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柏峰：去道德化的鄉村世界

來源:《文化縱橫》2010年6月號

作者:陳柏峰

從消遣經濟到消費經濟的勞動倫理變遷
 20世紀以來，中國農民生產的組織形式和相關經濟態度經歷了從消遣經濟到勞動經濟，再到消費經濟的轉變，每一次變化，其背后都有特定的勞動與財富倫理的支撐。在消遣經濟時代，閑暇和不勞而獲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勞動經濟時代，勞動光榮的觀念經過國家意識形態的宣傳后深入人心；在消費經濟時代，消費和時尚成了地位和能力的象征，成為人們從事生產勞動的理由和動力。在經濟態度轉變的過程中，農民的勞動倫理也隨之變化。
費孝通在云南祿村調查時，將傳統中國農民的經濟態度概括為“消遣經濟”，這是一種“寧愿少得，不愿勞動”的基本精神。他發現農村中有兩類人物，一種是不用勞作的，一種是農閑時也依舊勞作的。“那些在農閑時可以蹲在街旁抽煙談笑的，農忙也忙不著他們，至多在摜稻時，換個地方蹲蹲，不在街旁而在田岸上罷了。那靠農閑時背老鹽的，農忙時忙得更兇。農民有閑忙之別，在祿村這條界限也許特別清楚。”“那輩脫離了農田勞動的人，在我們看來，在農作中省下來的勞力，并沒有在別的生產事業中加以利用，很可說大部分是浪費在煙榻上，賭桌邊，街頭巷尾的閑談中，城里的茶館里。”在傳統中國農村，不干農活，可以“不勞而獲”是有面子的體現，有閑暇時間可供打發的人被村民們當作有“福”之人。我在農村調查中發現，直到世紀之交，很多地方的農民都不愿意外出打工，哪怕就在離家很近的縣城，因為打工在村莊中被認為是沒有面子的事情。
不過，在消遣經濟時代，農民并不排斥勞動，勤勞致富也是農村生活的基本倫理。因為只有少數占有大量田地的農民才可能過上“不勞而獲”的生活，大部分在生存線上掙扎的農民只能通過辛勤勞動才能養活自己和家人。握有土地所有權的人，可以不勞而獲地生活，于是就閑了起來，而沒有田地或田地不多的農民，除了勤勞，別無出路。在傳統社會，通過勤勞致富進入“有閑階級”，是許多農民的希望。正是這種希望和偶爾出現的個案實踐，將消遣經濟和勞動倫理這兩種看似矛盾的態度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也因此，在傳統農業社會，人們對“二流子”的態度有些曖昧，處在否定與肯定之間。之所以否定，是因為“二流子”不成家立業，不從事農業生產，這不符合勞動倫理；之所以不絕對否定，也是因為“二流子”不從事農業生產，這與消遣經濟的外觀相似，屬于另一種“有閑階級”。普通農民向往“有閑”的生活，只是現實的處境使他們不得不壓抑這種奢望。
只有在承認土地私有，同時又允許可以不從事勞動而繼續占有土地的相關收益的法律和制度下，消遣經濟才有可能。1950年代，中國的土地革命排除了消遣經濟得以繼續的可能性。通過占有土地等生產資料而不勞而獲被新政權認為是“剝削”，剝削被認為是可恥的，“有閑”不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是剝削階級的生活習慣。新政權將“勞動光榮”當作不可動搖的意識形態和重要的道德規范，新社會的人們也普遍接受了“勞動光榮”的觀念。勤勞致富的勞動倫理在傳統中國農民中有著深厚的基礎，因此，當他們的傳統奢望“消遣”被國家認定是可恥的剝削階級生活習慣后，人們似乎很快完全轉向了并不算全新的“勞動經濟”態度，接受了“勞動光榮”、“不勞而獲可恥”的信條。當然，對于新政權而言，“勞動光榮”不僅僅是農民應當接受的經濟態度和倫理觀念，更是國家組織經濟生產的意識形態方式。新政權面臨現代化的艱巨任務，它試圖通過計劃經濟體制來完成這個任務。