣。”公孫枝對曰：“若重施而獲報，何損于秦?其或不報，曲在彼矣。民憎其上，孰與我敵?君必與之。”卆豹思念之仇，攘臂言曰：“晉侯無道，天降之災。乘其饑而伐之，可以滅晉。此機不可失!”繇余曰：“‘仁者不乘危以邀利，智者不僥幸以成功。’與之為當。”穆公曰：“負我者，晉君也。饑者，晉民也。吾不忍以君故，遷禍于民。”于是運粟數萬斛于渭水，直達河、汾、雍、絳之間，舳艫相接，命曰：“泛舟之役”，以救晉之饑。晉人無不感悅。

　　明年冬，秦國年荒，晉反大熟。穆公謂蹇叔、百里奚曰：“寡人今日乃思二卿之言也，豐兇互有。若寡人去冬遏晉之糴，今日歲饑，亦難乞于晉矣。”卆豹曰：“晉君貪而無信，雖乞之，必不與。”穆公不以為然。乃使冷至亦赍寶玉，如晉告糴。惠公將發河西之粟以應秦命。郤芮進曰：“君與秦粟，亦將與秦地乎?”惠公曰：“寡人但與粟耳，豈與地哉?”芮曰：“君之與粟為何?”惠公曰：“亦報其‘泛舟之役’也。”芮曰：“如以泛舟為秦德，則昔年納君，其德更大。君舍其大而報其小，何哉?”慶鄭曰：“臣去歲奉命乞糴于秦，秦君一諾無辭，其意甚美。今乃閉糴不與，秦怨我矣!”呂飴甥曰：“秦與晉粟，非好晉也，為求地也。不與粟而秦怨，與粟而不與地，秦亦怨。均之怨也，何為與之?”慶鄭曰：“幸人之災，不仁。背人之施，不義。不義不仁，何以守國?”韓簡曰：“鄭之言是也。使去歲秦閉我糴，君意何如?”虢射曰：“去歲天饑晉以授秦，秦弗知取，而貸我粟，是甚愚也!今歲天饑秦以授晉，晉奈何逆天而不取?以臣愚意，不如約會梁伯，乘機伐秦，共分其地，是為上策。”惠公從虢射之言。乃辭冷至曰：“敝邑連歲饑饉，百姓流離。今冬稍稔，流亡者漸歸故里，僅能自給，不足以相濟也。”冷至曰：“寡君念婚姻之誼，不責地，不閉糴，固曰：‘同患相恤也。’寡君濟君之急，而不得報于君，下臣難以復命。”呂飴甥、郤芮大喝曰：“汝前與卆鄭父合謀，以重幣誘我，幸天破奸謀，不墮汝計。今番又來饒舌!可歸語汝君，要食晉粟，除非用兵來取!”冷至含憤而退。

　　無獨有偶，《東周列國志》第八十一回“美人計吳宮寵西施，言語科子貢說列國”則記載了吳國借糧給越國，反受越國連環算計的故事。它可與上面秦晉故事相互參照：

　　越王勾踐聞吳王寵幸西施，日事游樂，復與文種謀之。文種對曰：“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歲年谷歉收，粟米將貴，君可請貸于吳，以救民饑。天若棄吳，必許我貸。”勾踐即命文種以重幣賄伯嚭，使引見吳王。吳王召見于姑蘇臺之宮，文種再拜請曰：“越國洿污，水旱不調，年谷不登，人民饑困。愿從大王乞太倉之谷萬石，以救目前之餒，明年谷熟，即當奉償。”夫差曰：“越王臣服于吳，越民之饑，即吳民之饑也。吾何愛積谷，不以救之?時子胥聞越使至，亦隨至蘇臺，得見吳王，及聞許其請谷，復諫曰：“不可，不可!今日之勢，非吳有越，即越有吳。吾觀越王之遣使者，非真饑困而乞糴也，將以空吳之粟也。與之不加親，不與未成仇，王不如辭之。”吳王曰：“勾踐囚于吾國，卻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吾復其社稷，恩若再生，貢獻不絕，豈復有背叛之虞乎?”子胥曰：“吾聞越王早朝晏罷，恤民養士，志在報吳。大王又輸粟以助之，臣恐麋鹿將游于姑蘇之臺矣。”吳王曰：“勾踐業已稱臣，烏有臣而伐君者?”子胥曰：“湯伐桀，武王伐紂，非臣伐君乎?”伯嚭從旁叱之曰：“相國出言太甚，吾王豈桀、紂之比耶?”因奏曰：“臣聞葵邱之盟，遏糴有禁，為恤鄰也。況越，吾貢獻之所自出乎?明歲谷熟，責其如數相償，無損于吳，而有德于越，何憚而不為也?”夫差乃與越粟萬石，謂文種曰：“寡人逆群臣之議，而輸粟于越，年豐必償，不可失信!”文種再拜稽首曰：“大王哀越而救其饑餒，敢不如約。”文種領谷萬石，歸越，越王大喜，群臣皆呼“萬歲!”勾踐即以粟賜國中之貧民，百姓無不頌德。

