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的返鄉動因及其社會適應^[1]

               ——以云南沙村為例

陳 鋒  徐 娜

(首都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協同創新研究中心；北京工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北京，100124)

摘要：本研究考察與分析了云南沙村新生代農民工的返鄉動因及其社會適應。研究發現新生代農民工返鄉主要受到家庭生活事件、家庭生命周期、主動逃離城市、工傷事故等四種因素影響;新生代農民工返鄉之后，在就業選擇上主要呈現務農技術化與經商自主化的特點;在返鄉社會適應方面存在類型差異：主動型返鄉的新生代農民工目標明確，很快融入鄉村社會的生產生活中；被動型返鄉的新生代農民工在適應中多呈現階段性、反復性直至最終定型化的特點。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需要建立一個“可進可退”的政策制度空間，既能促進新生代農民工部分融入城市、完成市民化，又能給予他們自由返鄉的選擇空間。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  返鄉;  社會適應

一、研究背景

自2002年以來，新生代農民工的流動引起社會關注。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比較高，通常從學校畢業后直接進城打工。因此，兩代農民工在社會認同、生活預期、生活方式等方面有著顯著的差異^[[1]]。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業、農村并不熟悉，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以城市為坐標，渴望融入城市、享受現代城市的文明。然而，受宏觀社會結構與現實處境的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又面臨被城市與農村雙重邊緣化的境遇，既難以完全回歸鄉里，也無法在城市“安家落戶”^[[2]]。為此，促進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與市民化問題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國家統計局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近一半的新生代農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其中，新生代農民工選擇“堅決不回農村”和“盡量留在城市，實在不行再回農村”的比例分別占到8.1%和37%^[[3]]。換言之，超過一半的新生代農民工可能在城市務工一段時間后返鄉。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迅速波及到中國的經濟實體，導致大約2000萬農民工失業返鄉。一時間，農民工返鄉潮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總體來看，學者主要從以下三個角度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了關注。一些學者重點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返鄉意愿，并對其影響因素做了實證分析。張笑秋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呈現出保持流動、回鄉創業、回鄉務農與定居城市并存的多種流動意愿，但以定居城市為主的局面，不同流動意愿的新生代農民工在人口學因素、家庭因素、務工經歷、社區因素與心理因素方面具有不同特征^[[4]]；另外，與生命歷程相關的出生組效應、家庭所處的生命周期、性別因素與文化方面的適應等不同程度地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留城與返鄉的意愿^[[5]]。另一些學者重點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返鄉創業問題。朱紅根等人通過江西省1145個返鄉農民工的調查數據發現，農民工個體及家庭特征因素、社會資本因素以及政策支持力度對農民工返鄉創業意愿影響顯著^[[6]]。張秀娥等認為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對于推進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具有重要意義,而家鄉人對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態度、新生代農民工對自身能力與外部資源可獲得性的擔憂，以及返鄉創業者的創業現狀影響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的主觀規范、行為控制能力和主觀態度^[[7]]。

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則重點關注返鄉農民工的社會適應問題。學者通常認為新生代農民工長期接受消費主義的熏陶，生活模式與意義世界都已城市化，在經濟波動中失業返鄉之后，他們面臨著謀生、交往及情感滿足上的諸多障礙^[[8]]，他們在村莊適應方面與第一代農民工存在代際差異^[[9]]，常在“扎根”與“歸根”之間徘徊^[[10]]。不過，也有少數學者發現，從生命歷程的角度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的流動意愿抉擇是與其家庭角色調適相伴隨的決策過程，家庭角色在很大程度上鎖定了他們最終的生活期望和社會歸屬，新生代農民工隨著家庭角色的變化開始出現“逆城市化”流動的現象。因此，政策應該對這種現象作出回應并進行相應調整^[[11]]。

既有研究為理解新生代農民工返鄉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但對新生代農民工返鄉仍大多停留在對其流動意愿這一假設性問題的探討上，由于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仍然還在城里打工，其返鄉意愿與最終的返鄉行動會出現反差。相關研究顯示，新生代農民工雖然比老一代農民工更傾向于不返鄉，但是打工時間長的新生代農民工則更傾向于返鄉^[[12]]，而且年齡越小并未婚的新生代農民工越傾向于定居城市，年齡越大的農民工則越傾向于返鄉。換言之，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在未來仍將是一種社會常態。而當前學界與政府的關注仍在單向度的城市化與市民化方面，對新生代農民工返鄉缺乏足夠重視。

