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家庭財產真相

導讀

《環球人物》雜志 記者 劉暢

　　最近，社會上關于“毛澤東留有億元遺產”的傳聞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毛澤東的稿費數量也由100多萬被逐漸炒至7582萬，甚至1.3121億，驟增了100多倍！更有捕風捉影者稱：“今年抗震救災中，就用了毛主席留下的稿費”。各種猜測一時風起，從毛澤東的稿費數量，一直蔓延到毛澤東的財產來源、家庭開支。

　　消息傳到當年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那里，他們義憤填膺。“毛主席的子女不方便出來講話，如果我們也保持沉默，太對不起主席了！”這些年事已高，早已是深居簡出的老人，決定一起出面，“還毛主席一個清白！”

　　毛澤東管家吳連登對《環球人物》雜志記者說：“我簡直難以置信！我跟了主席那么多年，從未聽說過報道里提及的事情！”

　　從1964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吳連登為毛澤東管理家政長達12年。給毛主席當管家，吳連登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主席的工資總不夠用。“很多人不信，國家主席還這么緊張？毛主席的工資404.80元，每個月的主要開銷有……”吳連登給記者詳細算了一筆賬……

　　吳連登管家的范圍，還包括管理外賓送給毛主席的禮品。“這些禮品中，珍珠瑪瑙、金銀翡翠都有。送給主席的金表我就收過10塊，都是外賓來訪贈送的瑞士、羅馬的高級貨……”

　　江青的工資和日常開銷，也是吳連登負責。“毛主席和江青AA制。江青自己不摸錢，毫不夸張地告訴你，甚至有一次，她讓我拿三元面值的人民幣給她。江青當年生活上用過的比較奢侈的東西，就是發膠……”這些物品，都是由吳連登購買的。

　　為了進一步弄清毛澤東家庭財產的問題，吳連登特意去找了原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還專門拜訪了原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以及原中南海財務處處長劉元祥、中央辦公廳專職負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別財務的鄭長秋等人。

　　汪東興，人稱“中南海大管家”。吳連登拜訪汪老時，他正在為此事憤憤不平，“一些報刊搞得風風雨雨，說什么：毛主席的稿費高達1億3千多萬元。這太離譜了！據我所知，毛主席的稿費肯定沒有這么多。我記得是120多萬元，具體的數字可以到中辦特會室去查。” 吳連登問汪老：“還有刊物報道，江青通過您從毛主席的稿費中拿走了38萬元人民幣和2萬美元。”汪東興當即否定：“沒有這回事。毛主席的稿費里根本就沒有美元。”

　　鄭長秋還記得，1972年，他和張玉鳳到西單北邊的一家銀行取毛主席的8000元稿費，為核查他們的身份，銀行客客氣氣地“軟禁”了他們兩個小時。可見，當時要取出毛澤東的稿費并非易事。毛主席的收入和支出情況究竟如何？他怎樣處理自己收到的那些價值連城的禮品？毛主席和江青的生活費如何分配？……第58期《環球人物》雜志作了詳細報道。

毛澤東家庭財產真相

　　近期，關于“毛澤東留有億元遺產”的傳聞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毛澤東的稿費數量也由100多萬元被逐漸炒至7582萬元，甚至1.3121億，驟增了100多倍！更有捕風捉影者稱：“抗震救災中，就用了毛主席留下的稿費”。各種猜測一時風起，從毛澤東的稿費數量，一直蔓延到毛澤東的財產來源、家庭開支。
　　這些不實說法傳到當年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那里，他們義憤填膺。“毛主席的子女不方便出來講話，如果我們也保持沉默，太對不起主席了！”這些年事已高，早已是深居簡出的老人，決定一起出面，“還毛主席一個清白！”

