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17年鄉村振興成為國家重大戰略以來，我被邀請到村子里去參加的全國性會議多了起來。于是，這段文字就寫在了因“五大氣候帶覆蓋下的淺表地理資源條件不同”而千差萬別的山水鄉村的行走之間……
開頭這個小自然段的第二句話，言簡意賅地表述了為什么我們這個國家在新時代要通過鄉村振興才能實現向生態文明的偉大轉變——被鋼筋水泥堆砌的城市，具有反生態的內在性質。只有與大自然內生 多樣性密切結合為一體的千差萬別的鄉村，才是生態文明的載體。據此可知，所謂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乃是萬年生態農業為主要內涵的文明在新時代的復興!由此，中國人才在21世紀生發出從“鄉愁”到 “鄉建”的多彩故事……
在中國治學的傳統中主張格物致知，如今人強調的實踐出真知。幾十年來腳踏實地的鄉建團隊改寫了過于偏斜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對某些照搬過來的一元論派生對立價值取向造成的跟風炒作也有了基本的識別能力。借此書作序，也寄望于本土的鄉村研究者，至少『家國天下』鄉建之要義在于要做到“理論聯系實際”，才能自覺區別于那些浸淫于殖民化知識體系中的發展中國家所謂學術界的數典忘祖。
有鑒于此，這些年我便盡可能地支持那些長期堅持在鄉村實際工作中形成理性思考的學者，其中就有對創設了鄉建院的李昌平推進農村實踐活動的支持。
鄉建院這些年在全國協作建設了233個新農村示范村，還以這些村為案例編寫了《新時代中國鄉村振興指南叢書》。李昌平要我為這么豐富的鄉村案例集作序，理當領命。
1 審時度勢方可處變不驚
首先是想提醒讀者，基于我自己20多年在政策界工作的經驗，各種基于不同利益集團的不同政策意見本來就無所謂對錯，相應帶來的不同利益結構的調整本來也應屬正常。至于是非功過，只能留給后人。因此，懇請代表著各種利益結構的大咖們不要把下面的說法對號入座。
▲溫鐵軍教授 ©鄉建院
接受作序之請，恰逢歲末寒流強勁。一片徹骨肅殺之中提筆，難免想起一句話：
【“冬天都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但那話畢竟是個問號!我們注定要應對巨大挑戰!然而，問題不在人家挑戰，卻在無問東西者與“不知杭汴”者的應對闕如!正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近年來之所以連“小員司小業主”們都有臨淵之虞，是因為中國一方面正在遭遇國際局勢惡化的嚴峻挑戰，另一方面各種被海內外主流利益集團符合規律地生發出來的“灰犀牛”們，正被鞭策著奮蹄破塵……
好在天佑吾華!人們在“漁陽鼙鼓動地來”之際多少地有了些反思和覺醒。與其渾渾噩噩地跟著主流呼喊“40年未有之大變局”——今人喊破嗓子也不如李鴻章“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那一嗓子喊破了八旗貴胄之天下!
前些年，很多人把“產業結構高度化”和“加快城市化”作為主導思想的時候，我曾經提出過關于“兩個50%”的警戒線，試圖為決策者增加些思考的材料。
一是“如果金融資本為主的所謂服務業占GDP比重超過50%，勢必因金融異化于實體而內生性地爆發危機”;這個警戒線已經被突破，中國金融高速度擴張帶動服務業占比很快超過了50%。
二是“如果真實城市化率超過50%，中國就將不會再有城市資本危機代 價向鄉村轉嫁而實現軟著陸的基礎”;這也正在被突破，中國現在的統計城市化率已近60%、戶籍城市化接近50%……
這兩句警語形成于我自1987年從事國際合作項目以來幾十年大量開展的國際比較研究，并不表示對現行政策的任何對錯。
