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代縣 何 平

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三十年后的今天，多數人對三十年前的農村集體化道路已經淡忘，而那些曾經為集體化奮斗的人們卻依然牢記。在他們看來，盡管改革前的農村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但集體化的優越性至今不可否認，集體化時代體現的社會風尚仍然叫人贊嘆不已。說實在話，農村改革之初不僅農民的溫飽問題得以解決，而且農村有一個寬松的發展環境，以往那些不盡人意之處也逐漸消除，的確令人欣慰。但隨之帶來的弊端也不少，并且實在難以克服。久而久之，問題越來越多，困難越來越大，農民心里的不穩定因素日益顯露，廣大農村工作者深感擔憂。因此，農村下一步的路究竟該怎么走，自然成為基層干部群眾格外關注的問題。我作為一名長期從事農村工作的基層干部，經歷了農村改革后鄉村干部的許多無奈和困惑、甚至悲觀和失望，此時不得不作大膽的反思。

一、改革前的農村

如何看待農村改革前三十年的發展，不僅直接關系到農村改革后三十年，而且影響到農村的未來。眾所周知，農村改革以來，官方輿論始終批判集體化是大鍋飯，甚至把集體化說得一無是處。而民間的真實反映并非如此。當年那些經歷過集體化道路的人們至今公認集體化的優越性，認為集體化經營具有集中土地和人力資源，統籌調度，防止盲目生產，便于推廣新技術和實現農業機械化，有利于壯大集體經濟和發展集體事業，有利于激發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有利于實施“全民皆兵”戰略和增強抗御災害的能力等優越性。他們常常感言，當年沒有集體化的力量，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農業生產條件就不可能極大改善，更不可能創造紅旗渠那樣舉世矚目的奇跡，同樣沒有集體化就不可能凝聚人心度過一九六〇年的困難。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集體化在中國大地幾乎一夜之間終止了呢？以山西省代縣為例，當時實行土地下戶時，全縣三百多個村有三分之一的村積極響應，多數村認識模糊且意見不統一，有部分村要求繼續集體化經營，但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最終在政策推動下實行了土地下戶。只是那些不愿意分田到戶的有46個村晚了一年、有一個村晚了二年才實行，結果都在當時的地委書記嚴肅批評下不得不走向家庭經營。于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成為當時農村干部群眾流傳最多的話題。這說明中央政策在土地下戶問題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而部分村之所以要求分田到戶，確切地講，不是集體化沒有優越性，而是實施集體化過程中我們的工作出現了問題，具體歸納如下：

 

（一）集體化進程過急。由于集體化是在土地私有制長達幾千年后出現的新生事物，加之當時人們的文化素質普遍低下，農業機械十分落后，一些地方自然條件極差，因而各地對集體化認識程度不同，實施時間及辦法不同。因此既要積極引導，又必須因地制宜、并在群眾自愿的基礎上穩步發展。但鑒于當時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各級領導決策多有急躁冒進情緒，因而實際工作要求過急，如：原來準備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逐步分期分批地由初級社發展到高級社，結果很短時間就完成了，由于步子急，形式過于簡單劃一，工作中就出現了強迫命令，違反自愿互利的原則，改革耕作制度和耕作技術的計劃過大過急，經營管理混亂等缺點。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后期出現的“一大二公”及“一平二調”都屬于集體化進程過急的問題。

（二）階級斗爭擴大化。在農業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大量的突出的是人民內部矛盾。但是，由于我們黨對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特點和規律缺乏深刻的理解，因而實際工作將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視為敵我矛盾，使派性斗爭尖銳化、復雜化，影響了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系，干擾了正常的生產秩序，給生產帶來很大損失。這一情況在文革時期尤為突出。

（三）“農業學大寨”教條化。大寨確實值得全國學習，正如周總理指出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政治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公而忘私的社會主義品質”。這些都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但不是所有方面都要照搬大寨的做法，如大寨實行的工分制，并不是按勞取酬的唯一形式，各地應結合實際有所選擇。由于當時整個社會缺乏改革創新的精神，因而類似實行工分制等教條學習大寨的做法普遍存在，導致一些村學大寨成效甚微。