吳連登致信中紅網請予轉載《環球人物》文章。（中紅網攝）

　　（一）吳連登，給毛主席管家12年

　　在北京南長街，離故宮西門不遠，有一個名叫“澤園酒家”的餐廳，其名字是為紀念毛澤東曾居住生活過的豐澤園而起的，酒家的老板也是當年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澤園酒家”規模不大，掛滿了毛主席的珍貴歷史照片，這里更像是毛主席的一個小型紀念館，每逢毛澤東誕辰，毛主席的親屬都會和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到此，一起追思。
　　見到毛澤東的管家吳連登，便是在“澤園”。從1964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吳連登為毛澤東管理家政長達12年。在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中，吳連登算是較為年輕的一位，也是“保養”得最好的一位。他說自己68歲，但說他48歲也有人信。人們猜測，吳老是在毛主席身邊學到了“養生密籍”，他也不否認，還笑稱，“是學了那么點”。
　　吳連登告訴記者，關于毛主席遺產之所以謠言四起，還是因為一些人對毛主席不夠了解。“包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也常找我，讓我給他們談毛主席的生活。他們對毛主席的理論思想掌握得很多，但對主席的生活，知道得還是不夠。如果大家了解毛主席平時是怎么過日子的，這些謠言不攻自破！”

　　平板三輪帶我入中南海

　　吳連登是江蘇鹽城人，1941年出生在一個“常年為地主當長工”的窮苦家庭。很多人好奇，這個和毛澤東遠隔萬里的窮小子，為何能走進中南海，走進毛家？他又憑什么本事，深得毛主席信任，掌握毛主席一家的財政大權？
　　如今回想，吳連登自己都覺得“像夢一般”。1958年，小學沒畢業的他便在鹽城農機廠當雜工。不久，他考入鹽城地委招待所，成為服務員。“即便是打掃衛生，即便是端茶送水，我也總比別人快。我一趟能拿10個暖水瓶，一手提4個，兩個胳膊再各夾一個。招待所離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我每天5點起床，就這么來回跑，一個人負責整整一棟樓。”
　　1959年，北京人民大會堂建成，開始從全國各地挑選服務員。吳連登所在的鹽城只有一個名額。領導挑遍了7個縣城，最后注意到了吳連登，開始默默觀察他。“突然有一天，領導把我叫進去，告訴我被選中去北京當服務員。北京在哪里？有多遠？有多大？我都搞不清楚。”
　　吳連登就這樣“稀里糊涂地來到了北京，被分配到人民大會堂餐廳當服務員。來到如此繁華的首都，吳連登“傻了”。他還沒有回過神，嚴格的訓練開始了：“現在的服務員和我們沒法比。我們一個托盤里要放菜盤、湯盆和各種酒，我們要端著跑，如果掉下來，你就不能進餐廳服務。”不僅如此，吳連登還要學習各種知識，“了解每位中央首長的生活習慣，要手勤眼快，能從領導細微的表情動作中，體會到他們的需求。”
　　吳連登哪曾想，剛剛熟悉了人民大會堂的環境，他又被“盯上了”。
　　1961年5月，中南海服務科科長來到人民大會堂，要從近千名服務員中選拔兩名進入中南海。“他們在我們那里守了幾天，看每個人的資料，從周邊了解情況，暗中觀察領導在與不在時，每個人的表現有無差別。”
　　吳連登又被選中了，他永遠忘不了走進中南海的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輛平板三輪車來接我們，周圍擠滿了來看熱鬧的同事。我倆把行李放在車上，跟在三輪車后面，一步步走進了中南海。”
　　進入中南海的吳連登“熱血沸騰，覺得什么都新鮮，什么都沒見過”。“我們的第一項任務，是熟悉中南海的地理情況、每位首長的情況、首長夫人和孩子的情況、每個活動場所的崗哨情況……用很短的時間，全部熟悉，全背下來。”
　　不久，吳連登在中南海頤年堂，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有個習慣，開會他基本上是第一個到，他要和陸續進來的人有面對面交流的機會。”這天，毛主席來后，吳連登被派去給毛主席上茶。平常業務熟練的他，手抖得厲害，等走到毛主席面前，茶已經灑出了一半。
　　“毛主席有個習慣，凡是第一次見到的人，他都會盯著你看，問你的情況。主席問我：‘你是新來的吧，叫什么名字？’我說我叫吳連登。主席問我的名字是誰起的，我說是一個和尚。主席笑著說，‘一聽就不是父母給起的，這個名字好’。主席又問我是哪里人，我說是江蘇鹽城來的。他說，‘噢，咸城來的’。我說‘不對，是鹽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咸城嗎？’毛主席這么幽默，我就沒那么緊張了。”
　　此后的3年，毛主席接見外賓、開會，吳連登服務過多回，但毛主席再也沒有問過他一句話。
　　1964年國慶節，22歲的吳連登正在天安門城樓上服務，毛主席身邊的護士長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吳連登有點發愣，不敢相信。“見到主席，他堅持讓我坐在他旁邊的沙發上。主席說，‘你不就是那個咸城人嗎？我可記得你呦。’我有些惶恐，又介紹了自己的姓名。主席說：‘我要和你商量點兒事，想請你到我家去工作。因為我身邊有許多事情，家里也有許多事情，都沒有人做，我想請你，能不能給我幫幫忙？’當時，我既緊張又感動，主席竟然這么客氣，請我幫忙。我激動地說‘好！’，就這樣我進了毛主席的家。”

