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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是 全國上下最關心的大問題（上至中央領導，下至普通消費者）。但來自理論界的研究成果很少，尤其是實證研究、系統研究、創新研究。鑒于此，我利用十一長假， 并向單位領導請假十五天，自費自駕上萬公里，途徑河北、河南、山西、陜西、四川、貴州，江蘇、浙江，期間還專程考察了新疆的農牧業情況。希望整理出客觀系 統的三農考察報告。雖然時間很有限，但我注重考察方法的效率，即采取：點與面相結合，粗與細相結合的方法，提前對一些鄉鎮村政府發出調研課題，到了就召開 研討會（共計四場），同時利用自駕的方便隨意地突襲考察一些具體村莊和農戶（大約有七八個村莊和十幾家農戶）。即聽取地方政府官員意見，也重視農民意見， 同時加入自己的觀察和思考。23天行程下來，收獲巨大，形成了很多新的思考——很多是來自與眾不同的體驗。
研究中國的三農問題，既需要實際觀察，更需要理論突破。在我出發之前，我已經深感我國農業經濟理論研究的蒼白，缺乏創新，因此也缺乏切實可行的政策 建議。問題在哪？沒有找到理論之總綱，因此也就沒有看到最關鍵的問題在哪。我的研究力求抓住三農問題的總綱，回答三農問題中最需要回答的問題，同時提出關 鍵性的政策建議——絕不空談。
三農問題紛繁復雜，三農理論應該從哪里入手？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從“勞動”切入，從“農業勞動力成本”切入，首先理清農業成本與農產品價格的復雜關系，進而分析農村勞動力大遷移和農村土地問題，形成一系列關于三農問題的新思考。
農業勞動力成本應該怎樣計算
目前中國有9億農民，占總人口的比例大約66.67%，但農業產值占比卻不到10%。農業真的是這樣無足輕重嘛？一看CPI就明白，農產品的比重超 過45%，農產品仍然是最主要的消費品。農產品價格牽一發動全身，這從側面說明農業產值被嚴重低估，農業勞動價值被嚴重低估，三農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 視。
我在調查中發現，農業勞動價值被嚴重低估的最主要原因大約有三個：
一是大約50%左右的農產品仍然沒有商品化，農產品不完全是商品，屬于農民自己養活自己。這部分勞動雖然同樣創造價值，但在實際計量時卻被算作“無 償勞動”，這個現象在邊遠地區尤其明顯。因為交通不便，那里的農產品商品化率很低，有的地區幾乎沒有。沒有商品何談商品勞動，這個現象雖然違背了馬克思關 于“人類無差別的抽象勞動才是價值創造的惟一源泉”的基本理論，但農產品的商品化水平必須逐步地提高，才能使農業勞動的勞動價值得到重視，同時，轉化農業 勞動成果的非農業勞動非常重要，而這恰恰是目前農村和農業生產的薄弱環節。這一點很關鍵——不能變現的勞動不僅無法計算其價值量，而且不屬于可以交換的 “有價值勞動”。目前農產品販運勞動主要由城市勞動完成，它們的勞動價值遠遠高于農業勞動，其凈利潤大約是農業勞動的五倍至十倍。農產品價值雖然很低，但 農民得到的更低，因此，解決流通環節的等價交換問題很關鍵，這與農民缺乏勞動組織有很大關系；
同樣道理，雖然農業勞動的另外50%是參與社會交換的，但由于歷史形成的原因，農產品價值被嚴重低估，包括現在各級政府為了壓制CPI，保持較低的 通脹率，往往人為地將農產品價值壓得更低，使得農業勞動仍然處于嚴重不等價交換狀態。農業勞動強度大，最臟、最累、最差、最苦、最危險，價值卻最低，農業 勞動被認為是最低級的勞動，沒有人愿意干；第三個原因是越來越多的農民已經不再從事農業勞動，它們的勞動力價值沒有計算在農業勞動價值中。這部分勞動占比 是多少？我在各地調查中做過粗略統計：河北河南農村的外出勞動力大約占勞動力總量的40%-50%，四川農村大約占勞動力人口的70%-80%。全國粗算 大約有一億農民工背井離鄉，常年在外地打工，另有一億農民大約有半年時間在外打短工或者出事服務業，還有五千萬農民是在家鄉附近從事非農業勞動，短工居 多。粗算一下，最少有兩億農民工在從事非農業勞動，他們的勞動價值被計入工業產值。沒有以上三個因素的扣抵，被少算或沒算的農業勞動力價值大約是現在的三 倍，也就是說，我國農民創造的勞動力價值大約占GDP的40%。
