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三農”問題要修改《村民委員會組織法》

山西省聞喜縣河底鎮馮村原村委會主任  閆右斌

2007年2月1日

    作者介紹：閆右斌，男，山西省聞喜縣河底鎮馮村人，現年53歲，現任村委會副主任（上屆為村委會主任），1971年7月1日加入中國共產黨。

    要想構建和諧社會，處理好城鄉關系，解決好“三農”問題，首先要保持農村的穩定。但我不贊稱以“穩定是第一位的”這句話為由，采用壓制手段來保持“穩定”，正如一位網友所說“把穩定這塊大石頭壓在火山口上的做法，其實是很愚蠢的”！

    但是，保持農村穩定這個問題絕對不容樂觀！在我看來，絕大多數的村子里都存在著不穩定因素，而造成這種不穩定因素的“罪魁禍首”，正是三年一次的“海選”和現行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
盡管基層政府盡職盡責地組織舉行各村的選舉活動，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但勿庸置疑的是，選舉中出現的丑惡現象，如賄賂、脅迫，甚至不惜用暴力手段鏟除異已，幾乎成為普遍現象。但這個問題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有個網友在《看看農村都是些什么人在當權》的文章中說：“看看都是些什么人物能當村長呢？要么是做生意有了倆錢的，他們可以在農民中用錢和物去賄賂選票；要么就是村霸，在村里無惡不作沒有人敢惹，也沒有人敢不選他們的惡人；要么就是在村里的大姓中有威望的，小姓中的人再有水平在他們面前也只有望洋興嘆！每到換屆選舉的時候，哪個村不搞得烏煙瘴氣！選得老百姓都相互生了仇，結了怨！真不知道這樣的民主是好還是不好？”但這個問題也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經過一番激烈地較量甚至是暴力的較量，新一任的村民委員會和黨支部終于產生了。但是，從他們上任的第一天起，就已經有人盤算著“三年到期把他們趕下臺，讓我上或讓我們的人上！”這個問題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從新任班子上任那一刻起，在“我干不上，你們也別想干好！你們干不好，到時候就得下臺！”這種思想的支配下，使絆子，找麻煩，無中生有，造謠中傷，挑拔離間，拉幫結派，混水摸魚，冷槍暗箭，有意制造矛盾，故意激化矛盾、上訪、告狀、寫匿名信，遞黑紙條，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在這種氛圍里，要想保持農村的穩定和諧，幾乎是不可能的！

    而作為當選的新一任黨支部、村委會一班人來說，從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們就不得不疲于應付招架各種人為制造的麻煩，根本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為村民辦好事、辦實事的工作中去。同時他們也在不時掂量著“三年期滿還不知道能不能繼續干下去？”這個問題，便“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只看眼前，難顧長遠，不思進取，只求平安。甚至產生“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不撈白不撈，過期撈不著”的錯誤思想，想歪點子，動黑念頭，假公濟私，以權謀私，貪污挪用，胡支亂花，胡吃海喝，致使群情激憤，民怨沸騰，這又怎么能保持農村的穩定和諧呢？

    臺上臺下的雙方為了達到各自的目的，相互以其治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惜動用一切非正當手段，同時極力在政府部門，公、檢、法部門尋找靠山，甚至不惜在黑惡勢力中尋求支持，有的竟然釀成刑事案件。這又怎么能保持農村的穩定和諧呢?

     農村中的各種社會人際關系，遠比一個企事業單位、一個工廠、一個企業要復雜的多。俗話說：“能率一軍，不領一村”這話一點不假！不信你讓那些能當了大官的、大廠長的、大經理的人到自己的村子里去干兩年村長試試，未必就能干得好！《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實施以來，靠所謂的“村民自治”也就是說村民們自己管理自己的這幾年，效果很難說是令人滿意的！在很多農村，家族矛盾激化、歷史隔閡加深，甚至弄得親情反目，鄰里生隙，朋友絕裂，兄弟鬩墻，妯娌不和，各種社會人際關系變得越發不可捉摸，相護猜疑，人人防范，樸實憨厚的村風民俗蕩然無存。對于村干部來說，遠非其抱著“心理平衡”或“不怕得罪人”的心態就能處理好這些關系的，管事不少，報酬不多甚至沒有，這實在是太難為他們了！這又怎么能保持農村穩定和諧呢？