　　主席倉庫里的“寶貝”

　　來到毛主席家，吳連登最初的工作是負責雜務，搞衛生、整理庫房、打水送飯。“主席的房子是一個大概200多平米的四合院。家里還住著江青、李敏、李訥，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兒。”
　　吳連登說，毛主席家的倉庫大約有十五六平方米，房子很破，一直沒有維修過。倉庫里有6個木制的舊柜子，主席3個，江青2個，還有一個小的放著毛岸英的東西。“現在想起來，我都想流淚。很多東西是從延安帶過來的，有主席穿的大棉襖，破得不能再補的衣服，換下來的毛巾、襪子、襯衣……還有一些主席的毛衣和毛褲。他進城后身體發胖不能穿了，就讓我們想辦法拿到毛衣廠去加邊改肥。連他在延安時期剩的毛衣線頭、補衣服的補丁，兩個大包裹，全都帶回來了。我們不敢扔掉哪怕一點，后來給主席補毛巾被、補內衣什么的，就從這里翻著用。”
　　吳連登還記得毛主席蓋的毛巾被，最多打過73個補丁。“補丁用的全是舊毛巾。連襪子也補。我們補的針腳大，就動員主席買新的，要不接見外賓，一拉褲腿，針腳就露出來了，但是主席不同意。主席去世后，1993年我去韶山，又去看主席的遺物。當看到他的衣服時，我忍不住哭了，都是舊的，這就是一個國家的主席啊！”吳連登在毛主席家的倉庫里，既沒有看到值錢的用品，也沒有發現一件禮品，更別說金銀首飾了。
　　“豐澤園的院子年久失修，墻皮脫落得厲害。有一次，工作人員沒跟主席說就修了，主席知道后非常生氣：‘花錢的地方太多了，怎么花在這個上面？’主席抽煙多，火柴用得多，我跟他12年，沒見他用過一個打火機。他講禮貌，從不沖著別人劃火柴，都是朝里劃，火柴盒這邊劃完了，再劃那邊。開始我們把舊火柴盒仍了？他一看換成新的就問：“舊的哪兒去了？那盒子還是好的嘛。”我們就明白了，去買散裝的火柴放到里面，再用毛筆把磷刷上。他一看：“哎，這好！”他吃飯時，飯掉在桌上，他揀起來放在嘴里，我親眼看到的。他說：“農民們現在很苦。”主席一直惦記著人民，直到70多歲生病時，還派人到門頭溝去了解煤礦工人的工作條件是不是好了，矽肺病是不是少了。”
　　吳連登給毛主席收拾房間，一般都在晚上九十點鐘。“主席只有到這時候，才出屋換換空氣或者是去中南海游泳，這是我最忙碌的時候。”吳連登最費心的，就是收拾床鋪。“主席的臥室基本也是辦公室。他的床上堆滿了書，有的夾著紙條，有的翻在某一頁，橫放、豎放的都有。一定要記住，無論換床單還是擦灰，原來書是怎么放的，在什么位置，決不能變，絕對要保持原樣。絕不能出現因為做了清理，而讓主席找不到書的情況。”有時到外地出差，吳連登要把主席帶的書打包，但吳連登能做到：主席在外地的床上和在家中的床上，物品的擺放一模一樣，絲毫不差。
　　這就是吳連登的本事。1968年，吳連登被正式任命為管理員，毛澤東講自己的工資、家中的各項財政支出，都交給他全權管理。