沙村隸屬于云南省平縣西部，是西南地區一個普通的小村莊。沙村距鎮政府所在地34公里，交通不太便利，距縣城34公里。沙村下轄9個自然村。村莊現有農戶459戶，人口1868人，其中農業人口1852人，勞動力984人，其中從事第一產業人數810人。外出打工的人數近200人，多為中年男人和離校青年。據沙村會計統計,全村外出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16-30歲)約有72人,本村返鄉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已達35人，約占一半。這些返鄉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在家待了一年以上，且不準備再去縣城以外的城市務工。

本文以云南沙村為例，運用個案訪談法與參與觀察法考察與分析新生代農民工的返鄉動因及其社會適應，進而對當前的中國城市化道路進行反思。2014年春節期間，筆者走訪了沙村35個家返鄉新生代農民工家庭，訪談了15個返鄉新生代農民工個案。，以及這些新生代返鄉農民工的家人和朋友，以便更好了解和理解新生代農民工的返鄉動因及其社會適應狀況。

二、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動因分析

一般認為，新生代農民工返鄉的原因主要歸結為勞動力過剩導致的結構性失業，比如2008年經濟危機導致大量的農民工失業。學界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才開始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返鄉。然而，金融危機主要影響第一代農民工的就業，對第二代農民工就業的影響相對較弱。隨著危機影響的逐漸消退，一些地方再次出現 “民工荒”現象。因此，僅從這一結構性因素去考量新生代農民工返鄉，難以獲得令人信服的解釋。正如有學者指出，國內已有的研究比較重視以歷史眼光的宏觀視野來分析個人命運，大部分研究忽略了在歷史社會事件所構筑的限制性環境下個體行為選擇的差異性與能動性^[13]。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受到一些結構性因素的制約，但對于個體的返鄉選擇、返鄉時間點以及返鄉后的社會調適，卻需要他們在既有結構背景下做出策略性適應。本文作為個案研究，無法從一個大數據的角度去描述一種結構性變量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影響，但個案研究的長處則在于能夠探索新生代農民工返鄉發生的復雜性，進而挖掘促發新生代農民工返鄉的原因與機制。對云南沙村的統計發現，新生代農民工返鄉主要受到家庭生活事件、家庭生命周期、主動逃離城市、工傷事故等四種因素的影響（見表1）。

表1: 云南沙村新生代農民工返鄉的四種主要原因及其人數

1.家庭生活事件的發生

 家庭生活事件指的是家庭中發生諸如老人過世、父母生病、失業等變故。新生代農民工作為農村家庭的一份子，其選擇工作的地域受到家庭生活事件的影響，一些重大的家庭生活事件會促成青年農民工選擇返鄉，以便照顧家庭。沙村新生代農民工受家庭生活事件的影響而返鄉的有9人，約占返鄉總人數的1/4。

    個案１ 小陳，男，22歲，未婚。高中上了兩年之后自己去浙江、上海打拼了4年。四年里他每個月都往家里寄1000塊錢，自己也有了一點積蓄。2012年過年的時候由于爺爺病重，他就趕回家。爺爺在過年之后的幾天去世了，他是從小最疼愛小陳的人。爺爺在走以前一直告訴他一定要回家，家是自己的根本。因為家里只有小陳一個孩子，在爺爺去世以后，小陳選擇在家和爸爸一起養蠶。

個案2 小徐，男，26歲，未婚。初中畢業（16歲）之后開始打工。他曾在昆明打過工，也跟村里的伙伴去過浙江。在外漂泊了10年，換過很多工作，每個月也有兩三千的收入，但是小徐并沒有太多的積蓄，收支勉強平衡。家里條件也不是很好。2012年，他的母親得了重病，家里召他回去幫忙照顧。家里只有他和一個姐姐，姐姐已經嫁人。小徐回家之后，一邊幫著父親照顧母親，一邊在縣城的一個超市做物流工作，每個月2200元。對這一變故，小徐開始有點無奈，但是慢慢也適應了現在的工作生活節奏，而且發現在家里工作反而能夠有一些積蓄：除去各種開支，他現在每個月能夠結余1500元，這能幫母親支付一些醫療費，也讓他覺得自己成熟了一些。因為“在大城市有各種新奇的東西，總是想著去嘗試，而縣城畢竟可以玩的東西少，物價也相對低一些”。

