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了半個月禁閉，今天終于可以出來冒個泡。一切安好，朋友們不必擔心。

　　國慶假期走訪了一些地方，拜訪了一些朋友，看到、聽到一些事情，與大家分享一下。

　　節前收到了一條短信：

　　假期與朋友聊天得知，9月下旬的時候，本地的谷子漲到了每斤1.8元。朋友收到手機報短信后，讓老家備糧，可是四處打聽，卻根本買不到。

　　筆者老丈人家在9月上旬就買了一千斤谷子，價格是1.6元。8月下旬剛收的青谷(還未曬干)價格是1元，曬干之后能合到1.1-1.2元，老丈人只買了100斤。至于這一千斤還是輾轉問了多處，到遠鄉才買到的。

　　倒不是老丈人有什么先見之明，而是現在的土地都流轉出去了，自家已經幾年不種糧食了，每年這時候都習慣備口糧。不過，今年的糧價上漲是不爭的事實。

　　老丈人家在天府之國的南面，靠著水道密布的地表徑流就足以灌溉，比筆者老家現在要靠抽地下水灌溉水稻的自然條件優越多了。然而，村里這些流轉出去的土地全都種上柚子和葡萄，老丈人家附近根本就見不到種水稻的。這種現象不是個例，筆者曾走訪過天府之國的其他幾個地級市，這幾年伴隨著土地流轉的浪潮，涌現出了一大批新晉的“獼猴桃之鄉”、“橙子之鄉”……

　　1958年，毛主席在成都會議期間曾經視察過“紅光社”。此處當時是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麥苗兒青青菜花兒黃”唱的便是這里;新世紀隨著高新區的開發，早已經變成了鋼筋水泥覆蓋的出口加工區和商業住宅。

　　再往西北是與都江堰毗鄰的郫都區(原郫縣)，更是水網密布、土地肥沃、氣候適宜，“天府之國”的稱號的確名不虛傳。從人民公社時代這里一系列富有革命色彩的村莊更名——“紅光”、“合作”、“先鋒”、“戰旗”……就可以看出，這里在人民公社時代農業生產曾經的輝煌。

　　如今，這里絕大多數的農村都已經進行了土地流轉，改成了觀光農業，種上了觀賞植物，成為“川A大軍”周末和節假日自駕休閑的勝地，只能零星地看到少數油菜花地和稻田，供游人觀賞和“家庭親子體驗”。前年曾聞名全國的戰旗村，更是靠觀光農業脫貧的典型。

　　筆者的老家在淮河流域的河南信陽，自然條件雖比不上天府之國，但也絕不差，有著“小江南”的別號。信陽地區2016年的戶籍人口是875萬，而常住人口僅644萬，流失率將近30%，這兩百余萬人是常年在外務工的青壯年農業人口，剩下的就是“38、99、61”部隊。因而，農村的季節性拋荒(兩季的土地只種一季)或常年性拋荒非常普遍，筆者兒時記憶里春天遍地金黃油菜花的景象已經多年未見過了。

　　在“種莊稼”向“種房子”躍進的時代，為了保土地紅線，有一個“占補平衡”的原則。是不是嚴格執行了不知道，但是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種房子”所占的恰恰是城鎮周邊那些交通便利、水力資源豐富(建筑業也是耗水大戶)的平原地區，原本是最優質的肥沃農田，全國的平原面積就10%多點，補出來的對等面積會在哪里?例如，天府之國四面環山……

　　不過，就算考慮進去占良田、有拋荒，按照統計數據，水稻、小麥自給自足問題暫時應該不大。毛時代剛剛完成種子改良和化肥生產線興建的時候，人均口糧就已經400斤了。今天的食物結構早已發生了巨大變化，肉類和油脂的超量攝入，反而使米面這樣的傳統主食需求結構占比不斷降低，真正有缺口的是作為飼料的玉米和油料來源大豆、油菜籽。

　　當然，如果肉類和油脂的價格高企，六億月入千元以下的人被迫多吃素食的時候，如果不就著青菜多下一碗米飯，饑餓感恐怕很快就要襲來，那時，小麥和稻谷的供需比恐怕又會是一番景象。

　　拉拉雜雜描述這些，不想貿然得出什么結論，免得又被送去關禁閉。況且“眼見也未必為實”，畢竟筆者沒有能力在全國范圍內作調查、統計。那些“智叟”們寧肯相信有關方面的統計數據——統計數據告訴我們，今年夏糧“十七連豐”啦!