（四）農民活動管得過緊。農民由個體經營到社會主義的集體經營，客觀上已失去了很多自由，管理他們不宜過緊，農民農忙時應有一定的自由，農閑時應有較多的自由。而當時過多地突出集體勞動，不合理地延長勞動時間，忽視了個體自由活動及必要的休息和睡眠，自然引起農民的怨恨。

（五）經濟決策過分集中。中國這么大，國家沒有計劃，國家市場必然失控。但國家計劃僅僅著眼于國家市場，單講國家市場，沒有自由市場，便忽視了地方需求，忽視了農民的個體需求，這不利于調動地方和農民個體的積極性。因此，在工商業經營方面，既要以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為主體，又要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作為補充；在生產計劃方面，既要以計劃生產為主體，又要有一部分按照市場變化在國家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作為計劃生產的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里，既要以國家市場為主體，又要有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作為補充。但實際工作中只要計劃生產，不要自由生產，因而只有國家市場，沒有自由市場，導致市場不活，農民個體需求遠不能滿足。

（六）利益分配苦了農民。提倡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無可非議。但實際工作過分強調了農民對國家和集體的奉獻，忽視了群眾生活消費，如：農產品長期低價收購，生產計劃指標及任務糧指標過高，基本建設戰線過長，造成農民負擔加重，農民口糧不足，勢必挫傷農民的勞動積極性。

顯然，上述問題導致集體化的優越性未能充分發揮，并使一些地方的農民對集體化產生抵觸情緒。然而，這些問題都不是集體化固有的。一方面因為我們的工作失誤，這是主要的；另一方面與當時的國情有關。集體化進程過急，“農業學大寨”教條化，農民活動管得過緊，經濟決策過分集中等四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因實施集體化出現的工作失誤，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問題則屬于當時國家的政治因素所致，利益分配苦了農民的問題則不完全是工作失誤，這與當時的國情有很大關系。第一，為實現工業化目標而預付的農業代價。這既是中國工業落后的國情所決定的，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工業化的必經之路。第二，在特殊國際環境下保證自身安全必付的農業代價。否則，今天的和平發展很難保證。

總之，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因素導致集體化遭受挫折，但集體化畢竟改變了中國農民長期以來一盤散沙的狀態。從此，農村才有了集體經濟，因而集體主義思想，愛國主義思想在農村乃至中國大地不斷興起，并且波及國外，許多科學家放棄國外的優厚待遇，沖破重重阻力回國奉獻。可以講，汶川地震“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社會風尚是資本主義國家不可比的。而這一點跟三十年前形成的集體主義思想是分不開的。當年那些經歷過集體化的人們至今承認，在依靠農民自身力量的前提下，類似紅旗渠那樣的水利工程，既是舊社會私有制經濟條件下不敢想的，也是今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無法做到的。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莫里斯·邁斯納在《旁觀毛澤東時代》一書中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史以一個小小的工業生產基地為發端，這個工業生產基地甚至比比利時的還要小一些，當時，中國工業的人均量不及比利時的工業產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質資源最貧乏的基礎上，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和極少外援的情況下，中國在1/4世紀的時間內把自己變成一個主要的工業大國。”無疑這個轉變大大縮短了中美歷史發展的差距，并使美國知識界感到震驚。而這個轉變同樣與農業集體化的力量是分不開的，因此，我們既不能把農村改革前的問題歸罪于集體化，更不能否認集體化的優越性。

二、改革后的農村

農村改革的核心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該核心的確立使廣大農民獲得了生產自主權、生產利益分配權，農民的束縛少了，自由多了，并且溫飽問題得以解決。此外農民當時并沒有想到家庭經營還有什么好處，也沒有想到家庭經營有何弊端。由此，農民在改革初期迸發出極大的熱情，遺憾的是這一熱情沒有多久就不見了。至1985年后，農民的種地積極性一直減退，這一現象又在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固有的弊端日益暴露，具體概括如下：