　　毛主席和江青AA制

　　給毛主席管家，吳連登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主席的工資總不夠用。“很多人不信，國家主席還這么緊張？毛主席的工資404.80元，每月的固定開銷：黨費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費用84元；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隨著物價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這些錢都由毛主席負擔；江青還有一個姐姐住在這里，每月生活費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還要取暖費30多元。大約固定花銷為200元。”
　　吳連登算著毛主席的幾大開支：“吃飯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的一棵菜，也要付錢。主席還有很多民主黨派的朋友，請黃炎培、章士釗他們，也是主席自己掏錢。另一個開支是抽煙，每個月將近100元，還要有幾十元的茶葉。主席在外面開會，我總要帶著茶葉去；如果沒帶茶，就算是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喝一杯茶，臨走主席也要求我付給他們一杯2角錢。”
　　吳連登說，原本毛主席領取的是國家一級工資，總數是610元。三年自然災害后，他帶頭將自己的工資從一級降到了三級404.80元。“一直到主席臨終的時候，這個數目再也沒變過。”
　　“毛主席沒有其他方面的補貼嗎？”記者問。吳連登肯定地回答：“沒有。主席還不如我們工作人員，我們出差和加班還有補貼，但是主席除了工資，沒有任何額外收入。他說他不能開這個頭。”吳連登有時也很為難，“我們去外地出差，人們認為能請主席吃頓飯，是莫大的榮幸，但是過后我都會去把飯錢補上，這是主席的硬規定，沒人敢違反！主席說，如果他走到哪里都付帳，下面的人誰也不敢不付。”
　　毛主席還有一筆開支：湖南老家經常來人，有的是經濟困難，有的是來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時帶的一點生活費，都由毛主席負擔。“所以錢很緊張，我說這個家不好當。錢不夠用時，我只能為難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著賬本，先給他逐一匯報這個月的開銷，主席一看我的架勢，就會問‘錢又不夠用了？’然后我要自己打報告，后面附上賬單，一筆筆，清清楚楚，主席簽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別會計室去領主席的稿費。但也不能月月如此，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職，所以主席家的錢最難管。”
　　江青的工資，也由吳連登管理。“江青的工資是243元。工資領回來我就記到帳上。她的個人花銷由她自己負擔。主席的賬我叫一號賬，江青的帳我叫二號賬，他們都是各花各的錢，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現在通常說的AA制。所有的采購花銷由我來辦，然后晚上回來記帳，從牙膏、手紙到菜錢，都要詳細記錄。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每個月要簽字，定期給主席看。”
　　吳連登說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購買攝影器材和沖洗膠卷。“江青自己不摸錢，毫不夸張地告訴你，甚至有一次，她讓我拿三元面值的人民幣給她，我們國家哪里發行過這種錢？女同志需要打扮，她經常讓我去給她改一些衣服，或者購置一些東西。沒錢的時候，她也會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再過段時間又染成黑色來穿。有人說江青拿牛奶洗澡，這個在毛主席家里是沒有的，我負責采購，沒有買過那么多牛奶。江青當年用過的比較奢侈的東西，就是發膠。當時我不知道這叫什么名字，噴在頭發上有泡沫那種，非常難買，只有友誼商店可以買到，每次都是我去。”
　　吳連登記得，江青喜歡京劇，常叫一些京劇界的朋友來開會。“但她每次都是中午11點散會，下午接著開，讓他們回去吃飯，減少開支。后來，江青因為錢不夠花，還曾欠過新華社8000元錢。”