　　四川號召“藏糧于民”，網絡上議論紛紛：智叟們馬上腦補這是因為糧食庫存過高，糧倉不夠用，藏糧于民可以減輕庫存壓力;大棋派則腦補這是要準備對美或印“用武”了;工業黨和GDP信徒們則痛斥這是走回頭路，什么年頭了還搞“深挖洞、廣積糧”那一套……

　　事實上，四川的這個動作不是孤立的：

　　京津冀“互保”與四川“藏糧于民”的路數相近，多少有點“各人自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味道;至于成熟的莊稼在水里泡上三天興許還有救，泡上一個星期發了芽恐怕喂豬都沒人要，因為現在喂豬都用飼料了。而莊稼泡水這一幕，今年夏天在南方的某些地方已經發生過。

　　對于下鄉資本而言，拿到了流轉的土地，肯定要考慮支付租金并快速盈利，什么利潤高就拿土地干什么，而為了抑制通脹，主糧此前一直是限價的，種經濟作物或搞觀光農業自然來錢快;而那些把土地流轉出去的莊稼人則過上了80年代曾經夢寐以求的吃“商品糧”的日子。

　　而為了證明“土地紅線是沒用的，一切應交給市場”，經濟學家們鼓搗“糧價改革”已經不是一兩年了，看這兩年的勢頭是越來越近了：

　　糧價“合理上漲”固然可以刺激流轉土地向主糧作物種植的回歸，但農民把土地都流轉出去了，收到的租金將來還夠不夠買口糧呢?

　　讓種地的人愿意種糧食，讓不種地的人吃得起糧食，這是一項全局性、系統性的工作。“××互保”、“藏糧于民”、“糧價改革”都有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顧全局的味道。

　　在系統性思路下，很多問題并非真的無解。例如，摒棄季節性拋荒，恢復兩季種植，精耕細作，油料和飼料的巨大缺口至少可以解決相當一部分吧。

　　對于個人而言，“藏糧于民”可解一時之急，卻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大多數老百姓存不了谷子，只能存大米，而大米是有保質期的;真要鼓吹起來什么“藏糧于民”反而會在短期內引起搶購浪潮，反而導致糧價猛增。人民公社時代每個公社都有專業的曬谷場和較為專業的糧倉，現在每個縣能有個像樣的糧倉就不錯了，還得保證是真的滿倉，而不是一遇檢查就失火。那些擔心又搞“深挖洞、廣積糧”的工業黨和GDP信徒反而是“杞人憂天”了。

　　當然，糧食問題本身也只是全局性問題的一個方面，核心問題是權力交給資本還是交給工農，配置是交給市場還是計劃。

　　外部因素固然很重要，但事在人為。

　　筆者親眼所見的是四川和河南，而三年困難時期，發生嚴重災荒的，恰恰是吳芝圃所在的河南、李井泉所在四川以及曾希圣所在的安徽，這幾個省偏偏又是自然條件優越的產糧大省，而當時天災最嚴重的河北、山東、山西受災面積高達60%以上，反而順利地渡過了自然災害。了解這段歷史的人都知道，這幾個人是“哪條線”的人。當地的老百姓也是心知肚明，那“十年”這幾個人無一例外受到所謂的“迫害”，78年后又被“恢復聲譽”。為什么1959-1960年，別的省發生的是天災，這幾個省就是“人H”呢?而這幾個人恰恰不是毛主席那條線上的，所以，當年這口鍋真的不該毛主席來背。

　　當年在山西的陶魯笳晚年出了一本書，講述毛主席怎么手把手地教他當干部。在山西的災害發生的第一時間，山西省委派遣干部深入災區了解災情，并成立生產救災委員會，制定一系列抗災救災政策;其次，通過發放救濟款來安排災民的生活，保障人們吃飯，住房等基本生活問題;另外，通過調整原有政策來緩解災情，主要有根據人民意愿解散公共食堂，減少糧食征購，減少糧食調出等政策來緩解農村糧食不足。最后，在農村發生“四病”的時候，政府積極派遣醫療隊對人們進行救治，并對人們進行藥物和糧食上的救濟。這些救災措施，鼓舞了人民生產自救的斗志，廣泛地發動起了群眾，人民自發的開展了“小秋收”生產運動等一些生產自救的措施來抗災救荒，通過政府和人們的共同努力，將災荒帶來的損失降到最低。與山西相比，河南信陽卻發生了攔截基層干部和老百姓進京反映問題的惡劣事件。

　　眾所周知，山西1950年代的合作化是走在全國前列的，所以災荒的問題真的不關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什么事。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山西在其后還頂住了“砍社”的歪風，并在1964年推出了大寨這個典型。難道毛主席僅僅是手把手地教陶魯笳一個人?顯然不是，只是陶魯笳真心地并且認真地跟著毛主席學，學怎樣抓大事，怎樣搞調查研究，怎樣總結群眾中的先進典型，怎樣堅持干部參加勞動，怎樣利用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怎樣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怎樣把革命精神與科學態度結合起來，怎樣讀書學習，怎樣尊重唯物論，按照辯證法辦事……

　　現在的生產力水平下，如果再出現糧食短缺是說不過去的。去“南街”還是“小崗”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風向”，不過市場大潮下，南街也不怎么種糧了。畢竟種糧不“賺錢”，富不起來的南街就更會被質疑了。如果每個村子都走“五七道路”，半工半農，南街不必鶴立雞群，飽受質疑，產業規模自然不必那么大，糧食還是能夠種不少的，而且機械化條件下可以種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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