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開放時代

反省：集體化時代塑造鄉村干部群體的運作機制*

——以山西長治張莊為考察中心

[文 / 鄧宏琴 ]

[內容提要]如果說“訴苦”可以塑造農民的國家觀念，“情感”能夠激發農民參與革命的激情，那么“反省”就是確立農村干部的村莊管理主體意識，并改造干部的小農思想和行為，樹立忠誠于國家的觀念和服務大眾思想的一種重要機制。通過反省機制的運作，干部明確自身的優缺點，并對缺點和錯誤進行解剖，通過追根溯源，將個人行為與國家意識形態聯系起來。一方面通過自我表述與相互批評，確定什么是受到國家鼓勵和群眾認可的行為，什么是錯的和違背國家政策與村莊利益的行為及其產生的根源；另一方面通過“坦白”，接受國家和群眾的監督，得到既符合國家的行政要求又能代表普通群眾利益的改造，并將國家意志與農民利益進行歸并統一，促成國家與村莊的有機融合，化解對抗與矛盾。

Abstract： If “airing grievances” helps shape the farmers’ affection for New China and “getting emotional” helps bring out the farmers’ enthusiasm to participate in revolution， then the practice of “reflec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of establishing the rural cadres’ administrative consciousness， remolding their narrow way of thinking and behavior， and reinforcing their loyalty to the state and the public. Through reflections， the cadres try to find out about their shortcomings and correct them. Through self-criticism and mutual criticism， they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good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and what is in violation of state policies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village. Through "confession"， they accept supervision by the state and the masses， and learn how to de-escalate conflicts and confrontations and bring the will of the state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farmers into a harmonious union.

一、引言

　　郭于華、孫立平的“訴苦”模式從普通農民的視角來揭示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化，尤其是國家對社會的滲透過程。作者敏銳地看到訴苦不僅僅是一種劃分階級的過程和動員社會的方式，更是轉變人們思想觀念的治理技術和農民的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制，并且重構了農民與周圍世界包括與國家的關系。不過，如果進一步深入，可以看到，將農民與國家連接起來、掌握訴苦手段和治理術的人是鄉村干部。在這一層面上，國家對鄉村干部的控制和改造似乎更為關鍵。裴宜理的情感模式認為中國革命的成功主要源于中國共產黨激發了全體民眾（包括干部在內）的感情和參與國家政權建設與經濟建設的熱情，并沒有注意鄉村干部在連接國家與農民之間的重要作用。黃道炫對共產黨上層在土改運動中的干部整頓改造做出深入論述，但沒有展現整改運動在鄉村一級的實際運作過程，也未闡明整改給鄉村社會及其與國家的關系帶來的影響。①

　　本文以韓丁的著作《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及其描述研究的對象——山西長治張莊的村莊檔案為材料，從鄉村干部的視角來審視革命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進行社會動員的具體運作機制，及其對國家與農民融合而非對立關系的產生和改造鄉村社會所發揮的作用。本文認為，作為國家管理鄉村干部的一種重要機制，“反省”②在國家的鄉村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反省機制的運作，國家把作為半正式行政人員的鄉村干部群體納入到國家體系中，同時動員群眾參與對干部的監督，從而加強對干部的改造和對鄉村的控制治理。

二、反省機制：連接“集權”與“簡約”

　　國家對鄉村基層組織的控制和治理是學界關注的中心話題之一，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諸學科的學者對此多有討論。集體化時代的鄉村治理既繼承了以往的體制特征，又具有時代的色彩。

　　馬克斯•韋伯的“世襲主義的官僚制”和孔飛力的“官僚君主制”概念都注意到了中國政治制度的特點，都側重于對中央和縣級以上（包括縣級）各級行政機構的探討，但他們著重于探討政治體制的內部狀況。③邁克爾•曼恩進一步從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中，抽繹出國家權力的兩種類型——專制權力和基礎性權力，前者是指具有自主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權力，后者是國家向社會滲透的實際能力，可以反映國家權力深入社會的程度。{4}如果以現代史的學術術語來看，可以將其理解為控制與動員的區別，國家權力是自上而下的控制能力，基礎設施權力則可以理解為國家自下而上的動員能力。后者的關鍵在于鄉村一級，即國家對普通大眾的動員能力及其積極主動的參與，如集體化時期的黨和國家中央集權強大，基礎性權力也同樣強大；日偽時期的偽政府可以依賴刺刀牢牢地控制約束民眾，卻不能夠對其實施有效動員，所以偽政權的專制權力強大，但基礎性權力卻非常弱小。