絕大多數農業勞動力不再從事農業勞動，使得農業勞動成本計算發生了本質變化：農業勞動需要等價交換，客觀上也越來越接近等價交換，這是一個不得不被正視、正在改變歷史的經濟現象。
農業勞動在歷史上長期處于自給自足性質的勞動，商品化率低，這是農業勞動價值被低估的根本。而農業勞動的季節性特點隨著現代農業技術的引進變得日益 明顯，農產品的商品化比例在不斷地提升，而所需的農業勞動卻越來越少，農業單位勞動價值在緩慢提升，但總體還被低估。近十年來，歷史改變了現實，一個重要 的現實是：大量農民工離開農村之后，農業勞動“被”等價交換了。農業勞動不僅不再以自給自足為主，關鍵是：農業勞動普遍需要雇工，農業勞動可以計算價值量 了。我在各地調查中發現，目前農村很多重體力農業勞動都是請人做的，比如插秧，收割，而農業的集約化經營更使得農業勞動工資化。
農業勞動的成本被量化告訴我們一個現實：農業收入必須扣減成本，而這個成本近年來被大幅度提高。
目前，農業勞動的成本怎么計算？可以用雇工工資計量。我詢問了一些農民家庭，他們雇工是以農民工外出打工工資收入的一半左右計算的。比如，現在四川 農民工在本省打工日工資為，小工120元，大工180-200元，農業勞動雇工工資為每天80-90元。這似乎仍然很低，但相比過去農業勞動幾乎不計報酬 來說仍然有極大的提高，而且使得農業勞動的成本顯性化了。
具體舉例：一個四川丘陵地帶的農民如果完全依靠自身的勞動完成一年的農業生產，水稻兩季或者間種雜糧，收入可以達到每畝2500元左右，每個家庭一 般有兩畝地，收入5000元左右。由于勞動不計成本，只算種子、化肥、農藥的成本，大約2000元，純收入可以有3000元。但若雇工，哪怕是插秧和收割 時雇工（插秧一畝地需要兩個工，收割三個工。每個工按85元計算，有的還要管吃），這就需要扣除1000元左右，一個家庭的農業年收入其實只有2000 元，相當于日常農業勞動報酬每天只有10元（按200個勞動日算）。如果這個家庭一年自身消耗自產農產品的一半，它的的商品化率即可以交換的勞動價值大約 只有1000元左右（純收入）。結論是，完全靠農業勞動積累率極低，很難擺脫窮困潦倒的局面，更何況還有天災人禍。
農業勞動要取的高收益，必須大規模地集約土地。而大規模地集約土地等于變相地剝奪農民的土地，在農民工外出最多的四川省尚不可行，何況其他省份。集約化是方向，但要農民自愿。不能一刀切。土地集約化應該有比例控制，目前以20-30%為宜。
農業集約化經營是可以極大地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但成本未必能夠顯著地下降，相反，由于集約化經營必須雇工，包括日常田間管理都需要計酬，整體農 業勞動力價值都會體現在農產品的成本中，這使得農產品成本會不降反升。如果農業勞動力價值只按最低標準每天50元計價，也是家庭農業勞動成本的五倍之多。 這恰恰是農業勞動集約化的又一瓶頸。
農民從事副業生產或曰養殖業曾經是以往農業勞動變現的主要來源，但現在農民從事家庭養殖業的卻越來越少了，而減少的直接原因就是農業勞動成本顯性化，勞動成本相對大幅度提高。
四川歷來是我國最大的豬肉生產基地，生豬出欄量曾經占世界的1/20、全國的1/9、省際間調撥的1/3，歷來享有“川豬安天下”的盛譽。從歷史上 看，四川農民從事生豬養殖業曾經是農業勞動變現收入的主要來源。但在肉價高漲的今年，農民從事家庭養豬的卻越來越少了，減少的直接原因很值得深入分析：
過去是窮人養豬，現在是窮人養不起豬；過去是能人養豬，尤其是飼養母豬，現在是能人看不上養豬，農村里幾乎見不到母豬！
我在四川等地專門對農村養殖業的現狀進行了調查，其中重點調查了綿陽關帝鄉、瀘州納溪區和富順縣的養豬情況。首先需要向大家報告的是，今年以來農戶 養豬的存欄數大幅度下降，數字十分驚人。我對四川瀘州納溪區和富順縣的四個村子進行了隨意調查（突然進村），幾乎沒有看到有人家養豬，村民告訴我，目前的 存欄量相比去年下降80%左右，比如去年一個村子仔豬存欄量還有200頭，今年連20頭都沒有。我問了村中少有的幾個養豬戶，他們飼養的仔豬根本不賣，就 是為了過年時自己吃，剩下的一部分也只供給自家親戚辦的農家樂飯店——作為吸引城里人的最大題材（純天然農產品）。