　　10塊金表和31.5公斤燕窩

　　吳連登“管家”的范圍，還包括管理毛主席的禮品。“外賓來訪贈送的禮品，再珍貴的主席都要交到禮品庫，從不據為己有。主席說，這些東西不是送給他的，是送給中國人民的，如果你吳連登在這個位置上，人家也會送給你的。”
　　這些禮品中，珍珠瑪瑙、金銀翡翠都有。“送給主席的金表我就收過10塊，都是外賓來訪贈送的瑞士的高級貨。但這些重要的禮品，主席一律要我送到中南海禮品庫登記、備案。禮品如果要用，要打借條。”
　　吳連登和毛主席的禮品對賬，都是晚上主席在院子里散步時進行。“我按慣例把禮品擺在藤椅上，逐個給主席匯報。一般吃的東西主席就讓拿到食堂去賣，再把錢寄還給送禮的人。數量少就送給司機班，或者別的地方，但沒有一次是給李敏、李訥的。他的孩子偶然好奇，拿起來看一看，然后就放回去了，從沒有一個孩子要過。”
　　吳連登說，1945年以前，毛主席沒有手表。重慶談判時，一下飛機，郭沫若發現了“為了讓主席掌握好談判的時間，他就把自己的表從腕子上摘下來，主席欣然接受，這塊表一直用到1969年。表越走越慢，有一天主席說：‘我這個表要拿去修修了。’我就向禮品庫借了一塊表給主席暫用，汪東興從禮品庫中拿了塊金表，主席說：‘借東西要打個借條，等表修好了再還回去。’主席借用了金表兩個月，我就還回去了。”
　　吳連登還記得，幾乎每年金日成主席都會給毛主席送來幾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蘋果、梨和無籽西瓜，“大的西瓜重達五六十斤，也沒法退，他就讓秘書開一個名單，將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領導人。”
　　“1964年前后，印度尼西亞掀起了迫害我國僑胞的浪潮，政府義不容辭地出面保護。僑胞們為了表達感激之情，給毛主席送來了重達31.5公斤的燕窩。那種極品燕窩，現在真是難得一見，且不說今天每斤需萬元以上，就是在當時，也得四五百元一斤。”
　　毛澤東毫不猶豫地指示：“把它們全部送到人民大會堂招待外國人。”秘書試探地問：“主席，是不是家里留點？”毛澤東擺擺手，打斷了他的話：“一點不留，全部送走。”于是，31.5公斤燕窩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會堂。
　　10多年后的1975年，吳連登看到年邁的毛主席咳嗽哮喘，心力漸漸衰竭，身體非常不好。他就向張耀祠提出要給毛主席增加營養，最好能弄點燕窩燉湯。“張耀祠找到了人民大會堂黨委書記劉劍，這才發現當年的燕窩尚有7兩。經汪東興批準，我打了收條才取回中南海。我每次瞞著毛主席在湯里加一點，直到他去世，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終于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窩中的7兩。”
　　吳連登大概估算了一下，他管賬期間，主席買書共花去8000元，家里的錢一直比較緊張。
　　為了節約開支，毛主席的飯也是和江青以及孩子們分開的。“主席有個小灶，他對家里人說，小灶是人民給我安排的，你們都無權享用。他的女兒都和我們一樣到中南海的食堂排隊打飯，全家一個星期團聚一次，在周六晚上。”
　　吳連登感慨，當毛澤東的子女很難，“主席對他們要求非常嚴格。每周末吃飯，孩子們要和爸爸交流讀書心得和對社會問題的思考，緊接著布置任務，還要讀什么書，下個禮拜再來講。”
　　“毛主席還教育孩子，說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是他的同事，都要叫叔叔阿姨。李訥比我大，但現在還叫我叔叔，我說快別叫了。她堅持說，‘那不行，這是我爸立下的規矩，不能變。’”