　　這實際涉及到權力的實踐問題。國家能否真正地深入社會，能否有效地控制社會，關鍵在于權力運作過程中的效能，這在國家對鄉村一級的治理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那么，國家在村莊一級的權利是如何實踐的，其行政運作的具體實態如何，又有何特點？關于此，黃宗智和李懷印都有推陳出新的研究成果。李懷印通過對鄉村治理實踐的研究，認為傳統的儒家治理理念——“無為而治”、“不擾民”，在晚清和民國早期的基層行政實踐上得到貫徹，這種出自國家主觀愿望的設計而遠非無力滲透的半正式地方制度與中央集權長期共存。⑤黃宗智將這種地方和鄉村治理的特點概括為“集權的簡約治理”。國家在地方一級運用不領國家薪金的非正式行政人員實現對村莊的治理即實行“簡約”，目的不只是不擾民，還在于避免過多的中間層造成地方官員與皇帝之間的隔膜，威脅到中央集權及皇帝個人的權威。所以民國以來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國家對社會的行政治理主要依賴科層化的官員和機構組織，民國時期在縣級政府之下設置“區”一級行政機構，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具有人民公社一級更為復雜的機構設置。這樣的官僚化之路同時還保留著簡約化的特點，這主要體現在村政府一級，如改革之前村干部沒有正式工資，非國家干部，財政支持主要來源于村莊本身。黃宗智認為雖然毛時代的政治運動和過去的簡約治理有很大不同，但這些不同不能取消二者在治理方式上所有的共性，即在正式行政機構上傾向于簡約。⑥

　　雖然黃宗智的問題意識并不在于對集體化時代鄉村治理的探討，但這里還是引發出一個問題——集體化時代鄉村治理的實質。需要注意的是，同樣是“集權的簡約治理”，晚清民國與集體化時期的鄉村治理卻有著本質的區別，國家的基礎性權力在兩個時期強弱不同，前者弱小，后者強大。集體化時期的國家何以在鄉村一級的行政機構保持簡約的同時又能夠保持高度的對鄉村社會的滲透能力？除了黨組織對鄉村干部的控制之外，顯然還有更為復雜的一套運作機制。那么它又是如何進行行政實踐的，進一步而言，這種簡約化的治理如何與國家政治意識形態實現對接，體現國家的意志和民主建政的愿望，又與普通群眾產生怎樣的關系，如何影響干部在村莊的公共管理行為，進而對村莊的日常生活發生影響。以往的研究側重于制度史的考察，多從中央高層對于干部問題的不同認識及國家對干部的管理政策進行整體宏觀的勾勒，少有從村莊一級的行政運作機制來論述鄉村治理的實態。

　　本文以村莊行政實踐為研究層面，認為反省機制是連接集權與簡約這對矛盾體的重要機制，它使集體化時期的政治體制既能加強國家集權，又能在維持簡約的同時加強對基層社會的控制滲透。鄉村干部在國家與農民的關系之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集權簡約的鄉村治理的關鍵在于對干部的監督管理與改造。通過反省機制，有利于使鄉村干部保持對黨和國家的忠誠，成為國家在村莊的代理人，同時在國家與農民之間起到良好的橋梁作用，使其既能貫徹國家的行政要求，又不違背村莊利益。反省機制是形塑鄉村干部的重要方式和渠道，同時也為國家與農民提供一個相互之間深入與協作的公共空間以及解決矛盾與沖突的對話機制。

三、“錯誤”的政治化：從日常“錯誤”到政治錯誤

　　費孝通對鄉土中國的“土”、“不流動”、“熟人社會”、“差序格局”的特征概括一語道破了傳統鄉村社會的本質特性。生活在情理社會中，農民已經形成了一系列固定的思維方式與行為習慣，但這些與集體化時代國家對鄉村社會的建構存在矛盾，被認為是不符合國家的行政要求而犯了錯誤。

　　1945年駐扎在張莊炮樓里的潞城縣偽警備隊第四中隊投降后，張莊的農民斗地主、分土地、互助生產，處于分享斗爭果實的喜悅中。與此同時，村莊干部的命令主義和霸道作風開始出現并迅速滋長。正如韓丁所言：“在革命隊伍內部紀律松懈和對群眾強迫命令發展到了驚人的地步。隨之而來的是報復主義、宗派主義、徇私枉法，以及享樂主義所產生的小偷小摸、逃避公役，亂搞男女關系，甚至持槍強奸婦女。”⑦在《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中，這些村痞、惡霸式的作風和壞干部形象在韓丁筆下的民兵王滿喜、申玉興和民兵隊長李洪恩、農會主席王雨來等人身上，都有生動的表現。盡管這些人的行為是嚴重的違法亂紀，比如王滿喜闖入斗爭對象的家中，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他從李保金家拿麻種，在寡婦菜園里任意揪蔥拔蒜，從偽頭目家抱走熟西瓜，并因偽頭目的反抗把他關了一夜班房，還強奸、輪奸地主閨女和兒媳，把不愿意運送糧食的貧農老存和占了大車店炕上最后一個空位的老實貧農打了一頓。他拒絕為軍屬出義務工，但卻不允許別人偷懶，并把偷懶的人帶到村公所里進行審訊、毆打。但是，跳離《翻身》文本的價值預設和韓丁對村莊少數干部的革命文學式的人物描寫，將這些行為放置在村莊的地域情境中，卻似乎并沒有如此強烈的反差。除了明目張膽地搶劫、強奸事件的惡劣性質和偷盜的倫理譴責外，拉幫結派、實施報復、利用職權謀取私利以及亂搞男女關系對于村民而言，即使不是司空見慣也并非稀奇。正由于此，村長師福元和支書張天明在支委會上批評李洪恩的流氓行為，李洪恩本人也在公開的會議上對此做了檢討并發誓改邪歸正，但是沒有幾天李洪恩就又恢復了原貌，李甚至還罵支書張天明多管閑事，至于兩性關系則根本就不能說成是什么大問題，況且張、師二人自己也不干凈。⑧

