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的補貼款我們根本沒見到”
湖北省監利縣是全國首批五十大商品糧基地縣之一。在農村稅費改革之前，由于糧價低迷、稅負過重，出現大量拋荒現象。2000年，時任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以《一個鄉黨委書記的心里話》為題，向時任總理朱镕基反映“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情況，引起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關注，并引發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村改革，直至2006年在全國范圍內取消農業稅。
“兩田制”下，有村干部占地1200畝，有村民一分地沒有
據記者了解，監利縣農村在2000年前后實施了大范圍的土地調整，其中一個重要的措施就是實施“兩田制”，即一種是留村農民的責任田，另一種是離村村民放棄的責任田。村里將后一種收回作為機動田，再將其發包出去。村民的責任田需承擔各項稅負，村集體的機動田則只向承包人收取租金，租金的價格通常只有責任田稅費負擔額的一半。
在“兩田制”下，留村村民每畝地的負擔增加了，但可以通過租用機動田來攤薄成本。而離村村民在沒有土地收益的情況下，還要負擔各種稅負，包括人頭費每人15元、勞力費每人80元，宅基地配套費、公路集資等費用。因此，在“兩田制”下，村民擁有的責任田逐漸縮小，但負擔卻在逐漸增加，因此絕大多數村民名下記著大量的“歷年負擔”；而少數村干部卻將大量機動田的收入通過各種手段據為己有。以王塘村為例，村干部（有些是前任）占用土地多達1200多畝。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監利縣農村有許多無地農民，他們當初外出務工時土地被集體收回，返鄉后村里不再分配土地給他們。這些人既沒有土地，更無法領到補貼，而外出務工不再有年齡優勢，留在村里沒有土地也無法生存，處境尷尬。王塘村村民吳林寶，原來家里有30多畝土地。2000年左右，由于兩個兒子外出打工，家里沒有勞力，吳林寶只好放棄耕種土地。不久，土地被村里收回。現在，兩個兒子都已成家，家里沒有一分田，只能打零工為生。
據村民反映，王塘村共有200多戶，目前沒地的村民就有27戶。
馬禮順解釋說，這都是歷史原因造成的。當時種糧虧損，賦稅又重，許多人拋下土地外出打工，尤其是1998年洪災后，大片土地被拋荒。由于種地是賠錢的買賣，沒有人愿意種，這些拋荒的地大部分就由村干部承包耕種。“當時是任務，因為國家規定不允許拋荒，農民可以選擇不種地，村干部就得來補這個臺”。馬禮順說，他當時就“被迫”承包了一部分土地。
前些年土地是包袱，想甩甩不掉；稅改后土地是財富，想要要不到
馬禮順說，這些承包土地較多的人后來成了種糧大戶。現在政策變了，種地不僅沒有稅負，還有補貼，農民就想把地要回來，但是也得等合同到期后才行，“不是想要就要的”。
村民形象地說： 前些年土地是包袱，想甩甩不掉；稅改后土地是財富，想要要不到。
馬禮順告訴記者，現在政府也在想辦法盡量幫農民解決生計問題，在村組里地多的農戶調出一部分田給無地農民。王塘村2009年有幾百畝土地承包到期，本可以分地給農民耕種，但村里要先付給這些種糧大戶的欠款才能收回土地。
他們租種村里的土地，為何村里還欠他們錢呢？馬禮順說，這些大戶大多是原來的村干部，村里多年欠付村干部的工資，還有村干部代集體墊的開支。比如，當時有許多拋荒的土地，只能以較便宜的價錢租出去，有時還得搭上肥料和種子的錢。這些新舊負債加起來，用前幾年惠農款遠未抵扣完畢。比如，王塘村就還欠債30多萬元。而2009年惠農款發到農民手上，村里不能再直接進行抵扣了，欠大戶們的錢還不上，土地就收不回來。
馬禮順告訴記者，目前打算以貸款的方式將這筆錢還清，將土地收回來分給農民。具體操作辦法是，現任村干部以每個人的名義貸款5萬元，以后跟村民商量由村集體提取5％的機動田，用其租金來慢慢歸還欠債。
“兩田制”成為幾年之后農民的土地和惠農款被侵占的根源。隨著農村政策的變化，土地的價值大幅提升，而“兩田制”下村干部所掌握的大量機動田，為他們提供了更大更多的收益空間。因此，部分農村出現兩極分化的情況：一方面是許多農民返鄉后沒有土地，更領不到補貼款；另一方面是村干部占有大量土地，享受土地租金和國家補貼的雙重收入。
惠農資金是如何被虛報冒領的
按照政策規定，每個農戶的補貼面積、補貼標準、補貼金額都要以村組為單位張榜公示。因此，這些占有大量土地的村干部不好“實名”領取大額補貼，但他們仍有不少變通的方法。
實行惠農資金補貼“一折通”后，在基層，掌握著上報村內花名冊大權的村干部依然有充分的操作空間。他們將村民的土地少報或者不報，把這些土地算到自己妻子、弟弟、父母、兄嫂等親屬或者是拉攏收買的村民頭上。如監利縣紅城鄉楊院村現任村支書龔銀香，其妻子姜桂華名下享有補貼土地47畝，兒子龔圣、龔太名下各擁有45畝和43.2畝土地。此三人共占135.2畝補貼土地，僅2009年領取國家補貼資金就超過一萬元。又如監利縣三洲鎮后洲村現任村支部書記潘金虎一家，其妻子周太平名下享有補貼土地12.6畝，兒子名下擁有35畝，本人擁有面積59.8畝，領取2009年國家補貼資金9770元。
再如監利縣三洲鎮王塘村多報了一個“16組”（該村實際只有15個村民小組）。記者在調查時證實了這一情況，同時還發現，所謂的“監利縣三洲鎮王塘村16組”戶主姓名中，很多都是在外面打工的青年和小孩，實有其人但面積都為虛報，這些戶主的面積都比一般村民多。比如，“朱本軍”為在校大學生，是王塘村支書朱月星的孩子，其名下享有補貼土地面積57畝，僅2009年柴油化肥綜合補貼這一項就領取資金2593.5元。在記者調查的30名“16組”人員中，王塘村在2009年糧食直補和柴油化肥綜合補貼兩項虛報面積1600多畝，冒領補貼資金9.4萬元。這些錢大都進入村干部的個人腰包，國家的惠農政策成為監利縣基層村干部“發家致富”的捷徑。
近年來，隨著各級財政的支農惠農力度不斷增大，單項補貼金額也逐年增多。如湖北柴油化肥補貼由2007年的20元每畝增加到2009年45.5元每畝，生豬補貼由50元一頭增加到100元一頭，這意味著村干部可以施展的空間也越來越大。一位研究農村經濟的專家說，雖然具體到每一個村每年發放的補貼款項看上去并不多，金額也似乎不大，但是日積月累會形成“螞蟻搬家”效應，中央的惠農補貼流入了個人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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