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未來我國應走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共贏之路。經濟落后地區原本擁有較好的生態環境，如何利用生態環境發展產業是未來發展生態產業的必經之路。
時隔近三年，記者仍然清楚地記得2011年正月初七親歷的那場波及數十萬人的“雪夜大逃亡”：一則“化工廠將要爆炸”的謠言引發了江蘇省響水縣的恐慌。據當地人反映，謠言所指的化工廠在響水生態化工園區，生活在附近的居民經常聞到刺鼻氣味，在“大逃亡”發生前夕，彌漫在周圍村莊的氣味更為濃烈。
記者利用今年春節返鄉再次走訪響水縣幾處化工企業所在地。記者從該縣政府門戶網站發現，被列為重點的40家企業中有24家為化工類企業，主要位于該縣東北方向灌河沿岸的“沿海經濟區”、“生態化工園區”、“經濟開發區”內。
偏遠農村正成為污染重災區
灌河南岸響水縣開發區黃東村的西側曾被規劃為“響水縣雙港鎮化工園區”，引進了大批投資規模巨大的化工廠。記者數了一下，沿岸堤有四五家廢棄的化工廠。附近村民告訴記者，這里地處灌河入海口，對化工廠排污具有“得天獨厚的便利”。當地人曾引以為豪的野生灌河四腮鱸魚如今已越來越少，“從前常能捕到三四十斤的野生大鱸魚，現在卻已很難見到”。
近年，經過該縣再一次統籌規劃，這里的化工園區內的企業已被勒令停產，或遷往重新規劃的“沿海經濟區”、“生態化工園區”。但據村民反映，一些企業停產后又死灰復燃，在夜間生產。村民馬某指著不遠處聳立的煙囪抱怨說，“環保部門一般都逮不住他們。晾在外頭的衣服常落一層白灰，都是那大煙囪里排出來的。”
沿著灌河南岸的響陳路繼續東行，來到響水縣生態化工園區，記者大致數了一下，在園區中心要道兩邊建有約20家化工企業。走出車記者就聞到了撲面而來的濃重刺鼻氣味。陳港鎮四港村與該化工園區相距約5公里，據該村村民反映，很多企業都選擇在夜里偷偷排放，因此每到夜里氣味會更濃。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位于響水縣最東部的沿海經濟區招商引資了大量如鎳業、造紙業等重污染工業企業。一路向東尋訪，某鎳業有限公司、某造紙廠等一批企業坐落在寬闊的柏油馬路兩邊，還有一些企業廠房正在建設中。雖然當天霧霾嚴重，但記者遠遠地就看到了從這家名為“江蘇德龍鎳業有限公司”廠房煙囪中冒出的白色濃煙。村民告訴記者，有時候冒出來的濃煙是暗紅色的，也許與該公司以紅土鎳礦為生產原料有關。記者從該公司的員工處了解到，這里一年365天不停作業。
今年春節前夕，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生態經濟與環境研究室副主任于法穩也進行了農村污染問題實地調研工作。他所調研的山東省菏澤市有著與響水縣類似的情況。近年，菏澤市提出建設新興工業城市的口號。“這種以煤炭、化工為支柱產業的所謂新興工業建設規劃將對環境造成很大污染，而且這些企業占用了大量基本農田。”于法穩說，嚴重化工污染不僅破壞了地表水，甚至地下水質也受到污染。前幾年，菏澤市有污染企業將污水排放到麥田，使得當年小麥就減產了70%—75%。
諸如江蘇省響水縣、山東省菏澤市出現的化工污染問題并不是特例。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郇慶治的一項調研顯示，不僅在蘇北、魯西南、遼西南等東部落后地區，在更大范圍內的中西部地區如甘肅、內蒙古和新疆等都能看到這種現象。經濟落后地區，尤其是偏遠農村正在成為生態破壞的重災區。
GDP導向的政績觀亟須變革
于法穩在調研中發現，經濟落后地區在追求GDP的沖動下進行大規模招商引資。在這種全民性招商形式中，地方政府往往不管投資者提出什么條件都盡量大開方便之門，甚至替這些招商引資企業來跑環境評估。“這種唯GDP的政績觀如果不徹底變革，美麗鄉村、美麗中國建設只能是一句口號。”
作為一名經濟學研究者，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秦尊文表示，如果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發展，得到的只能是骯臟的GDP。除了錯誤的政績觀，財稅制度不完善也是驅動盲目投資的因素之一。