    不難看出，正是由于三年一次的“海選”和所謂的“村民自治”,才是農村不能保持穩定和諧的罪魁禍首！《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實施后，使前多年農村中相對風平浪靜的生活節奏變河波濤洶涌起來。由此看來，這種使我們賴以自豪和驕傲的所謂“大民主”，并不是現代農村和農民們最需要的！所以，我建議立即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堅決果斷地取消三年一次的“海選”，取消所謂的村民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當然還有村黨支部，但這個問題比較敏感，不在我們現在討論之列）用輪流坐莊式的村民代表會代之。原屬于村民委員會的所有權力，統統由鄉、鎮政府（如果以后鄉鎮政府撤消則由縣政府）直接接管。而對于取而代之的村民代表委員會，其職能則僅限于搜集反映群眾意見，經民主科學的程序作出決定后，交由鄉鎮政府指派到村的吃財政飯的干部們直接實施。應該肯定的是：村民代表委員會才是村民利益的代表者！而派下去的國家干部門則只是村民事物的具體執行者！這種做法與現代社會中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原則相符合，并與現代社會中先進的“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理念相吻合。

    過去說“萬惡淫為首”，有人說“萬惡錢為首”，在我看來，在農村確實有些“萬惡權為首”的味道。如有些村里，集體經濟早已被折騰殆盡，村干部干了三年連工資都發不上一分，卻也爭得你死我活。如果我們修改了《村委委員會組織法》，取消了村民委員會，取消了“海選”，農村人就沒有了對權力的渴望，也就沒有了爭斗，沒有了爭斗，也就沒有了那些丑惡行為，沒有了那些丑惡行為，這才會有農村的穩定和諧！

    當然，僅僅為了保持農村的穩定，而修改《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絕對不是我提出這個建議的唯一理由，也絕對不是最重要的理由！只有從組織措施出發，把農村穩定的問題解決好了，高層的多予、少取、放活等惠民政策才能夠得到更好的落實。

    第一，在三年一次的“海選”弄得村里連最起碼的穩定都無法做到的情況下，所謂村民自治的效果可想而知，肯定難以使人滿意！在這方面媒體披露的不少，相信接訪部門也了解很多。我敢說，在絕大多數的村子里，都有著那種“安好心的人干不好，有二心的人胡亂干”的現象，拉幫拉派，黨同伐異，貪污腐敗，胡吃海喝，所謂群眾監督形同虛設……。每屆班子下來，都要留下一個爛攤子，留下一堆爛賬目，留下一撥爛事情。問題矛盾越積越深，越積越亂，越來越難以解決，集體的那點底攤子越來越少，人心越來越散、民風越來越壞……。面對如此效果的“村民自治”，面對如此效果的“民主選舉”，面對如此效果的村民委員會，我們還要它干什么？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組織就是勝利保障！然而靠這樣的基層組織形態，我們怎么能保障新農村建設運動的健康進行？怎么能保障農村“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五大愿望的實現？僅靠政治說教，絕對無濟于事，必須從組織手段上進行徹底改革！

    第二，從現實的農村社會環境、農業生產模式、農民生活方式來看，村民委員會這種組織形式的存在，已經沒有了必要的條件和基礎。土地承包到戶了，農業稅不繳了，工業反哺農業了，糧食有了直補了，農資即將補貼了，村辦企業已改制給私人了，集體經濟已經成為空殼了，不亂攤派了，不亂集資了，不亂罰款了，用不著為收各種稅費而牽耕牛、抱彩電、挖糧食，甚至拆房了。目前在農村，除了為農民們管理好水利和電，村委會已經基本上沒有用武之地了。反過來說，農民們也只不過把村委會當作“豆包”一個，根本不把你當作“干糧”了。除了選舉外，村里想開一個群眾大會根本召集不來人，一號文件重要吧，但除了在電視上了解一些外，真正給農民們貫徹學習過嗎？像這樣的村委會，我們還要它作甚？在美國，乳臭未干的正在就讀的高中學生可以當選市長，90多歲的老太太可以連任很多屆市長，可見權力之輕，微不足道。現在的中國農村，從農民本身的“權利”而言，農村“權力”機構也已經很沒有什么實際意義了！

