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鐵軍 | 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

　　? 劉文娟 | 整理

　　【導讀】人們透過世紀疫情看到了這個時代積累的種種矛盾和問題，也更加關注，疫情過后的世界將會怎樣。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溫鐵軍認為：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體系“去中國化”將是必然，這種以政治劃線為標準的非理性行為，恐怕是我們無法阻擋的。在美中兩國“硬脫鉤”的現實下，中國基礎建設原材料進口受阻，“中國版馬歇爾計劃”不大可能實現。這將影響中國對全球產業鏈的供應，并導致未來形成美洲、歐洲、亞洲三足鼎立的產業鏈區域化重組局面。而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原有的“三駕馬車”也顯現乏力，整體形勢不容樂觀。

　　怎么辦?他指出，大危機是我們思考人類過去粗放式發展邏輯的契機。疫情是大自然對人類的一次提醒，人類應當重新審視環境、生態的影響力。“鄉村振興”，就蘊含著反思能力、生態關懷、發展力量的方向。當前，中國城市正經歷著過度投資泡沫的“出清”，資金和勞動力開始回流。加上土地，三要素的匯聚，讓鄉村在地化發展成為可能。我們需要新的、適應鄉村的知識和能力，在鄉村地區開展新的創新創業，以激活國內循環，應對未來的風險挑戰。

　　2020年5月18日晚，《文化縱橫》主創深度思想直播節目“縱橫說”迎來第2場直播，溫鐵軍、何志雄、賈林州、嚴曉輝以“后疫情時代與全球區域化”為題展開討論。本文是以溫鐵軍教授講演內容為主所整理的文稿，經作者審定，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后疫情時代與全球區域化

　　▍新型冷戰開始：政治理性占據上風，全球將進入區域化

　　現在的“90后”、“00后”要開始經歷新型冷戰時代了。冷戰是一個簡單的——“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的政治決定論，而不再像過去單純只從經濟理性出發。

　　“去中國化”正在發生，美國正在強迫中國硬“脫鉤”離開其主導的全球化體系，中國是一個有14億人口的大國，而美國人口只有3億多，就連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就是美國人口的1.5倍。從企業利潤最大化角度出發，跨國公司、企業自然是想要進入中國市場。在中國這樣一個中產階級人群最多的國家，它能獲得的利潤自然比在美國要高得多。如果問這些企業愿不愿意離開中國市場，他們當然不愿意。

　　但對美國國家而言，只有打垮中國，把中國整垮，中國的財產才有可能變成他們的利益。這個非理性的趨勢，已經不是一個可以完全用市場話語來表達的內容了，現在變成了一個政治劃線，而政治劃線的結果是你死我活。在新冷戰這個階段沒有理性可言，不僅沒有經濟理性，其實也沒有政治理性，也沒有社會理性。過去被當做討論問題出發點的那些理性原則，在以政治劃線的新型冷戰趨勢下，將不復存在。

　　現在有學者提出要啟動“中國版馬歇爾計劃”。討論這個問題，要先弄清楚“馬歇爾計劃”原本是什么?

　　馬歇爾計劃的起源是：二戰把大家都打殘了。一戰尾聲的處理結果大家不能接受，最后演化成二戰。二戰的前提是1933年的生產過剩大危機，而生產過剩大危機作為資本主義一般內生性矛盾，又是少數人過多地集中財富。但是社會化大生產所創造出的大量的產品，不可能被收入非常有限的窮人所消納，就爆發了生產過剩。

　　因為整個西方都在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之中，所以生產過剩就蔓延成了整個西方世界的大危機。當年大家都處在大危機中，生產能力都過剩，客觀上就得停工停產。企業大量倒閉，工人就大量失業，那大危機就越來越嚴重。工業只能轉向軍事。就是大家都想破壞對方的工業體系，然后拿自己的工業產品去覆蓋對方國家的市場。這就是你死我活的。

　　這只能怪資本主義工業化走到這一步了。后來的人們對它做了各種各樣的解釋——誰正義、誰非正義，這東西都是后來的意識形態“成王敗寇”包裝出來的一套解釋。這里邊具有高度的政治正確，所以我們不能反對它，那就先這么接受著。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二戰是在歐洲，美國本土并沒有受到二戰波及。除了日本人打了一回夏威夷的珍珠港，德國有幾艘潛艇開到了紐約港，也很快就被消滅了。所以實際上美國本土并沒有受到戰爭的直接沖擊。

