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三農 ”問題 的 感 悟

山西代縣  何 平

農村未來走向的探索能否突破家庭經營的束縛，則是破解“三農”問題的關健。因為曾經激發農民熱情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三十年來不僅沒有使他們邁進共同富裕的大門，而且給他們帶來種種預想不到的麻煩和災難。悲慘的現狀促使越來越多的農民放棄承包地，轉向城市打工。為此，我作為一名改革后長期從事農村工作的基層干部，也曾感到十分的無奈和困惑，經過不斷反思，終于有所感悟。

一、家庭經營持續勢必導致“三農”危機并發

盡管農村改革初期農民勞動熱情高漲，農民溫飽問題得以解決，但我們不能否認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隨著家庭經營下的集體經濟不斷削弱，集體設施嚴重毀壞，生產條件明顯滯后等許多問題的暴露，不久，農民的種地積極性開始減退，后來發展為嚴重的“三農”問題，令農民怨聲載道，令基層干部無可奈何，令高層決策者沒有良策。目前，“三農”問題已呈現出危機并發的態勢。

1、生產危機。山東菜農韓進絕望自殺的悲劇，以及各地許多類似內蒙土豆賣難、江蘇大白菜賣難，山東大蒜賣難等問題，已嚴重打壓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一問題不僅導致生產大起大落，而且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以及農民心理上的恐慌和不安。盡管國家采取各種措施補救，但這一危機總是無法避免。因為家庭經營下的任何組織都很難統一農民的個體意志，所形成的狀態必然一盤散沙，所實行的經濟實際是自由經濟，絕非專家學者美言的市場經濟。繼續奉行現有的家庭經營政策，即便再過三十年，照樣生產不斷失控，市場不斷失衡，危機不斷頻發，悲劇不可避免。

2、生活危機。目前，農村看病難、上學難、婚事難、喪事難，已被公認為壓在廣大農民身上的四座大山。一方面，家庭經營下的生產危機導致農業增產不增收，落后的生產和消費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解放，農業產業化始終難以實現，農業收入來源有限；另一方面，家庭經營導致集體經濟空虛，教育、醫療等公共設施無法滿足農民的需求，雖然普及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但許多農家子女不得不花費高額的費用進城求學，雖然實行了醫療保險，但小病不方便，大病看不起的問題依然存在。

3、糧食危機。由于家庭經營下生產條件明顯滯后，發展后勁明顯不足，生產效率極低，生產成本太高，加之農民一盤散沙的狀態，因而農民在市場上失去了話語權，糧價十分低廉，導致谷賤傷農。以山東農民種植小麥、玉米為例，種子、化肥、機耕、澆水、農藥、除草劑、收割等種地成本每畝520元，山東中產田小麥、玉米大約是800-900斤/畝，價格1.1-1.2元/斤，按照最理想的價格計算，每畝地凈收入只有1000元（兩季），如遇天旱，及化肥、農藥、地膜等生產資料漲價，收入只有500-600元，種兩季只收一季，遠不如外出打工一個月掙的多。上世紀70年代，山東一帶小麥、玉米畝產量突破1000斤，可收入200元。當時的200元值今天的27249元（以黃金購買力計算，1976年二級工38.87元/月的購買力相當于今天的5296元）。以上因素導致農民紛紛外出打工，導致種地的勞力不斷減少，并且弱化和老化，因而不能精耕細作，甚至大片耕地荒蕪。同時，中國糧食進口逐年增加，糧食儲備明顯不足，糧食危機正在逼近。至于農業部宣布我國糧食“八連增”的信息，則是各地為反映官員政績提供上去的，并不能讓民眾感到踏實，更不會感到樂觀。

4、生態危機。第一次綠色革命以來，化肥、農藥、除草劑、添加劑、農膜及轉基因技術的使用，導致空氣、水、土壤等環境嚴重惡化，食品安全受到嚴重影響。事實證明，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的農業模式已嚴重制約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和危及人類的生存環境，急需通過大力推行生態農業，解決日益嚴重的食品安全、環境惡化等問題。實施這項偉大的工程，離不開勞動者之間的密切分工和協作，而家庭經營下分散的個體勞動和生產，不僅不利于促進勞動者的分工協作，而且各種私采亂挖等破壞環境的行為有增無減，導致水土流失，荒漠化、森林和草地資源銳減，生物多樣性減少為特征的生態破壞范圍仍在擴大，程度明顯加劇。