▲全球化 ©網絡
中國融入全球化帶來的演變，基本上符合西方主導資本全球化的規律。其在新世紀的主要變化過程是2001年美國爆發“9·11事件”為 代表的政治危機，由此瞬間驗證亨廷頓《文化沖突論》而陡然轉向對恐怖主義的極高代價的連年戰爭;同年，美國還在經濟上發生IT泡沫崩潰為標志的“新經濟危機”。政治經濟危機同時爆發，遂使2002年以來 外資逃離美國大舉進軍中國，當然就造成進出口及外匯流入激增，同時當然導致國內人民幣升值;這又反過來使外資追求匯率投機更多流 入中國，誘使2003年以來幾乎不可逆的“貨幣對沖”超發之下的“中國資金脫實向虛”——那一年的M2與GDP的比值逼近“2”倍。此后發生的，則是符合金融資本運作規律的國內“金融異化”。其直接表現是 2007年與美國“次貸危機”同步爆發的中國股災蒸發掉7萬億人民幣的市值。但這顯然沒有改變輸入型危機的規律——中國不分屬性的資本巨嬰們完全按照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出牌——在華爾街金融海嘯造成外需更大幅度下降演變為國內實體經濟過剩派生的脫實向虛壓力下，更多析出資金進入虛擬部門，隨之而來的是2015年股市危機銷掉21萬億人民幣，接續匯市危機銷掉1萬多億美元外儲……
在長期加快城市化的國家戰略下，促使資本及其風險都過度麇集于大城市的作用之下，新世紀第二個10年資金繼續“脫實向虛”。這時，無論左派強調國有資本還是右派強調私人資本，金融資本異化都會規律性地造成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過度投機。不論理論界如何做微觀機制及宏觀管理制度的解釋，海內外投機資本追求流動性獲利的內在動因造成全社會承擔的巨大的制度成本，正在內生性地演化成絞殺性危機持續演化的復雜局面。
中國在2003年以后成為世界碳排放第一的國家，照搬西方模式高速現代化發展伴生著愈演愈烈的污染和資源環境災難……即使美國人沒有發起以貿易戰為名、“新冷戰”為實的對華“戰略阻斷”，中國自己也到了必須調整發展戰略的時候了!
▲碳排放 ©網絡
黨的十八大確立了整個國家的“生態文明”轉型方向;5年之后的十九大則確立符合生態文明大方向的“鄉村振興”戰略!相應地，自十九大以來，盲目加快城市化及其代表的“粗放數量型增長”的說法，確實很少再見之于官方文件和各地一把手的正式講話。
無獨有偶，2002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擲地有聲地宣布“三農問題” 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此后則順理成章地有了2005年9月黨中央正正式宣布確立“新農村建設”的國家戰略。
自那以來，各級財政不斷增加三農開支;而后，到2017年鄉村振興提出之際，國家財政最大項開支已經是三農;到2018年累計投入已經高達十幾萬億!
中國這種海內外前所未有的大規模三農投入，確實違反被主流認為具有絕對真理意義的市場經濟規律，更沒有經濟學教科書要求的那種短期市場回報!
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最實際的作用，是與激進全球化生發出來的“灰犀牛”們賽跑……
▲聚焦三農 ©網絡
一方面，巨大投資加強了農村基礎設施和社會建設，使得多數地區農民戶口的含金量已經高于城市。于是，那些沿著加快城市化老路大規模開發房地產的地方政府為了消化三四線以下城鎮的房地產泡沫而減少負債過重的壓力，刻意地把優質教育醫療資源強制性集中到縣以上城鎮，以此迫使重視子女教育的農民家庭遷戶口進城。事實上，過去被西方作為批評中國制度歧視的“戶口問題”實現了逆轉!