　　從新中國成立后的鄉村檔案看到，張莊干部們的上述“錯誤”仍比較普遍，只不過各人的程度不同，涉及糧食和現金的多少有差異。干部的好占便宜、小偷小摸、做買賣和舉行婚喪禮中的顯擺、要面子等被國家歸類為貪污盜竊、多吃多占、白吃白拿、投機倒把、瞞產私分和鋪張浪費。這些與張莊干部在土改時的行為相比更為隱蔽，也是村莊里公開的秘密。副大隊長趙貴才承認自己對小家庭生活考慮得太多，經常以多記工分來補足自己的生活，最后發展到嚴重的私拿行為。他拿過公共的洋鉤1個，洋條繩1條，大隊油3斤，布票6尺，肉1斤，五隊紅薯150斤，三隊紅薯30斤，油1斤，瓜、豆角、白菜合50斤。⑨趙貴才將“偷”稱為“拿”，在其他地方如山西太谷的村民則將“偷”形象地稱為“抓握”。⑩小隊保管郭勝保也承認自己的偷盜行為可以說是一貫的，也是屢教不改的，曾在鐵路上偷過檁3個，板子9塊，夏季在富村道看本隊小麥時又偷盜小麥5把，還在九月的某個夜里偷本小隊毛茭36穗，又將別人的自留地豆子割去。{11}看到別的干部占了便宜，一開始還看不慣的李春貴也慢慢轉變了思想，開始多吃多占。{12}

　　張莊并不是孤立的個案，張莊所在區的其他村莊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晉中雙口村的干部也有過之而無不及。雙口村的干部除了占便宜外，還調用下屬當個人勞力，從生產隊拿或者多分糧食、蔬菜、布票、食油、現金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日用品，白用白拿集體的各種生產工具和日常用具，私自提高自己的工分等級，增加自己的勞動工分，并因此而形成干部之間、干部與群眾之間的利益共同體。{13}可見，在集體化時代，利用職權謀取私利并不僅僅只是鄉村干部本身的問題和個人行為，也不簡單是一種道德敗壞的惡劣行為，在村民看來更成為一種必須的生存選擇。{14}除了村莊管理體制和監督體制不健全為干部的以權謀私留下空隙外，它也被鄉村社會的文化和農民習性所支配，是由小農意識和生存理性所引發的謀利行為。

　　同時，鄉村干部也無法擺脫村莊的人情網絡，雖然這與國家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郭真寬在返鄉之初曾決心要在農業戰線上鼓起干勁來，大干一場，并在勞動等方面都走在人前，領導大家干。逐漸地，村民有人結婚、舉行葬禮、修房蓋屋等都要請干部吃上一頓，雖然自己很不想去，但其他干部都去，如果自己一個人不去怕人家說閑話，慢慢地也就跟隨大家的做法了。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也不再考慮對錯和帶來的后果，對人的看法也變了，誰對自己有好處，誰就好，就歡迎誰。{15}公平公正的公共關系原則常常被互惠互利的私人交往原則所纏繞和取代。至于親緣關系更是無法隔斷，于是干部在工作中庇護親戚謀利的現象自然也無法避免。支書陸晉中利用職權讓自己的弟弟當上了電工，并將身為壞分子的姨夫遷到張莊，隱瞞了其犯過法的歷史，還讓其擔任副業隊采購的重職。{16}

　　村民的分散性與從眾意識是村莊實現制度化公共管理的重要障礙。制度化的公共管理與農村集體經濟的產權歸屬和勞動組織形式是相應的，卻與農民長期以來的個體經濟和自由勞動方式相矛盾。李春貴在剛剛回到村莊時工作積極主動，但慢慢感到農村組織松散，怕別人說自己是假積極，于是便漸漸放松了對自己的要求。{17}許多干部在開始時還有較大的熱情和干勁，但在工作中受到挫折后就漸漸地不敢再大膽管理社員，做（農）活不檢查質量，并且認為當干部惹人，做了工作還會被社員罵，這何苦呢？保本就行了，管教別人干什么。當干部沒好下場，當個普通社員則沒人罵。{18}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農民文化的變革滯后于生產方式的變化，不僅普通農民還并不習慣于村干部的組織和調配，而且村干部自身的公共管理思維和方式與科層化政治體制的要求之間還有一定的距離。