    第三，中國的農民是最容感到滿足的！這話一點都不假，不是有調查機構經過調查而得出結論：農民的幸福感要高出城市人幾個百分點嘛！那么，是什么東西使中國農民們感到滿足呢？反過來我們再問，中國農民們最需要從那些方面來滿足他們呢？我認為是如下幾個方面：1、自由。農民們最渴望的是更加寬松的社會約束機制，最討厭的是有人總是要從各個方面管著他。2、平安。沒有人欺負他，沒有人傷害他的利益。3、幸福。但農民們所謂的幸福也只不過指的是有吃有喝，不餓肚子，有穿有戴，衣能遮體而已。即便是孩子念不起書，家人看不起病，農民們除了抱怨學費太高，看病太貴外，也絕不會有更高的奢求。4、平等。但絕對不是平均！農民們有這個自知之明，所謂“仇富”的壞帽子不能給農民戴！“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中國農民最大的特點和毛病，即不被壓迫、不被剝削、不被歧視。除此之外，那種我們賴以自豪的向全世界炫耀的所謂“大民主”，絕對不是中國農民們最希望得到的!刻意地要把所謂的“民主”強加給農民的做法，貽害無窮！只會破壞農村的穩定，引起權力爭斗，成為“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的另版。說實話，在中國，最需要“民主”的地方應該在中南海、人民大會堂之類的地方，而不是在農村！

    對上級領導和新聞媒體所寄于厚望的“帶領村民發家致富奔小康”一說，我的看法是這樣的，諸如吳仁寶、王宏斌、史來賀、郭風蓮早先還有禹作敏等等，像他們這樣能帶領群眾發家致富的農村領導班子，畢竟只占極小比例，只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環境下產生的非常特別的例子！正如華西村少莊主吳協恩所說“華西村只有一個！”在現在農村社會環境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指望黨支部村委會“帶領群眾發家致富奔小康”是非常不現實的——僅管有個別事例！倒是黨支部和村委會把群眾帶進溝里的例子卻比比皆是！逼民致富，誘民致富，在很多村里，村民負債累累，就是被“帶領”的結果！據說目前村級負債和鄉鎮負債已高達6000-10000億元，就是明證！不難看出，刻意地要把“民主”強加給農民，刻意地要讓村委會“帶領”農民發家致富，一廂情愿而已！但愿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如果說現在的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產業協會，公司加農戶還算是一條正經道路的話，那么就讓“市場”這只大手按照市場經濟規律來具體操作吧！擁有一定“行政權力”的村民委員會一旦具體插手操作，往往的結果是雞飛蛋打！所以農民要發家致富奔小康，還是不被“帶領”的好！既然中國的農民是最容易感到滿足的，那么我們就不妨來迎合農民的心理來制定政策，不要逼民致富，誘民致富，搞那些勞民傷財的蠢事，鼓吹一下子就讓農民們全都能吃成胖子的說法，肯定別有用心！

    第四，“牧民”心理可以休矣！解放后，為了維護統治，鞏固政權，在舊社會完全處于一盤散沙狀況的中國農民被徹底動員起來，處于一個巨大的嚴密的網絡組織之中，沒有這樣的組織，生產呀、學習呀、革命呀、斗爭呀、批判呀，怎么進行？老百姓嘛，就是一群羊而已，而政府嘛，就是牧羊人，我得時時刻刻地管著你才行，甚至不惜“十羊九牧”。而中國社會發展到現階段，我們已經在全力打造“服務型”政府了，而不是過去的“牧民型”政府了；對農民、農村、農業的政策也已變成了多予、少取、放活、反哺了，我們完全沒有必要利用村委會“管”著農民了。取消“農村干部”，讓吃財政飯的“國家干部”們直接給農民服務，直接把國家“多予”農民的、“反哺”農民的錢財不打折扣地給了農民，不是更好嗎？要知道，中間環節越多，運行成本就越高，農民們所得到的反而越少，所享受到的服務反而越差，個中奧妙，大家應該心知肚明吧！過去我們是向農民“要”，有時甚至要強行挖糧食、抱彩電、牽耕牛、拉肥豬，沒了“農村干部”確實不行，總不能讓身份高貴的“國家干部”們親自去干吧？而現在我們向農民“給”，用不著再與刁民們淘氣費力了，“國家干部”們完全可以“親自”而為，況且看著農民們對自己感激涕零的樣子，“救世主”般的自豪感應該是感覺不錯的，就憑這點，還要村委會干啥？