（一）統分結合易分難統，集體經濟名不符實。從理論上講，“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本身就是集體經濟的一種形式，它是由家庭承包集體所有的土地，承包的土地其所有權仍屬集體，農民只有使用權，不能買賣。農民在承包土地的同時按照合同必須承擔一定的義務”。然而，具體執行時很難行通。雖然土地的所有權是集體，集體有權要求農民承擔一定的義務，但土地的經營權在個體，個體直接掌握著生產決策權和生產利益分配權。而個體經營者往往把個體生產和個體利益放在首位，其次才是集體和國家，恰恰與“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是自己的”分配原則相反，在農村生產力落后，生產利益遠遠不能滿足個體需求的情況下，農民很難保證按合同承擔一定的義務，如：個體生產獲得自由的同時，國家計劃失控；農民溫飽問題得以解決的同時，農村集體經濟嚴重匱乏。這種集體經濟實質由個體支配，致使統分結合易分難統，集體經濟名不符實。這種經濟與舊社會的土地私有制相比，其進步不過是耕者有其田，而生產決策與生產利益分配都由個體直接掌控，實屬個體經濟。隨著時間的延續，人們對土地私有的意識不斷強化，土地私有行為從最初的隱性交易已發展到今天的公開買賣。官方輿論一直把這種經濟說成是集體經濟的一種形式，實在是牽強附會，連農民私下議論時都覺得可笑，并且讓我們的中學教師在學生面前難以講清。

（二）集體事業舉步維艱，農民面臨各種困難。由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的經濟實屬個體經濟，因而個體意識激發，個體行為強化，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的現象日益凸顯。就此，盡管警力不斷加強，各種法律先后頒布，然而始終未能根治，如：過去沒有《電信法》，通信設施保存完好，現在有了《電信法》，通訊設施常遭破壞；過去沒有《森林法》，偷盜樹木十分罕見，現在有了《森林法》，偷盜樹木隨處發生。結果顧了個人，丟了集體，損了他人，引來報應。時至今日，農村集體經濟早已瓦解。公積金空虛，水利設施毀壞，各種機械、電器、樹木等集體財產嚴重流失。集體事業在如此境地生存和發展，實為艱難，因而一批又一批集體企業走向倒閉，并使國有企業受到嚴重沖擊。而集體經濟的困難和集體事業的衰落，最終又給農村千家萬戶帶來各種困難，如：農民澆地難、集體設施維修難、學生上學難、農村看病難、農民組織教育管理難、群眾文化娛樂難、五保戶吃救濟難、鄉村干部安排工作難、遇上災年更加難。近年來，雖然國家十分重視三農問題，先后采取了減免農業稅，取消各種攤派，加大農業投資等政策性的措施，但是，農村內部沒有自身的集體經濟支撐，并且缺乏集體主義意識，集體事業終究無濟于事。以修路為例，這幾年國家撥款硬化了許多鄉村路，然而三年前修的路都程度不同地毀壞，原因是修路人缺乏集體意識，偷工減料，導致硬化道路的質量不高，加之農村集體經濟無力維護和保養。

（三）黨組織軟弱渙散，自由主義泛濫成災。農村集體經濟的薄弱必然決定黨組織政治上的軟弱，隨著集體經濟的不斷削弱，農村黨組織與過去相比顯得軟弱渙散，無論是對上完成任務，還是對下解決問題，往往因集體經濟困難而束手無策，直至問題成堆，無法著手工作。這時，在群眾眼里，依靠黨組織還不如依靠暴發戶。顯然，黨組織失去了統的基礎。因此，如今的農村黨員很少開會，難于開會。與此同時，群眾一盤散沙，自由主義泛濫成災，如：生產只顧個體使國家市場嚴重失控，調產屢調屢敗；經營為了賺錢制造大量的假冒偽劣產品，坑害了消費者，擾亂了市場；經商常有非法倒買倒賣，從中使個別人牟取暴利，大發橫財；言論竟然隨意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行為幾乎失去了任何約束。偷盜、搶劫、貪污、詐騙、行賄受賄、賣淫嫖娼、迷信、賭博、販毒、吸毒等落后腐敗犯罪現象屢禁不止，習以為常。種種自由主義導致亂世英雄，貧富懸殊的出現，嚴重踐踏了社會主義民主，背離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勢必引起社會動蕩，給人民生活帶來不安。