　　集體化時代的華北農村干部是生長于本鄉本土的普通勞苦大眾，他們的社會關系網絡、人情往來、倫理道德觀念、小農經濟理性、個人主義和分散性等的思想意識與行為方式深深扎根于鄉村土壤中，形成鄉村穩定的社會秩序和村落文化。但是，革命到來后，這些鄉村傳統與國家意識形態不相符合，而且無法適應村莊公共管理工作的需要，于是國家通過階級話語的設置和反省機制的運作，將在村民看來并無對錯之分的思想和行為與政治意識形態相聯系，將其定性為政治性的錯誤和缺點，借以實現對村莊干部的監督改造和對鄉村的治理。

　　國家在政治上將農民劃分為高低不同的社會等級，將農民區分社會地位高低和親疏遠近不同的貧富、聲望、人情、道德、血緣姻親關系等標準置換為階級的標準。成分高的地主和富農以及威脅到國家意識形態和違反國家政策的反革命、右派和壞分子成為被專政的對象，干部與這些四類分子之間的交往被定性為階級路線不清、階級立場不穩定，是黨性不強、堅持原則性不強、對敵人用和平演變的方式拉攏下水的進攻沒有察覺而認敵為友的行為。與四類分子一團和氣，對他們管理不嚴及與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都是具體體現。王文則就檢討自己有和平麻痹思想，認為四類分子起不了什么大作用，沒有認清他們是階級敵人，所以對他們管理不嚴格。他曾收過富農魚河只的兩包餅干，反革命分子申寶銀還給他從六隊借糧，結果魚河只經常打人罵人，身為治保主任的王也沒有對其嚴肅處理，抓住申寶財在菜地偷吃紅薯、玉米，不但不制止，還跟著一塊吃了六七次。1962年壞分子周道昶大偷木料，也未交給群眾大會處理，而貧農任四元偷了玉米卻組織大會斗爭，罰糧七八十斤，{19}這些都被認為是階級觀點不清，對貧下中農采取打擊的手段和懷疑的態度，依靠貧下中農不夠，看不起自己的階級兄弟。即使是與四類分子有親緣關系，也應劃清界限、拒絕往來。給地主家當過養子的李三元為此就檢討自己養在地主家庭里，和地主家庭走得很近，沒有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給地主送信，是為地主辦事，是地主的狗腿。{20}

　　干部利用職權謀取私利的行為被認為是個人主義的表現，是資本主義思想的存在，走上了資本主義的剝削道路。楊龍亮在檢查書中寫道：“自己不但有多吃多占現象，而且進一步進行貪污，這都是資產階級不勞而獲的思想，由于自己有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追求富裕和享樂思想就越來越嚴重了，工作膚淺不深入，革命意志一天天衰退下來，不是革命的促進派，而成了群眾的尾巴，甚至在某些地方和群眾對立起了，走進了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大門，甚至腐化變質。”{21}這是國家政治意識形態和階級話語影響下的結果。貪污盜竊、多吃多占、鋪張浪費、庇護親屬朋友得利甚至只顧自己的小家庭發家致富、只算計工分的思想都會被認為是私字當頭，挖社會主義的墻角，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給群眾當老爺，走資本主義的老路。無論是否是正當利益，只要是為個人謀利，就是罪惡的資本主義自私自利的思想和行為，都需要做出檢討。郭真寬和高銀龍評價王長平工分大就干，工分小就算，本人和妻子光做高分活，不做低分活，一身資產階級思想，黨性不強，墮落腐化現象十分嚴重。{22}不過，批評別人的高銀龍也受到李三元的揭發，犯錯誤的性質卻是相同的：“你把自己的糞全部上到自留地，每天拾糞都上在自留地，一貫自私本位十分嚴重。還親自跟我說，在農村當黨員沒有什么前途，你變成（了）叛徒。”{23}維護小私小利的行為被扣上了墮落腐化、叛徒的政治帽子。

　　不積極參加農業勞動而去倒買倒賣，不重視農業而重視副業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表現。支書陸晉中就檢討自己在工作中掌握經營方向上有資本主義傾向，重副輕農，認為多打糧食國家收，副業掙錢自己花，在副業上物質掛帥，（實行）錢糧高補助，激發工人干勁，給副業人員殺豬屠羊。社會主義方向不堅定，（在）生產中以物質利益掛帥，認為物質刺激來得快，下一頭小牲口獎勵50 ～ 100元，也有抓工分思想。{24}這樣的錯誤被歸因為學習毛著抓得不緊，思想工作抓得不夠，沒有及時突出政治，沒有堅持政治掛帥。