另一方面，相對于全球危機對中國的打擊，這個長期化的三農投資具有明顯的兩面性。其一，如果看政府通過大型國企下鄉投資形成了巨大的沉淀成本和地方政府在國有銀行的債務，則海內外的經濟學家有關中國債務相對于GDP已經構成債務危機惡化為最大“灰犀牛” 的擔憂，當然算是“有的放矢”。其二，如果看這個國家對鄉村基本建設投資形成的巨額物業資產，則至少基本實現了鄉村水電路氣+寬帶的“五通”，客觀地構成了吸納中小企業創業創新的巨大的機會收益空間。
于是，近年來首先發生的是被地方政府高度認同的城市過剩資本的大舉下鄉。誠然，這在宏觀上也算是緩解了資本過度麇集于城市的“生產過剩危機”!因為，只要過剩資本還能找到投資空間，則新世紀資本高速擴張造成的嚴重過剩矛盾就會緩解。若據此看，面對全球危機嚴峻挑戰，中國的鄉村振興戰略也許會成為又一次危機軟著陸的基礎。
但鄉村振興雖然有吸納過剩資本的作用，但其初衷卻并非是為了緩解城市資本危機而打造的應對基礎。畢竟官方政治生態已經發生積極變化，各級一把手職責所在還是得配合國家的生態文明轉型，有關部門還是得去基層發動群眾實現“20字方針”……那些很難跟得上中央轉型戰略指導思想而懶政怠政的官員或者研究部門中的兩面人，肯定不在意本書的案例所代表的群眾意愿;而那些積極地試圖跟上中央戰略意圖的干部，則會對本書推出如此之多的村級案例感到受益良多;對于那些愿意開展研究的學者，本書也或多或少地有借鑒意義。
2 唯有心之人方可成有為之事
很多人表面上跟著總書記說鄉村振興，但卻難以掩飾20世紀90年代以來那種“眼中有數，心中無人”的痼疾?？煞Q之為“一心資本， 二瞽人文，三農不適，四鄉難穩，五谷仰外，六畜無存，七方負債， 八面為人”。
而委托我作序的鄉建院創建者李昌平，是個有心之人。屬于長期投身于鄉村建設事業、從實踐求真知的中國思想者之一?；蛟S可以說，我算是看著他成長起來的老同志;因此，扶持中青年骨干乃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李昌平 ©鄉建院
李昌平原來是湖北監利縣棋盤鄉的黨委書記。作為基層黨組織的一把手，曾經把真實情況歸納成文出版了《我向總理說實話》《我向百姓說實話》等引起社會轟動的三農著作;他2000年離開了政府體制，2001年在中央確立三農問題重中之重的時候從全面市場化+外向型的南方來到北京，找到我主持工作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求職，恰逢雜志社創辦《中國改革——農村版》，遂安排他擔任副主編，也參與接待農村讀者的來信來訪。兩年之后，我建議他增加些國際經驗，推薦他去了“香港樂施會”。雖然離開“農村版”，但他一直堅持做與三農發展相關的工作。
▲鄉建院郝堂辦公室 ©鄉建院
2011年，李昌平等人創建鄉建院，整合了多種專業背景的人才投身于鄉村建設事業，這是把鄉村建設的社會公益事業變成一種社會企業。實行公司化運作的社會企業是一種嘗試，逐步得到強調市場化意識形態的官方部門的認可。我認為，鄉建前輩中清末的張謇和民國的盧作孚都是中國早期社會企業家的杰出代表。我近年來也希望各地鄉建工作者把市場作為手段，把資本作為工具，向社會企業轉型。鄉建院從一開始就承諾不以營利為第一目標，我認為可以定位鄉建院為社會企業。
李昌平說，鄉建院要為鄉村建設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以“四兩撥千斤”之法破解鄉村建設“千金撥不動四兩”之困境，在市場上求發展。我覺得，這個探索的目標圍繞的還是“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這目標跟其他鄉建單位一致，但模式則與眾不同。
在做法上，很多單位是先去發展鄉村文化凝聚人心，再發起綜合性的合作社提高組織約束機制，然后才可以搞合作社內部的資金互助。而他是直接以村社內部資金合作——內置金融為切入，在實現“三起來”(村民組織起來、資源資產資金集約經營起來、產權實現和交易起來)的基礎上，再提供包括規劃設計、施工監理、體制機制再造、農民培訓及營運支持等在內的“組織鄉村、建設鄉村、經營鄉村”的系統性解決方案，并協作或陪伴農民及其共同體主導實施的“社區營造”模式。
我看，只要是在堅持村社土地財產權益歸全體成員的集體所有制和充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的前提下，通過協作農民自主形成“新型集體經濟”，就可以走出以村莊層面的“三位一體”合作為基礎的綜合發展與自治之路。
▲鄉村振興 ©網絡
鄉建院的理念和方法也大體上與百年鄉建歷史傳承的進步文化有所呼應。
例如，鄉建院要求員工要有延安人的信仰和作風，以“助人互助、互助助人”為基本的協作理念，始終把村民及其共同體的主體性建設放在鄉村建設的第一位。再如，他們以“三生共贏”(生產、生活、生態)為鄉村建設最高原則，以探索“以較小增量投入在村社組織中置入合作金融體制機制”，這就突破了制約鄉村治理的組織低效、金融無效、產權無效的三重瓶頸?？傊l建院是以激活村莊巨大存量及內生動力的鄉村振興之法為根本服務宗旨。
