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0日下午，“全球到村莊”國際暑期班講座邀請到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呂新雨教授，做了題為《“新鄉土主義”與鄉村振興——以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城鄉關系變革為視角的歷史考察》的講座。呂新雨教授指出，中國的“新鄉土主義”需要在一個世紀以來的城鄉關系變革的歷史視野中去重新理解，深入關照鄉村革命與現代政黨、工農聯盟與城鄉關系演變、國家的雙重性等結構性議題的歷史脈絡，進而獲得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新鄉土主義、以及新時代與鄉村振興戰略等現實過程的整體認知。

　　在回顧“新鄉土主義”概念起源和20世紀二三十年代城鄉關系結構變化的歷史背景過程中，呂新雨教授闡述了其基本判斷，即由于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的社會結構在晚清開始改變，這是中國現代性的開啟，傳統中國城鄉互哺關系的斷裂與對立;地方精英蛻變為杜贊奇所描述的贏利型經紀人，“地方”和“國家”的概念產生變化，新的國家建設和地方軍事發展，使得賦稅日益沉重，大革命的任務就是打倒軍閥土豪劣紳和打倒帝國主義，這是國共合作時期農民運動得以轟轟烈烈展開的基礎。在這個意義上，鄉村革命與中國現代政黨之間的關系是需要重新理解的。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三十年代以梁漱溟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鄉村建設運動，力圖對逆轉的城鄉關系進行改造，中國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開始投入這個城鄉裂變的現代中國的大命運中，從而形成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走向。

　　呂新雨教授認為，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革命以“群眾路線”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現代政黨和中國社會最大多數人群的結合，完成了把晚清以來日益解體的鄉村社會整合成革命主體的功能，從而使得鄉村社會成為中國革命不竭的力量來源，實現了對外抵御帝國主義侵略，對內統一國家權力的歷史任務。在1949年以后的民族國家建設中，工農聯盟被放在至高無上的重要的地位，并以此重建新的城鄉關系。她強調，國家通過政治方式主導了城鄉關系變遷，既以剪刀差的方式強制實現農業、農民、農村對城市、工業的支持，也以國家自上而下的方式強制進行對農業、農民和農村的回饋，以“縮小三大差別”，即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城市中的知識青年、大學生以及知識分子，都被鼓勵乃至強制到農村去做縮小三大差別的促進派。

　　隨后，呂新雨教授通過比較分析三十年代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方案，指出對社會本位的追求，強調中國的農業“天然地”不能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也是梁漱溟終其一生的追求。而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從人民公社與傳統鄉村社會的繼承關系出發，強調中國革命就是傳統的‘鄉約’的一個擴大了的全國規模版, 也恰好正是梁漱溟所謂‘新禮俗’的內容。”在她看來，溝口雄三的觀點對于我們全面理解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提供了新的重要視角，它繼承了梁漱溟的思想，打通了中國傳統的“社會主義”資源和毛澤東思想中的社會主義的關聯，為我們理解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長時段的歷史視角。

　　在呂新雨教授看來，當八十年代以后工農聯盟解體，三大差別急劇擴大，所有的資源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迅速往城市集結，城鄉斷裂則必然加劇。“民工潮”開始不斷沖擊中國的城市，中國新一輪的城市化和市場化開啟，這正是一方面是以城市土地的國有化和鄉村土地的集體化為條件，建立在由政府所推動的土地再資本化的過程之上;另一方面，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成為城市化勞動力資源的蓄水池和社會穩壓器。由此，中國的鄉村解體再度發生，而國家權力在基層的內卷化也無法抑制地重新開啟，形成了可稱為‘行政主導型的二元結構’”;而城市和農村之間一種新的形式的由市場造成的斷裂可稱為‘市場主導型的二元結構’”。“行政主導型二元結構”的最終目標是“消滅三大差別”，但這個目標在“市場主導型的二元結構”中是消失的，也正因此，“三農”持續成為國家政權重中之重的問題，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解決，十九大報告中鄉村振興和東西部區域協調發展國家戰略的出臺是以此為背景的。

　　呂新雨教授認為，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的雙重性或者說悖論，即一方面它推進的市場化改革是引爆社會問題的源頭，另一方面，為避免社會解體而解決問題的動機也內在于國家之中。當前，中國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就是要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和城鄉區域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她強調，鄉村與國家的復雜關系是一個依然深刻地制約著中國今天和未來的歷史過程：重新理解、判斷和反思圍繞著今天中國農村正在進行的土地確權制度的爭論，它是否能夠“給共產黨留一條回家的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究竟如何在新鄉土主義中獲得實質性的表達?新集體經濟是否可能?這些都是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要解決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是不能僅僅靠市場經濟的邏輯，必須同時靠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式。呂新雨教授還指出，鄉村振興的歷史意義就是第三世界背后的結構性因素在今天的結果，其包含的一帶一路倡議更可以在由毛澤東時代提出第三世界理論之后改變世界霸權結構的層面上去理解。

　　最后，呂新雨教授還從鄉村振興戰略與集體經濟重建、基層組織重建、精準扶貧、區域協調發展以及縣級融媒體建設等關系出發，闡述了在新時代下如何理解以鄉村作為社會本位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圍繞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思考與實踐。

　　(整理：鄒月華;校審：呂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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