　　干部在工作中的各種作風都被認為是“主義”的產物，其中一些是沒有實際錯誤行為的“錯誤”。陸晉中檢討自己對黨員教育不夠，對干部不管，對團支部工作不聞不問，對青年進步也不夠支持，對文娛活動也不太支持，對治安工作也抓得不緊。上級任務布置一下就完了，不上黨課，開展不了批評，對犯錯誤的同志不管、不教育，不過問。各種會議沒有堅持下來，開會少。陸將此認為是對黨員采取官僚主義，對個人采取自由主義的結果。{25}除此而外，工作中怕惹人是好人主義的體現，不同群眾商量是命令主義；與同志不團結是個人主義和凸顯個人的英雄主義；對工作布置多檢查少、工作沒有中心、沒有全局觀點是事務主義；不給同志提意見是保本主義；對工作保持中游、不爭上游是右傾保守主義；包辦代管別人工作是主觀主義；保護爭取所在小隊利益是本位主義。這些“主義”的本質都被歸結為資本主義思想的體現，都是受批判和揭發的思想與行為。其他諸如怕投資，沒有長遠打算的短眼光，不能對工作保持長期熱情、灰心喪氣沒信心，革命到半路就不革命的半截子革命也同樣被歸結為資本主義思想。郭真寬就批評王增卿道：“增卿是個婦女主任，可是開會從不對婦女講話，害羞，這是革命，不能害羞，不能有依靠思想，這是小資產階級思想。”{26}

　　總之，一切積極的、正面的思想行為都是社會主義的，一切消極的負面的則是資本主義的，害羞就是資本主義，敢想敢干就是社會主義。在國家階級話語和意識形態的影響之下，村莊實際運行和日常生活中干部的單純思想意識和行為被歸結為路線問題、性質問題、走哪條道路的意識形態問題，尤其在四清運動及“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錯誤”被徹底政治化。無論是普通農民還是干部，實際上并不清楚資本主義是什么，社會主義是什么，他們將一切違反國家政策的行為都看作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表現，將忠誠執行國家政策的行為都看作是共產主義的風格和堅持社會主義路線。那么，鄉村干部的“錯誤”是如何實現政治化，國家意志和符合意識形態的村莊公共管理要求通過何種途徑影響到鄉村干部的思想意識和行為選擇，對村莊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

四、反省改造：批評與自我批評

　　整黨、整風、整社運動是將鄉村干部的日常錯誤轉化為政治性錯誤的重要方式，也是反省機制的重要實踐過程。如果從鄉村干部的視角出發，他們參與“三整”的過程就是自我解剖，揭發他人，并受到他人包括干部和群眾（代表）在內的檢舉、揭發、批判和上級鑒定，以及寫檢查、下決心、制定工作計劃的思想斗爭和行為實踐過程。過關會、揭蓋子會議、與群眾見面會、積極分子座談會、洗澡會、整黨會議、支部鑒定會、學習班等都是反省機制運行的外在表現形式。

　　從1948年第一次過關會以來，張莊的黨員和干部經歷了數次的自我解剖坦白與揭發他人的思想體驗，主要有1961年整風整社、1962年支部鑒定會議、1965年四清會議、1966年整黨會議、1971年整社運動、1977年整黨會議等。韓丁在《翻身》中細致描寫了土改復查運動中的兩次過關會。在土改工作隊的介入下，貧農團小組按東片、北片和西南片選出了各自的七名代表，中農也選出了他們的代表參加會議，干部們就階級成分、入黨動機、工作作風、階級路線、如何改正錯誤等進行自我檢查，隨后群眾代表發表意見進行質疑并與干部個人進行辯論，工作隊干部時刻注意把握辯論的方向。1948年的過關會與以后歷次類似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開展過程大致相同，每次都有工作隊（主要為土改工作隊、四清工作隊、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進駐，群眾代表的選舉方法也基本無變化。在1966年5月的張莊整黨會議中，個人“自我檢查”與別人“幫助檢查”（實質是在肯定優點的同時更多地進行揭發）是會議的主要議程，工作隊員最后對檢查人錯誤的原因進行分析，并對個人的優點、缺點都做出評價，檢查人對別人的批評和評價做出表態。這是一種自我解剖與接受檢驗、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政治機制，也形成了個人無法逃離的公共監督空間。個人檢查與決心書有時雖是私人空間中的活動，但也無不受到國家政治壓力的影響。

　　干部對于自我解剖與別人的揭發顧慮重重，“有錯誤的談出來怕受處分，怕下了臺丟人敗興。”{27}批評與自我批評給干部帶來的思想壓力是顯而易見的。當支書裴興發得知被撤了職的農會主席郭真寬要跳井時，他沒有打算阻止他，而是回家看了看自家的那口井。有的人甚至為此而后悔入黨、當干部。申天喜就說如果自己沒有參加黨，就已經是貧農團成員了，而且是基本團員。{28}高銀龍也不想參加會議，并下決心要脫離黨，認為頂多是被開除黨籍，自己也不犯法。{29}群眾對檢舉揭發同樣顧慮重重，有的怕傷了感情、有的怕提出來干部不接受、有的怕提錯了上辯論會、有的怕提出來不解決問題。{30}所以工作隊宣講國家政策、做通干部和群眾的思想工作成為反省機制的第一步。

