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繼上周保馬推送劉芳芳同志關于高默波《高家村》一書的原創書評之后，保馬今天推送來自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張高領同志的書評。這也是保馬近期推出的第四篇文革研究原創書評。較于劉芳芳注重思考高默波一書中底層視角與“農村”文革之間的關系，張高領則對書中所進行的歷史敘述展開宏觀思考。在作者看來，高默波在對包含大躍進、文革等重大事件的歷史敘述中，雖然隱藏著對主流敘述的反抗，但這種反抗并未建立在對現代化的批判性反思基礎上，而是以一種去歷史化的前現代/現代的視角進行突圍。感謝張高領同志授權保馬微信發表?！　?/p>

　　2000年，李昌平上書朱镕基總理反映農村問題，指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由此引發舉國上下對"三農"問題的高度關注。著名的《讀書》雜志隨后也圍繞"三農"問題展開討論。在此背景下，2001年，《讀書》雜志第1期發表了高默波的《書寫歷史：高家村》一文。高默波此文并非農村現狀研究，而將問題指向了新中國誕生至1996年近五十年間農村的歷史變遷。高默波認為，關于歷史書寫存在兩個值得辨析的理論問題，一是“什么是事實的問題”，二是“歷史由誰來寫、為誰而寫的問題”。針對第一個問題，他認為：“歷史從來就不是把事實找出來然后記錄下來，因為世界上沒有不包含理論假設的事實。”既然沒有純粹的、毫無價值判斷的客觀歷史“事實”，那么，第二個問題的答案便呼之欲出了，“對同一事件，不同的人由于出發點不同會寫不同的歷史”。換言之，不同的人寫不同的歷史，任何人都沒有將自己的故事建構為無可置疑的、普遍性的歷史敘述之特權。在這個意義上說，高默波以貧困農民立場重寫的歷史，無疑挑戰著主流政治、知識精英所建構的話語霸權。所以，由此引發的爭議可以說是不可避免的。

　　其實，不同意見的交鋒再正常不過，嚴肅而認真的討論正是推進問題的有效途徑。然而，遺憾的是，這樣的討論對于《高家村》并不多見。2001年3月29日的《南方周末》以"質疑高家村"為題，發表了《高家村是世外桃源么?》、《“文革”究竟好不好?》、《我成長的村莊》三篇評論文章，分別質疑：高家村是不是世外桃源，高默波是否認為“文革”“樣樣都好”、是否 “只讓自己記憶，不讓別人記憶，過濾別人的記憶”。對此，只要認真讀過《高家村》的人，一看便知，如此情緒化的問題顯然和高默波的敘述大相徑庭，仿佛上述三文的批評對象完全是另一本書，而非《高家村》。事后，高默波評論道：“我猜測，他們幾個人那時候沒有一個人看過原著。”除了此種情緒化的評斷，從內容層面，《高家村》還對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提出與主流敘述截然不同的評價，正是這種無可避免卻難以正面討論的爭議性，使得《高家村》不但無法影響中國主流歷史敘述，反而長期被排斥于正常出版媒介之外。雖然《高家村》英文版早在1999年便已面世，但中文版卻先后在大陸和臺灣受挫。十四年后，一波三折的中文版終于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推出，即便如此，大陸讀者仍舊難以一睹其廬山真面目。時至今日，農村問題日益成為關涉中國未來走向的大問題，《高家村》試圖以貧困農民的立場重寫歷史，其立足點與挑戰性不可輕視。就此而言，讀《高家村》的意義不僅是溯本清源，更是以史為鑒。

　　無論是以評論者的個人經驗來質疑高默波的個人經驗，還是訴諸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霸權，都無助于深入理解《高家村》帶來的挑戰，反而將其拉入毫無建設性的混戰之中。在我看來，問題的關鍵之處，不是高默波的敘述是否客觀、高家村是否具有代表性——某種程度上說，個人化的敘述視角未嘗不是打破某種籠罩性話語框架霸權的利器——而是如何在高默波的敘述邏輯內部打開反思的可能性。

　　《高家村》中文版共十四章，高默波以跨學科的方法、豐富的實證資料描述了生之養之的高家村，囊括人口、土地、教育、健康、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生活水準、改革開放、文化和風俗的傳統與變遷、高家村與外部世界等方面。相較于高默波對大躍進和“文革”時期農村衛生、教育的高度評價，以及對村民們的難以抑制的理解與認同，英文版序言中的一段話更耐人尋味：“在高家村的那些年，甚至自我懂事和對選擇有朦朧意識開始，我總是感動孤獨、無望，與周圍的世界格格不入。我想去工廠做工，去部隊當兵，只要能離開村子，做什么都行。我憎恨這里夜晚的一片漆黑、冬日的嚴寒、夏日的酷熱，還有那無休止的繁重勞作。這里是那么臟亂，道路泥濘不堪，還有很多的‘迷信’事。這一切，那在我看來是那么的落后、那么令人憎惡。然而，現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卻感到有種奇怪的依戀，牽掛著這一切。”(xxiv頁)這種恨愛交織的沉痛經驗，恐怕任何理性歸納都難免片面。高默波無疑道出了很多人的心聲，然而不同之處在于，雖然他切身經歷的農村生活那么落后、那么令其憎恨，但他沒有采用否定與批判的態度討論大躍進和“文革”時期的農村政策。

