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英]威廉•配第

一

土地對于經濟與社會是如此重要，決定了它注定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當前，知識界關于土地問題的爭論被賦予了過多的意識形態色彩，以至于土地作為一個具體的事物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呈現出何種樣態以及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都是不清楚的。這個根本問題被忽視之后，其結果必然是眾多的爭辯和論證是沒有對象的，導致學術爭論變成了脫離“物”的，純粹的“詞”的空洞演繹和話語的較量。面對這樣的現實，賀雪峰教授說：“我們必須要深入到土地制度背后的機制與邏輯中，在中國當前國情的語境下來討論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應該向何處去。任何抽象的、意識形態的、道德批判式的討論，都是應該警惕的。”正是基于這樣一種關懷和焦慮，賀雪峰教授嘗試用他十多年的農村調查經驗，將土地制度的機制，尤其是地權的邏輯表述出來，使得關于中國土地制度的討論可以建立在一些基本的“常識”的基礎上。

農村土地制度表面看起來是一個農業經濟問題，但是一旦加上中國有9億農村人口這一前提，它就不單是農業問題了。特定的農村土地制度設置是與中國國情聯系在一起的，是服從于整個國家發展模式的。《地權的邏輯—中國土地制度向何處去》[②](下文簡稱為《地權的邏輯》)就是在此高度上來談論中國土地制度的“常識”，其中，包括土地的性質、農民的類型、中國城市化的可能性、農業發展與農村的前途等。因此，《地權的邏輯》所具有的意義就超越了土地制度本身，既關涉到對中國歷史的評價，也包含了對中國未來發展的設想。

當前，部分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國內外學者，積極地倡導土地的私有化或者是變相的私有化。持此類觀點的學者，認為現有的土地制度不僅阻礙了土地資源的有效配置，甚至阻礙了中國政治社會文明的進步。主張土地的私有化的學者要么抽象地從農業經濟的角度來探討土地制度安排問題，要么用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的某些“普世真理”來批判中國現有的土地制度。殊不知中國現有的土地制度，是由特定資源條件和外部環境約束下中國選擇的發展模式所決定的。因此，評判中國土地制度合理性的根本標準就在于，它是否與整個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相契合。

生產社會財富在于土地、資本、勞動力和技術四大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建國以后很長的一段時間中，都面臨這資本匱乏和技術落后的限制，中國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關鍵之一就在于我國優越的土地制度。新中國成立以來，基于特定的土地制度設置，充分地發揮出了中國勞動力優勢，實現了中國社會良性發展。最近兩年，有不少的國內外學者都在討論中國發展的奧秘，并試圖將其概括為“中國模式”。在此目標下，學者們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不同的角度，分別討論了建國六十年或者改革三十年中國取得成就的原因，但是，很少有人從中國土地制度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地權的邏輯》即是嘗試將土地制度放在整個經濟社會發展中進行批判，并提煉出一套既具有反思意義也能夠對世界發展具有借鑒意義的中國模式。

二

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發展市場經濟以來，資本的自發流動提高了資源的配置效率，連同逐步對外開放所帶來的世界市場經濟機會，中國經濟在短期內實現了騰飛。中國之所以能夠抓住機遇，變成世界制造大國，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關鍵的因素是，實行土地承包制之后，釋放出來的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第二、三產業，并迅速地轉化成為社會財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迅速發展最重要的制度基礎就是當前依然堅持的“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的農村土地制度。作為農村經營和中國城鄉分工基礎的農村土地制度，至少具有兩個方面的意義。

首先，“兩權”分離的農村土地制度，保證了土地的平均分配，使得所有的農村人口都能獲得最為基本的生產資料，并通過土地耕作來滿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在此基礎上，進城務工的農民才能夠忍受較低的第二、三產業工資水平。源源不斷地流入城市的農村剩余廉價的勞動力，維持了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優勢。關于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優勢，有不少學者都看到了，但是很多人都忽視了它是建立在農村土地制度基礎上的。

當前絕大部分的農村家庭都維持著“家庭務農，家家務工”，即黃宗智所言的“半工半耕”的農村家庭經濟形態。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在家種植十畝左右的農田，不僅能夠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且能夠維持家庭在村莊社會中的人情禮節等日常開支，而年輕一代外出打工的工資收入則可以積攢起來，用于婚姻、建房、看病等家庭大宗開支。