為什么不養豬了？原因很多，但最大的原因居然是不合算，賠本。我與四川納溪區和富順縣的幾家農戶算賬，他們告訴我，現在購買小豬的費用大約需要 1000元了，而目前常年留守農村的絕大多數人家都是相對比較窮苦的家庭，沒有非農業技能，或者是老年人。這些人一年的純收入也就是1000元左右，應付 紅白喜事都捉襟見肘，根本拿不出買豬仔的錢。借錢養豬需要具有一定規模，農村金融不會支持老年人和貧困家庭，甚至不會支持養豬業。因為它被認定是低效產 業，風險產業。貸款不能扶貧。有錢的農戶當然不在乎1000元仔豬錢，但更不在乎養豬收入，這些家庭大都有人在外打工，年收入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怎么在 乎仔豬能夠賣多少錢。
若仔細計算養豬業的成本，相對外出打工收入，更是小巫見大巫。我仔細地詢問過養豬專業戶，目前家庭養豬很難實現自負盈虧，一只豬仔要養大了賣，需要2000斤左右糧食（粗飼料）。這樣的豬肉雖然很好吃，但未必有人認，與其賣給市場，不如自己吃。更重要的是，以前農民養豬是綜合利用，豬糞可以上到田里。但現在的農田沒有幾家施農家肥，豬糞反而成為負擔——農民也講究衛生和環保了。
大量農戶不再養豬，關鍵還在農業勞動力成本的顯性化。何謂農業勞動力成本顯性化？即農業勞動成本大都以農民工收入作為參照物，日收入低于100元沒 有人愿意干。由于大量壯勞力外出打工，農村勞動力市場很緊張，非常多的家庭的純農業勞動都依靠雇工完成，養豬雖然不很累，但很煩，豬要吃草，糞要上到田 里，這些勞動又臟又臭，還污染家庭環境。絕大多數家庭處于雇人雇不起，自己干，體力又不支的狀態，因此很多人家放棄養豬。
農民不養豬，反應了農村很多最重要的變化。比如農村的空殼化現象。以前總以為城市化好，卻不知城市化的另一方面是農村的空殼化，目前農村的房屋閑置率很可能大于城市。晚上走進農村，黑燈瞎火，開車經過農村，根本看不出是村莊。
過去農村以人丁興旺為榮，現在的農村卻見不到人，到處看到空房子。按說政府的新農村建設投入不少，幾乎村村通公路，有些村莊公路直接連接住戶，房子 的建設質量有些也很不錯，但里面除了家具電器空空如也。當然也有貧困戶，但極少。納溪區區長熊啟權告訴我：目前農村留守人口情況可以用613899來形 容，即主要由少年兒童、婦女，老年人構成。而我在四川農村入戶調查中發現，青年婦女幾乎一個也看不到了，甚至50歲以下婦女也難看到，都出去找營生了。村 里大都是小孩和老人，50歲以下很難見到（晚上可能多一些），60歲以下算壯勞力，80多歲還在耪地（見圖，這個老人已經84歲，這個老人仍然可以燒豬 食，但不能割豬草了，她的兒子57歲，是村里唯一的壯勞力）。這樣的勞動力現狀很難從事繁雜的養殖業勞動，包括重體力農業勞動。非常多的農民在與我的交談 中都希望我代表他們發出這樣的聲音：過不了幾年，農村可能真沒有人了，那時候不僅沒有人種地，關鍵是沒有人會種地。糧食安全隱患很可能在未來幾年成為大問 題，會有一次大爆發、總爆發。
提高農產品的品質必須提高農產品價格
如何讓農民回來種地，增加農民尤其是從事農業勞動的農民的純收入是關鍵點。
我走了一遭，可以確認中國今年農業再獲豐收，河北河南山西陜西秋糧增產率大約在10——15%，四川南部和貴州北部旱情嚴重，但這些地區秋糧的商品率很低，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早已不是糧食和農產品，因此今年整體看，又過關了。
糧食豐收，價格還在上漲，秋糧收購價提升15%左右，大于夏糧提價幅度，水稻提價不到10%，小麥大約9%。導致雜糧粗糧提價較多的原因主要是飼料 短缺，肉價越是上漲，飼料糧漲價越快。而玉米的蛋白質要比小麥水稻更高。粗糧提價幅度高，說明中國人的飲食結構改變，質量提高。這個趨勢的發展必將出現對 高品質農產品的更大需求。
糧食大豐收，反而要關注三農問題，尤其要關注農業安全。
過去我們講糧食安全著眼點主要放在怎么吃飽，現在講糧食安全更要強調吃好，吃得舒服，吃得安全；過去我們談增加農民純收入主要依靠農業人口轉移和降 低農產品成本，現在農業人口轉移已經有些過度，農村勞動力已經出現嚴重不足，撂荒現象嚴重，而降低農產品成本對增加農民純收入收效甚微，相反還有副作用。 比如一些轉基因作物抗病性較強，可以不用農藥，但它的味道不好吃，做飼料還湊合（但不能為主）。這使我想起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的晚稻畝產可以達到近 2000斤，但沒有聽說這種水稻是否好吃，當否絕對安全。水稻是不能做飼料的——蛋白質轉化率很低，吃起來口感如何，營養怎么樣。更重要的是，產量暴增很 可能影響價格，使得丘陵地帶的農民更不愿意種地——無法推廣袁隆平的雜交水稻，谷賤傷農呀！
