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今年春節,在趙月枝教授的邀請下，主要由2016年在浙江省縉云縣舉辦的“傳播、文化與全球南方”四校聯合國際暑期班調研小組的帶隊老師所組成的多位海內外學者來到縉云，一方面他們到縉云對各自暑期班的調研查漏補缺，一方面他們作為團隊也共同參加了在縉云的活動。

　　本期批傳即是此次團隊活動的成果。其中，中國傳媒大學張志華副教授在繼續其縉云“淘寶村”北山村調研的同時，紀錄了春節與團隊在縉云的點點滴滴，此次他將點滴匯集成文；而中國社科院沙垚博士不論對縉云民間戲劇團體的調研還是參與團隊調研，每每及時整理田野筆記，此次他呈現的是團隊與村雙委一次座談會的筆記。兩篇非學術文章風格各異，但都是青年學者“往下走”的嘗試。

　　我們也試圖借此參與知識分子與農村的關系，以及“返鄉書寫”的探討與探索。

　　縉云金竹村書記朱利強一直想請趙月枝老師到村里來做個講座，一起探討鄉村的發展出路。但趙老師覺得講座不合適，先開個座談會比較好。

　　村基本情況：

　　金竹村位于縉云壺鎮東北部，地處甌江上游好溪與棠溪交匯帶，海拔230米。村舍呈塊狀，集中分布在7.2平方公里的河谷上。全村轄金一、金二、金三、金四和大巖坑等5個自然村，共有1026戶，2552人，耕地面積1351畝，林地面積16286畝。

　　對這些數據簡單分析：相當于平均每戶只有2.5人，人均耕地面積不到0.5畝，這或者顯示了村里很有趣的人口結構，或者是數據值得質疑。

　　金竹村被評為浙江第三批省級歷史文化名村，對此也算得上是當之無愧，因為：

　　第一，村里有古建筑，有歷史名人和朱熹曾經講過學的美化書院遺址，可謂文化積淀深厚;

　　第二，村里自然有四條小溪，有山景，自然風光優美;

　　第三，村里有紅色文化，革命烈士紀念碑、陵墓。

　　村書記朱利強介紹村莊，他說，現在村里班子團結，并且從市里、省里請專家來做設計規劃，“開發旅游是大勢所趨”。

　　我想做一個有意思的對比。

　　1990年代，把古建筑推倒，蓋工廠，發展工業。

　　2010年代，把古建筑重新包裝，開發旅游產業。

　　如何看待、如何分析這個現象?可能不是孰優孰劣的問題，可以說都好，或者說都不好。但這說明一個問題：傳統是一定是要被再造的，不然不能活，只是如何再造的問題，隨著社會發展，思路有所調整，但又一定會圍繞大主題，即經濟發展。我們不可能逆時代潮流而動，只是如何在僅有的空間中“做道場”，推行我們的理念。

　　朱利強說，現在已經有490萬的專款撥到了縣財政局，去年考核后其中50萬已經撥到村里了。我們用這錢對幾個老祠堂都開始進行施工修繕。這是保護型的施工。在施工過程中，我們也是邊干邊反思，比如我們為了治理河道，修了水泥的河堤，治了水也方便了居民進出，但是破壞了古村落的美觀，我們就在想，要是改用鵝卵石呢?

　　我覺得這是極好的反思，事實上，真的是村干部的思想決定了村莊的發展方向，有多高的認識，干多大的事情。

　　趙月枝老師進行了一番點評。

　　她說，關于什么是有文化，金竹村有一個打工妹告訴她，每年5月13要回來參加村里有幾百年歷史的關公迎案活動，這就是文化。文化是在人民群眾中的，而不是所謂的專家掌握的。

　　她主要講了兩點。

　　第一，群眾的認可，要讓老百姓知道村里的拳頭往哪里打，要讓他們認識到村里的長遠利益。要讓群眾參與到村莊的規劃中來，體現他們的文化主體性。請外面的專家來規劃固然重要，可是這些專家不一定了解村莊的機理，一些看似小節的問題，可能釀成大錯。仁岸村的經驗就比較好，是村委一班人自己做的規劃，一下子就成功。規劃要村民自己參與，讓他們覺得是“自己的事”“我們的事”，而不是上面派下來的事。她提到她在瑞典調研過的“參與式社區設計”，就是外面專家與居民相結合的社區建設模式，專家先問居民希望自己的社區變成什么樣，讓他們提意見，然后再集中起來，與專家討論。

　　事實上，金竹村也有過這方面的嘗試，比如朱利強說，曾經很多老人對規劃提過意見，表面上看是不支持村里的工作，但事后想想他們講得都很有道理，他們講出來的就是文化，又省錢，又有文化。