在微觀層面，農民家庭通過代際之間的分工，提高了家庭經濟能力。年輕勞動力可以自由地流向城市，從事第二、三產業，為家庭帶來較高的收入;而被城市勞動力市場淘汰的中老年勞動力，則可以與土地相結合，從事農業生產維持生活。家庭代際分工實現了農民收入兩條腿走路，提高了農民生活水平。在宏觀側面，這種家庭分工成為作為中國農村的一種普遍形態，既降低了城市第二、三產業的勞動力使用成本，也使得政府不需要負擔沉重的農村老年人的養老成本。

在資本匱乏與技術不足這兩個約束條件下，對外開放之后，中國依靠勞動力優勢，吸引了大量的國際資本，發展出了兩頭在外的出口加工型產業模式。在四種生產要素中，與勞動力相比，資本和技術的性對稀缺性，決定了資本和技術的掌控者能夠分配更多的利潤。因此，過剩的勞動力支撐起來的中國產業模式，決定了決定了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處于下游位置，并進而決定了在中國在國際財富分配體系中處于弱勢地位。這種發展模式存在的矛盾是，中國在享有較少財富份額的同時還要承擔較高的成本，其中包括環境、資源成本，勞動力再生產成本，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所固有的社會風險等。

中國能夠較為成功地化解這一矛盾，較好地維持了至少三十年穩定和發展的局面，核心的機制就是建立在農村土地制度基礎上的中國城鄉二元結構。中國經濟模式所依賴的基礎就是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一方面，農村家庭耕作土地獲得的收入降低了城市二、三產業工人的工資水平，維持中國制造業的優勢;另一方面，土地的均平分配，保證農村既承擔著由農民工組成的產業勞動力的再生產，還要為這部分人提供養老保障(被市場淘汰的農民是要回到農村養老的)，使得制造業能夠最低成本地獲得數量充足的，年齡在20—45歲之間的勞動力。

中國特色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具有抵抗現代“風險社會”的能力，2008年金融危機在中國并沒有造成巨大的影響就證明了這一點。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蓄水池，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是現代世界少有的一種超穩定結構，使中國社會具有足夠的彈性來緩解各種風險，它可以構成理解中國快速發展過程中并能保持穩定的關鍵。“兩權”分離中國農村土地制度，保證了土地在村組集體范圍內進行分配，保證了“耕者有其田”，保證了進城務工的農民有后方，“出的去，回得來”的城市化模式降低了社會風險。

如果將視野再拓寬到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的話，同樣可以看到人民公社時期土地制度的優越性。建國之后，中國現代化目標首先定位為優先發展工業，尤其是發展重工業。在人口多、底子薄、東西冷戰格局以及蘇聯撤銷援助的情況下，中國工業化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向農業提取剩余資源。因此，國家迅速地對農村土地制度進行了調整，廢除了土改以來的土地私有制，將土地收歸集體，并最終確定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模式。

受制于中國進行工業化這一基本目標，農業發展是服務于或者說服從與工業建設的。這一時期的農村土地制度安排，既要解決農業生產上組織安排的問題，也要實現國家以最低的成本向農民提取資源，還要通過公社提供基本的福利，解決農村自身發展的問題。

建立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土地制度基礎上的人民公社體制，成功地實現了上述三個目標。首先，人民公社通過組織動員機制，將分散的農村勞動力整合起來，提高了農村生產力，擴大勞動力使用規模以彌補技術、資金的不足者，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間從根本上改善了農業生產基礎，比如，通過大規模水利建設將農田灌溉面積從2.4億畝增加到7.3億畝。其次，借助于行政而非市場的方式提取農業生產剩余用于工業建設的，中國竟然在建國后的三十年時間中，奇跡般地建立了基本健全的工業體系。再次，農業和農村自身也得到了發展，比如，農業產量的大幅度提升，農民身體、文化素質的大幅度提高等。

