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權按　關于今年一號文件的解讀可謂是層出不窮，但不同于前幾年的一號文件，今年的一號文件因其含糊性，確實讓不少局外人犯迷糊。本文作者獨具慧眼指出了一號文件中存在的六個重要的疑問。例如，雖然文件通篇在強調“供給側”改革，但對于“究竟誰是供給側”的問題，我們依然云里霧里。作者也以其犀利的筆鋒點出了文件中明顯的“話語與實踐的背離”。雖然呼吁要發展“綠色農業”，但這個目標和其他目標之間矛盾重重，和具體實踐之間更是嚴重背離。在當前外國農產品壓境、外國農業資本巨頭加緊在中國搶占地盤的情況下，對于“中國到底要建立什么樣的農業體系”這一核心問題的回答不是靠一堆詞匯的堆砌就能解決的。農業政策的頂層設計者也應該俯身下去，聽聽民間的聲音。

　　當政策制定過程缺乏公開性和透明度，政策解讀也許只能由政策的書寫者進行。這類解讀通常會告訴我們政策很好、很完美，但是局外人可能依然搞不懂(當然不是全部搞不懂)政策究竟說的是什么，又要干什么，以及會帶來什么。今年的“一號文件”大概就是這樣。在細讀了文件并看了部分權威者的解讀之后，我依然有許多犯糊涂的地方。這里把我所認為重要的疑問寫出來，求教于中農辦和農業部的頂層設計者。

　　第一個問題：究竟誰是供給側？

　　今年的文件中最令人矚目的提法似乎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文件并沒有交代究竟誰是供給側。我最初望文生義地認為，它是指供給方，也即鄉村的農民或農產品的生產者、經營者、銷售者。但細讀文件后感到似乎不是。于是被迫求助于一些媒體給出的解釋：“供給側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有的還說它包括制度供給。這就越發使人糊涂。原來它所指的并不主要是農民這個主體，而是包含了眾多的主體、客體或要素的大雜燴。至于其中的主體，按照某位好事者的歸納，文件涉及的農業主體包括多有交織和重疊的三大類29種，三大類包括個體類、集體(經濟組織)類，以及企業和集團類，也即把小農和資本都納入了其中。

　　但農民這一最龐大的主體是否也是最重要的供給側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他們又該如何改革?是只能被動地接受設計者所推行的改革嗎?

　　第二個問題：除了提高收入，還要做什么？

　　如同以往的13個一號文件一樣，今年的文件同樣強調要提高農民收入，卻忽略了如何減少農民的支出或支出的壓力，從而也就忽略了農民的收支平衡問題。提高收入當然不會有人反對，但是也要看到，以中國目前的人地關系和產業狀況，進一步提高農民收入的余地比較有限，增收空間同樣存在著“天花板”。

　　與此同時，收入的高低是相對的，一是相對于城鎮居民的收入，二是相對于農民自身的支出。即便農民收入提高很快，但如果城鎮居民的收入增加更快，農民自身支出的壓力增加更快，也就只能反襯出農民的收入更低。因此必須從正反兩個方面做文章，既要增收，又要減負，既做加法，也做減法。

　　減法當然并不是要人為地拉低城鎮居民的收入，而是要降低農民面臨的支出的壓力。這種壓力既來自于農民的攀比消費、人情負擔和高價彩禮，也來自于教育和醫療的市場化，以及與“逼農進城”相伴的房價高漲，讓許多農民越來越入不敷出、身心交瘁。就此而言，目前減負比增收更重要，也可能更容易見效。作為壓力的重要“供給側”的政府，對此應該有所醒悟。

　　第三個問題：需求側要不要改革？

　　農業問題涉及供給和需求雙方的關系。鑒于農產品的不安全問題已成心腹之患，不可持續性也已昭然若揭，改革供給側當然是前提。但同時也要看到，21世紀的中國已經步入消費社會——即大量消費和高消費的社會、靠刺激消費來拉動生產的社會，其中的某些消費已經超越了基本需求，屬于過度消費或奢侈性消費，從資源和環境的角度來看是不合理的。

　　比如，中國近兩年的肉類產品已達8700萬噸左右，人均超過60公斤，它包含了近12億頭豬、近3億只羊、5000萬頭牛和130億只畜禽，造成的生態環境壓力不言而喻。在如此巨量的消費中，有多少是不合理的?降低一些是否會降低國民的營養水平和身體健康?是否需要提出總量控制目標?忽視這類問題，意味著將不合理的需求合理化了。文件提出“穩定生豬生產”，“大力發展牛羊等草食畜牧業”，“引導擴大生鮮乳消費”，是否會進一步加大生態環境壓力?進而，在國內的市場和資源供給不足的情況下，強調要“提高統籌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能力”，這種政策導向的結果意味著什么?