計劃經濟體制的本質在于國家通過“制度性剝削”，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現代化所需要的基本積累。“勞動光榮”的意識形態是計劃經濟體制的輔助裝置，它促使人們對新政權領導下的現代化建設任務有著高度認同，并愿意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去努力實現它。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越來越以一種配合的姿態進入全球化體系中，因此也日益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影響。在經濟發展上，應該說，當前中國各地發展非常不平衡，處在一個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狀況并存的階段。當代西方的發展進入了以消費主義為主要特征的階段，受全球化及其他多種力量的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也不可避免地面臨著消費主義這一命題。在經濟態度上，人們日益接受消費經濟的理念。費孝通曾比較傳統中國農民與西方人的經濟態度：“減少勞動，減少消費的結果，發生了閑暇。在西洋的都市中，一個人整天的忙，忙于工作，忙于享受，所謂休息日也不得閑，把娛樂當作正經事做，一樣累人。在他們好像不花錢得不到快感似的。可是在我們的農村中卻適得其反。他們知道如何不以痛苦為代價來獲取快感，這就是所謂消遣。消遣和消費的不同在這里：消費是以消耗物資來獲取快感的過程，消遣則不必消耗物資，所消耗的不過是一些空閑的時間。”費孝通所描述的西方人的經濟態度，今天正日益成為中國農民的經濟態度。中國農民正日益拋棄傳統的消遣經濟觀念和勞動光榮的理念，他們接受了電視廣告鋪天蓋地的宣傳，逐漸也像城市人一樣，將消費和時尚當作快樂和成功的來源。
現在，農民消費的欲望是有了，但消費的能力或購買消費的貨幣還沒有。正如賀雪峰所指出的，農民目前被越來越具有侵略性的廣告所刺激起來的物質欲望所控制，有了強大的需求，但并沒有實現這些需求的物質條件。他們被五彩世界的可能性與現實世界的無力感所折磨，這種折磨尤其因為農村社會的迅速分化與外在想象世界的真實化（因為農民流動以及傳媒的強有力傳播），而使不能實現被刺激起來的消費欲望的農民處于痛苦不堪之中。長期的痛苦不堪的不能實現的物欲及頻繁的社會流動，使農民越來越感受到自己身處社會的最低層，沒有了未來和希望。沒有希望，就會麻木，這種麻木很快就會寫在臉上，進而寫進他們的心里。但是，不是所有的農民在沒有希望時都會甘于麻木，他們中的一些人一定會在邊緣處尋找出路。
 性工作的去道德化
 對于很多希望過上美好生活的婦女來說，性工作似乎就是一條不錯的出路。性工作，這個詞匯本身就表明這一“行業”的中性化。過去人們稱之為賣淫嫖娼、娼妓業，自古以來就遭人歧視，新中國建立后娼妓業被徹底掃除，這與勞動倫理相匹配。改革開放后，賣淫嫖娼現象又開始復活，至今，人們對它的看法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在各地農村調研，都聽農民說過村里有已婚或未婚婦女在外“做小姐”的。農民講述的故事精彩而生動，雖然未必完全符合事實，從另外一個角度卻反映出他們對“做小姐”的看法和評價。盡管農民認為“做小姐”終究是“不好”的事情，但同時覺得越來越成為“不好說”的事情。這種“不好說”正和勞動倫理的變遷聯系在一起。因為盡管“做小姐”并不光彩，但“有錢”總是光彩的事情。