郇慶治分析說，通過發展工業尤其是基于本地原材料開采加工和廉價勞動力的傳統工業，來實現地區性經濟的快速增長，是長期以來被推崇的現代化戰略與策略。與這種戰略相伴隨或相互強化的是一種“工業主義”的發展思維(認為工業意味著發展)，以及“先發展、后治理”的環境思維(認為發展起來后自然會有資金和意愿來治理工業污染)。
郇慶治說，盡管上述粗俗的工業化或發展主義在華東沿海地區已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抑制，但就全國而言仍有很大的市場，尤其在一些經濟現代化程度相對較低的地區就更為普遍。
群眾應成為生態環境保護的自覺主體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響水縣一些化工企業轉移自蘇南地區。于法穩表示，很多化工企業常常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名義上是產業轉移，實為污染轉移，這反映出企業社會責任感的缺失。
有學者認為，在市場經濟驅動下，企業發展的逐利自發性是其缺乏環保意識的主要原因。“尤其當治污成本遠高于因污染被處罰的代價時，以僥幸心理頂風作案就不難理解了。”秦尊文表示，生態保護是一種難以產生經濟效益的公益舉措，因此企業很難有這樣的自覺意識。
“隨著華東沿海地區逐漸加速的經濟產業結構調整和不斷加大力度的生態環境治理，污染行業、產品的淘汰轉移已經成為一種客觀趨勢。”同時，郇慶治根據調研分析稱，東西部欠發達地區的經濟快速增長，可能伴隨著生態環境惡化和工業污染的加劇。
河海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陳阿江的調研則體現了積極的一面，“我們在研究某‘水源地’保護區中的企業時發現，一些企業通過技術改造，實現清潔生產。在對轉型后的企業進行的實地調查中發現，這些企業處理污染物的技術沒有預想的那么難，增加的成本也沒有想象的那么高。”
“人民群眾的生態環境權利必須得到充分尊重，同時人民群眾也必須為了自己的生態環境質量承擔起相應的責任。”郇慶治認為，地方民眾必須成為地方生態環境保護的自覺主體，單純依靠政府政策調整或單純希望企業肩負起社會責任，都是遠遠不夠的。
搶占生態利益的先機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實行最嚴格的源頭保護制度、損害賠償制度、責任追究制度，完善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制度，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
日前閉幕的湖北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條例》，湖北省成為少數幾個將水污染防治立法的省份之一。秦尊文表示，制度建設和相關法律的健全是治理地方生態難題的關鍵。
郇慶治提醒道，對于發展與環境規劃、管治中的“市場之手”不能簡單地相信，對于認為完全自主的市場邏輯會逐漸矯正市場經濟中的反生態或反社會效應的觀點應予以警惕。正是認識到了這一點，中央新設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下轄的工作小組之一是“經濟體制與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專項小組”，其重要意義在于更好地做到經濟體制改革與生態文明建設總要求相適應。
采訪中，多位學者向記者表示，未來我國應走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共贏之路。經濟落后地區原本擁有較好的生態環境，如何利用生態環境發展產業是未來發展生態產業的必經之路。
陳阿江認為，誰能成為生態利益先覺者，將可能搶占發展先機。從現實案例看，除了優越的自然資源，能否真正走上生態產業的發展道路，取決于多種因素和條件，其中具備生態意識的企業家或社區精英作為“生態利益覺悟者”的引領十分關鍵。
2014年02月07日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2月7日第5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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