（四）農業機械化陷入困境，三大差別更加突出。改革前，農業機械化程度不高，原因是農業機械供不應求；改革后，農業機械實現了滿足供應，但由于家庭經營將原來大面積的平整土地分割成無數的小塊田，耕作又不統一，致使農業機械化陷入困境，甚至改革前已實現機耕機收的村無奈又回到了牛耕鐮割的時代。于是，有人提出兩種設想，一是通過土地流轉實現少數農民經營土地，適當擴大土地經營的規模，以便機械化作業，但目前乃至今后很長時間，種地仍是大多數農民謀生的手段，農民外出打工，畢竟不是長遠出路，讓少數人經營土地，必然背離民意，影響穩定。二是將以戶經營分散的土地調整為集中的土地，結果仍行不通，原因是以戶經營的土地有限，加之小農經濟根深蒂固，平均主義嚴重存在，優等、中等、劣等地必須平均分配到戶，集中土地顯然是不現實的。可見，家庭經營條件下的農業機械化勢必陷入困境。這一狀態不僅使廣大農民束縛在沉重的低效率勞動中，而且從根本上難以實現農業產業化，農村城市化，將使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更加突出。對此，外國人感言：“看了中國的城市像歐洲，看了中國的農村像非洲”。

（五）大學生創業無用武之地，“讀書無用論”再傳農村大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地區的進步與落后，科技人才的作用往往體現的十分重要。日本之所以戰敗后能迅速發展為世界強國之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日本擁有一大批高素質的科技人才。我國農村和城市發展長期形成的差距，同樣與科技人才的布局有很大關系。因此，大學生村官本來是一件值得稱贊的新事物。農村需要大學生創業，大學生就業需要到農村創業，未來大學生就業應有更多的人去選擇農村。但由于家庭經營的政策，導致鄉村干部失去了統的基礎，這一現狀已不是干部工作所能改變的問題，因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才是決定的因素。中央不改變家庭經營的基本政策，要通過大學生村官改變農村，緩解大學生的就業危機，豈不是和廣大鄉村干部一樣無用武之地。山西省是大學生村官實行最早的省，媒體多報道了有關大學生村官的經驗，而實際情況怎樣呢？以山西省代縣為例，全縣300名大學生村官在村的吃住條件都不具備，談何創業？上面督促緊時，這些大學生村官每天去鄉政府報到，跟著鄉干部度日，無人督促時，便在家里或外出臨時打工。因此，大學生村官真正的創業領地沒有確立，大學生的就業途徑實際上沒有打通。于是“讀書無用論”再次廣泛流傳，分明與科學發展觀相悖。

（六）腐敗勢力危及基層政權，政府公信度不斷下降。令人無奈的是家庭經營條件下，國家每年撥給農村的扶貧款、項目款、以及銀行、信用社發放到農村的貸款大都集中扶持了少數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由此，才造就了一批暴發戶。隨著時間的延續，個體及私營暴發勢力越來越大，他們甚至壟斷了當地的地礦資源及城市建設規劃中的黃金地段，并且隨意買賣，暴利橫生。這時，個體及私營暴發勢力擁有的財力超過了一個基層政權擁有的財力，勢必危及基層政權，鄉村一級就不必說了，就連很多縣一級政權已受到這些暴發勢力的嚴重干預，如：選拔任用干部時的買官賣官，安排就業時的行賄受賄，工程招標前后的吃拿回扣，以及執紀執法中滲透的腐敗現象已十分多見。盡管中央反腐力度不斷加大，但群眾反映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查出來的僅僅是個別，更多更大的貪官安然無恙，原因就在于個體及私營經濟的支配具有隱私性，群眾很難實施確鑿有效的監督，而任何離開群眾的有效監督自然是乏味無力的。因此，腐敗仍然在反腐敗的吶喊中滋生和漫延。與此同時，政府的公信度不斷下降，干群矛盾不斷升級惡化，突發事件有增無減，小到幾十人的群體上訪不斷，大到成千上萬的群眾圍攻縣政府已不為罕見。試想，基層政府還能正常辦公嗎？基層政權能不危機嗎？令人悲哀的是群眾認為暴發勢力中的一些腐敗分子竟然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甚至擁有更高的位置，顯然這里面不免隱藏著腐敗。當然，政府抬高暴發戶的位置不排除寄于暴發戶良好的愿望，然而，與國有、集體單位相比，暴發戶的理念多為金錢至上，許多暴發戶對國家和社會的回報表面上看轟轟烈烈，實際上極其有限。就稅收而言，多存在嚴重的偷稅漏稅，其數額遠遠超過他們的各項捐款；就環境保護和安全生產而言，存在的問題更為嚴重，其中，地礦資源的私采亂挖、土地的強占亂建以及重大安全事故頻發的問題已到了難以整治的地步。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就因為個體及私營經濟不僅具有隱私性，而且具有自私性和落后性。隱私性使其容易逃避群眾監督，自私性使其首先考慮個體或少數人的利益，落后性使其容易滋生腐敗落后行為。