5、信仰危機。家庭經營不僅沒有使廣大農民走向共同富裕，而且給他們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和精神負擔，尤其生產危機的不斷頻發，生活危機的不斷加重， 已使廣大農民感到失望，甚至絕望，失去了對黨的信仰。目前，農村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等各種信仰并存，信教隊伍不斷擴大，信教活動更加頻繁。

6、執政危機。家庭經營導致集體經濟不斷削弱和瓦解的同時，基層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不斷削弱，農村各種管理、監督、約束明顯松動，小農經濟的自私性、落后性充分暴露，腐敗落后行為大量出現，勢必造成執政危機。鄉村一級就不必說了，包括很多縣一級政權已受到各種腐敗落后勢力的嚴重干預，如：選撥任用干部時的買官賣官，安排就業時的行賄受賄、工程招標前后的吃拿回扣，以及執紀執法中滲透的腐敗現象已十分多見。盡管中央反腐力度不斷加大，但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查處的僅僅是個別，更多的腐敗分子安然無恙，因為個體經濟的支配具有隱私性，群眾很難實施確鑿有效的監督，在這種情況下的任何監督，必然是乏味無力的。因此，腐敗仍然在反腐敗的吶喊中不斷滋生和蔓延。與此同時，基層組織和政府的公信度不斷下降，干群矛盾不斷升級惡化，突發事件小到幾十人的群體上訪不斷，大到成千上萬的群眾圍攻縣政府已不為罕見，試想，基層政府還能正常辦公嗎？基層政權能不危機嗎？

當然，在東南沿海和城市郊區的部分村，分田到戶后照樣很富裕，似乎不存在以上嚴重危機，但這不是家庭經營的優越性，而是區域優勢和開放的機遇所致，一種情況是利用沿海地區的便利條件，從國外倒賣內地緊缺商品走向富裕的，另一種情況是依靠賣地發家的，目前，這兩種情況都已走到盡頭，除此以外，所有的“小崗村”幾乎沒有一個走向共同富裕，并且能夠擺脫以上危機的困擾。另外，個別地方瘋狂開發地礦資源促生了極少數暴發戶，有的個人資產多達幾十億元，然而，這實在不是廣大農民所能向往和實現的。在資源有限，人口眾多的中國，有幾個農民可以壟斷城市化的土地進行房地產開發？又有幾個農民可以壟斷當地的礦產資源實施暴利開發？相反，恰恰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持續才引發了私有化趨勢，導致中國貴重資源被少數人壟斷，導致城市房地產價格失控，使廣大人民失去了資源利益共享的權利，這一點，已被廣大農民所認識，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會讓大多數農民發財，正是大多數農民利益嚴重被剝奪的情況下造就了極少數暴發戶。而由此產生的貧富懸殊、兩級分化必然導致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一個是廣大貧民對暴發戶的仇視心理不斷加深，貧民與暴發戶之間的矛盾沖突急劇上升，另一個是一些暴發戶為富不仁，仗勢欺人，甚至違法亂紀，公開干預基層政權的正常運行，以致吏治腐敗的問題，不斷滋生和漫延。這種由經濟制度產生的腐敗絕非僅靠政治上的反腐敗所能根治。對此，就連一些明智的暴發戶也感到十分擔憂，曾有幾位暴發的礦老板對我講，有了錢沒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的確是個大問題，國家是該采取措施的時候了。

顯然，以上家庭經營下的各種危機嚴重困擾著農村的發展和進步。

二、應對“三農”危機必然選擇新型集體化

上世紀90年代初，當家庭經營下的“三農”問題明顯暴露時，華西、劉莊、南街等新型集體化村堅持集體化道路，堅持集體化經營下的不斷改革，不僅實現了共同富裕，而且跨越了小康，實現了農業生產現代化，農村生活城市化，農業管理企業化，農業發展科學化，科學決策民主化，實行了教育免費、住房免費、醫藥免費、部分衣食用品免費的分配制度。這自然使失望中的農民看到了新的希望，真是有意栽花花不成，無心插柳柳成蔭。遺憾的是這一希望遲遲沒有成為現實。