中國農業問題最忌一刀切，糧食安全問題更要兩分法，我在考察途中深有感觸的是：提高農產品產量要與提高農產品質量并舉，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因人 （群）制宜。適宜提高產量的地區主要是平原，很多地區缺水嚴重，很可能適合轉基因作物的推廣，即使是常規農作物，也適合機械化生產，可以通過推廣良種等方 式降低成本，增加產能，國家通過逐年提價較快地提高農民收入；城市周邊的地區要更多地發展優質蔬菜，尤其是無公害蔬菜，政府要下力氣解決蔬菜產銷結合難 題；又如四川、貴州這種山區丘陵占比較大的地區，相對土地很少，不適合大范圍推廣袁隆平雜交水稻技術，這些地區應該更注重發展優質農產品，通過建立優質農 產品品牌形成一個新的價格體系。
中國農業的問題最忌一刀切，農產品價格體系也不能一刀切，農產品就應該優質優價。何謂優質，市場會回答，農民會根據市場需求形成的價格導向轉向生產優質農產品。
優質農產品必然是成本較高的農產品，這個成本不僅體現在投入上，更多的是人力成本。因此需要高價！
我在調查中專門與農民分析了生產不同農產品所花費的成本，結論是差異很大。比如四川納溪區就屬于山地和丘陵較多的地區，這里的傳統農業就是利用零星 土地生產釀酒（高檔酒）所需的紅高粱，這種高粱必須是“純天然”，以施農家肥為主，由此必然帶動“農家豬”的生產。有兩個典型現象值得注意，一是淺山區農 戶養豬比例要高于平原區農戶，山區大約有50%左右農戶養豬，而越是以大田農作物為主的地區農戶越不養豬。為什么？道理很簡單，大田農作物不施農家肥；二 是農村土地撂荒情況越來越嚴重。四川瀘州地區曾經要諺語，種田種到山邊邊，種菜種到水邊邊。珍惜每一寸土地。但現在有越來越多的邊邊地被撂荒，甚至一些菜 地都沒有人收獲——我看見很多菜爛在地里。什么原因？農產品價格太低，尤其是優質農產品賣不到成本價，尤其是雇工成本，因此一些農民情愿讓農作物爛在地 里。
畜牧業是優質與一般成本差異最大的，但它們的差別只能從口感上體會出來，因此生產優質畜產品很難與生產一般畜產品競爭。優質畜產品的生產周期普遍是一般畜產品的一倍以上，有的甚至更長。
比如，四川納溪區生產的“林山雞”主要是利用山林地散養，是一種純天然的畜產品，它的生產過程幾乎不喂含有添加 劑的飼料，因此長得慢，從小雞長到肉雞是養雞場的三倍左右（以一年為一個周期），是“肯特基”的五倍。但這種雞肉質好，下的蛋也是完全純粹的“土雞蛋”。 該區的領導有意識地推廣這種優質畜產品，將每一只雞都帶上政府制作的腳環（帶有號碼和年月日記號）。由于城里人很認這種純天然的土雞，因此每一只可以凈賺 15元以上，如果加上賣土雞蛋，收益率更高。目前該區的生產規模已經擴大到1000萬只以上，是山地農民致富的法寶。為了保護這種優質畜產品，當前最需要 解決的是品牌維護，防止假冒偽劣。我在考察過程中與該區領導商量，在腳環上再做文章——以前是等到小雞長大再套腳環，應該改為在小雞防疫之后統一上腳環 ——隨著小雞長大，腳環“終生”拿不下來，消費者看到這樣的腳環就放心了。這個建議當場被該區領導采納，指令畜牧局長抓緊實施。
再如養豬，農家豬就是比養殖場的豬好吃，養殖場的優質豬就是比“三月肥”好吃。區別在哪？在生產周期，在飼料投入不同。我在考察過程中，很多農民告 訴我：我們不懂得何謂添加劑，關鍵是市場上到處都賣添加劑，吃了添加劑的豬就是長得快。說農民貪便宜，為什么不埋怨國家容許這種添加劑的生產銷售呢？一些 養殖場的老板還告訴我，它們的豬不吃添加劑根本不行，因為根本不喂豬草，又不運動，這種豬連站立都困難。一些人甚至對我說：生產“三月肥”牌飼料的工廠應 該關閉，它雖然解決了老百姓吃肉的問題，卻帶來老百姓潛在的身體隱患，因為很多添加劑是致癌的，過量使用很危險（我第一次聽說豬也有肝硬化，還需要確 認）。
必須強調，現在絕大多數養殖場都已經認識到添加劑過量使用很危險，不人道，肉也不好吃，因此大都限量使用——完全不用的沒有。解決豬肉安全關鍵在品 質，優質豬可以少用添加劑，但最關鍵的還是有意識地延長生產周期。納溪區生產的“川黑二號”從小豬到長成出欄周期為半年以上，它的飼料完全是自產（玉米、 麩子，稻糠搭配），關鍵是每天必須喂豬草。這種豬看著就生龍活虎，肉質當然好。當然，成本也高，相比生產純飼料豬成本要高出一倍，所以售價必然高。目前這 種豬在本地賣的反而不好，完全靠外地長期定點采購。我在考察過程中與該區領導商量，優質豬要加大宣傳力度，要正大光明地宣傳無公害豬肉，將純飼料豬與“川 黑二號”的差別告訴消費者。當然，政府也要監督養殖大戶維護“川黑二號”的品牌，定期檢查養殖場的飼料配比和生產周期。保護了消費者，就保護了生產者。