    第五，說實話，在農村實行村民自治以來，“農村干部”的待遇是非常低的！與他們所付出的精力、所從事的工作、所受的氣、所挨的罵、所作的難，根本就不成比例，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在“國家干部”們利用自身的權力打著“高薪養廉”的幌子，一次又一次地給自己增加的工資的情況下，這不能不說是“農村干部”們最覺得悲哀的事情！同時這也是“村官”們謀求灰色收入，產生“村官腐敗”的原因之一。這屆選舉前，就傳出了減少從職人員，提高工資待遇的傳言，據周天勇教授估計，全國大概有“村官”700萬人左右，每個村官平均下來每年工資按5000元計算，全國下來將要有300多億的行政成本支出。（如果按北京市目前招大學生村官月薪2000元算，那就更不得了了！不過我敢斷言這種做法純屬胡鬧瞎折騰，絕對不會有好果子吃！用北京人的話來形容絕對“傻比！”）300多億與30000多億的財稅收入再加上亂收費收入將近40000億的財政總收入相比，應該說這是一個不大的數字。但是，20多年來，我國的行政管理成本支出增加了87倍，所占比例高達20－30%，這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主義稅收，在相當程度上沒有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為中外世人所詬病！我們為什么就不能取消“村官”，用吃國家飯，拿國家錢，卻無所事事的“國家干部”們取而代之，剩下這幾百億元，把它用在農民身上，譬如用在農村水利上：目前，全國8萬多座水庫中有1/4的大中型水庫、2/5的小型水庫屬病險工程。全國萬畝以上的灌區工程，已報廢的占10%，不同程度老化失修的占60%，基本完好的只占30%。大量的泵站、水庫、涵洞、灌渠破損，功能減弱。有錢用在刀刃上，將使農村水利條件發生多么大的變化呀！取消村官，剩下幾百億工資，既減少了行政管理成本，又為農民辦了好事，算政治帳，明白清楚，算經濟帳，經濟合算！我們何樂而不為呢？

    最終取消鄉鎮和市一級行政機構，恐怕是歷史發展之必然。然而在當前“三農”問題亟待解決，新農村建設即將全面展開之時，取消鄉鎮恐非明智之舉。而現在取消農村村民委員會，就效果而言，我認為與撤消鄉鎮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既減少了行政管理之本，又提高了政府對農民的“服務”質量，有什么不好呢？

    第六，“國家干部”們的自身素質、工作能力、辦事效率絕對優于“農村干部”！不僅如此，“國家干部”們與村民們之間沒有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和利害關系，使他們能夠較公平、公正、公開地處理好村中事務，化解矛盾糾紛，指引村民致富。而“農村干部”就不一樣了，由于各種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的存在，即便是他們擁有一顆公平、公正的心，也難免受到各種利害關系的干擾和制約，很難把事情辦好。俗話說“能率一軍，不管一村”最主要的道理就在于此。明明我們知道“農村干部”們由于自身限制，很難把村事辦好，為什么我們就不可以用“國家干部”取而代之呢？為什么我們就不可以不再為難“農村干部”們以致于使他們不再“出了力，受了氣，卻不討好”呢？取消“村官”，等于“成人之美！”

    第七，“一杯茶、一包煙、一張報張看半天”，“早上跟著輪子轉，中午圍著盤子轉，下午圍著骰子轉，晚上抱著裙子轉”。這是“國家干部”們的形象在人民群眾眼中的幽默寫照！為什么會這樣？兩條：吃飽了撐得！沒事干閑得！吃國家飯，拿國家錢，無所事事，腐敗叢生，吏治之難，可見一斑。如果取消了村官，把農村工作直接交給“國家干部”們來干，便使他們有了用武之地，工作作風，干部形象為之大變，如此不好么？也許有人擔心中國農民那么多，農村那么大，僅靠“國家干部”恐怕顧不過來，杞人憂天！我們的官民比為1：26，除去人民教師，總有1：60吧，一個國家干部“服務”60個農民,又不是讓你一個人給60個人倒茶端飯。還能顧不過來？況且，與過去相比，交通發達了，通訊先進了，手段高明了，而現在的“服務”和過去的“管理”之難易已不可同日而語了，有什么困難不能解決么？過去的一個縣政府才多少人？一個區政府才幾個人？沒有車沒有摩托，甚至連自行車都沒有，沒有電話，僅憑兩條腿，工作干得比現在差嗎？每年4000億的公車消費，XX億的“公話”消費，讓“國家干部”們勤到農村看看走走，勤與農民說說聽聽，也算是盡可能的“錢有所值”吧！