2009年以來，鄉建院在全國22個省市區的協作地方黨委政府及村民做了200多個新農村示范村。信陽市的郝堂村、江夏區的小朱灣村、鄂州市的張遠村、岢嵐縣的宋家溝村、微山湖的楊村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這些示范村比較客觀地詮釋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這20字方針的豐富內涵，符合中國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前進方向，也因此成為地方黨委政府深化農村改革及振興鄉村的在地化參謀和助手。
然而，鄉建院的探索意義不止于此。
▲郝堂村 ©鄉建院
▲宋家溝村 ©鄉建院
從2018年開始，中國改革開放的國際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美貿易戰”倒逼中國經濟必須由外向為主的依附性型經濟，轉向內需拉動的自主型經濟。在中國產業化的經濟發展模式向生態化轉型時期，鄉建院以村社內置金融為切入點的“三起來”——村民再組織起來、資源資產資金集約經營起來、讓產權充分實現和交易起來，突破了長期制約農村發展的三重瓶頸——組織低效、金融無效、產權無效。以組織創新和金融創新支撐產權制度創新，既打通了農民由追求農產品數量增長效益轉向追求農產品價值和價格增長效益的瓶頸，又打通了農民由追求生產性收入增長轉向追求財產性收益增長的瓶頸，更重要的是為激活農村數百萬億的資源、資產找到了“中國特色” 之法——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從根本上突破了市場配置農村土地等資源資產的體制機制障礙，為農村數百萬億潛在價值的土地、森林、山地、草原、河湖等資源探索資產貨幣化、市場化，從農村基層試驗中找到了生態資源價值化的實現方式。
從一定意義上講，鄉建院的鄉村建設實踐，開辟了中國農民收入再上新臺階的新空間，開辟了中國農民“死資產、死資源”變“活錢、活資本”的新途徑，為擴大內需激活了動力源泉，為內需拉動中國經濟增長找到了實現路徑;只要認真地發動和依靠廣大群眾拓展城鄉融合、要素流動的空間，就可能為中國經濟再維持穩定增長40年開辟廣闊的空間。
從一定意義上講，對鄉建院的村級案例講述的各地實踐作經驗歸納和理論提升，也從另一個側面佐證了“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 戰略的高瞻遠矚。
▲張遠村 ©鄉建院
近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對內追求工業化、城市化，對外追求全球化確實是主流。但其實質都是資本擴張;隨之必然是資本占用資源，通過推進資源資本化占有收益，遂有失去資源的鄉村群體從土地 革命派生的小有產者演化為“被無產者”。由此，社會上本來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各種利益糾葛，也隨這種屬性變化而演變為對抗性沖突……
但無論日月星辰如何更替，鄉村建設都不乏堅守者。在很多被西方殖民化知識洗過腦的人看來，唯有城市化、全球化才是中國現代化的正道，在他們看來，唯有消滅農村才能有現代化，甚至據此批評鄉村建設于中國現代化而言并無積極意義。然而，自2005年新農村建設、2017年鄉村振興作為兩屆領導集體的國家戰略相繼提出以來，尤其在2008年面對全球化挑戰、2018年面對“貿易戰”為名的“新冷戰” 等重大教訓接踵而至之際，鄉村建設于中國向生態文明為內涵的現代化轉型而言，意義特別重大。
有鑒于此，我們長期深入鄉村基層做鄉建工作的同仁們，尤其要刻意秉持“克己復禮”方可“家國天下”之傳統，從大局出發把“鄉村振興”作為練好內功應對危機的國家戰略!何況，此前全國各地的與三農有關的創業創新方興未艾，多種多樣的經驗層出不窮，正好趕上國家出臺了 “鄉村振興”大戰略這個難得的歷史機遇，吾輩更應該及時把各地鄉建經驗的歸納總結提升到符合國家的重大戰略調整要求的高度上。
總之，鄉建院這兩百多個村的案例所表達的不僅僅是如何做好鄉村工作，而是為了國家應對危機而練好內功，具有“夯實基礎”的重要戰略意義。對此，我作為長期從事調查研究的老人也確實有話說，遂為之序。
溫鐵軍：中國人民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為溫鐵軍老師親筆為《新時代中國鄉村振興系列叢書》撰寫的總序，叢書首發式于9月21日在北京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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