對很多地區來說，目前最關鍵的是想方設法恢復農家豬的存欄量。而最可靠的辦法是要讓純粹的農家豬賣的更貴。我在河北太行山農村考察專門體驗了一次純 正的農家飯，他們的豬肉就是好吃，簡單的一頓餃子真讓我們體驗到小時候的味道，久違了。一問才知道，這里的豬要養一年以上，完全是傳統飼養，天天要吃豬 草，飼料以純糧食為主。至于成本，當然要高很多。由于養殖戶極其分散，政府沒有有意識地推廣，因此大山外沒有人知道，這種豬的存欄量也難以提高。
我在考察途中常常想，以往我們認為制約農戶養豬的最重要原因是養殖業的直接成本上升太快，比如今年以來，飼料成本同比上漲了9%，運費、水電費成本 同比上漲10%。同時秋糧收購價還提高了15%左右，明年的生豬生產成本會更高。但我們為什么不能逆向思維呢？既然成本提高，肉價也就應該提高，優質的農 家豬更應該提高。而豬肉要做的優質優價，光靠農民不行，要靠政府，靠政策。我們現在一想到肉價漲，就擔心CPI，這是不對的。如果農民散養的存欄量能夠達 到2010年的水平，豬肉的供給會極大地增加，價格自然下行。問題的關鍵點在讓農戶散養什么品種的豬肉，是養飼料豬嘛？那會對大戶養殖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因為農民的成本要比專業養殖戶低很多。
農民散養的就應該是農家豬，是純天然的優質豬，它們將與工廠化養殖形成兩大相對獨立的體系，按照成本差異與專業養殖形成不同的價格體系。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宣傳輔導，提供統一的優質豬仔，包括實行強制性防疫。
2011年為什么肉價漲瘋了，除了成本提高，關鍵是疫病。而疫病的高發區恰恰是散養戶。一些村干部告訴我，雖然今年雖然肉價也在提高，但由于一些農 戶不愿意防疫，嫌麻煩，導致疫情大面積爆發并擴散，導致肉價更大幅度提高。顯然，肉價猛漲與疫病大面積發生相關。現在雖然肉價雖然提高了很多，但還沒有達 到刺激農戶回鄉養豬的拐點，絕大多數農戶對肉價提高不敏感，尤其是市場沒有向它們發出優質優價的信號，農家豬賣不出好價錢，農民仍然缺乏增加存欄量的興 趣。這種趨勢怎么改變？我在考察過程中反復與一些地方領導商量，政府能不能統一銷售已經防疫過的小豬崽，能不能幫助農民宣傳農家豬的優勢，現在政府統一收 購有困難，但可以讓更多的城里人直接到農村采購純正的農家豬（肉），包括其他優質農產品，比如將品嘗農家菜，購買優質農產品與旅游相結合——僅僅是冬季臘 肉的銷售量就極其可觀。我在考察后更加堅定了這樣的信念：讓更多的人吃到優質豬肉是有辦法的，而最好的辦法是市場經濟，政府要做的不是抑制市場價格，而是 理順市場價格，起碼要告訴消費者優質豬在哪！我相信，當市場形成兩個價格體系的時候，豬肉的供應量會大幅度增加，尤其是農家豬的供應量會顯著地增加，同時 會指引帶動更多的專業養殖戶開始生產優質豬，最后，兩個體系的肉價會收窄。“三月肥”雖然會很便宜，但沒有人會吃，自然也就沒有人生產。到那個時候，恐怕 肉聯廠都要改變廣告詞：我們的豬肉來自純粹的山村，來自純天然。
農民工問題很可能是三農問題的核心
三農問題復雜，都與農民工相關；農民工是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群體，也是最容易受到市場傷害的群體；農民工問題很可能是流云般的歷史現象，就像它突然間 興起一般，也可能會突然間消失，當然，這種消失很可能是一種轉化。怕就怕，農民工因為失去工作崗位而集中返鄉，那將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農民工問題最 新，研究的人也最少，但它很可能是三農問題的核心。
是中國火熱的經濟增長促使大量農民棄農棄鄉加入農民工大軍，還是由于長期被壓制的農業勞動價值量極低，迫使大量農民背井離鄉？這是我一路上反復思考的問題。想來想去，終于悟出，這兩個問題其實是同時發生，相互作用的。