　　第二，現在全國都在提倡鄉村旅游，全都在開發，可是如果農業沒有了，農耕文化的依托沒有了，卻想搞鄉村旅游。“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所以，一個良好的村莊必須要有農業產業，搞旅游也要在思路上，跳出旅游搞旅游，比如種些荷花、稻米、油菜花……要把年輕人留在村里。

　　朱利強說，村里現在最大的優勢是沒有企業，所以也就沒有征地，所以土地是充足的。去年拿到15畝的征地指標，賣了幾百萬，給村民挨家挨戶地發錢，每戶3000元，地有限，這個是不可持續的，但農業是可持續的。

　　原來他打算由村里出面成立合作社，廢除現在種的嚴重打藥的茭白，但是這很難。因為他沒有種過田，沒有說服力。但他覺得現在是個好機會，有一種黑米，市場上一斤賣18塊錢，每畝可以產800斤，一年種兩季。政府還有補貼，每畝400元。縣里還會派技術員常駐村里指導。可以建成黑米種植基地，提倡生態的，不打藥不用化肥的種植方式。

　　趙月枝老師針對他“合作社”的概念抒發自己的想法。她借用當下中央的政策話說，搞合作社，不是要回到過去，而是“新形勢下的集體經濟的實現方式”，旅游是其中一種方式。

　　趙月枝老師說，她有一句自己多次重復的話，“凡是生態的、文化的，就必須是公共的。”因為文化的基礎是集體留下來的，比如一家搞漂流，掙了錢，另一家不干了，因為小溪不是哪一家哪一戶的，是大家的。如果另一戶鬧，搞破壞，最后誰也掙不了錢，旅游產業也搞不下去，不僅如此，還把人心搞壞了，搞寒了，回過來，要重新捂暖就難了。

　　文化必須是公共的，文化是集體經濟的一種實現方式。說得真好!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把改革開放三四十年來的經濟基礎重新納入到新的集體經濟中來，重新集體化。而文化是最好的突破口，最好的實現方式，如果文化是一種媒介，那么這種媒介帶有本質上的公共性。

　　總結一下，趙老師在金竹村主要講了三點。

　　第一，旅游開發要強調群眾的參與，群眾的主體性;

　　第二，旅游開發要重視農業產業，鄉村旅游的基礎是農耕文明;

　　第三，走社會主義的、集體化的文化旅游之路。

　　整場下來，我想討論三個問題。

　　第一，知識分子參與鄉村建設。林莉君說，她以前做研究只是自己做研究，很少“學術反哺”，用自己的研究影響鄉村的現實和未來，和村干部、村民一起探索一個村莊的文化發展計劃，這是一種深度的學術參與。其實做田野工作，不是要求絕對的置身事外的客觀性，而是要意識到自己的在場一定會引起當地情況的改變，只是我們對這種影響要有一種自覺。不是要減少自己的影響，而是要意識到自己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比如我對胡大明的影響，我對上坪村村史撰寫工作的影響，趙老師的工作在縉云的影響等等。從某種程度上說，金竹村可以是一個鄉村實驗，我們通過自己的參與，在這個大的試驗場中進行自己的實驗研究。

　　第二，吃晚飯時，村支書朱利強不斷地強調，想4月份請趙老師來給全體黨員講課。他希望借助趙老師的影響力，來做村民的思想工作，考慮村莊的長遠利益，建立合作社。這說明現在的村干部已經懂得如何引入外部的資源，為自己的村莊服務，尤其是認識到村民的思想工作是村莊最重要的工作，人心不齊，什么事業都做不成。世道人心、人心所向的重要性，在當代重新得到突顯，經濟成效不再作為村莊發展的唯一衡量標準。

　　第三，傳統的再造。在一個明代的祠堂，我發現了清代修繕時，加入很多明顯的清代建筑痕跡。我始終認為，傳統是流動的，是不斷被再造的。可是，為什么我們這個時代，不能加入時代元素呢?如果我們也請能工巧匠來修繕祠堂，并留下具有當代特色的工藝，不是更好嗎?關鍵是我們有沒有這個自信。龔偉亮老師同意我的觀點，他說就如一幅宋代的畫，元、明、清的文人收藏夾都會在上面寫字、蓋藏章，但我們當代人不敢。這是一種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現。

　　后來，我和張志華老師討論這件事，他說明代建筑的主人是一個相當于正部級的官員，他的政治地位決定了他的建筑精美和級別;清代房屋的主人也是根據自己的地位和能力來完成修繕。可是當代，里面住的是一個窮困的老人，他如何修?如果由他來修，他只能拿政府的修繕補助，請水平有限的木工師傅來修。這是不是傳統的再造?能不能體現時代的文化?所以，他說這不是一個抽象的文化自信的問題，而是一個具體的時代中的政治能力和經濟能力的問題。我覺得他的視角也很有意思，很有創建。

　　這里面，其實還有更多的問題，值得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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