　　毛主席的兩難

　　除了管錢難，吳連登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改善主席的伙食上。“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湯，一個葷菜，一個魚，一個半葷半素，一個全素。每天的食譜、菜品采購，都由我來定。我的責任重大，如果主席因為吃不好而生病，我沒法向全國人民交待。”讓吳連登苦惱的是，毛主席從來不對飯菜發表任何意見，也從來不主動說想吃什么。“有時我們說，‘主席，加點菜吧。’主席就說，‘吃這個很好了，很多人還吃不飽飯哩。’他說中國不缺我毛澤東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國家的錢，部長們、省長們、村長們都可以拿。他用自己的行為樹立了廉政的作風。”
　　吳連登說，毛主席有兩難，吃飯難、睡覺難。不提醒他吃飯、睡覺，他的文件永遠看不完。“毛主席的作息時間和我們普通人完全不同，他每天要工作20個小時，常常是中午才吃早飯。到了晚年，如果不用安眠藥，主席幾天都毫無睡意，腦子里全裝著各種事情。”按照護士的吩咐，每次毛主席吃完安眠藥后，吳連登都要給主席準備一餐，避免對身體造成損害。“有時候用了一次藥，主席沒反應，依舊在工作，毫無睡意。幾個小時后還要再用一次，有時用三回都不管用。”
　　讓吳連登驚訝的是，后來護士給毛主席開了一種強烈控制神經的特效藥物“水化氯醛”，毛主席靠它入睡。一次去武漢開會，累得幾天沒合眼的吳連登，將主席杯底剩的一小口安眠藥喝了下去，“我當時立刻就失去了知覺，不省人事。要是用主席那么大的量，估計再也醒不過來了，可見主席的工作強度。”
　　為了避免等候時間長，飯菜變涼，吳連登專門訂做了瓷碗。“后來有人傳言，說主席有專用的瓷器，其實不是。主席原來用的碗是景德鎮的，有一次他說：‘我們湖南醴陵，那個地方的瓷器很不錯。’我很快訂了醴陵的瓷器，讓最好的工匠來制作，一個碗重124克，很輕很薄。主席第一次拿這個碗很高興：‘這好啊！鄉情呀！’”吳連登說，主席的胃口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而變化，“我們每天翻大參考，一有大事，就要以素食為主——這時主席吃不下飯，葷的肯定不行。”
　　除了四菜一湯，吳連登還要準備四個小碟。“一碟蒜泥，一碟辣椒，這是每餐必備的。還有兩碟是兩道其他的菜，如果主席吃了，我心里就有譜了，明天就做給主席吃。因為主席不允許剩菜，做的不可口浪費了，決不允許。”
　　有人說毛主席常吃紅燒肉，吳連登糾正說：“其實主席絕不是天天吃、每周吃，我們安排一個月吃兩三次。主席平時吃雜糧、青菜比較多，幾乎每天要吃一個紅薯，一個玉米。中南海以前在玉泉山有個地窯，每年會存放這些東西，我就是從那里買回來，一年四季不斷。”
　　吳連登說，毛主席喜歡吃魚頭，如果中南海打了大魚，他就去買來，把魚頭弄下來。“但剩下的魚身子，去不能留下給孩子們吃，要再去賣給食堂。我還要用賣來的錢，給主席購置其他的蔬菜。家里就是這么緊張，一點不假。”吳連登說主席從沒有補過鈣，但他有個好習慣，愛吃小魚小蝦，愛吃肉皮，這可能也是主席長壽的秘訣。
　　吳連登說，毛主席一生吃、穿、用都沒有講究。主席的家里也沒有一件擺設，更別說是什么古董玉器了。主席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煙和茶。“茶葉，主席一直喝龍井。但抽煙，卻讓我們費近了心思。”吳連登介紹，主席戰爭年代抽過旱煙，抽過從國民黨繳獲的紙煙和其他雜牌煙。解放后，還抽了幾年的三五牌香煙。也抽過中華、熊貓。但1969年，主席對雪茄產生了興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領導們開會，旁邊坐著李先念，他抽著雪茄煙。主席總是看他，眼巴巴地看著。一般開會沒人給主席遞煙，李先念那天給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過來，他說，‘先念啊，你抽這么好的煙，也不告訴我。’”
　　從這之后，吳連登開始四處打聽李先念抽的雪茄。“它不是國外進口的，是成都一個老師傅自己卷的。我們把他請到了北京，專門給主席卷煙。這個雪茄煙有個缺點，抽了容易引起咳嗽。為此，我們在里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藥。我們還考慮，主席畢竟年齡大了，又有煙不離手的習慣，為了保證安全，不引起火災，這個煙加了一個特殊的工藝，在30秒之內不抽，它就會自動熄滅。”
　　吳連登感慨地說：“如果非要說主席有什么特權，享受了什么生活。那么這個抽煙，就是主席唯一的一點要求和喜好。主席去世后，我坦誠地講，家里沒有剩一分錢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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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訪進行了6個小時，吳連登絲毫沒有倦意，每每提起主席，他總是情緒激動。“我尊敬主席，也崇拜主席。我是一個小小的管理員，不敢全面評價主席，但我希望能通過這些微小的側面，讓大家了解中國的偉大領袖！”

