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建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鄉村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顯然，這種變化更多地是由執政黨和政府主導和推動，并通過政策執行實現的。雖然也有社會和市場自發演進的因素在其中，但中國鄉村的變革和農民群體的變化更多受到外力的拉扯和裹脅。因此，這一變化過程顯得比較突兀和急切，身處巨變中的農民，其觀念和行為模式與表面上日益現代化的政治社會環境存在著諸多不協調，卻又在深層與后者存在著互相依賴的共生關系。這一悖論需要我們去解釋。否則，我們就無法闡明轉型期中國鄉村發展取得的成就，也無法揭示鄉村社會特別是其治理領域上存在的諸多尷尬和困境。

　　自2010年1月至2012年7月，就此主題，筆者分別組織了四次中度規模的村民訪談。在眾多訪談員提交各自的訪談材料之后，筆者剔除了其中的十余份沒有多大分析價值的材料，保留了進入本研究的訪談材料共計216份。換言之，我們主要訪談了216位農民。其中，受訪農民所在地包括：湖北，河南，福建，貴州，遼寧，江西，湖南，山西，四川，重慶，江蘇，安徽，甘肅，山東等14個省(直轄市)。地域涵蓋了東北、西北、西部、西南、東南、東部和中部。地理狀況涵蓋了平原、丘陵和山區。有偏遠的農村，也有城郊正在經歷城鎮化的農村。有經濟比較發達的農村，更多的是比較落后和發展一般的普通農村。受訪的農民以男性居多，但也有不少女性。受訪的農民以中老年為主，這主要是考慮到本研究要求被訪者經歷比較多鄉村政策和治理的變遷，但也有少量的年輕打工者得到了訪談。受訪者的身份以普通農民居多，但也涵蓋了為數不少的黨員、村干部和鄉村教師等鄉村精英。受訪者的文化水平從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到大專，其中以小學和初中居多，這也比較符合農民的文化水平現狀。受訪者的經濟狀況從貧窮到富裕，但經濟狀況一般者居多。這比較符合農村居民的基本狀況。

　　筆者的研究主要涉及農民的政治認知、政治信任、政治情感、政治評價、政治期待和政治人格六個方面。本文主要討論農民的政治認知狀況。在政治認知方面，我們主要從四個方面來考察，即農民對“政治”、“清官”、“民主”和“自由”這四個概念或現象的理解與認知。下面是我們根據對農民的深度訪談材料初步總結出來的基本結論：

　　一、農民對“政治”的認知

　　農民對國家的想象和理解主要是通過政策和領導人來實現的。“國家”作為政治實體，是一個高度抽象的政治學概念。對普通人特別是農民來說，國家往往更多地與中央政府有關，與中央領導人及其出臺的政策有關。在這方面，最近十余年來，鄉村地區電視的普及，“新聞聯播”已成為塑造農民的國家想象的重要途徑。很多農民非常熱衷于觀看“新聞聯播”。該節目的國內政治版塊的主要內容就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活動和相關中央政策。

　　進而可以發現，農民對“政治”的理解，也是非常現實和具體的。他們往往將政治理解為“政策”、“手段”、“權謀”、“權力”或“上面的事”、“當官的事”、“城里的事”、“讀書人的事”。但他們對(好或壞)政治的評價，往往從政治之外或非政治的領域出發，比如生活狀況和經濟狀況。當然，將“政治”理解為統治或治理的，與執政黨和國家政權相關的活動，這類受訪者是最多的。這也接近國內主流意識形態對政治的主要界定。這也說明普通農民保有與官方比較一致的政治觀。

　　總地來說，大部分農民對“政治”有一種陌生感、異己感和被動感。農民往往將自己劃定在政治活動之外，同時自己又感受到政治的左右和影響。從農民的表述中，很難看到他們的政治效能感，但又能隱約看到他們對政治的興趣。當然，這種興趣更多地是好奇心驅動下的“看戲”心理。

　　此外，在訪談材料中，很難看到農民在談論政治相關問題時觸及政治制度。他們對中國政治制度的認知和理解比較模糊，說得最多的就是“共產黨一黨領導”，“共產黨說了算”，等等。至于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幾乎沒有農民能談到這一制度。這說明，農民的政治認知非常有限。從這一點來看，在鄉村地區，國家應該通過各種途徑加強我國政治機構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宣傳和普及工作。