在案例１中，小陳因為爺爺的去世而選擇返鄉。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農村一女一男戶和單胎化日益增多，使得新生代農民工中的男孩子通常需要承擔起照顧老人和家庭的責任。小陳、小徐的選擇都是這種情況。22歲的小陳,不僅學習能力很強,而且交際范圍廣，對城市生活能很好的適應。但是一些家庭的重要事件尤其是一些至親的人發生變故對于他們會有較大的觸動。在個案2中，對小徐來說，母親突然生了重病，盡管有些無奈，但也不得不返鄉幫忙照顧母親，進而選擇縣城附近就業，繼而發現這個結果也不錯。不僅可以幫助到家里，也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長。返鄉照顧家庭和就近務工，使他覺得自己開始變成一個有責任感的人。

2.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拐點

 家庭生命周期這一概念是在比喻的意義上將生命視為一種隨個體或組織的發展，社會關系或角色的不斷轉換循環的過程和階段，包括人從出生到死亡的不同階段，強調從不同世代的轉換來分析個體的社會階段，以及將關系或角色的視角被作為生命歷程理論重要的出發點。具體來說，生命周期理論重視人的社會角色，某一階段穩定的社會角色關系會給人提供方向和規則，相應的，個體被鎖定在一系列社會期望和非正式關系中，進而帶來一種責任感，保證人格的穩定，同時也保證了個體生活的穩定，使各種危險與意外的可能性最小化^[14]。新生代農民工恰是處于談婚論嫁、生育子女的時期，這一拐點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返鄉產生較大影響。在沙村，由于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拐點而選擇返鄉的人數有13人，位居返鄉原因的首位。

個案3 小虹，女，20歲。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到珠海打工兩年。她說去了外面才知道自己視野太窄了。大城市里的女孩子們都有很多漂亮的衣服，都很會打扮自己。工廠里的很多男同事都對小虹表示好感。小虹說，在打工的這段時間里，她已經處過三個男朋友了，后來因為種種原因都分手了。分手之后她回到老家，村里的很多男孩也對她表示了愛意。在父母的催促下，小虹和村里一個比較老實的男人結婚了。她對現在的生活比較滿意，安穩下來以后也準備生個孩子。“就和我媽一樣平平淡淡的在家鄉安穩的生活下去。”

個案4 小天，男，27歲。曾在福建、廣東打工7年，主要在工地上做建筑工。相對比較勞累，經常要頂著高溫作業，有時候還得高空作業，有一定的風險。這些年。小天勤勤懇懇，有了一些積蓄，但是在外面一直沒有女朋友。2013年春節，在家里人的介紹下，小天在當地娶了一個媳婦。就此，小天就不再外出打工了，而是選擇在家干點農活，并偶爾到縣城去打些臨工。他說，在外總有一種漂泊、找不到家的感覺，現在自己成了家，不想繼續過那樣的生活，在家里雖然錢賺的少，但日子也還是能夠過下去。

在個案3中，小虹選擇返鄉的初因是感情受挫，之所以返鄉后不再外出打工則是因為到了結婚的年齡，而在父母的催促下，他與村里的一個男人結了婚。然而，在結婚之后，小虹又到了生育孩子的階段，這又使她需要在家完成生產的過程。事實上，一些新生代農民工在生育孩子之后還得面臨照顧孩子的問題。此時，男性作為家庭掙錢的主要勞力一般仍會繼續外出務工，但對女性來說，通常覺得孩子還小而難以割舍，最終選擇繼續留在家里。家庭生命周期中結婚這一節點對于男性農民工來說也會產生重大影響，案例4中，小天在外打工7年，但是就在回家結婚之后，不再選擇外出務工，其原因就是不想繼續漂泊，而想在成家之后過安穩的日子，能夠找到“家”的歸屬感。既有研究也顯示，年齡越小并未婚的新生代農民工越傾向于定居城市，而務工時間長、年齡大并已結婚的新生代農民工則傾向于返鄉生活。