顯然，以上家庭經營固有的弊端導致農村改革陷入困境。繼續奉行農村現有的政策，生產更加失控，市場更加失衡，危機更加頻發，而集體主義觀念和集體事業的發展距離人們的希望越來越遠，直到失望甚至絕望時就會暴發一場災難，“湖北荊州大學生救人事件”中，漁民為了個人利益竟然見死不救的悲劇便是對我們敲響的警鐘。而這一悲劇在注重集體經濟發展的那個年代，無論如何是不會發生的。遺憾的是這一震撼人心的悲劇并沒有喚醒我們的社會深刻認識其根源，僅僅從上層建筑領域內查找原因，卻絲毫沒有意識到農村的所有制結構及其分配制度和政策出了問題。這個問題的確值得我們反思，千萬不要以為農民的溫飽問題得以解決就萬事大吉。一方面，隨著社會的發展，農民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目前農村的生產條件、生活環境及文化、教育、衛生等公共事業，已遠不能滿足農民的欲望，無奈之下大量的農村人口盲目外流，這不是一個好現象。從群體上訪反映的問題也可以看到農民要求改變這一現狀的呼聲日益強烈。另一方面，社會進步不僅要強調經濟的發展，而且要注重人的進步，而集體主義思想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精神，缺乏這一思想，就沒有凝聚力和戰斗力，只有一盤散沙、落后挨打。然而解決以上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壯大集體經濟。只有壯大集體經濟，才能使集體事業興旺發達，集體主義思想廣為流傳。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引導的再好，通常只能充當集體事業的補充力量，卻不可能成為主要力量。相反，個體及私營經濟往往不可避免地滋生許多腐敗落后行為，尤其那些暴發的個體及私營經濟有可能給社會造成更多的問題，勢必危及中央政權。

三、未來的農村

通過改革前后六十年的反思，就會發現一個共同點，即改革前和改革后都有農民滿意的一面和不滿的一面。人們贊嘆改革后農民溫飽問題得以解決，同時又贊嘆改革前凝聚的集體力量；人們不滿現實的最大問題是貧富懸殊、兩級分化，而對過去不滿的最大問題是溫飽問題長期沒有得到解決。仔細分析，我們還會發現一個不同點，改革前的不滿主要是工作中的失誤，而不是集體化沒有優越性，改革后的不滿主要是家庭經營固有的弊端，而并非干部工作所能改變。顯然，只要我們堅持集體化的發展方向，不斷糾正以往工作中的錯誤，集體化的優越性便能充分發揮，中國農村就會進入持續的發展。事實上，華西、劉莊等明星村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當全國普遍實行家庭經營后，華西、劉莊等部分農村沒有隨大流，而是繼續堅定集體化發展的道路，同時堅持集體化經營下的不斷改革，不斷拋棄工作中的缺點，從而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實現了共同富裕和兩個文明的同步促進。這一發展與小崗村的發展形成巨大的反差。此時，中央提出鼓勵和支持廣大農民二次走集體化道路，完全合情合理。可是有人擔心離開家庭經營就會餓肚子。其實，這種認識過高估計了家庭經營的作用，忽視了集體化發展的潛力。改革前出現的“三年困難時期”的確讓人難忘，但畢竟是一個特殊時期，當集體化發展到改革前夕，多數農村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或基本解決，小崗村的情況只代表部分農村，并不代表多數農村。改革后農民溫飽問題普遍得以解決，除了家庭經營使農民迸發出短暫的熱情外，還有以下因素：

（一）國家工作重點由過去的以階級斗爭為中心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二）改革前三十年大搞農田基本建設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