　　在歐洲，大家都是要打亂對方的工業體系，才能覆蓋對方市場。所以歐洲整個打成了廢墟。于是才有戰后歐洲再工業化的馬歇爾計劃，就是戰后歐洲的復興。

　　戰后冷戰，美蘇兩個對立集團，在歐洲戰場上因戰爭最后形成分界線，各自武裝各自的戰場國家。也就是說當歐洲各國沒有實現他們的目的，沒能用自己本國的工業去覆蓋他國，結果是被美國和蘇聯各自覆蓋了一遍。美國用美國的工業能力覆蓋了整個西歐，蘇聯用蘇聯的工業能力覆蓋了東歐。于是乎，戰后的再工業化迅速崛起。

　　“中國版馬歇爾計劃”也不是新話題。1998年中國危機應對就用了這樣的方法。國家直接出手干預經濟，把國家的工業，用政府干預的方式，推向基本建設。中國“基建狂魔”的綽號，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現在新“馬歇爾計劃”跟當年提法沒有太大的差別，無外乎就是利用舉國之力，把中國的工業化推向周邊國家。

　　邏輯上都成立。麻煩在哪?

　　如果美元系統“去中國化”，把中國趕出美元結算體系，那接著就會出現什么問題呢?世界上的能源、原材料、糧食等等這些大宗商品市場，都是以美元為結算工具的。如果美國把中國趕出美元體系，同時把中國在美國的12,000億的美債吃掉，然后又擋著不讓中國把黃金拿回來，逼著中國的貨幣體系變成軟貨幣。而人民幣又不能作為結算工具(到目前為止全球貨幣結算體系中使用人民幣的不到2%，使用美元的仍然是60%多)，那大宗交易市場上，這些資源我們就拿不回來了。

　　2013年美國就建立了1+5。以美國為中心，把幾個強勢貨幣的經濟體，聯合成了一個常態化的貨幣互換協定體系。這等于在金融資本階段形成了新核心。

　　到2020年這次危機，美國人開始搞量化寬松的時候，又搞了1+9。加進來9個西方國家。包括對中國的前線國家，包括北歐三國，包括發展中國家的巴西，中國周邊國家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韓國這些，最后形成一個1+9。

　　我把這個1+5說成是金融新核心，把1+9說成是金融半核心。共有14個國家與美聯儲達成了臨時貨幣互換協議。然后再進一步，美國已經通過立法，把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取消，中國海外融資70%就沒有了。再加上各種制裁措施，比如大宗交易中誰用人民幣結算，就制裁誰。

　　這個時候，怎么能夠保證用新版“馬歇爾計劃”，把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拓展到周邊呢?

　　過去，世界上一大半以上鐵礦石是我們進口的。其中67%是從澳大利亞進口，澳大利亞現在已經參與了美國的1+9體系，必然政治劃線，堅定地跟美國站在一起。澳大利亞才不管中國停不停它的牛肉進口，這是政治。

　　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能夠保證新基建呢?

　　我們周邊并不是資源豐富的國家。以石油為例，60%以上的石油是要從中東過來的，要經過馬六甲海峽。海峽一封，沒油了，那就意味著石油工業，包括化肥、煉油，都會減少。那中國拿什么來維持高耗油的大機械，來上大型基本建設工程?海外供應鏈沒有足額保證了，用大量低端產品換取的美元，也換不來原材料和能源了。那基建狂魔還能繼續嗎?

　　原本中國是被拉入美元體系的。中國成為美國國債的主要債權人，進而產生了G2這樣的說法，誰也離不開誰。但現在這樣的經濟理性不管用了，美國領導西方世界政治優先了，傳統的玩法就玩不下去了。

　　這種情況下，全球化面臨著解體。雖然它是被動的，但那是一個內在的規律。它最終會出現區域化。當然就是產業按照區域便利來實現重組。

　　美國大的跨國公司主要是靠全球產業布局來獲取利潤的。這些公司去找到各種要素成本最低的區域，形成自己的產業布局，實現利潤最大化。但現在如果讓中國斷供了，那中國提供的供應鏈就斷了，這個產業布局肯定不能繼續。

　　如果美國強行要阻斷中國工業升級，那一些不能在中國維持產業升級、產業進步的企業，中國也就不需要了。互相之間既然是一種對立關系，那為什么還要讓西方占有我們的便宜要素，制造這么多的污染和環境破壞，造成這么多的社會問題，還為他們提供利潤呢?