我們必須承認，隨著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城市可以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引發農民向城市流動，這應該是歷史趨勢；同時，要提高農民收入，減輕農 業勞動強度，就要提高農業勞動的生產力，它反過來又會減少農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但是，這種向著正確方向的流動是不是來的太急、太快了，它是否會出現回潮！
農業勞動力被解放了，這些勞動力到哪里去？需要做認真的研究。二十幾年前，我們曾經嘗試鄉鎮企業，并希望這種離土不離鄉的勞動力轉移模式能夠成功。 結果證明這是不符合經濟規律的，當時到處開花的鄉鎮企業很快大面積倒閉，農民還是農民。當然，其中有佼佼者，這就是現在很多小微企業的原型。必須承認，第 二波農民工現象是與血汗工廠相關聯的，加入WTO之后，國內外資本都瞄準了中國農村大量閑置的勞動力，尤其是瞄準了他們極低的生存需要，這一代農民工為中 國經濟的原始積累做出了極大的犧牲。
從鄉鎮企業到血汗工廠，第一代農民工大都是做“車間工人”，男女都有，這批人有多少？最高峰時應該超過1億人，僅僅浙江省2006年的數據，該省農 民工總數已達1783萬，其中本省農民工約1260萬，外省農民工約523萬。與該規模相似的還有江蘇、上海、廣東、福建、北京、山東、遼寧等，而四川、 河南、安徽，包括河北、湖南則是農民工輸出大省。
2009年之后，農民工的主體發生了極大變化，從以“車間工人”為主，變為以建筑工人為主，同時，農民工的主戰場也發生轉移，中西部成為吸納農民工 的主力。就在這一年，我國突然間興起無數個基本建設工地，“四萬億”很快變成了十四萬億，也在這一年，胡主席提出“體面勞動”概念，農民工大幅度提高，直 至2011年應該說徹底改變了農民工“低收入、低支出、低生活水平”的“三低”狀態。在建筑業成為吸納農民工的主戰場之時，我們千萬不能忽略另一個主戰 場，就是城市服務業。我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經指出，現在農村里已經見不到女孩子了，連中年婦女都很難見到，她們到哪去了，干什么去了？都在大大小小的城市， 主要從事服務業，而且收入也在提高，最典型的就是保姆、小時工，近年以來收入提高幅度很大。正是因為農民工群體的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農民才成為最穩定的 社會群體。同時，農民工的收入提高，也將改變城市就業的基本面，使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成為城市的一部分。
我在考察沿途一路對當地農民工收入做了調查，發現幾個值得重視的經濟現象：一是近年農民工收入提高幅度遠遠超出城鎮普通勞動者，農民工工資連年上 漲，每年幅度都在30%左右。目前從事建筑業的農民工工資已經普遍高于城市工人，即使是服務業，工資也在大幅度提升，甚至在與低端白領看齊。今年從事建筑 業的農民工小工可以拿到每天120元，大工可以拿到180-250元一天。我對幾個建筑工地做了調查，農民工占比一般都在85%以上，有的高達95%，大 小工的比例一般是8：2，在大工中還要分層次，最能干的每天收入可以超過300元（而且從不繳稅），趕上活路緊，有的人每個月可以收入1.5-2萬元。而 大城市保姆收入大約在2500元左右，小時工可以拿到5000元。必須指出，農民工絕大多數是不交稅的，因此實際拿到的工資收入比城市白領不少：二是農民 工收入的地區差異被迅速地抹平，比如原來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農民工工資高，而現在這些大城市的農民工工資與河南四川等勞務輸出大省當地的農民工相比，已 經差不多了。以小工為例，北京120元，四川的中等城市也是120元，四川的鄉鎮也要100元（還要管吃）。當然，北京的農民工相對穩定長期，而四川的農 民工多為打短工。但針對這個現象我也詢問了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他們普遍認為，如果能在家鄉附近找到工作，即使是打短工，或者工資低30%，也不愿意背井 離鄉。這與以前追求城市光怪陸離的生活有了很大的變化，它起碼說明，農村的文明程度（包括環境衛生）已經得到了很大改善；三是越是向西，農民工工資越高， 新疆的農民工工資要高出內地25%左右。