1990年代以來，隨著農民外出打工的日益增多，越來越多的農村婦女開始在發達地區從事性工作，這在農村已經不是秘密。我們在很多村莊調研，隨便一數，一個村里就有十多個女性在外“做小姐”，“村里人都知道”。村民主要是聽在外一起打工的村民回來說的，逐漸在全村也就不是秘密了。有的村莊甚至蔚然成風，有幾十個婦女在外“做小姐”，都是一個拉一個，“傳幫帶”的。最為離奇的是，我在湖北洪湖的一個村子里調研時，村民告訴我村里有好幾個未婚女孩在當地縣城里賣淫，村里的男人去嫖娼時還經常遇見她們。“在發廊（嫖娼）里遇到就回避一下，換一家（發廊），在街上遇到照常打招呼。”這些女孩也泰然自若地生活在村莊里，沒有人去過多地說三道四。
湖北京山的一個村干部說，一些在外從事性工作的婦女，每個月向家中的匯款都在幾千甚至上萬元。以前，村民對這樣的婦女及其家庭都會在背后指指點點，這些婦女的家人也都會覺到抬不起頭；但現在不同了，社會輿論風向變了，這些發財的家庭甚至成了村民羨慕的對象。在外面“做小姐”掙了錢的婦女，穿著打扮上檔次，給家里買東西，給孩子買東西，村民也很認可。“還是出去好，不會受窮。”有兩口子吵架時，丈夫甚至說出這樣的話：“你有本事就跟著別人出去啊，變富了，還好些。”在我們調研的湖南橋村，一個畢業于上海某大學的研究生，娶了村里一個在外從事性工作的女孩為妻，其理由并不是愛情，而是上海房價太高，這個女孩靠賣淫已經積累了100多萬，正好可以用來買房子。這不能不叫人慨嘆。
在外從事性工作的婦女，能掙錢，丈夫、父母都不說，村民也懶得議論，有很多村民甚至很羨慕，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有錢就能給家庭帶來實惠，并帶來面子。這些婦女在外掙到了錢，家人吃穿用度都可以上檔次，在村里的地位也可以大大提高，說話做事都比以前更硬氣，更放得開。這些發了財的家庭，如果在人情交往中出手闊綽，樂意幫助窮親戚，孝順老人，更能得到村民的認可。而大多數靠家人從事性工作的家庭往往能做到這一點。村民們說，“一年能弄那么多錢，管他正當不正當，老的小的都活得舒服，說話也有風度，還要什么？”這就是消費經濟時代，一個人的地位是根據其消費能力劃定的，至于那些“陳腐”的道德，沒有人把它當回事。“村民現在也不議論，把這個社會看穿了。”他們說，“發財就是本事”，“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甚至那些向我們講述精彩故事的村民，講述時凸顯的往往不是道德譴責，而是強調賣淫者掙錢后其家庭生活和地位的改變。
 混混的職業化
 在消費經濟時代的農村社會，如果說從事性工作是婦女致富的一條捷徑，那么做混混則是青年男性的一條捷徑。鄉村混混的狠氣和暴力能牟取利益，也因此受到很多農民的羨慕和贊賞。一個中年農民曾向我講述他做“混混”的侄兒的混世經歷，言談間居然很有幾分自豪，這曾讓我不太理解。后來一個老聯防隊員的一番話才讓我幡然醒悟，他說：“在80年代，要是誰家里出了一個流氓混混，全家人都抬不起頭來，親戚朋友見了人也不好意思；今天不一樣了，不說在外面混一混，就是蹲監獄都成了一種榮耀和資本。”現在，人們說起誰坐過牢，不像在說一段令人感到羞恥的經歷，而好像是說一段英雄經歷；說起誰又砍人了，不是表達對其狠氣的鄙視，而是羨慕和贊揚。更重要的是，混混一般很有氣勢，出手也非常闊綽，甚至賭博也有膽量，從而受人羨慕。這些人因為有錢，對父母孝順，對兄弟很幫忙，走親戚也比較慷慨。有一個混混，其哥哥與嫂子的關系不好，老吵架，他說：“為什么吵架，還不是因為窮了，給他們兩萬元，保證關系馬上就好了。”果然給了他們兩萬元。