中國追求工業化和現代化面臨著兩個基本約束，一是人口與資源高度緊張，二是資本與技術嚴重匱乏。六十年來中國一直是堅持著一種“非均衡”的發展策略。在前三十年，以人民公社制度為基礎，依靠農業剩余來支撐工業發展;在后三十年，以城鄉二元結構為基礎，利用農村剩余勞動力來發展中國經濟。無論是人民公社制度，還是城鄉二元結構，都是成功地借助了農業和農民的力量，支撐起了工業發展、城市發展的目標。這樣的“非均衡”發展策略之所能夠走得通，關鍵就在于不同時期的農村土地制度的合理設置。

三

作為一個后發國家，中國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既不可能重走西方通過海外殖民地來獲得“資本原始積累”的道路，也不可能通過發動世界戰爭將發展的成本外部化。中國只能在內部實現積累資源，并將發展中的矛盾消化在內部。如此看來，“非均衡”發展策略的核心就是，將農業生產剩余以及農村勞動力用于實現工業發展目標和城市發展目標，并將發展的成本轉移到農村。從積極的方面看，這種發展模式帶來了中國今天整體的成就;而從消極的方面看，新中國以來所選擇的發展路徑所積累的矛盾被轉嫁到農民身上，最終造成了今天的“三農問題”。

既然“三農問題”的嚴峻性已經使得這種“非均衡”發展模式無法持續了，那么，如何改變這種“非均衡”發展模式，將農村納入國家的整體經濟社會發展事業之中，使得農民也能夠分享現代化成果，化解農村發展與整體發展的之間矛盾，將是中國現代化事業面臨的新任務。

當前所面臨的根本困境是，一方面，有限的土地資源以及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弱勢地位，使的9億農民不可能依靠土地過上幸福的生活;另一方面，中國在全球產業鏈條的末端位置，決定了農民在城市務工的工資水平是不足以支撐起農民家庭的城市生活。中國經濟模式從根本上限制了中國城市化的速度，農村人口不可能在短期內遷移到城市。由此導致在未來的發展中，如果繼續以犧牲農村和農民的利益來換取城市的發展，那么“三農問題”將進一步惡化;如果將第二、三產業工資水平提高到能夠支撐農民城市化的水平上，中國勞動力的價格優勢將會喪失，除非進行產業升級，否則中國經濟增長將會受阻。

結合中國發展的二難選擇，再來反思當下流行的土地私有化主張，就會發現有諸多不合理的地方。在主張私有化的學者們看來，在現行的土地制度下，農民只具有承包權，而不具有所有權，農民對于土地產權的不完備性造成兩個結果，一是土地不能實現自由的流轉，影響了資源配置效率，阻礙了規模化的土地資本經營;二是農民不能將土地用于抵押、出賣等，不能通過土地變現來享有土地升值帶來的財富。因此，通過土地私有化，農民就可以將土地拿到市場上進行自由交易，既可以通過市場來實現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而且，農民可以利用土地交易獲得財富去城市買房子。這樣一來，農業的生產效率就會大幅度提高，就能夠提高我國農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同時，農民通過買地買房可以加快城市化進程，農村、農民、農業等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實際上，試圖通過改變現有土地制度來化解“三農問題”，表明了對“三農問題”的不理解，“三農問題”不是單純制度設置的問題，而是中國發展模式固有矛盾轉嫁到農村的結果。在中國沒有通過改變發展模式而擴大城市就業容量和城市工資水平之前，任何朝著私有化方向的土地制度改革，以及人為激進地推行城市化，都有可能造成嚴重的后果。

從農村角度來看，拋開5%的城郊村，縱然讓土地私有化，擁有完整土地產權的農民是不可能通過交易土地來維持城市生活的。因為，這95%的土地距離城市較遠，不可能產生城市化占地帶來的級差地租，也就是說這部分只能用于農業生產的土地，要么找不到買方，要么價格很低。我們調查中發現，當前廣大中部農村用于農業生產的地租是每畝每年100—200元，廣泛存在于江漢平原地區農村的由自發移民帶來的民間土地交易的價格，一般是一棟房加10畝地，只有3萬元左右。也就是說，忽視土地的自然屬性，用城郊村土地轉化為商業用途中的出讓價格，來估算中國土地蘊藏的財富的算法是很荒唐，也就是說農民不可能普遍地通過買地來實現城市化，關于這一點，《地權的邏輯》做了深刻的批判。