 3.逃離城市的主動選擇

家庭生活事件與家庭生命周期的影響，某種程度上更多是家庭力量推動的結果，從意愿上來說，許多新生代農民工是一種被迫返鄉。也有一些新生代農民工在經歷結婚生子這一階段的時候，也作出策略性適應，主動返鄉。此外，值得關注的是，許多農民工在經歷了城市生活與農村生活之后形成了對比與自我反思，主動選擇返鄉務農或者創業。在沙村，逃離城市而主動選擇返鄉的新生代農民工有11人，僅次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影響。

個案5 小霞，女，18歲。曾在廣州一家紡織廠打工，由于經常倒班次的緣故，小霞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平時都沒時間出去好好玩。住在公司宿舍，自己不能夠做飯，外面的餐館又太貴，所以小霞的食物主要就是泡面或者零食。小霞說，每次上班都要打卡，干什么都要限制時間，每天都被限制在那個小的空間里，感覺像坐牢一樣。每個月的工資都花光，有時候還要向同事借錢。別說賺錢給父母寄回去，現在不讓父母給自己寄錢已經很不錯了。2012年9月，小霞從廣州回鄉，身上僅剩100多塊錢。回到家以后她去了一次自己的母校，看見門口有很多賣東西的。然后突發奇想，在小學門口賣起了炸土豆。她現在每天都9點左右起來，把東西都準備好，下午6點就可以回家。返鄉后的生活讓小霞感覺很充實。

個案6：小山，男，25歲，家里還有姐弟兩個。小山最初在縣城里學理發，但是不到一年，他就離開了家鄉到深圳。那時的他對大城市燈紅酒綠的生活充滿了向往。他最初在一個皮鞋廠干過三個月，很快就待不下去，他覺得在工廠里的生活太過單調，請假出去玩都很困難。于是到KTV當服務員。在KTV里工作，小山覺得相對自由一些，沒有太多管束，一群同事年齡又相差不大，經常能夠一起喝酒，一起唱歌，一起溜冰等等。然而，在KTV工作時間長了之后，他每天看著來來往往的客人，突然思考起一個人生活到底是為了什么。他想到自己黑白顛倒的工作，以及渾渾噩噩的生活狀態。當午夜客人散去，拖著疲憊的身軀走在城市的霓虹燈下，他感覺自己特別渺小，不知哪里是他的歸宿。他開始厭惡自己現有的生活。2011年過完年后，小山沒有再返回深圳，而是選擇在家鄉小鎮開了一個理發店。他認為，現在的生活更自由，這是為自己打工。

在個案5中，小霞返鄉原因是無法適應城市工作與生活，且對城市的工作生活方式極度不滿。城市的作息時間、工作環境、生活節奏、消費方式都讓他覺得如同“坐牢”一般。相比而言，鄉村自主的工作節奏與生活習慣都讓她感到很舒服。在個案6中，小山曾沉醉于城市的燈紅酒綠，但某一天想到自己渾渾噩噩的生活狀態，突然意識到自己在城市中無所歸依。于是回家后重操舊業開了一家理發店，其意在為自己打工，開啟新的生活。由此看出，一些新生代農民工已經開始對城市流水線、機械化的工作，以及對人身控制嚴格的時間安排反感，對被異化的工作生活進行反思，渴望在精神與身體上獲得自由，形成了個體的獨立自主意識，進而主動逃離城市。這種意識已經在部分新一代青年中萌芽、生根。

4.工傷事故后引發的就業歧視

就業歧視是指沒有法律上的合法目的和原因而基于種族、膚色、宗教、政治見解、民族、社會出身、性別、戶籍、殘障或身體健康狀況、年齡、身高、語言等原因，采取區別對待、排斥或者給予優惠等任何違反平等權的措施侵害勞動者勞動權利的行為。新生代農民工相對文化水平較低，大多從事技術含量不高的職業。女性通常進工廠或者服務業；男性多在建筑業、采礦業、五金加工業等以重體力勞動為主的行業，工作相對勞累。風險性也比較大，工傷事故時有發生，在沙村總計已經發生2例工傷事故，小偉就是其中1例。