    第八、現在我們來說敏感話題，關于農村黨支部。農村黨支部、村委會靠不同的產生機制形成，各發各令，爭權推事的“內耗”現象在絕大多數的村子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關于兩者關系的定位，多年來一直有爭論。在農村地區，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呈弱化趨勢，黨員在農村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與一般村民群眾并無兩樣，作為一個執政黨的基本成員，對農村基層事務并不具備實際影響力。由他們選出的黨支部，由上級任命的黨支部書記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被廣大村民認可！村民們認為：村委會是我們選出來的，黨支部是少數黨員選出來的，我就不認可你，你又能怎樣？加上愈演愈烈的腐敗現象敗壞了黨在群眾中的形象，黨支部在農村群眾中的神圣感已蕩然無存，面對這種情形，同樣身為村民的黨支部成員又怎樣來體現對村民的“領導”？既然我們主張村委會都可以取消，那么黨支部還有存在的理由嗎？讀到這里，估計會有相當多的人來質問我了：“你這不是主張取消黨的領導嗎？”請息怒，往下看，其實，在這里我想嚴肅而鄭重地聲明：當前，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顯得更為重要！！！

    中國社會發展到今天，除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絕對沒第二條道路可走！而在這個國土如此之大，人口如此眾多，國情如此之復雜的大國進行如此之艱巨的社會改革轉型，絕非易事！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設想。所以，中國的改革絕對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被絕大多數中國人認可擁護的、能夠駕御整個改革過程的政治團體組織來為他掌舵領航，而在中國，除了中國共產黨外，沒有那個政治團體組織能夠做到這一點！所以說，在現階段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絕對是中華民族的福祉保障所在！加強黨的領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加重要！我怎么能夠主張取消黨的領導呢？應當明白指出，我所主張的取消農村黨支部并不意味著要取消黨的領導。村黨組織沒有了，黨員們完全可以向上一級的黨組織收攏嘛，你不必擔心自己會成為沒娘的孩子。不過，如果你有一顆為國為民的心，那么就做一名好公民好了，何必非得要做一名共產黨員呢？

    我們常常教育共產黨員說：“共產黨員不能把自己等同于普通老百姓”！可見共產黨員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身份就是高于普通老百姓的！然而正是由于這種“高于”，破壞了一個法治社會最起碼的最原則的基礎條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國社會之所以不能夠健康地向前發展，慘痛的歷史教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刻意地要把執政黨的黨員和人民普通群眾區分開來，以示“先進”、“優秀”“與眾不同”的作法遺害無窮！不僅是中國！前蘇聯和前東歐國家的慘重歷史教訓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常常賴以自豪地說，我們黨擁有X千萬黨員，當然，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執政黨都無法比的，因為他們沒有像中國這樣擁有如此眾多的人口也就當然不會擁有如此眾多的黨員，但是，即便是他們也有如此眾多的人口，卻也不會有如此眾多的黨員，這正是中國和世界不一樣的特別之處。我們賴以自豪之處，正是世界潮流對我們嗤之以鼻之因。這七千萬黨員的存在，對國家和人民來說，未必就是好事！股市中的一股獨大，倍受人們詬病，而在一個國家中，一黨獨大，究竟意味著什么，相信大家心知肚明，只不過揣著明白裝糊涂罷了。我不否認，我們之所以能夠取得無數豐功偉績與我們擁有如此眾多龐大的黨員隊伍有關！但反過來講，我們之所以能夠犯下許多嚴重錯誤同樣與我們擁有如此眾多龐大的黨員隊伍有關！擁有聰明才智、政治黨悟、社會責任感的X千萬黨員并不能有效地阻止錯誤的發生，反而為其推波助瀾，給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這不能不說是當今社會的巨大悲哀！在解決“三農”問題和新農村建設中，農村黨組織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不言而喻，干脆和村委會一并取消算了吧！沒有什么讓我們可留戀的！那種說什么“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主張在農村要靠加強黨組織的來鞏固黨在基層的執政地位的想法和作法，并非明智之舉！