新型集體化村被廣大農民向往的同時，雖然得到中央有關領導的高度評價，但新型集體化村“只有依靠集體化，才能發展和壯大”的根本經驗始終沒有在廣大農村加以宣傳和推廣，中央仍然把小崗村分田單干的做法作為農村發展的根本出路，并提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政策長期不變。顯然，只是肯定了新型集體化村的成就，卻放棄了新型集體化村所選擇的集體化道路。因此，廣大農民不僅沒有走近希望，反而陷入了絕望。于是，紛紛背井離鄉，遠到城市打工。讓人感到十分擔憂的是，在實行家庭經營的土地上，卻再看不到改革初期的勞動景象，只有不斷減少的耕地，逐漸空心的村莊，嚴重惡化的環境，以及留守婦女、兒童和老人孤獨、憂郁和渴望交織的眼神。尤其是留守兒童在生存發展中面臨的生活、教育、心理、行為、安全等突出問題，讓人感到深深的震撼、不時的糾結。此時，新型集體化的發展卻從四方面呈現出令人樂觀的態勢：

1、生產更加先進，生活更加富裕，環境更加優美，關系更加和諧，政權更加穩固。

2、出現了更多的華西村、劉莊村、南街村。新型集體化從華西、劉莊、南街最初的幾個典型，如今已發展到幾十個，如：黑龍江的興十四村、北京市的韓村河村、竇店村、留民營村、江蘇的蔣巷村、長江村、三房巷村、浙江的騰頭村、航民村、望海崗村、河北半壁店村、河南的北徐莊村、龍堂村、湖北的洪林村、四川的寶山村、山西的東四義村、山東的西霞口村、江西的進順村、花園坪村、廣東的崖口村、深圳的南嶺村、大連的后石村、廈門的馬塘村、烏魯木齊的八家戶村。此外，在這些村的帶動下，全國近兩千個村正在走向集體化發展。其中，華西村所在的江陰市一半以上的村發展了集體企業。

3、新型集體化村的巨大變化，不僅讓廣大農民向往，而且讓城市人向往。在新型集體化村沒聽說農民外出打工，卻聽說城市人退休后回村養老的情況，中國人葉落歸根的理想在這里仍然再現，讓人感到十分和諧自然。

4、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小崗村三次派人去南街村參觀，在留言薄上寫著：“大包干發源地的人員，看到了南街村的變化，為我們提供了發展的模式，使我們的黨組織看到了前進的方向”。“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

顯然，新型集體化的優越性充分顯示，因而各地前往新型集體化村參觀的人絡繹不絕，許多專家學者也開始研究集體經濟，然而，也有一些專家學者千方百計否認新型集體化的優越性，甚至主張土地私有化，認為只要實行土地私有化，一切問題就能解決，這一危險的論調暴露出嚴重的官僚主義和盲目崇拜資本主義的傾向，必須引起所有中國人的警惕。為此，我還要向高層官員、專家和學者及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向廣大基層干部群眾和所有關心三農問題的朋友們再次發表以下感言：

1、中國農村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農村的差距，早在中國近代史上就已形成，并非集體化造成，恰恰是集體化縮短了這一歷史差距，繼續過去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最終使我們更加落后。實踐證明，只有集體化才能體現廣大農民的利益，集中廣大農民的智慧，凝聚廣大農民的力量。實踐將進一步證明，農村集體化是社會主義歷史發展的必然，而集體化經營下的不斷改革和完善，則是農村集體化歷史發展的必然。農村改革前的最大失誤在于我們的工作沒有因地制宜，沒有堅持集體化經營下的不斷改革，而改革后的最大失誤在于變集體經營為家庭經營方面搞了一刀切，慶幸的是華西、劉莊、南街等部分新型集體化村堅持集體化經營下的改革，因而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集體化的優越性。當然，現階段，部分新型集體化村的實踐不能代表中國所有的農村，我們不能就此否認家庭經營的存在。應當承認，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很長時間，家庭經營仍將存在，否認這一點，就會脫離實際，就會犯改革前的錯誤。但我們必須看到農村未來的發展主流是集體化。所以，普遍把家庭經營長期作為農村發展的單一形式的政策是不合理的。凡是人口較多，且自然條件可以進行機械化作業的村，都要引導他們并在他們自愿的基礎上逐步走向集體化，只要中央政策推動，各級領導重視，加上典型帶動，堅信一定會有更多的村走向新型集體化。

2、       山東農民韓進絕望自殺的悲劇不是偶然的，國家市場供求失衡和小農經濟應對市場風險的盲目性和脆弱性決定了這一悲劇的發生。一方面，農民只能看到產前個別自由市場的的需求，卻看不到整個國家市場的需求；另一方面，家庭經營下的個體生產缺乏集體意識，因而勢必導致整個國家的生產處于失控狀態，任何人都很難預測產后的市場會是一個什么情形，所有預測勢必帶有很大盲目性。要把握產后的國家市場，只有依靠集體化組織和國家計劃，實行計劃經濟。這樣才能避免產前的盲目、產中的失控、產后的失衡。國家產前沒有計劃，產中不能保證有計劃生產，產后就很難形成穩定的市場經濟。