這反映了中國經濟的熱點地區在西部，但也折射出另一種可能性：現在房地產調控已經導致建筑業用工人數銳減，如果未 來基本建設項目也大幅度減少呢？這么多建筑工人能干什么；四是農民工工資還可能上漲，因為農民工的供給與需求之間還有差距，農民工不是太多，而是不夠用。 但隨著今年貨幣緊縮趨勢的持續，建設項目甲方拖欠工程款或勞務費的情況開始發生，勞務公司普遍覺得難以維持，農民工2012年的收入水平難以保持大幅度增 長，甚至會出現下跌；五是中國農民工工資上漲幅度太快，用人成本讓很多企業尤其是正規企業日益感到巨大壓力，同時，中國勞務的低成本優質正在喪失，同時形 成農業勞動力的斷層；六是男男女女的青壯年農民都離開了家鄉，他們的下一代在哪？還有沒有下一代農民？值得思考。
必須承認，農村這兩年變化最快、最大，城鄉差距在迅速地變小，但農村畢竟是農村，城市仍然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農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主要與農民工工資 收入大漲直接相關，這種上漲短期看有利，中長期看，反而是隱憂。還是以四川納溪區為例，該區2010年輸出農村勞動力15.42萬人，實現勞務收入 15.01億元，今年又有增加，外出的人更多了，收入提高幅度達到30%，人均接近5000元，占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0.5%，相對來講，很多家庭占 到90%以上。農民工收入增加，但農業收入未必增加，農民消費能力也大幅度提高，但主要消費品必須靠現金。這與以前主要靠自給自足完全不同。我一路看到， 農村的房子建得是越來越好了，以致很多地方政府不得不嚴令農民不得自行改擴建住房，要按照新農村建設的統一模式修建新住房。而這還得到了農民的響應，因為 絕大多數農戶手中有現金，也有住更好的房子的意愿，這極大地提高了新農村建設進度和城鎮化進程。目前該區農村城鎮化率已達到55%左右。問題是，這么好的 房子卻沒有人住，農村住房空置率比城里還高！
大量農村勞動力棄農，自然推進了土地流轉和農業適度規模經營進度，農村土地改革呼聲迫切。我在幾個鄉鎮統計，大約20%左右的土地被流轉，山地更多 例如納溪區大渡口鎮民強村將整村土地集中轉讓給業主何生濤發展甜橙，現在園區內種植了具有良好市場前景的甜橙1526畝。而河北太行山深山里的 村，竟整體賣給了城里人（我在時還沒有完成手續）——舊房子賣掉，周邊土地出租。這些現象很值得注意。
在我看來，未來農村很可能出現重要的結構性變化，農民工中一些具有商業頭腦的人會選擇回鄉，或從事養殖業，或從事販運業——如果政策對路，這些領域 能夠吸納巨大的就業人口。相反，一些有知識有文化的城市人也可能下鄉，因為農村的土地資源很可能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再度快速增長的源泉。農村土地一定會升值 的，上山下鄉很可能成為新的潮流，當然這需要農村土地政策改變——這是后話。
當前最急迫，最需要引起重視的是農民工大量外出所帶來的問題。一是土地撂荒很嚴重。農民工大量外出，而且收入增加很快，對農業尤其是種地收入不敏 感，加之留守農村的大都是老弱病殘，自己種不了，又不愿意包給別人，因此部分耕地無人耕種。據我調查數據，季節性丟荒的土地面積大約在5——10%，越是 山區越嚴重。
二是農村教育質量越來越差，農村孩子的成材率大幅度下降。目前農村留守兒童大量增加，初步調查，大約有40%左右的留守兒童是隨爺爺奶奶生活，由于 父母親情缺失，給留守兒童心里上造成影響。近幾年農村孩子考上大學的比例迅速降低，不愛學習，且好逸惡勞的現象越來越嚴重。不僅學習不好，還不愿意從事農 業勞動，甚至連基本的就業教育也不喜歡參加——這是很危險的。
三是如何穩定真正的農業人口，讓農業勞動力得以自然繁衍。從這個意義上說，宏觀調控可能帶來積極的變化，促使一部分農民工返鄉，言外之意很明確：城市化步伐要慢一點。
農民和農村基層干部對中央政府改進三農政策仍然充滿期待
農村政策好不好，沒有人說不好，比如取消農業稅，這是幾千年沒有的大好事。但中國農村之大、之廣，不可能實行一刀切的農業政策。一刀切省事了，另外的弊端也就出現了。農業政策要有針對性，才有系統性、連貫性、可持續性。