個案7：小偉,男,22歲。初中畢業后去了一個五金零件加工廠上班，因為做工比較復雜，小偉學了很久還是不怎么熟練。有一天由于操作失誤，小偉失去了兩個手指。由于小偉自己的操作失誤，加工廠只給他賠了5000塊錢，公司不負全責。因為這個缺陷，小偉在后期的找工作中接連遭受歧視。無奈之下，小偉回了老家。他說：“自己不會再出去了。去外面會更加自卑，在家里則好很多。鄉里鄉親的遇到什么事情，大家也都會幫我搭一把手”。

在個案7中，小偉返鄉是因為在工作中的失誤致使自己的手受傷。此后，他不斷遭遇就業歧視，最終無奈返鄉。在他看來，企業都是利益至上，“那些人把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沒有人情味，也看不起自己，進城打工要受很多的氣”。返鄉后，老家的人并沒有因為受傷而看不起他，而是熱心地幫助他，讓他重新找到了歸屬感。

綜合以上分析，從沙村的情況來看，受家庭生活事件和一些意外工傷事故的影響，許多新生代農民工被動選擇返鄉。而在新生代農民工遇到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拐點時往往采取主動的策略性適應。一些人主動選擇返鄉，恰恰是因為對城市工作生活的反思以及自我再定位，顯示“逆城市化”現象正在發生。         

三、新生代農民工的返鄉適應

無論何種原因，青年農民工返鄉，最緊迫的是在鄉村社會中就業立足，重新適應鄉村社會的生活。一旦返鄉新生代農民工無法充分就業并且融入鄉村社會，則可能出現排斥鄉村社會而出現“游民化”的風險^[15]。 大多數學者認為，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后，無論在就業還是生活方面，都存在難以適應的現象。從沙村返鄉新生代農民工來看，某些人在適應方面確實存在一定問題，甚至出現“返鄉-進城-再返鄉……”的反復。但是，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在返鄉后很快融入新的工作生活。具體來說，新生代農民工在返鄉適應中呈現以下幾個特征。

    1.就業選擇主要呈現務農技術化與經商自主化特點

新生代農民工屬于第二代農民工，很少接觸農業勞動，社會普遍擔心他們無法適應鄉村社會生活。從沙村的受訪者來看，他們認為返鄉務農技術上并不存在多大難度。而且，新生代農民工返鄉之后，很少直接從事糧食作物耕種等農活，更多人選擇了技術含量較高的果樹種植業或者養殖業。案例1中的小陳在返鄉后便和父親一起養蠶。“出去打工前就在家里幫忙過，養蠶容易得很”。而返鄉的小超則和父親一起在家種核桃。核桃樹不需要精心打理，每年收獲的季節相對忙碌忙，其他的時候小超就會想著自己做點小買賣。他說“在家里就是自在，干什么都是自己決定”。他很享受這種生活節奏。除了務農以外，許多新生代農民工返鄉之后選擇了自主創業或者自主經營一些買賣。如案例5中的小霞和案例6中的小山，自己給自己打工。還有一些人則在鄉鎮和村里開起了飯店，成為一名廚師。由此看出，新生代農民工由于自身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礎，對于各種技術的學習能力大大增強，他們返鄉就業后的選擇凸顯技術化的特點。