　　派駐到村莊的工作隊接受過相關的培訓，他們成為宣揚國家意識形態、樹立國家在村莊的權威形象的代言人。通過工作隊的宣講和村干部對國家政策、文件的學習，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洗手、洗澡、下樓、過關等階級話語和國家意志在村莊得到灌輸。工作隊向干部講明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是國家的政策，國家的目的在于治病救人，而非一棍子打死，并允諾只要干部能檢查認識改正錯誤，就依然能夠成為受到黨信任的干部。{31}這樣不僅樹立了黨救人一命的恩人形象，也減輕了干部的心理負擔，并使干部將接受黨的考驗、改造自我、獲得重生作為自我解剖的目標。同時，干部在“引火燒身”后，也對群眾做出絕不報復的承諾，從而發動群眾對干部批評與自我批評會議的政治參與。當支部書記陸晉中、主任裴興發檢查了各自的工作作風，并向群眾提出保證不打擊報復、保證及時改正錯誤、保證不當改良主義的承諾后，鳴放出各類意見198條。在這次整風整社中，干部被開除黨籍的1人，書面檢查的2人，嚴重批評的4人；共退賠現款1977.10元，房屋價款445.40元，還退給社員鐮刀47把、缸28口、房27間；同時通過整風也建立了財務制度、勞動制度、食堂制度、隊務制度，安全衛生制度等，對群眾關心的糧食問題也進行了清理，并使群眾認識到國家的困難。{32}由此，群眾的要求和利益得到了表述，并得到了國家的支持，國家意志也得到灌輸，教育了群眾。盡管一些意見并不能得到徹底的解決，但這樣的機制有利于使隱而不顯的對村莊干部作風的私下輿論成為公開的評論，并確定其錯誤的性質，從而對干部的行為形成約束。

　　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場面是異常激烈的。當干部個人進行了自我批評后，往往會得到這樣的評論：檢查不夠老實、不深不透；對錯誤認識不夠、根源挖得不深；狡猾得狠、態度不端正、想蒙混過關。1966年5月的整黨會議上，李來祥說：“我感到我不夠黨員標準，當了干部，不想勞動，多吃多占，問題很嚴重，請大家給我提一提。”李剛說完，王長平就立刻批評他檢查太簡單，浮皮潦草三言五句就完了。李洪恩、郭真寬、郭勝保等人緊接著將一顆顆“炸彈”扔向李來祥，李連忙解釋道：“同志們提的意見，很寶貴，有些（我）說得簡單了，沒有動腦筋。”{33}王長平解剖自己入了黨已經五六年了，由于沒有起到黨員的作用，造成四隊減產欠收，社員們罵，個人灰心喪氣沒信心，革命到半路就不革命了，并且認為自己入黨好幾年沒有轉正，感到沒希望了。大家對王的這種自我檢討和灰心喪氣大為不滿，李洪恩向他提出質問：“你的入黨動機不純，入黨是為了當官做老爺，別人能轉正，你為什么不能？黨的大門是敞開的，主要決定于自己，絕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入黨。”黃丑則也批評他：“一腦子的資本主義思想，有利就干，沒利就散，奮斗是為了個人，做的事情就是和黨對立，階級覺悟沒有提高，干工作講價錢。當干部為了自己發財致富，不為集體著想。”裴興發說：“你不交代自己的問題，今天這個黨要不要在你自己，為什么自己不能轉正呢，埋怨大家（和黨）組織有什么理由。”胡雪珍同樣質問他：“沒有給你轉正你是灰心哩，你不看看你做（的）事是什么事情？”{34}在過關會上，個人任何的行為和消極思想都會遭到質疑和痛斥，觸及靈魂而非走過場的批判大會無疑會對干部們形成巨大的思想沖擊。無論檢查者本人做出如何全面的檢查，總有遺漏之處，于是總會被批評為檢查不夠，接著揭發出許多檢查者沒有說出來的問題。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過程及輿論空間的設置，國家意志及其對干部的行政要求得到強化。