這樣，鄉村江湖對年輕人有了尤其大的吸引力。那些“能耐大”的鄉村混混周圍很快就可以嘯聚人馬，吸引更多的鄉村混混，也吸引很多青少年加入。許多年輕人慕名而去，有的甚至是家長將孩子送去。在有的村莊里，“混黑道的年輕娃子比在外面打工的還要多”。在湖北荊州某村，一個農民將自己的兒子送到一個大混混那里，并對他說：“我兒子就交給你了，他要么混出個人樣來，要么被人砍死！”在鄉村混混的結構中，年輕人可以找到特有的社會上升階梯，很多小混混都把做成“大混混”當成自己的人生目標。在調查中，很多小混混告訴我，能被大混混叫出去打架才“有個混頭”，他們期待有一天，自己“混出來”了，在家里就能控制公司股份、占碼頭、搶地盤，有人送錢來。兩湖平原的鄉村民謠“讀書苦，讀書累，讀書不如去做黑社會，有吃有喝有票子，還有女人陪我睡”也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在勞動倫理變遷的背景下，鄉村混混已具有“職業性”，從“社會排泄型”發展成了“社會理想型”。過去村莊中的混混，由于觸犯了村民生活的準則和村莊規范，從而遭到村莊主流的拋棄和集體性的社會排斥，因此是村莊為了維護其生活準則和地方性規范所作的正常的“社會排泄”。而現在，鄉村混混早已發展成了很多青少年的“社會理想”。正因此，1990年代末以來，鄉村混混中“成年不退出”的現象越來越普遍。1980年代，混混屬于青春期問題。很多混混等青春期過了，也就開始老實農民的安分生活，最終會返回正常的生活軌道。尤其是他們結婚后，受老婆的“規訓”日益明顯，養家糊口的壓力日益增大時。而現在，因為當鄉村混混走上“職業化”道路以后，一方面有源源不斷的職業化利益可供他們牟取，混混因此可以不“退出江湖”；另一方面，他們可以通過職業化的關系組織結構來牟取利益，而無需事事親力親為，從而無需因年齡和生命周期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而終止混世生涯。
同時，由于勞動倫理的衰落，家庭對鄉村混混的規訓能力和方式發生了變化，這也導致了“成年不退出”現象越來越普遍。1990年代以后，人們越來越向“錢”看，能賺到錢就是有本事，至于賺錢的方式則不那么重要。因此，人們對混混的道德譴責越來越弱，鄉村混混結婚后，妻子對其的“規訓”也日趨變弱，甚至還可能變成一種鼓勵。楚江市的王某在1980年代中期曾是鄉鎮里一個幫派的頭頭，他最后選擇主動退出團伙，結束這種生活，他總結說最重要的原因是不愿意父母和妻子為他“擔驚受怕”。而我曾問幾個正在鄉村江湖的混混的妻子：“丈夫在外的生活，你擔不擔心？有沒有勸他不要和那些朋友來往？”她們中的許多已結婚十多年，大多數人回答說：“男人在外面的事情，我們女人一般不管。”在女性在家庭內的權力普遍上升的今天，女人顯然不是不愿意去管男人，而最有說服力的解釋可能是，她也許不太贊同丈夫的混世方式，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最終選擇了沉默，“能混出來也不錯”。這些表明了勞動與財富倫理變遷之劇烈，道德秩序之不存。
  結語
  當前農村已經受市場經濟浪潮席卷，進入了消費經濟時代，錢和消費能力日益成為衡量人們社會地位和生活意義的主要標準。在這種背景下，人們生活中的消費攀比和面子競爭非常嚴重，鄉村生活越來越受到貨幣經濟的沖擊，農民都在想方設法掙錢。人們逐漸拋棄傳統的勞動倫理觀念，勤勞致富和勞動光榮的倫理觀念不再被人尊崇。人們不再像以前一樣崇拜英雄，崇拜德行高的人，而崇拜有消費能力、能賺錢的人。只要有錢有消費能力，人們不會在意錢是怎么來的。在這種背景下，性工作的去道德化，混混的職業化，越來越成為鄉村生活中的現實。然而，對錢財的擁有以及消費本身，并不能替代人的生活意義本身。毋寧說，錢財和消費替代其他東西（閑暇、勞動等）成為展現生活意義的工具。但是，在生活意義層面，人們不可能為了錢財而去獲取錢財，不可能只是為了消費而去獲取消費能力，而需要通過某種方式獲取一種美好生活，其背后一定要有某種倫理和美德。而當前中國農村的種種現象表明，勞動倫理變遷下的農民生活已經發生了扭曲。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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