　　次年，越國大熟。越王問于文種曰：“寡人不償吳粟，則失信;若償之，則損越而利吳矣。奈何?”文種對曰：“宜擇精粟，蒸而與之，彼愛吾粟，而用以布種，吾計乃得矣。”越王用其計，以熟谷還吳，如其斗斛之數。吳王嘆曰：“越王真信人也!”又見其谷粗大異常，謂伯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散與吾民植之。”于是國中皆用越之粟種。不復發生，吳民大饑。夫差猶認以為地土不同，不知粟種之蒸熟也。文種之計亦毒矣!此周敬王三十六年事也。越王聞吳國饑困，便欲興兵伐吳。

　　《東周列國志》雖然是小說，但里面的主要情節都依據史實，再加以敷演。即使上述情節不是史實，但既然有人想出來，難道就不會有人用?

　　（二）防止農業濫用轉基因技術

　　除了農業產量和收獲量減少的挑戰之外，中國農業發展還面臨轉基因農作物的挑戰。

　　首先，轉基因作物確確實實存在著風險。一塊土地上種植煙草之后，就在未來的數年中不適合種植糧食。土地上種植轉基因作物是否會有類似效應呢?轉基因作物對其它農作物、動物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轉基因作物自身的種子能否自身進行繁衍呢?轉基因作物在未來會不會發生重大的變異呢?不同的轉基因作物之間是否會有相互作用呢?在轉基因作物對于人的健康、壽命、所居住的環境產生的影響還不確定的情況下，就貿然大面積播種，太危險了，可說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更何況，誰能保證某種轉基因作物在某個特定的條件下不會成為一只引起一場全球風暴的蝴蝶呢?有人說，當年中國引進玉米種植難道不是引進一種新的基因品種嗎?國家監管了嗎?中國當年引進玉米盡管是缺少國家監管，但至少玉米基因與人體的關系客觀上經受了美洲印第安人長期實踐的檢驗。在今天，對轉基因如果國家能夠監管卻沒有監管，這至少是政府不作為。

　　其次，即使沒有上述風險或者上述風險得到解決，與西方轉基因研究相比，中國的轉基因研究處于怎樣的狀態呢？如果西方的轉基因研究先進于中國的轉基因研究，但西方的轉基因應用卻落后于中國，那么，西方限制應用轉基因研究的成果，中國一些人為什么這么大膽，一意孤行地主張大規模地應用轉基因呢?而且，如果西方的轉基因研究領先于中國，中國一旦支持轉基因產品大量應用，在當今開放條件下，就會讓外國相關研究機構和企業憑借這一生物技術獲得巨大利益，中國為了得到什么東西而將這種利益拱手讓人呢?僅從這個經濟角度看，中國在可預見的將來也不能大面積地推廣種植轉基因農作物，最好是嚴格控制。　　

四、反思一些西方發展理論

　　在20世紀60年代的一些發展經濟學家開始指責5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片面強調工業化而犧牲了農業。他們提出了一些理論，比如人力資本理論、市場理論、開放理論，獲得了廣泛的影響。可是，不難發現，今天中國所面臨的上述兩大挑戰，盡管不是受這些西方發展理論支配而產生的，但與它還是有著種種聯系。中國實踐證明，這些60年代興起的理論本身強調農業，強調市場，但它們是失敗的。

　　（一）農業國依靠市場機制來發展經濟產生的巨大可避免成本

　　5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確實是強調工業化，農業部門成為工業化的支持部門，即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提供勞動力、資金、資源和市場，但是，至少如中國這樣的國家，這種格局是工業化發展的必然代價。站在道德的高度指責這種發展戰略容易，但用他們所設計、所支持的戰略，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只能讓經濟發展中產生巨大的可避免成本。