　　二、農民對“清官”的認知

　　在政治認知方面，農民依然有比較強烈的推崇清官的傾向。在我們的訪談材料中，受訪者對中國社會需要清官這一點，表現了驚人的一致性。清官至少在價值和理想上得到他們的充分肯定。在農民看來，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現實中，清官比貪官都要好得多、強得多，這是他們的共同看法。農民對清官非常推崇和認可，一方面說明歷史上流傳下來的清官與貪官的故事深入人心，更與農民對官員普遍腐敗的認定和對貪污腐敗的憎恨緊密相聯。從總體上看，絕大多數農民都認為中國需要清官，而且期待清官。只是他們從現實中發現，清官并沒有期待的那么多，反倒是他們所認為的貪官比較多。

　　在本研究的216位受訪者中，有185位在自由表述過程中都提到了對清官的看法。其中，173位明確認為中國需要清官，只有12人有不同意見。但進一步深究又會發現，認為中國需要清官的人當中，又大都同時表達出對中國能否出現清官的懷疑。農民一方面覺得國家的治理需要清官，但又覺得現實中很難有清官，這構成了一對基本矛盾。農民對于清官的矛盾心態還表現在，一方面他們覺得中國社會需要清官，另一方面他們也看到，清官并不能解決中國的全部問題。這至少說明了部分農民在清官問題上，其認知和理解已經趨于理性化。

　　三、農民對“民主”的認知

　　作為現代政治的基本價值和制度安排，民主不僅包含抽象的政治哲學內容，還意味著復雜的制度邏輯。但從最為日常的意義上看，民主最主要的就是讓普通公民或社會成員能夠說話、選擇和決定。在制度形式上，民主最通俗的體現就是，凡涉及大家切身利益的事，就應該讓大家充分參與。在這個意義上，農民并不都缺乏對民主的理解。在涉及民主話題時，農民的表述包含了民主的重要方面：人民當家作主，開會討論，公開，通過一定渠道反映民意，等等。人民當家作主，這是農民對民主的本質主義的理解，與主流的民主表述一致，這顯然是受到了新中國建立以后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開會討論，公開，這涉及到民主的形式，農民的這種理解非常直觀。但在受訪者對民主的理解中，不能接受“拉幫結派”這樣的現象，認為它與民主不相容。這可能是中國人的民主觀中的一個普遍傾向，既與自古以來主流觀念對結黨的反對傳統有關，也與中國的“人民民主”話語和邏輯有關，具有整體主義民主觀的色彩。

　　在閱讀訪談材料的過程中，筆者也發現一個大致的趨向：越是落后的農村，農民對村民自治和鄉鎮選舉的評價越低，也越冷漠或不重視。這其中主要是因為，經濟落后的農村，鄉村范圍內的利益關聯度弱，因而農民對村民自治和鄉鎮選舉的參與度不高，因此評價也不高。同時，因為看到當地經濟落后的現實，他們會將此與鄉村干部的領導不力聯系起來，而鄉村干部正是通過村民自治和鄉鎮選舉產生的，他們對這兩項制度的民主真實性和效果自然產生質疑。從這個意義上講，落后地區更需要的，可能是經濟發展和日常治理，而不是單純的民主投票。也因此，中國的基層選舉沒有必要一刀切，日常監督比選舉更重要。而相對發達的農村，對村民自治和鄉鎮選舉的評價也比較低，但認為村民自治的必要性較高。有利益存量和利益分配的問題才有民主的必要性。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地方，村干部可以動用或影響的資源比較多，因此對村干部的競爭會比較激烈，普通村民也認為采取民主選舉的辦法是相對公正的。

　　四、農民對“自由”的認知

　　自由從大的方面看，主要涉及行動自由和思想(言論)自由兩個方面。根據我們的訪談，可以發現，農民對自由的理解非常生活化，其核心就是他們現在感覺很自由，因為可以自由選擇了，不受強制，地想種就種，想出去打工就出去打工，想說什么話就說什么話，反正沒有人來管。甚至有的受訪者對村民自治的理解就是，在這個制度下農民有了行動上的自由。在鄉村生活中，“自由”一詞儼然已成為日常詞匯，頻繁地出現在農民的話語當中。甚至，“自由”在部分農民眼里已經成為評價好政治與壞政治的基本標準。

　　在對鄧小平時代的評價，特別是將鄧小平時代與毛澤東時代作對比時，這一類的看法更是比比皆是，他們在“現在社會更自由”這一點上，表現得出奇的一致。可以發現，在對毛澤東時代“不自由”的評價上，農民的思考直接與政治控制與高度意識形態化有關，而對鄧小平時代很自由的評價上，多與社會和生活上的自由選擇有關，政治因素退隱到后面。當然，對于現時代“比較自由”的評價，也部分包括現在言論上比較自由這一點。(作者系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本文以“農民政治認知在傳統與現代中交錯”為題載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4月18日第585期，發表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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