    第九，今年“兩會”以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成為媒體使用效率最高的詞語，有關理論文章連篇累牘。但總而言之，就農言農的居多。地方政府躍躍欲試，樹典型、搞試點、準備重走過去種種運動的“老路”；有關部門蠢蠢欲動，尋門子。跑項目，準備分得一杯鮮羹；農民們則在迷蒙中企盼，不知這天大的好事將以何種方式降臨到自己頭上。讓人感到擔心的是：“新農村建設”最終會不會成為農民們的免費午餐，最終會給農村農業帶來什么，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尚早！體制不端，弊病叢生，腐敗橫行，私欲膨脹，弄不好，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將成為有錢人和有權人的餐餐大宴；弄不好，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將成為使農民們勒緊褲帶，竭盡錢財，甚至餓得頭昏眼花，才能夠享用到的一頓家常便飯——只剩下了湯湯水水，稠的早已被人撈光了！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過去的這種教訓如扶貧款被當作了“唐僧肉”的事情還少嗎？搞幾個典型，然后采用“一級一級往上騙，一直騙到國務院”的辦法讓領導放心高興，這也不是沒有可能。秦暉教授指出：“即是在公益范圍內，國家財政對于農民的“多予”也應當是法治狀態下的公共服務，而不應當變成人治狀態下的“首長恩典”，其實施對象的確定應當根據普通性的政策規定，而不應當與這是什么人的“點”，什么人的“幫扶對象”有關。運用公共權力向某領導“親自”關心的特定“典型”提供稀缺資源，尤其在這些資源因稀缺，而已經成為激烈競爭對象的情況下，“多予”的初衷就可能被扭曲。”要知道，農民的天生特性是“寧患寡，而患不均”，這似乎是中國農民的“毛病”，但是農民們追求社會的“公開、公正、公平”是建設現代法治社會的應有之義！況且多少年來，政府在“錦上添花”上往往有拿手好戲出臺，而在“雪中送碳”時卻往往缺乏積極態度。如果把新農村建設搞成一個嫌貧愛福的面子工程，形像工程，政績工程，農民們能滿意嗎？這是黨和政府的初衷嗎？

    所謂“三農”問題，并非獨立存在，它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新農村建設，設及很多領域，內容十分寬泛，如何協調統籌，周密安排，并非易事，絕不是多給一些投入就能解決問題的。俗話說，牽一發而動全身，新農村建設直接設及十億農民，豈不牽一發而動全國！近年來，教育事業改革、醫療衛生改革、國企改革、住房改革等都出現了一些問題，引起了人們對改革的反思和爭論，中國的改革似乎走到了一個關鍵點上，而“新農村建設”的提出，正好為中國改革，當然包括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契機！正如二十多年前，安徽小崗村的18戶農民斗膽發起的農村改革拉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一樣，新農村建設的開展和十億農民迸發出的參予熱情，將為深化中國改革提供一個巨大的操作平臺和動力。“三農”問題的解決，根本出路仍在改革！如何在這個巨大的平臺上，借十億農民的巨大改革熱情和動力，演好除“三農”改革大戲外的其它幾部改革大戲，這就要看政治家們（主角）和經濟學家們（配角）的演藝功能了。請注意！主配角的關系不要弄反了！近年來，配角們似乎非常活躍，經濟大戲你方唱罷我登場；而主角們卻不怎么主動積極，少了些激情和勇氣，這也許就是中國改革這部大戲演得不能使全國人民觀眾叫好的原因吧！領導改革，把握改革的大方向，及時解決處理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和錯誤，首先應該是政治家們根本無法回避的責任！不是靠幾個經濟學家的鼓噪繞舌便能解決問題的！“三農”問題并非獨立存在，絕對不能像以往的改革那樣，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只有把它和新農村建設放在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大局中統籌考慮，才能取得成功！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才能取得最后勝利！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參予，任何改革都是不可能成功的！改革的真正動力在哪里？我認為不是在上層，而是在億萬生活在最基層的勞動人民群眾之中，所以改革的路徑原則上應該是從下而上，而不是從上而下！