為什么很多政策要一刀切，很大程度是不相信農村基層干部。現在媒體上報道農村基層干部往往以“黃世仁”和“南霸天”居多，如同一寫到小煤窯，就是黑 心窯主。對此，我在調研過程中特別注意了農村干群關系，以及農村基層干部的“個人形象”問題。我每到一處都對農村干部提出相同的問題：你們覺得自己有多大 權力？而回答基本是相同的：沒有權力。為什么沒有權力？一是不掌握資源，更沒有資源的支配權、分配權，二是很多農村以及空殼化，沒有人可以管。現在農村的 村長大都是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尤其是四川農村。河北河南稍微好一點，。盡量選拔年輕人，但沒有幾個年輕人愿意留在農村當干部——因為當干部意味著犧牲自己 的發展機會。我考察一圈，得出的結論是：絕大多數農村基層干部是很好的，是很可靠的，他們不是“黃世仁”更不是“南霸天”。要搞好新農村建設，離不開這些 人。
新農村建設必須有人領導，也必須有財力保障。在我看來，農村有很多公益事業需要基層領導出面協調，更需要資金投入。比如農村水利設施建設——已經十 幾年沒有改善了——很多地區目前是下一點雨就澇，十幾天沒下雨就旱，尤其是四川丘陵多的農村，堰塘溝渠大都淤塞。繼續重新修整。但農村基層沒有錢，也沒有 人。我專門詢問，國家的農田水利建設資金有沒有到位？鄉鎮的回答普遍是沒有！
實際上，國家每年對農村的直補是非常巨大的，僅僅農業直補，四川每畝地就達到120元左右，全省、全國算下來數字極大。但這些錢的很大部分沒有給種 田人，很多長期在外打工的人拿著國家的農業直補，相反，承包了土地種地的人卻見不到國家的農業補助。同時，農村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完全靠地方政府拿錢，水利 建設也如此。錢多的地方可以搞一點，但絕大多數村級，包括鄉鎮都沒有錢，越是遠離城市的鄉村越得不到錢。村民相對是有錢的，但讓他們買農業保險，甚至買醫 療保險都要反復的動員，一些人情愿將國家的補助喝了酒，也不買，很多空殼家庭更是幾年不見面，更別指望他們買保險。因此很多基層干部希望我呼吁，能不能不 搞一刀切，有些地區的農業直補可以直接拿出一定比例上農業保險和農村醫療保險，條件好的鄉鎮，還可以用這部分財源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包括修水利。必須明確， 國家的農業直補是針對土地的，不是困難補助，不種地的農民不應該得到國家的農業直補，種地的農民要參加農業保險，參加農民醫療保險，所需資金可以從國家農 業直補中抵扣。讓國家直補做到真正對地不對人，起到促進農業保險和農村醫療保險發展的積極作用。總之，國家農業直補應根據實際留在農村種地的農民情況進行 具體落實，同時可以考慮給集體留出一部分。
很多農村基層干部還呼吁：三十年不變的土地承包制度有副作用，它已經無法適應我國城市化進程，不能反映農村土地使用情況。相反卻使得土地“私有化”成為現實！很多農民已經不承認土地是集體的，完全作為私有財產看待。
國家土地政策不能變，但要從兩方面看：農村土地不能自由買賣，但也不能自由支配。要強調集體土地的概念，而不是變相的私有。現在農村存在著很大程度 的土地亂象，一方面是農民自由地出租土地（長期租給城里人），一方面是土地集中流轉困難。我認為，土地承包制度三十年不變指的是制度，而不是具體的土地， 隨著農村人口的變化，尤其是大批農村勞動力的出走之后要及時地調整承包土地，借此推進土地集約化經營制度。同時需要強調，農村土地的集約化經營也要因地制 宜，不能一刀切。應該確定上限，大約以30%為界（這是為了保護最底層的農民）。
調整土地政策應該與適度放寬和完善戶籍管理制度并舉，應允許具備條件的農民工，尤其是長期不回家的農民工（包括已經成為大大小小的老板的原農民）戶口遷移進城。當然，這必須是一個自愿且漸進的過程。
關于改善農村醫療和教育環境，基層還有很多希望和建議，隨后會有分報告。
本次調研得到了很多地方領導的支持，特別感謝河北邢臺雙十鋪鄉書記陳冀江和榮家莊郝力民書記；綿陽市關帝鎮黨委書記呂文兵、吳家鎮書記黃興榮；四川瀘州納溪區區長熊啟權，并感謝陪同我考察的王大晶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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