　　我認為，供給側改革應該包括為供給側減壓。其中減少需求側的不合理需求甚為重要。這些需求經常是人為制造的，甚至是政府有意為之的。在頂層設計層面，無論綠色農業還是生態文明，都不應該葉公好龍。是否有必要重提節儉、節約的傳統并予以制度化?這肯定不符合“擴大內需、拉動增長”的邏輯，卻是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求。

　　第四個問題：“綠色農業”與其他目標打架嗎？

　　似乎是為了做到系統和全面，政策設計者試圖把所有相關的東西都裝進一號文件的筐子里。其中既有小范圍實踐中取得了成效的經驗，也有觀念層面看似“先進”的東西。但是，就其主打的“綠色農業”這一大目標而言，許多提法實質上是與它沖突的。

　　強調專業化、一村一品，甚至“一鄉(縣)一業”，是否忽視了生態健康所需要的多樣性，也忽視了連作障礙?從壽光的蔬菜基地，到新疆的棉花種植，乃至于東北的水稻種植，其可持續性和長期的生態影響都值得警惕。

　　至于“積極推進傳統主食工業化、規模化生產，大力發展方便食品、休閑食品、速凍食品”，“大力推廣生產基地+中央食堂+餐飲門店、生產基地+加工企業+商超銷售”之類的鼓動，似乎只能拉大從田頭到餐桌的距離，強化各種添加劑的投入。

　　另一個缺陷是忽視了種植業與養殖業之間的斷裂，不假思索地強調專業化、規模化，而忘記了正是諸如此類的“化”消解掉了農業內部的循環性和有機性。綠色農業應該主要按照生態學的規律，而不是現代經濟學的教條或邏輯進行規劃，“小而全”在經濟學看來可能是有缺陷的，但在生態學看來是健全而又穩定的。

　　第五個問題：為什么要堅持“土地確權”？

　　自從2014年開始，“土地確權”已連續四年寫進一號文件。去年的一號文件還列出了具體的時間表：“到2020年基本完成土地等農村集體資源性資產確權登記頒證”。但不清楚頂層是否知道，自打這項政策提出之后，就招到了農民、基層干部和部分學者的反對。農民埋怨是“吃飽了撐的”，干部認為是勞民傷財、制造矛盾，學者則質疑是為了“方便拿地”，甚至是為將來的“土地私有化”做鋪墊。

　　面對諸多反對的聲音，政策設計者并沒有給予可信服的回應，相關文件說它“有利于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讓人不能不想到純屬忽悠。盡管如此，今年的一號文件仍然執拗地將其寫入，并且強調要加快推進、擴大整省試點范圍，農業部則已經決定今年擴大到28個省區。這種強行推進的做法違背了公共政策的基本準則，令人費解。坦率地說，我是不敢、也不愿意相信“方便拿地”“私有化”之類的“陰謀論”的。但是，政策的書寫者有勇氣站出來予以否定么?

　　第六個問題：中國要構建一個什么樣的農業體系？

　　一號文件通常被看作涉農政策的“綱領性文獻”。但是綜觀諸多的一號文件，可以發現許多明確的政策目標，卻始終讓人看不到綱領。對作為手段的“改革”的頻繁強調，并沒有回答一個核心問題：中國農業的資本主義改造（我是在“盈利目的的普遍化”這一客觀意義上理解資本主義），究竟要構建或最終可能構建一個什么樣的農業體系？

　　我最關心的是，對于人地關系仍然高度緊張、同時又進入了全球競爭時代的中國農業而言，“緊緊圍繞市場需求變化”這樣的指向，是否要把農業和仍然以此謀生的近6億鄉村人口全部推向全球競爭的市場?

　　在強調“規模經營”“產業化”“現代農業”等一般意義上的“絕對真理”的同時，是否也有必要為自給自足型、自得其樂型的農業保留一席之地?

　　鑒于農業是不同于工業的生命再生產的活動，是能夠與自然保持密切聯系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休閑農業”與農民靠農業“休閑”也并不相同，頂層設計者似乎應該明白，你可以不顧或者回避所秉持的究竟是什么主義，卻不應該完全用市場的邏輯去改造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并由此鑄造出一個看似高大上實則隱患無窮的“現代農業體系”。

　　這樣說有些抽象。那就回到具體的問題：當你試圖住進或者已經住進了帶有小花園的大別墅，就不應該再絞盡腦汁地忽悠億萬農民退出他們帶有小菜園的宅基地。否則，只能讓人想到偽善、偽裝，以及并不那么高級的耍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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