　　反省既有干部針對自身錯誤和缺點的反省，也包含有對自我優點的肯定，因為并不是所有的會議都只是限于干部對錯誤的自我解剖和他人的批判。1966年的整黨會議上，陸晉中在對自己的缺點進行了解剖后，各個黨員及群眾小組代表對陸的工作作風與個人作風提出了看法，張誠利說陸對上級的指示執行好，工作積極、熱情、負責，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對家里一些事不過問，沒有私心，立場堅定，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好思想，沒有書記架子，能和社員打成一片，但是有事務主義現象，工作沒有中心，有些本位主義，沒有全局觀點，對支部工作抓得不緊。其他黨員和群眾代表也發表了對陸的看法和評價，結果陸晉中被認為是一個有缺點的好干部。{35}除了陸晉中外，其他每一位干部都得到了肯定的評價，當然也有對其錯誤的諸多批評。吃苦耐勞、敢說敢干、責任心強、斗爭性強、老實忠厚、對黨忠心耿耿、沒有架子、能和群眾打成一片、能打破情面、關心群眾、維護集體經濟、勤儉持家、家庭關系處理好、能想辦法出主意、能如實反映情況等等，都被認為是好干部的作為。無論是公共管理還是個人的私人生活，都成了評價的對象和評定個人的標準。每一位黨員干部都對自己的思想和行為進行了重新認識，并從工作隊隊員、群眾和其他黨員干部的積極評價中建立自信，也能相對愉快地接受缺點和樹立改正錯誤的信心。

　　批評與自我批評和總結評定結束后，個人需要對最終評價做出回應。王長平就在整黨會議上說：“大家有決心把我改造過來，大家幫助我，我感到（是）很對的，大家希望我回到正路上，今后在隊里，（我）要起到模范帶頭作用，要出主意想辦法，干活要挑重活干，大家今后要看我的表現，必須要（把）家里教育好，使我的十分力量來加強教育工作。”{36}經過激烈的思想交鋒，大多數人都會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和黨挽救的恩情，并痛下決心徹底悔過。由于“小組能對其成員形成巨大的心理壓力，特別是當某個人被全體成員認為是有病的時候，這些人只能證明他們已完全接受大家的觀點和規范，才能夠恢復自己的自尊并為小組重新接納”。{37}這里，大家的觀點和規范是在國家意識形態影響之下和群眾監督中所形成的干部群體一致接受或被迫接受的原則和標準，所以“反省”不僅僅限制在糾正錯誤，更重要的是實現使干部符合國家要求和村莊利益的政治建構。

　　除了召開會議的形式之外，干部寫檢查書、決心書和制定工作計劃，以及上級對黨員干部的鑒定書，都是國家加強控制和干部進行自我反思的過程，只不過缺少了問答機制，不再處于在公共場合自我表述并接受他人批評的直面沖突中，但同樣有利于干部的自我教育和改造。

　　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到，通過反省機制，干部得到符合國家意識形態和忠誠要求的政治建構，并且通過國家對“政治安全感”的設置，明晰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好干部與壞干部的界限，有利于促使干部自身積極加入村莊的公共管理和加強自我改造，并將做服務于革命的一份子、忠誠于黨的一份子、服務于大眾的一份子作為自身的目標預設，也使制度化的公共管理在村莊逐步得到建立和完善。如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集體化時代以黨的指示為行為準則，一心為公、全心維護集體利益、兼顧甚至放棄個人利益的那些紅色干部的涌現。

五、結語

　　中國鄉村的社會結構自近代以來逐漸被打破，尤其是經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系列革命，政權組織、勞動模式、經濟產權、日常生活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鄉村干部作為一個新的社會群體出現，成為治理村莊、連接國家與鄉村普通民眾之間的重要渠道。對這一群體和鄉村政權組織的管理等就成為控制和動員鄉村社會的重要一環，“反省”就是其中的一種重要方式。“訴苦”可以塑造農民的國家觀念，“情感”能夠激發農民參與革命的激情，兩者都是針對普通大眾的一種動員機制。相對而言，“反省”更主要的是針對鄉村干部群體參與革命和國家建設的動員機制，它相對于動員農民而言更具意義。

　　“反省”具有權力實踐的功能，它強化了國家意識形態對村莊的滲透影響，是國家權力的延伸與深化，從而建立起國家權威和慈祥爸爸的恩人形象；“反省”也使普通民眾獲取了更多的微觀權力，這兩種權力共同對干部群體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約。同時干部群體內部的微觀權力也在增長，有利于村莊領導的內部形成自我約束。干部在反省機制中作為中介，將農民與國家聯系起來，將國家意識建構與村莊利益聯系起來。國家在對農村抽取資源、加強對農民的謀生手段和日常思想言論控制的同時，對于鄉村的秩序穩定不無擔心，反省機制為化解村莊矛盾、干群矛盾和國家與農民之間的矛盾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平臺，積極有效地整合國家與村莊的利益。由于國家對鄉村的深度控制，給人的印象往往是國家與鄉村之間的對抗，但事實上兩者之間具有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不只是土地革命中翻身得解放的英雄史詩般的一致性，也是在社會建設歷史過程中的一致性。