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國家計劃在顧及國家市場需求的情況下，也很難顧及到每一個地方的需求，這就需要計劃外的自由市場來補充，自然離不開計劃外生產，實行自由經濟。改革前，一度時期我們忽視自由經濟的補充，導致自由市場短缺，但不等于不講市場經濟，不同的是改革前市場經濟的生產和銷售，依據國家市場的總體要求，由國家進行引導和控制，而改革后的市場經濟的生產和銷售，則是依據自由市場的需求，由自由市場的自由價格和機制所引導。可見，市場經濟并不排斥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的存在，正是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的對立統一，才使市場經濟更加完善，單一的計劃經濟或單一的自由 經濟所形成的市場經濟都不是理想的市場經濟。總之，我們要避免韓進悲劇的發生，就必須依靠國家計劃和集體化組織，實行計劃經濟，但又不能實行完全的計劃經濟，應在確保國家市場總體供求平衡的前提下，允許自由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從而彌補計劃經濟的不足。

3、“湖北荊州大學生救人事件”中，漁民為了個人利益竟然見死不救的悲劇，不單是法律問題和道德問題，最根本的問題在于家庭經營制度下突出了個體經濟的影響和支配，這種影響和支配勢必強化農民的私欲，長期發展下去，見利忘義，見死不救的行為將不為罕見。要避免類似悲劇的發生，單憑悲劇發生前的呼救和發生后的痛哭是不行的，單憑道德教育和法律制裁是不夠的，必須突出集體經濟的支配和影響。改革前的農村由于受集體經濟的支配和影響，因而造就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困難時期人幫人，七十年代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良好風氣。也正是這一基礎，中國人在汶川地震中所體現的集體主義精神，是那些實行私有制經濟的國家不可比的。

4、集體經濟具有的公開性、協作性、先進性決定了在新型集體化的土地上，有利于群眾監督、實現民主決策；有利于激發人們團結協作、互助友愛的精神，形成良好的風氣；有利于造就進步的事業，朝著“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目標不斷前進。相反，個體經濟固有的隱私性、自私性、落后性決定了在家庭經營的土地上不利于群眾監督，實現民主決策；恰好強化了人們的私欲，暴露出貪婪的自私行為；往往伴隨著偷盜、搶劫、貪污、制假、詐騙、行賄受賄、賣淫、嫖娼、迷信、賭博、販毒、吸毒等落后腐敗犯罪現象的滋生和漫延。

5、改革開放的政策增加了對外交流學習的機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以往長期封閉而形成的保守思想，有利于促進社會的發展，但不能就此認為我們以前的所有認識和選擇都是錯的，更不能認為美國的什么都是好的，都值得我們照搬。應當承認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科技比我們領先許多，值得我們學習和引進，他們管理企業和單位的許多先進做法值得我們借鑒和吸取。而新型集體化與家庭經營的對比，已充分顯示出新型集體化的優越性，我們沒必要沿用美國私有化的經營方式，沿用這種方式只能跟在美國后面爬行。因此，農村改革的當務之急應盡快總結新型集體化村的成功經驗和做法，并在農村廣泛宣傳和推廣，這比盲目照搬美國的經營方式更有意義。既不總結又不宣傳和推廣，一口斷定新型集體化的道路行不通，豈不是明顯的主觀和武斷；而一味浪費那么多時間，花費那么多精力，招來那么多麻煩去進行家庭之間的“土地流轉”，豈不是明顯的往死胡同里鉆。這種做法只能讓基層干部感到無聊和厭倦，讓群眾指責為瞎折騰。

6、金融危機后，中國幾千萬農民工沒有給社會造成更大的問題不是別的原因，主要是農民工回到村里至少還可以依靠土地為生，如果“土地流轉”的政策將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那么，多數農民便失去了僅有的依靠，倘若以后再發生金融危機，農民工就不會在危機中平穩過渡，發生農民暴動應在意料之中。