　　首先，在過去30多年中，世界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不過是農村大量青年人的無產階級化的過程。他們走向城市，在城市部門從事著種種職業，卻絕大多數只能得到微薄的收入。不僅青年人如此，在經濟發展的旗號下，有不少中老年農民不情愿地失去了他們的土地，也無產階級化了。這個過程與當年英國圈地運動時期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它也是一種圈地運動，盡管不是為了養羊。值得指出的是，社會主義國家一旦實行經濟自由化，個體的經濟理性就會起作用，就會有人做起私人老板，有人成為雇傭工人。淪為無產階級的人放棄了本來可以在農村發展中得到的機會，還不得不承受背井離鄉本身的巨大經濟和心理成本。而中國建國后30年的發展表明，這絕對是中國經濟發展可以避免的一種巨大成本。這種成本是中國最廣大農民的命運被改變了。

　　其次，在允許發展私有制的條件下，大多數人的半無產階級化和無產階級化必然帶來少數人的發財致富。不要說通過廉價地獲得幾億人、幾代人高積累、高建設、低收入、低消費地建立起來的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不要說通過股票市場的巧取豪奪，就是在純粹的實體經濟部門，一些人借助私人企業這個工具榨取他人的剩余價值的數量也是空前巨大的。在他們所得到的剩余價值中，不僅包含所雇農民工做出的直接勞動貢獻，而且包括留守農村的老人和婦女在農民工離鄉之后承擔他們本來可以承擔的勞動所做出的間接貢獻。老實說，英國圈地運動后，由于農民已經成為完全的無產階級，資本家還不得不承擔他們全家的支出。而在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打工收入不用提供全家的生活支出，打工者的工資就被壓低到支撐全家在城市生存的工資以下的水平。這樣一來，雇傭者的利潤率相對當年英國雇傭者的利潤率就高了。在中國，今天遠超英國當年的人口，為任何一個有經營頭腦的私人老板提供了廣闊的銷售市場;今天遠超英國當年的技術和資本水平也為任何一個有經營頭腦的私人老板提供了遠為廣闊的獲利空間。中國在短短的30年的時間里，就從世界最平等的國家之一變成了世界收入極不平等的國家之一。這種經濟發展過程的巨大可避免成本無論是20世紀60年代還是50年代的西方發展經濟學都沒有考慮的。

　　（二）農業領域對外國資本、外國產品過度開放加劇經濟不穩定

　　早在殖民主義時代和半殖民主義時代，外國資本、外國產品的過度進入都是一個國家的不穩定因素。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獨立以后，外國資本、外國產品的進入如果不受管制、控制，也必然導致經濟不穩定。

　　首先，資本的本性就是逐利，而外國資本在不發達國家的市場上尤其善于逐利。比如，中國的糧食價格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糧食價格相比較高，這就使得中國肉食品價格高于西方同類產品水平(還不考慮質量)，在這種情況下，被外國資本掌控的中國企業是否會利用其在外國市場上的資源向中國出口肉食品而獲得巨大盈利呢?答案不言而喻。而且，在外國資本獲利的同時，使用本國糧食從事肉食品生產的企業會遭受重大打擊。

　　其次，動態地看，當個別中方企業借助外力獲得成功之外，不難引起其它中方企業競爭性地效仿。而在這種效仿之中，中國自身企業的發展就衰落了。鄧小平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說過，個體經濟沒有前途。個體制比不上合作制，合作制比不上企業制。如果僅從利潤和利潤率的角度看，單一中資的企業制可能也比不上合資制。但如果中國農業生產的一些領域完全落入西方人手中，這是一種什么格局呢?這是一種他們憑借槍炮也沒有得到的格局，這也是一種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格局。而就在無條件的對外開放之中，這種格局竟然就能自發地形成了。難道擁有悠久的歷史，最先掌握了水利技術并廣泛應用、在農業生產經營上長期居于世界一流地位的中華民族在21世紀就應該是這樣的命運嗎?答案是否定的。　　

五、結  語

　　以上并不是中國農業所涉及的全部重要問題。問題還有很多。比如，來自權威人士的數據說，中國土地化肥的使用量是世界平均使用量的4倍，每年使用農藥大概180 萬噸，70%在噴灑過程中噴到地上或者飛到空中帶來嚴重污染，每年有100萬噸以上的塑料薄膜殘片遺留在土地里，另外，還有整個水體污染和水資源的短缺等問題【4】。解決這些問題當然也很急迫。但是，這些問題的產生是與本章前面所談到的一些問題交叉在一起，甚至是在那些問題產生的基礎上產生的。一個政策思路是，只有在解決那些問題的過程中，這些技術上的問題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觀。

　　注 釋：

　　【1】朱佳木：《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的探求與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表A30。

　　【3】關于中央對公社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所做的政策反應，參見辛逸：《“農業六十條”的修訂與人民公社的制度變遷》，《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7期。

　　【4】陳錫文：《中國農業面臨著什么壓力》，《中國老區建設》，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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