2.返鄉社會適應過程呈現階段性、反復性直至最終定型化的特點

對新生代農民工來說，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城市生活多年，返鄉初期幾乎都有一個不適應的階段。這種不適應既體現在物質生活上，也體現在精神生活上。物質生活上，對于這些已經習慣城市里潔凈的基礎設施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最難容忍的是農村比較落后且骯臟的基礎設施，他們普遍感覺“老家的廁所真是太臟了，應該像城里一樣用水沖”，有時他們也會懷念城市的一些美好與便利。在精神生活上，尤其在娛樂活動方面，他們覺得太過匱乏。“農村晚上10點左右就很難見亮燈了，在城市這個時候夜生活才剛剛開始呢”。小陳的話基本反映了農民工返鄉初期的普遍感受。這種不適應，甚至使一些返鄉的新生代農民工再度進城務工。25歲的小六子在外打工5年之后于2011年返鄉就業，但在回鄉半年之后，覺得農村生活單調便再度進城務工。2012年8月他再次回鄉，并開始跟父親一起種植核桃。“城里留不下，回鄉沒意思”是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的普遍想法，這也使他們的返鄉歷程出現“返鄉-進城-再返鄉-再進城-又返鄉……”的循環過程。經歷了這樣的反復，他們才逐步主動或被動地適應村莊的社會生活，直至獲得內心的平靜。“很多人都跟我一樣，開始還是不太適應，內心也有點不甘心，總想在城市里折騰一下，現在基本上適應了。村里回來的小伙伴越來越多，平時我們也湊在一起玩，而跟老鄉的距離現在也近了，家里的農活也基本上上手了，我們家今年的核桃收成不錯。”小六子的這一心態轉變，成為不少返鄉農民工村莊社會適應的縮影。這也提醒我們，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返鄉的不適應，勿需太過急切，只要給足他們調整的時間，這些新生代農民工的返鄉適應問題并非是一個完全無法克服的問題。

  3.返鄉社會適應狀況存在類型差異

新生代農民工的返鄉可以分為主動型與被動型兩種。前述農民工返鄉適應出現階段性、反復性的特征，在被動型新生代農民工身上體現的更為明顯。而主動型返鄉的新生代農民工，其返鄉社會適應過程則要順利一些。具體表現為回鄉目標比較明確，適應時間較短，較少出現糾結的狀況，而且快速融入到了村莊的社會交往之中。“我們在城市里的一些新鮮事都會和老鄉分享，老鄉們則跟我們談論村莊的歷史、各種趣事，還有各種生活經驗，平時有個事都相互照應，生活挺開心的。”小陳說，他和老鄉們交流十分親切。由此看出，這些主動選擇返鄉的新生代農民工，并非是因為能力欠缺而返鄉，而是因為他們更加喜歡鄉村社會的生活節奏，尤其是從熟人社會網絡感受到了人際間的溫暖，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城市豐富多彩的娛樂生活的空缺。   

四、結論與討論

    通過對云南沙村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動因及其社會適應調查發現，當下新生代農民工比較少是因為結構性失業被迫返鄉，絕大多數是受到家庭生活事件、家庭生命周期、工傷事故以及對城市工作生活的反思等因素的影響，新生代農民工“逆城市化”的現象開始發生。與多從事普通農業的第一代農民工不同，新生代農民工返鄉之后，就業選擇主要呈現務農技術化與經商自主化特點。從返鄉意愿與外在推力因素上，可將新生代農民工劃分為主動型與被動型兩種類型。二者在返鄉的社會適應中呈現差異，主動型返鄉的新生代農民工目標明確，很快融入鄉村社會的生產生活。因此，返鄉帶來的是更加自由、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而被動型返鄉的新生代農民工則會面臨初期的不適應，甚至出現“返鄉-進城-再返鄉-再進城-再返鄉……”的反復經歷。不過絕大部分的新生代農民工最后都能克服這種返鄉適應困境，并最終在村莊生活中安定下來^[16]。

在既有的研究中，學界普遍認為，第一代農民工已經返鄉或者正在返鄉，新生代農民工既不愿返鄉，也返回不了家鄉。政府應當將焦點對準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與市民化問題。通過調查研究表明，受內外因素的影響，一些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或主動或被動的選擇返鄉，可能出現逆城市化的趨勢。這樣的現象盡管剛開始發生，一些返鄉的新生代農民工也出現社會適應的困境，但在經歷一段時間的調適之后，這并非是一個無法克服的障礙。在未來的很長時間內，在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的過程中，一些人逐漸完成城市化，這在政策上應該持鼓勵與支持的態度。然而，很大一部分農民工還要返鄉，農民工在城鄉間雙向流動的社會現象將長久的存在下去，對此也勿需排斥。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政策著力點應該是讓愿意留城的人留下，愿意返鄉的人返回農村。因此，建立一個可以“出得去”，又能“回得來”的政策制度與社會空間十分必要。在城鎮化的進程中，一方面可以為農民工流入城鎮提供便利的條件和優惠的政策，但另一方面應當給予他們自由選擇返鄉的權利。如此一來，“可進可退”的政策制度空間才能為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農村也就成為中國社會穩定的蓄水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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