　　在國家意識形態和革命的話語中，大眾式參與政治建構、對黨員干部進行監督被稱為群眾路線，這成為集體化時期國家集權的簡約治理的一個主要特征。集權的簡約治理實際在集體化時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完全不同于晚清民國時期的簡約治理，所以國家能夠在保持簡約的同時又能加強對基層的行政控制。反省機制的運作實際形成了由上層控制、下層監督和干部群體自我監督三方面共同構成的政治民主監督體制，這樣一種民眾政治的氛圍和空間不只停留在土改時期，而是延續至集體化時代，政治民主在集體化時期并不是超現實的革命虛構。反省體制是集體化時代中國共產黨控制和治理、改造鄉村社會的重要微觀實踐機制，在政治現代化歷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一“政治文化運動”的遺產對于今日中國政治體制的現代化建設無疑具有借鑒意義。

　　*本文的田野調查及寫作獲“2009年山西省研究生優秀創新重點項目（編號：20093001）”資助。
　　

注釋：

①參見郭于華、孫立平：《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制》，載《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美］裴宜理：《重訪中國革命：以情感的模式》，李寇南等譯，載《中國學術》2001年第4期；黃道炫：《洗臉——1946-1948年農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載《歷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② 《說文》：“省，視也。”引申意為檢查、審查，也含有明白、醒悟之意。鄉村干部的反省，是來自上層的審查檢閱、下層群眾輿論監督和發自內心的自我解剖所產生的壓力和動力的結果。
③馬克斯•韋伯認為的“世襲主義的官僚制”，是以家長和仆人關系構建起來的私人化世襲主義君主制度和以專門化、職業化為特征的理性科層制（官僚制）的矛盾體，但絕非統一體，兩者之間始終排斥對立，后者最終會代替前者。孔飛力則指出兩者之間其實是可以共容共生的，因為皇帝既要保持他至高無上的權威，又要依靠系統化的官僚體制，并且避免皇權受到官僚制的約束。他將此政治體制稱為“官僚君主制”。參見［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下卷，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78 ～ 323頁；［美］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陳兼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247、280、287頁。
④參見黃宗智、李懷印的論述。黃宗智：《集權的簡約治理——中國以準官員和糾紛解決為主的半正式基層行政》，載《開放時代》2008年第2期；李懷印：《華北村治——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國家與鄉村》，歲有生等譯，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310頁。
⑤李懷印：《中國鄉村治理之傳統形式：河北省獲鹿縣之實例》，載《中國鄉村研究》2003年第1輯。
⑥黃宗智：《集權的簡約治理——中國以準官員和糾紛解決為主的半正式基層行政》。
⑦［美］韓丁：《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韓倞等譯，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頁。
⑧［美］韓丁：《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第256、261頁。
⑨參見《張莊村檔案》，編號ZZ-30-2-1，復件藏于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下同。
⑩高王凌：《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民“反行為”調查》，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頁。
{11}參見《張莊村檔案》，編號ZZ-30-2-2。
{12}參見《張莊村檔案》，編號ZZ-30-2-13。
{13}馬維強：《雙口村：集體化時代的身份、地位與鄉村日常生活》，山西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7月，第104 ～ 105頁。
{14}詹姆斯•斯科特認為鄉下的偷竊行為銘刻在村莊的社會結構中，不僅僅是村民的生存選擇，而且還是其自然權利的實現。參見［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鄭廣還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 ～ 323頁。
{15}參見《張莊村檔案》，編號ZZ-30-2-1。
{16}參見《張莊村檔案》，編號ZZ-30-3-1。
{17}參見 《張莊村檔案》，編號ZZ-26-2-2。
{18}參見《張莊村檔案》，編號ZZ-30-2-21、ZZ-30-1-6、ZZ-30-1-6。
{19}參見 《張莊村檔案》，編號ZZ-30-2-8。
{20}參見 《張莊村檔案》，編號ZZ-26-2-5。
{21} 《張莊村檔案》，編號ZZ-30-1-5。
{22}參見《張莊村檔案》，編號ZZ-26-2-5。
{23} 《張莊村檔案》，編號ZZ-26-2-5。
{24}參見 《張莊村檔案》，編號ZZ-30-3-1。
{25}參見《張莊村檔案》，編號ZZ-30-3-1。
{26} 《張莊村檔案》，編號ZZ-30-1-3。
{27} 《張莊村檔案》，編號ZZ-6-28-2。
{28}［美］韓丁：《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第374頁。
{29}參見 《張莊村檔案》，編號ZZ-26-2-4。
{30}參見 《張莊村檔案》，編號ZZ-6-28-2。
{31}參見《張莊村檔案》，編號ZZ-6-28-2。
{32}參見 《張莊村檔案》，編號ZZ-6-28-2。
{33} 《張莊村檔案》，編號ZZ-26-2-4。
{34} 《張莊村檔案》，編號ZZ-26-2-4。
{35}參見 《張莊村檔案》，編號ZZ-26-2-1。
{36} 《張莊村檔案》，編號ZZ-26-2-5。
{37}［美］馬克•賽爾登：《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魏曉明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頁。

　　鄧宏琴：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 0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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