7、家庭經營下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僅僅體現在承包的土地上，而不會體現在集體的事業上，因此，改革初期農民積極性再高，都未能顧及到集體事業的發展，結果很快導致了水利設施的嚴重毀壞和農村集體經濟的不斷削弱，農村的生產條件和發展環境遭到了極大的破壞，隨后，體現在承包地上的積極性也沒有了，農民紛紛棄農經商，外出打工。相反，新型集體化村的勞動積極性體現在集體經濟的壯大和集體事業的發展，農村的生產條件和發展環境不斷改善，實現了共同富裕，實行了教育免費、醫藥免費、住房免費、部分衣食用品免費的分配制度，因此，這里的農民安居樂業。

8、新型集體化村實行的分配制度，明顯體現了共產主義社會“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特征。這既是新型集體化村的光榮和驕傲，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和自豪。這一事實有力地向世界宣告：共產主義社會雖然讓人感到遙遠，但共產主義社區離我們卻很近，同樣令人向往。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只是滿足了小農經濟的私欲，卻毀滅了人們的“共產主義”理想，中斷了農民集體智慧的偉大創舉（當年林縣人民自力更生創造了世界八大奇跡之一的紅旗渠工程，如今對紅旗渠修復卻花費了國家九億元），喪失了農民的大團結精神，關閉了共同富裕的道路，使農民陷入無休止的困境中。

三、實現新型集體化的途徑及發展模式

如何實現新型集體化，并且能夠確保可持續發展，這是我們應對“三農”危機必須進一步思考的問題。為此，這些年各地都在不停地探索，經多方考察，反復比較，發現河南省的一個有機農業園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值得大家推廣和學習。該農業園2010年創建，不僅具備新型集體化發展的基本條件，而且農業生產在短期內做到徹底停用化肥、農藥、除草劑、農膜、添加劑、轉基因技術，充分利用生態學原理，從秸稈、害蟲、雜草綜合開發利用入手，種養結合，實現元素循環、能量互動，創造了“低投入、高產出、零排放”的效應，生產具有“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特性，發展生態循環有機農業展現出又好又快的發展勢頭。

該農業園的經驗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1、土地集中經營。依據土地流轉政策，將一個村3000畝耕地全部流轉到園區集中經營，同時，購置了配套的大型農業機械，實現了機械化生產，解放了生產力，避免了土地的荒蕪現象，促進了生態農業產業化，與各地家庭經營下的生態農業區相比，規模效益十分明顯。

2、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園區勞動分工結合每個員工的自身特點，給與相應的定位，最大限度地體現每個人的才能，顧及每個人的愛好和興趣，實行按勞分配，從而有效地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3、專家指導與員工實踐相結合。農業園聘請生態農業方面的專家為技術總指導，專家與有經驗的老農聯合攻關，最大限度地利用生態學原理，鼓勵員工不斷實踐和總結經驗，熟悉和掌握生態農業的各項技術。

4、實行企業化管理。通過企業化管理密切員工之間的分工和協作，不僅使農業生產的各要素(整地、播種、澆水、除草、蟲害控制、動物養殖、沼氣生產、有機堆肥、糧食收儲運、深加工等等)實現了“專業化分工、產業化開發”，而且培養了員工的集體主義精神，增強團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5、確保失地農民的就業安排。凡因創建農業園造成失地的農民，是否愿意參加園區的工作，由他們自由選擇。如選擇留下來務農，則園區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供他們選擇。

6、與失地農民共建新農村。園區不僅承擔發展生態農業的任務，而且與失地農民共同建設一個大家向往的新農村，讓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命運與農業園的前途緊密相連。具體建設將借鑒華西、劉莊、南街等新型集體化村的經驗和做法，實現共同富裕，實現農村環境城市化，農業發展生態化。

通過對該農業園與各地的合作社比較，獲得以下啟示：

1、現代農業的發展最終要求家庭經營走向集體經營，這既是中國的國情，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2、中國糧食安全的保障一要依靠新型集體化，二要依靠農業生態化。

3、創建農村集體經濟有多種途徑，有政府創建的、有農村黨組織創建的、有企業創建的、有個人合作創建的。不管哪種途徑創建的，重在經濟的管理和支配是否突出了集體，是否實現了共同富裕。有的集體經濟雖然是政府創建的，但經濟的管理和支配突出了個別人的利益，這樣的集體經濟名不富實，群眾根本不會認可。相反，該有機農業園雖然是企業創建的，但經濟的管理和支配恰恰突出了集體的利益，這樣的集體經濟自然得到群眾的認可。目前最缺乏這樣的集體經濟。

