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辨析　　

當我們認識了馬克思關于東方“農村公社”就是古代類型的共產主義以后，我們就可以確認中國的“自然村”就是中國古代類型的共產主義。　　

中國的鄉村是自然形成的。在幾千年前，我們的祖先以血緣親屬為基礎的家庭慢慢地結合成部落，這個部落就是自然村雛形。在部落中，人們的聯系是牢固的狹窄的血緣親屬。在部落中，人們的住房、飼養的家禽、家畜使用的勞動工具，都是部落共同使用的物質基礎。在部落中，生產是共同進行的，只有產品才拿來分配。這種原始類型的合作生產或集體生產顯然是單個人的力量太小的結果，而不是生產資料社會化的結果。　　

到了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這種部落就發展成為直到今天還存在的自然村。這種自然村和部落的區別是：首先，斬斷了牢固然而狹窄的血緣親屬聯系（一般在五服以內還保留聯系），變成了沒有血統關系的自由人的社會聯合。其次，房屋及其附屬物——園地，已經是農民的私有財產。最后，雖然耕地仍然是皇帝的財產即公有財產，但定期在自然村各個村民之間進行分配（這種分配或者是戰爭、或者是改朝換代，或者是非長子繼承等），因此，每個農民自力耕種分配給他的田地，并且把產品留為己有。 　　

可見在自然村中，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種社會聯系，使村社的基礎穩固，就形成了村社中的集體因素，這種集體因素能夠賦予它強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塊耕種和產品的私人占有，又形成了村社中的私有制因素，這種因素又使那種與較原始的部落條件不相容的個性獲得發展。　　

正是因為村社中存在私有制因素，所以它就可能起著破壞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的作用，并且在村社內部產生利益沖突，這種沖突先是使耕地變為私有財產，然后把森林、荒地也變成私人財產。　　

歷史證明，在古代和現代的西歐的歷史運動中，“農業公社”時期是從公有制到私有制的過渡時期。在這個過渡時期，私有制的因素產生了封建貴族和教會，即產生了封建社會。在貴族封建社會中又產生了資本主義社會。　　

   問題是：是不是說中國的自然村也要按照西歐的道路發展呢？絕對不是的！中國自然村的構成形式只可以有兩種選擇：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戰勝集體因素，或者是后者戰勝前者。先驗地說，兩種結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對于其中任何一種，顯然都必須有完全不同的歷史環境。一切都取決于它所處的歷史環境。 　　

   中國的自然村已經存在了幾千年，同時，也和西歐資本主義同時存在了三百多年。西歐的歷史環境是貴族封建社會而中國的自然村存在的歷史環境是亞細亞所有制。所以，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自然村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塊個體耕作轉化為集體耕作，中國土地的天然地勢適合于大規模地使用機器。農民習慣于勞動組合關系，這有助于他們從小地塊勞動向合作勞動過渡；最后，長久以來靠農民維持生存的中國社會，也有義務給予農民必要的墊款，來實現這一過渡。另一方面，和控制著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產同時存在，就使中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由此可見，中國村社內部的集體因素是能夠戰勝私有制因素，而不必經過資本主義就能夠進入共產主義。　　

從歷史觀點來看，一個十分有利于通過自然村的進一步發展來保存這種村社的原因是：自然村不僅和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存在的東西，這使它可以不必接受資本主義的活動方式而占有它的各種成果；而且，它經歷了資本主義制度尚未受觸動的時期而幸存下來。　　

因此，從理論上說，中國自然村可以通過發展它的基礎即土地公有制和消滅它也包含著的私有制原則來保存自己；它能夠成為現代社會所趨向的那種經濟制度的直接出發點，不必自殺就可以獲得新的生命；它能夠不經歷資本主義制度（這個制度單純從它可能延續的時間來看，在社會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占有資本主義生產使人類豐富起來的那些成果。 　　

    要使集體勞動在農業本身中能夠代替小地塊勞動這個私人占有的根源，必須具備兩樣東西：在經濟上有這種改造的需要，在物質上有實現這種改造的條件。 　　

    關于經濟上的需要，只要把自然村置于正常條件之下，就是說，只要把壓在它肩上的重擔除掉，只要它獲得正常數量的耕地，那么它本身就立刻會感到有這種必要。中國農業只要求有土地和用比較原始的工具裝備起來的小地塊農民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這個時期之所以很快地成為過去，是因為對農民的壓迫耗盡了農民的土地的地力，使他的土地貧瘠。現在，農民需要的是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合作勞動。　　

關于實現改造的條件。設備、肥料、農藝上的各種方法等等集體勞動所必需的一切資料，到哪里去找呢？中國自然村比同一類型的古代公社大大優越的地方正是在這里。它目前處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它和資本主義生產的同時存在為它提供了集體勞動的一切條件。它有可能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中國土地的天然地勢，適合于利用機器進行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實行合作勞動的農業經營。至于最初的創辦費用（包括智力上的和物質的），中國社會有支付的義務，因為它長久以來靠“自然村”維持生存并且也必須從自然村中去尋找它的“新生的因素”。 　　