　　這是因為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是為了維護其市場利益的，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種傷害。比如墨西哥恰帕斯的反全球化運動。他們1994年開始，就感受到全球化給當地的原住民社區帶來的危機、傷害，大于機遇，所以就拿著木棍拿著圍巾，跑上街了。

　　所以未來，會形成美洲、歐洲、亞洲，這三個大的區域，三足鼎立。產業鏈也會發生區域化重組。

　　▍大危機到來：中國傳統“三駕馬車”乏力，客觀環境浮現危機

　　疫情之下，我們已經能看到餐飲、娛樂行業，相對過剩的投資正在出清。同理，房地產也在出清，高房價維持不住了;被高房價掩蓋的高地價也會進入一個下降過程，房地產虛擬泡沫就被擠出了。這個出清造成的代價是巨大的。多少人的財產不說歸零，也會大幅度縮水。

　　資本市場也在出清。

　　以往用過度激進的發展主義所堆起來的各種各樣的泡沫，虛擬的部分都會被擠掉。進而導致大量的財產被縮水。這當然就會導致消費的下降。

　　我們已經講了，基建沒有資源、能源;消費也下降;外貿也被堵截。過去傳統的三駕馬車都不行。

　　同時，環境和氣候問題，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問題。隨著氣候暖化，南極、北極冰帽融化，冰川減少，當然會導致海平面上升和自然地理氣候條件各方面的巨變。這對人類生存是個重大威脅。我們中國處于第三極形成的氣候帶，以及這些氣候帶覆蓋之下的，三級臺階地理分布的條件下。我們歷史上以農業社會生存萬年，主要是依靠這個第三極所構成的淺表地理資源條件和氣候環境條件。

　　我國歷史上的很多重大變革，包括大禹治水、良渚古城等不同水系周圍，村落、市鎮的聚合、演變，都和第三極氣候變化帶來的人類生存條件的變化，息息相關。

　　在至少前半個世紀，我們沒怎么在意過用高消耗的發展方式，對自然所造成的損害。這些損害一開始也沒有直接表現為對人類的懲罰。但后來這二十年，人類開始意識到不能這樣。從70年代開始，類似羅馬俱樂部等等，就開始了有關討論。

　　等到進了進入新世紀，關于氣候暖化就逐漸達成共識了。但正是在這個階段，世界上引領全球化的主導國家，率先對這些自然災變采取了一種非常反面的態度，認為那是謊言，不予承認，并退出各種各樣的國際協定和國際活動。這個領域形成了冷戰思維模式的潮流或者說趨勢，是非常有害的。

　　我們面對這樣的巨大挑戰，按中央的說法叫“前所未有”。那怎么才能夠盡可能避險，應對危機，盡量保障民生呢?

　　▍下一步怎么辦：生態文明和鄉村振興，是值得探討的方向

　　下一步就要關注中央提出的，“兩個循環”。

　　首先是國際循環，我們仍然試圖維持國際循環，甚至某種程度上做點讓步，盡可能使得中國原來在國際循環中所形成的原材料、能源等方面的供應鏈不被斷掉。我們仍然希望能夠有國際循環。但是也得有另外一手：國內循環。

　　那國內循環怎么辦呢?

　　經濟不止于一種模式。如果我們從鄉村建設的立場出發，不斷鼓勵和支持不同的鄉村去創新多種生存體系，就可以在全球大變革中做持續的斗爭。

　　在疫情和去全球化帶來的重大挑戰面前，中央明確提出：鄉村振興是我國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壓艙石。我們怎么練好內功、夯實基礎?不抓這種壓艙石的事，我們能應對挑戰嗎?不能。

　　中央也早就提出農業供給側改革，繼續按照過去那種大規模產業化的方式搞，搞不成。2018年就開始批評，認為過去的發展是粗放的數量型增長。今后得改，改成質量效益型增長。