（三）改革前的種子革命起了作用，尤其是雜交水稻的成功推廣；

（四）工業積累完成以后開始返哺農業，農業機械，電器，化肥等生產資料由過去的供不應求到滿足供應；

（五）國際環境發生了變化，中國處在和平發展的環境，對內不再備戰備荒，對外不再有戰爭，不再有大量的物資援助別國；

（六）對外開放引進了國外先進的農業技術，包括國外農產品在中國市場廣泛出售；

（七）勞動強度減弱，飲食結構改善，農民口糧需求減少近半；

（八）計劃生育收到顯著成效，人口出生率明顯降低，人口素質明顯提高；

（九）三農問題引起中央重視，農民負擔大大減輕。

基于以上因素，盡管1985年之后，農民種地積極性一直減退，但中國仍然沒有出現糧食危機，否則，早出問題了。此外，家庭經營后統計的糧食產量，完全來自于鄉村干部的估計，各地為顯示政績，所估產量往往高于實際產量。因此，我們千萬不要對家庭經營持有樂觀態度，更不可以因為溫飽問題的解決來否認甚至掩蓋家庭經營固有的弊端。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農村現在最迫切解決的問題已不是從前的溫飽問題，而是從政策上考慮：如何壯大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消除兩級分化，使人民安居樂業；如何讓閑置的大型農業機械動起來，提高生產效率，實現農業產業化、農村城市化；如何讓有識之士在農村創業有用武之地，使農村成為大學生創業的廣闊天地。這些問題，華西、劉莊等部分農村的實踐為我們找到了很好的答案。凡是去過華西、劉莊村的人們，都會看到那里的富裕是共同富裕，人民安居樂業；那里的生產效率極大提高，具備現代化標準；那里的人才聚集，科技成果不低于城市化水平。總之，農村生活城市化，農業生產產業化，農村設施現代化，農業管理企業化，農業發展科學化，科學決策民主化，在這些村已成為現實，看了這些村，中國的農村才像進入盛世時代。人們向往這樣的村，期待這樣的村出現更多，有的村已自發地放棄家庭經營，再次走向集體化，并且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南街村就是最好的說明。對此，站在對廣大人民負責，為黨和國家前途命運著想的角度，我們再沒有理由懷疑集體化的優越性，再不能采取消極等待、觀望回避的態度，只有肯定他們的實踐，指出未來農村的發展走向仍是集體化，而不是愚昧落后封閉的家庭經營。

綜上所述，中國農村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農村的差距，早在中國近代史上就已形成，并非集體化造成，恰恰是集體化縮短了這一歷史差距，繼續過去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最終使我們更加落后，沿用別國的生產方式，只能跟在別國后面爬行。實踐證明，只有集體化才能體現廣大農民的利益，集中廣大農民的智慧，凝聚廣大農民的力量。實踐將進一步證明，農村集體化是社會主義歷史發展的必然，而集體化經營下的不斷改革和完善，則是農村集體化歷史發展的必然。農村改革前的最大失誤在于我們的工作沒有因地制宜，沒有堅持集體化經營下的不斷改革，而改革后的最大失誤在于變集體經營為家庭經營方面搞了一刀切，慶幸的是華西、劉莊等部分農村的改革是堅持集體化經營下的改革，因而找到了正確的出路，完美地體現了社會主義集體化的優越性。當然，現階段，華西、劉莊等部分農村的實踐不能代表中國所有的農村，我們不能就此否認家庭經營的存在。應當承認，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很長時間，家庭經營仍將存在，否認這一點，就會脫離實際，就會犯改革前的錯誤，但我們必須看到農村未來的發展主流是集體化。因此，普遍把家庭經營長期作為農村發展的單一形式的政策是不合理的。我以為，凡是人口較多，且自然條件可以進行機械化作業的村，都要引導他們并在他們自愿的基礎上逐步走向集體化，只要中央政策推動，各級領導重視，加上典型帶動，堅信一定會有更多的村走向集體化。而走向集體化的村能否像華西、劉莊那樣發展，關鍵要看我們的干部、并且首先要有一個好的帶頭人，否則，群眾不會跟著干，集體化的優越性是發揮不好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培養和造就一批無私奉獻的優秀干部，當然，這又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這項工作做好了，相信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有許許多多的華西、劉莊村出現，到那時，我們的國家才真正進入盛世時代。

作者系山西省代縣黨校常務副校長,曾在鄉鎮和縣組織部長期任職。
通訊地址：山西省代縣黨校（034200）
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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