   “自然村”的這種發展是符合我們時代歷史發展的方向的，對這一點的最好證明，是資本主義生產在它最發達的歐美各國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機，而這種危機將隨著資本主義的消滅、隨著現代社會回復到古代類型的高級形式，回復到集體生產和集體占有而告終。　　

   以上就是中國自然村必然要走集體化道路的理由！　　

   按照以上理由，我們就可以理解毛澤東在革命成功以后，之所以要大力發展中國的農業合作化，發展人民公社，發展集體所有制。僅僅是因為這是中國自然村進一步發展的必然規律！僅僅是中國自然村由古代型的共產主義向現代型的共產主義唯一的選擇！對于劉少奇等之所以要采取階級斗爭的政策，采取社會主義教育，采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僅僅是因為他們要把集體化道路改變成私有化道路，他們這樣做，就是走剝奪農民的道路！這條道路違背了中國自然村必然要走集體化道路的發展規律！這條道路背離了中國自然村由古代型的共產主義向現代型的共產主義發展的道路！　　

   現在要問：中國自然村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存在哪些問題呢？　　

   首先，西歐資本主義產生的根源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徹底分離，而中國不存在這種分離。那么要在自然村中實行資本主義，就要使得中國農民和自己的土地脫離達到徹底分離的程度，或者說要剝奪農民。要剝奪農民，不必像在英國和在其他國家那樣，把他們從他們的土地上趕走；同樣，也不必用命令來消滅公有制。只要從農民那里奪取他們的農業勞動產品一旦超過一定的限度，那么，即使動用憲兵和軍隊也不能再把他們束縛在他們的土地上！　　

    正是從改革開放的時候起，國家使自然村處在不正常的經濟條件之下，把集體生產改革成為個體生產，并且從那時候起，國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種社會力量來不斷地壓迫村社。由于國家的財政搜括而被削弱得一籌莫展的村社，成了商業、地產、高利貸隨意剝削的任人擺布的對象。這種外來的壓迫激發了村社內部原來已經產生的各種利益的沖突，并加速了村社的各種瓦解因素的發展。但是，還不止如此。國家靠犧牲農民培植起來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這樣一些部門，它們絲毫不發展農業生產能力，卻特別有助于不從事生產的中間人更容易、更迅速地竊取它的果實。這樣，國家就幫助了那些吮吸村社本來已經涸竭的血液的新資本主義寄生蟲去發財致富。總之，那些最能促進和加速剝削農民（中國的最巨大的生產力）、并最能使新生資本家發財致富的一切技術和經濟手段，都在國家的促進下過早地發展起來。 　　

破壞性影響的這種促進作用，只要不被強大的反作用打破，就必然會導致自然村的滅亡。 　　

   但是要問，為什么從自然村的現狀中得到好處的所有這些利害關系者（包括政府監護下的大工業企業），合謀要殺死給他們下金蛋的母雞呢？正因為它們感到“目前這種狀況”不能繼續維持下去，所以感到現在的剝削方式已經過時了。由于農民的貧困狀況，地力已經耗盡而變得貧瘠不堪。因此，不能再浪費時間。必須結束這一切。必須創造一個由比較富裕的少數農民組成的農村中間階級，并把大多數農民干脆都變為無產者。　　

    如果資本主義生產定將在中國獲得勝利，那末，絕大多數農民即中國人民定將變成雇傭工人，因而也會遭到剝奪，剝奪的辦法是他們自然村的共產主義所有制先被消滅。　　

某種在國家幫助下靠犧牲農民哺育起來的資本主義是同村社對立的；它所關心的是村社的毀滅。并且為了資本家的利益，創造出一個由比較富裕的農民組成的農村中等階級，而把貧苦農民即農民大眾變為普通的雇傭工人，也就是說，要保證自己獲得廉價的勞動。村社受國家勒索的壓制、商人的劫掠、地主的剝削和高利貸者從內部的破壞，那它怎么能夠抵抗得住呢！威脅著中國村社生命的不是歷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論，而是國家的壓迫，以及滲入村社內部的、也是由國家靠犧牲農民培養起來的資本家的剝削。                   　　

這種直到今天還在中國村社里實行的制度，毫無疑問是和農藝學的要求矛盾的。除其他種種不便外，這種制度也造成人力和時間的浪費。　　

    總而言之：毛澤東時代的農業集體化是推動中國古代式的共產主義向現代型的共產主義的光明大道！改革開放的農業個體化則是毀滅自然村的共產主義，剝奪農民變成一無所有的雇傭勞動者，是走向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徹底分離的資本主義黑暗的深淵！　　

   勞動者2012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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