　　這些東西是我們所缺乏的。

　　現在為什么說大學生一畢業就失業?是因為學生所接受的教育，恰恰是在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高速成長的那個階段所形成的教育體系。那個教育體系的知識，和那些教師們作為知識生產者的經驗，就是在工業化、城市化高速發展時期所形成的。

　　而中央反復強調改革時，地方上還在搞類似集村并居、大面積征占土地等操作，還不能從過去的，維護資本利益集團的經濟發展模式里走出來。

　　解決這些問題，可以考慮借鑒西方的“轉型城鎮”。

　　上一輪經濟危機爆發以后，出現了全球需求下降，接著就演化為2010年到2012年的歐債危機。歐債危機拉住了歐洲的發展步伐，使得歐洲國家不得不推出轉型城鎮。比如說在意大利，行道樹搞多元樹種，甚至是沿著行道樹種果樹。讓它變成食物森林。統一的綠化草坪，也變成市民菜園。在上一輪危機發生的時候，歐盟國家這些比較講究綠色主義的，早就調整了。

　　古巴也是一個例子。

　　古巴也是因為突然斷供。過去古巴給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提供糖，也是單一經濟。突然蘇聯解體了，沒有誰再需要古巴來提供糖了，美國又趁機封鎖古巴，原來蘇聯向古巴提供汽車、拖拉機等等工業設備，全停了。也沒有國家給古巴提供糧食了，最困難的時候，每天每個居民只能領到兩片面包、三根香蕉。

　　幸虧古巴地處熱帶，生態資源能迅速恢復。利用熱帶氣候和生態資源充分恢復的條件，古巴直接進入了生態農業，一步到位生態化了。幾年之后，古巴被聯合國評為生態化方面的典范的國家，反而成為引領性的了。

　　這種區域化，重組經濟產業結構的方式，就是“在地化”。什么叫做在地化?那些反全球化的社會運動，追求的就是“在地化”。他們把原來的globalization，直接改成叫做glocalization，“全球在地化”。中國現在正好是有了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三要素回流。

　　三農問題我早就給過結論，就是三要素——勞動力、資金和土地，長期凈流出，一定出現衰敗。最近情況開始變了。

　　我前兩天見了一些農民。他們其實是小老板，之前在城里投資一些小的商業或服務業。現在被出清了，就帶著剩余的財產，回到農村。還有很多打工者，也會接著失業，出現相當多的回流。在這種情況下，有限的資源就成了寶貝。

　　那些帶著一定的城市經營方式，或者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經受過鍛煉的打工者紛紛回流，就是人力資本回流。這些老板們帶著他們被出清的那點余錢剩米回來，就是資本回流。現在疫情打擊之下，至少勞動力、資本兩個要素開始回流，開始新的要素市場建設，正好就是在地化的發展態勢。

　　三要素回流的同時，也帶著新的要素，比如說大數據、電商、WiFi網上系統等，還有可以和文化產業直接結合的一些創新。比如陜西一個村，就把作坊文化包裝成了當地的旅游特色。現在三要素回流了，他們有條件搞種養之外的其他產業，比如加工、購銷、金融、保險。合作社辦起來，可以搞合作金融，可以自己解決自己的資金需求問題。

　　當農村正在出現發展機會的時候，教育體系也在改了。它也不再像90年代以來那樣一味的崇洋媚外，只要美國的東西就是好的，只要海歸回來，就一定以高薪酬高職位去聘請。經歷二三十年的偏斜的發展方式，現在終于往正軌上回調了一點點，這是難能可貴的，希望他們繼續調。現在調回一點什么?自然教育和勞動教育。從小學開始就必須有勞動教育，自然教育城市里沒有，那只好下鄉了。于是農業就有了教育功能。參加農業生產就叫做勞動教育。當推動“三變”改革、重構新型集體經濟、村級集體經濟公司化時，就更有條件來承載各種各樣新的業態創新。

　　進入后疫情時代，我們在考慮人類社會到底會發生什么變化，以及如何應對時，要把這些大的因素考慮進來，同時要著眼于微觀，著眼于自身。從自己做起，從身邊的小事做起，從家人做起。面對在地化的發展趨勢，每一個有這種在地化的創業能力的人，都可以在鄉村建設中找到創業創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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