　　理解高默波這一看似矛盾的態度，首先要理解他如何解釋毛澤東時代高家村的貧窮落后。高默波認為，高家村經濟水平低下并不是人民公社的體制——而這正是中國主流話語所批判的——所導致，而是國家的財政汲取最終導致了集體制活力衰弱。他強調：“農村居民收入低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缺乏勞動積極性，而是國家價格制度的剝削本性。80年代初期農村居民收入的急劇增長與其說是由于集體制的解散，還不如說是價格制度改革的結果。”(241頁)歷史地說，雖然毛澤東明確提出消除城鄉差別，但在中國失去蘇聯經濟援助后，農村卻成了國家現代化和工業化汲取資本原始積累的對象，被納入城鄉二元體制。這是中國作為后發的現代化國家不得不面對的歷史困境。

　　在這個意義上說，反思人民公社體制，就無法回避對中國現代化道路中農村制度設計的批判性反思。高默波切身體驗了城鄉二元體制的不平等，他不無悲憤地指出：“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法律制度和文化價值一直歧視農村人口，歧視這些通常被叫作‘農民’的人。”(3頁)也正是在此意義上說，高默波之所以高度評價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農村衛生、教育政策，就在于這一時期中國政府通過推動醫療、教育資源的重組與傾斜，試圖克服這一制度性不平等，并取得了顯著成效?；蛟S正基于此，高默波認為，對于高家村的農民而言，文化大革命十年不但不是一些政治、知識精英所說的十年浩劫，反而是毛澤東時代的黃金時期。毫無疑問，低廉高效的“赤腳醫生”、“赤腳老師”制度并未為高家村落后的衛生、教育帶來根本性改變，但這些頗具創新性的制度作為克服城鄉差距的現實意義卻不容小覷。

　　然而，遺憾的是，隨著1970年代末國家政策轉變，上述制度受意識形態策略驅使不得不被廢止。以醫療衛生為例，高默波認為：“在毛澤東時期，醫療改善最顯著的特征是，那些最貧困和社會地位最低下的人受到了政府的優待。然而，80年代以來的改革政策無視那些最沒有地位的人。”(81頁) 在教育方面，針對以提高教育質量為名，將教育資源向城市集中，從而關閉大量農村中學的行為，高默波斥之為“目的是為少數人重新創造特權，并繼續使農村居民處于社會底層”。(103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高默波認為：“毛澤東的某些政策，像大躍進的確害苦了農民，但毛澤東卻是真心嘗試設法改變農民生活的領袖。”(232頁)換言之，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期的改革不但沒有批判性繼承上述遺產，反而將這一遺產所試圖克服的問題正當化了。

　　雖然高默波清楚地認識到不可能重回毛澤東時代，但其遺產作為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主流意識形態也不敢完全否定的思想資源，仍對高家村日益惡化的現實構成了強有力的批判。與此類似，對于高家村的農民來說，懷念毛澤東并不是某些知識精英所說的“農村人封建愚昧。農民不知好歹，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他們需要皇帝來效忠”，而是通過訴諸官方話語難以否定的形象表達對現狀的不滿。應該說，針對1980年代“去集體化”后高家村出現的停滯與倒退，毛澤東時代作為批判性精神資源的意義不言而喻。

　　但問題在于，在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上述批判性精神資源發揮的實際作用幾乎微乎其微，甚至日益成為一種面目模糊的歷史遺跡，失去了診斷現實問題的能力。換言之，高家村如何批判性繼承上述精神資源，仍是高默波難以回答卻無法回避的難題。在此意義上說，《高家村》對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高家村的敘述幾乎與主流歷史敘述并無本質不同，進一步說，這一部分已經失去了前期的批判性分析和理論抱負。簡言之，《高家村》前半部分強烈質疑了主流歷史敘述，而后半部分卻日益趨近于主流歷史敘述。

　　在《高家村》的結論部分，他希望高家村將來能成為中國現代化的一部分。(243頁)換言之，1949年后的高家村并沒有進入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其實，自1949年以來高家村無法自外于中國現代化進程，反而恰恰是這一歷史進程極其重要的一環，不過往往淪為高默波所期冀的現代化之反面。大躍進和“文革”時期的農村衛生、教育政策所試圖克服的也正是現代化道路的反面影響。而高默波似乎并未充分意識到這一點。如果苛刻一點說，雖然高默波可以為毛澤東時代農村政策的有效性提供有說服力的辯護，針鋒相對地挑戰了相關的主流敘述，但由于將高家村置于前現代/現代這一去歷史化的視野中予以分析，《高家村》不但難以在根本上突破主流敘述背后的現代化話語裝置，反而有可能被其吸納。

　　也正是由于無法批判性反思現代化道路，《高家村》便難以對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日益融入現代的高家村做出更具洞察力的批判性分析，現代化自身的問題最終卻被歸咎于不夠現代。在高家村不夠現代的問題上，《高家村》前后兩個近乎斷裂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了內在的同一性。在此意義上說，高默波將毛澤東時代置于頗為自覺的辯論性視野中的意義，便淡化了為未來而辯論的深度，而更像是一種歷史辯護，從而無法動搖主流敘述背后的現代化話語框架。就此而言，《高家村》試圖挑戰主流歷史敘述的努力或許并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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