在現代經濟體系中，農業在任何國家都是弱勢產業，歐美、日韓等國都是通過高額的國家補貼來維持農業發展，土地私有化是不可能改變農業作為弱勢產業的性質的。當前，建立在“集體所有，家庭承包”土地制度基礎上的小農家庭生產模式以較低成本(與歐美、日韓相比，我國政府農業補貼才實施不久，并且數額也較低)保障了糧食供給。從農業生產的角度看，在農村勞動力過剩的情況下，資本化的規模經營不應該是我國農業的發展方向。當前，困擾我國農業生產的最大問題是，水利、道路等農業基礎設施薄弱的現狀。而解決這類問題的關鍵，不是在于強化農民對于土地的產權，而要重新發揮基于“兩權”分離土地制度的“統分結合的雙重經營體制”中集體“統”的作用。從農村土地經營的現實出發，未來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不是要弱化“集體”的性質，而是要強化“集體”的職能。

城市化本質上受經濟發展水平影響的自發發展的過程。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一些農民抓住了市場機遇，變成了包工頭、老板、商人等，這部分人具有較好的經濟條件，能夠在城市買房子，過上體面的生活。除了這些只是2億農民工群體中極少一部分的成功者，大部分的進城農民隨著年齡的增長，終將被城市勞動力市場所淘汰，他們還是要回到農村依靠土地生活的。改變現行的土地制度，將會改變這種“自由流出，自由回來”的模式，會朝印度、拉美城市貧民窟方向發展。那樣的城市化模式是不可取的，基于此賀雪峰教授直言“回到土地是最基本的人權”。

四

關于土地制度，不能做單一經濟學的思考，更不能脫離實際對其進行形而上學的批判。同樣，關于中國未來土地制度可能走向的構想，一定是立足對農業與工業、農村與城市、農民與現代化等全盤思考基礎上的。中國未來土地制度的設置，仍然要與中國未來發展模式相契合。在各方面限制下，中國未來只能沿著繼續城市化與兼顧農村建設這一總體方向發展。

一方面，讓九億人在有限的土地上從事農業來謀生存、謀發展，肯定是沒有出路的，農村的根本出路還是要通過城市化來減少農業人口。另一方面，中國城市化任務的艱巨性和長期性，又決定了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農村依然要生活著大量的人口，因此農村建設也不可偏廢的。中國未來土地制度的安排，就是要在城市化與農村建設之間保持平衡。

在這樣的目標限定下，中國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不是要通過私有化來徹底顛覆現有土地制度，而是要結合未來發展模式完善現有的土地制度。保持“兩權”分離的土地制度，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優越性。首先，現有的土地制度可以維持一種自發的城市化模式，當農民能夠在城市獲得穩定收入之后，可以選擇在城市生活，如果城市化失敗則可以退回到農村經營土地，避免激進城市化強制將城鄉二元結構變成城市內部二元結構。其次，那些順利地實現城市化的農民轉變成為市民后，集體可以收回土地，并在村莊內部進行分配，避免在農村產生“不在村地主”，從而將農業財富留在農村，這樣，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分享農業財富的農村人口越來越少，農民生活水平也將自然提高。再次，保留土地的“集體所有”性質，避免了村莊內部利益結構的剛性化，集體既可以解決生產上個體農戶“辦不好以及不好辦”的公共品供給一類的事情，也可以基于土地發展村社集體經濟，建立農民合作社，提高農業的附加值，“集體所有”農村土地將是新農村建設的基礎。

基于中國土地制度的優越性，中國發揮了勞動力的優勢，在過去的六十多年中，取得了經濟社會上的極大進步。在未來的幾十年中，中國將會迎來一個新的高速變革的時代，土地制度將依然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基礎，如何設置土地制度將是一個關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命題。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曾經經歷過中國當下正在經歷的事情，因此也就沒有任何普世的模式可以供中國照搬。在這個意義上，土地制度上的爭論一定要回歸到一個具有五千年歷史，13億人民并包括9億農民的大國如何順利實現現代化這樣的現實語境中，對于土地制度的思考也因此要多一些經驗性的“常識”，而在土地制度改革實踐上，保守和冷靜而非浪漫和激情才顯智慧。也許這些才是《地權的邏輯》最終所要表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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