    第十，我們需要堅決徹底地毫無保留地解放思想。幾十年來，中國人民一直在沒完沒了的政治教化中生活，在種種“主義”、“思想”、“理論”、“代表”的指引下前進。然而，我們的前進道路并不順暢，我們的日子過得并不舒坦。不該發生的錯誤發生了，不該出現的曲折出現了，不該遭受的損失遭受了，應該取得成功卻最后失敗了，教訓非常深刻！按理說，就憑十幾億人民的聰明才智，我們完全可以看清方向，認準道路，找好辦法，在陽光大道上暢快前進！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我們卻重復在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里不能自撥。改革開放的二十幾年中，雖然GDP增長了，國力增強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衛生改革使得人民看不起病了，教育改革使得孩子們上不起學了，國企改革使得本應屬于全國人民的國有資產流失慘了，地區差別拉大了，城鄉差別拉大了，貧富差別拉大了，開始兩極分化了，內需更加不足了，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更加不平衡了，外貿依存度高達70%了，在內需不足——依靠出口——低價競爭——壓低工資——內需不足——依靠進口的怪圈里不能自撥了！可憐的農民工們被外國資本壓迫、剝削、榨干了！一個芭比娃娃在國際市場賣20美元，中國人卻只能得到其中的35美分！農民工工資之低，工時之長，干活之累，條件之苦，可想而知！要知道，這是外國列強們當年用飛機大炮都沒有達到的目的，現在僅用幾個臭錢在中國投資辦廠，就輕而易舉地把中國人民給壓迫了！剝削了！榨干了！這是怎么慘痛的教訓呀！試想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獻身的幾千萬革命烈士們如泉下有知，將作何感想？他們還不痛心疾首，悔青了腸子？早知仍如此，何必有當初？作為先烈們用頭顱和鮮血拯救出來的后人，我們又作何感想？我們對得起先烈們嗎？對得起先人們嗎？

    我們雖然有 “主義”、“思想”、“理論”、“代表”等的指引，在前進的道路上，我們卻老是在“摸著石頭過河”，悲哀！真悲哀！改革的目的本來應該是如何來控制權力，而改革的結果卻是如何來用權力控制民眾和基層組織，有權有利的部門上收，無權無利的包袱下放，凡是收錢的職能部門上收吃皇糧，凡是服務農民的都上放給市場，改來改去，不是沒有成就，但這些成就的取得首先是農民的犧牲，其次是工人的犧牲，然后是基層的犧牲。是農民犧牲了土地和效率優先的分配制度對工業和城市優先的結果；是工人在國有企業改革中放棄了數十年低工資成本創造的巨額積累的結果；是農村負債培養了數以千萬計各類大中專院校畢業生流入城市和工業的結果；是鄉村干部在不僅欠發工資而且還要借錢交稅的情況下用“討飯財政”穩定農村為城市發展輸血的結果；是農村流入品類齊全、物美價廉的巨額勞動力不斷滿足城市和工業發展需要的結果。還應當指出，這些經濟奇跡的取得，也是以破壞環境，消耗能源為代價取得的。一枝獨秀的經濟奇跡并沒有給社會帶來公平、公正和安全團結，整個社會仿佛陷入到了私欲膨脹之中，官商勾結，腐敗成風，商業欺詐，假冒偽劣，道德淪喪，誠信喪失……到頭來我們幾乎走到了一條死胡同，與改革的初衷相反，地區差別越來越大了，城鄉差別越來越大了，貧富差別越來越大了，我們不得不要徹底反思改革了……

    全國人民翹首企盼的是；；：共產黨人的膽識、氣魄和勇氣！一個小小的村委副主任，就“三農”問題發表一點看法，倒也無可非議，不想卻扯到“中國到底向何處去”這么一個只有政治家、經濟學家、政府官員、社會精英們才有資格討論的大題目上去了。足見一介村夫，土包子一個，且實、直、憨、傻、犟、狂、癡，只知地厚，不知天高，胡說八道，胡侃海扁，這叫做“赤裸身子追賊，膽大不知羞恥”吧！讓大家見笑了。作為國家“主人”，我們已經把國家交給“仆人”們打理了，所謂“國家大事”原本也用不著像我這樣的既不是“國家人”又不吃“國家飯”，又不領“國家錢”，不應管“國家事”的人嘮叨，無奈本人就是這個德性，位卑未敢忘國憂，身賤更應記憐民！不知哪些吃著國家飯，拿著國家錢，干著國家事的“仆人”們又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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