4、土地流轉必須保證失地農民的就業不受困擾，并為失地農民的前途著想，否則，農村早晚會發生動蕩。

5、該農業園之所以能夠成功，與領導者的抱負和志向是分不開的。2007年到2009年，該農業園的主要領導人常憂思國家的農業安全、農產品安全、食品安全等，為國人家人的健康著想，遂決定放棄從前的一切，把自已的后半生致力與有機農業、有機循環利用的事業上來。

四、推動新型集體化發展的政策走向

 《中國農村六十年反思及未來走向——集體化仍將成為中國農村發展的主流》一文在網上發表后，得到了各地讀者的積極回應，總的看法是肯定集體化的優越性，希望通過新型集體化道路造就更多的明星村，但許多人對此缺乏信心，認為家庭經營這么多年了，人心早已散了，集體經濟早已垮了，恐怕難以組織實施。是的，單講這些不變的因素，的確存在這樣的問題，然而，任何因素都是可以改變的，當現實條件發生變化并且有利于實現新型集體化時，將會出現另外不同的情形。其中，政策的推動是最為關鍵的因素。當年，由集體化轉向家庭經營，實質是政策的強力推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今天，要從家庭經營轉向新型集體化，同樣離不開政策的推動。就拿同樣實行集體化的華西村和南街村來說，共同的道路雖然使他們實現了共同富裕，但兩個村的富裕程度卻有較大差距，而這個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政策造成的。眾所周知，改革以來，盡管國家強調重視農業，但農產品及農產品加工業的生產利潤始終與工業的生產利潤相差很大，由于華西村的主導產業是高利潤的鋼鐵和紡織業，南街村的主導產業則是低利潤的面粉加工業，因而決定了南街村的富裕程度無法與華西村相比。因此，新型集體化道路能否行通，“三農”危機能否解除，關鍵還在中央的政策、政策和策略確定之后，干部才是決定的因素。建議中央在政策上作出以下調整：

1、實現未來農業持續發展應在政策上實現兩個轉變，一是由扶持家庭經濟轉向扶持集體經濟，二是由扶持傳統農業轉向扶持生態農業。

2、鼓勵和支持廣大農民向新型集體化發展，鼓勵和支持廣大干部、企業家和大學生到農村開創新型集體化道路，凡是將土地集中回來實行集體耕作，并且步入生態農業發展的村莊、農業園以及合作社等，國家將無償供給他們進行現代化生產的所有機械設施。并在資金扶持方面給予優先。

3、所有貴重地礦資源（包括城市建設用地）必須歸國家所有，由國家或集體組織實施有計劃開發。目前，我國貴重地礦資源的開發，私人壟斷趨勢正在形成，這一情況導致幾個突出問題，一是個戶依靠地礦資源帶來的暴利短期內獲得億元、甚至幾十億元的收入，其財力超過了一個縣，甚至幾個縣每年的財政收入。二是土地私有行為造成房價難以抑制的問題令政府無奈，令兩會代表、委員爭論不休，至今拿不出令人滿意的辦法。三是由于礦產資源的私人占有，導致不顧一切的私采亂挖，造成生態環境嚴重破壞，引發各種沖突和群體上訪。對此，群眾氣憤地議論道，這哪里像盛世，簡直是亂世搶劫。這一危機繼續下去，后果實在不堪設想。

4、所有公民的白面、大米等主要糧食需求由國家糧食部門實行統購統銷。糧食問題歷來關系到社會的穩定，任何時候不能麻痹。現在市場上的糧價不穩，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農民種地積極性減退，糧食危機正在逼近；另一個是糧食供給完全依靠自由市場，經銷商借糧食危機的信息隨意抬高糧價。而食鹽價格之所以長期穩定，就因為國家實行統購統銷。為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牢記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一旦出現嚴重的糧食危機，后果難以設想。因為糧食的生產周期不是三天兩天，恢復荒了很久的耕地不是一年二年，勞動力長期轉移到城市后再重返農村則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府應盡快采取措施，防止發生意外，絕對不能將國家的糧食主權拱手交給外國人，那些依靠大量進口糧食(且為充滿健康風險的轉基因糧食和油料作物)緩解國內糧食短缺的做法必須立即停止了。

5、農民承包地流轉到合作社及農業園后，必須在未來的發展中堅持這樣一個原則，合作社及農業園要確保失地農民的就業安排，并擔負起與失地農民共建新農村的責任。被流轉的土地必須“用地養地”，即發展生態循環型農業，而非殺雞取卵式的工業化農業。

  二O一二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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