　　（二）原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毛澤東稿費上億，純屬造謠！

　　為了進一步核實毛澤東家庭財產的問題，吳連登特意去找了汪東興同志，還專門拜訪了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中南海財務處處長劉元祥、中央辦公廳專職負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別財務的鄭長秋等人。
　　“他們最了解毛主席稿費和經濟狀況。汪東興同志已92歲高齡，鄭長秋同志也是82歲高齡，二老雖然精神很好，記憶力驚人，但他們畢竟年事已高，不可能頻頻出來澄清，吳連登特意將二位老人的意見收集整理，一一向記者轉述。
　　汪東興，人稱“中南海大管家”，在毛澤東身邊擔任中央警衛工作30余年，曾任公安部副部長、中央警衛工作30余年，曾任公安部副部長、中央警衛局局長、中央辦公廳主任、黨中央副主席等職，為粉碎“四人幫”發揮過特殊作用。現離休在家。
吳連登拜訪汪東興時，汪老正在為此事憤憤不平，“我們不能沉默了，知情者要說話！一些報刊搞得風風雨雨，說什么：毛主席的稿費高達1.3億多元。這太離譜了！據我所知，毛主席的稿費就是120多萬元，具體的數字可以到中辦特會室去查。”
　　但讓記者疑惑的是，有些媒體報道不僅對毛澤東的稿費數量有精確計算，還詳細羅列了得出此數據的依據。有篇報道稱：“1967年3月，國務院提出了關于《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選》、《毛澤東詩詞》稿酬的計算標準建議：《毛澤東選集》（1—4卷）平裝本、精裝本每套稿酬1角；《毛主席文選》稿酬每本2分5厘；《毛澤東詩詞》每本稿酬3分……”
　　汪東興說：“十年‘文革’期間，出版過數以億冊的《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語錄》、《毛澤東詩詞》等，但是毛澤東沒有拿過國內一分錢稿費。我們以毫不客氣地說，這些人完全在胡說八道，亂寫。”
　　吳連登也向記者證實：“毛主席有個脾氣，決不摸錢。他的這些錢，我們比他自己還清楚。‘文革’時主席沒有稿費。不過在國際上，主席的稿費確實是有的。那時，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翻譯出版了很多毛主席著作，常給毛主席匯稿費過來。主席都讓辦公廳轉匯回去了，沒有留，都是東興主任經辦。”
　　據汪東興說：“不要說什么毛主席有‘億元稿費’，就是那一百多萬，他老人家都覺得太多了，還責怪過我。記得有一次，毛主席問我：‘這個稿費，你怎么越搞越多呀？’我說，‘不是我搞多了，是每年有利息，當然就越來越多了。’”
　　有媒體稱：“1976年12月底，毛澤東存放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稿酬累計存款為7582萬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黨小組’的名義開戶的。”“另外，毛澤東以個人姓名在中國人民銀行中南海支行開設的戶頭，賬上通常存有八九十萬元。”
對此，汪冬興肯定地回答：“毛主席稿費存放的地方，既不是什么‘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黨小組’，也不是在什么‘中國人民銀行中南海支行’開設的戶頭。黨小組怎么能保存毛主席的稿費？講不通嘛！中南海什么時候有銀行了？毛主席的稿費存放的地方，事實上只有一個，那就是中辦特會室！”
　　汪冬興回憶道：“記得有一次，我到毛澤東那里辦事，談起了稿費問題。我問主席，‘您的稿費不能總存在特會室名下——’毛主席毫不猶豫地回答：‘稿費是黨的稿費，老百姓的稿費，不是我毛澤東的。’我說，‘那將來孩子們怎么辦？’主席說，‘孩子們都長大了，他們為人民服務，人民會給他們一定報酬，可以自己養活自己。’他老人家的子女也很爭氣，很自覺，從來沒有打過毛主席稿費的主意，更沒有提出要毛主席的稿費。”
　　吳連登拿出了他收集的報道資料，念給汪老聽：“某雜志報道稱，江青曾先后5次聲稱她有權繼承毛澤東的遺產，并提出提取5000萬元給女兒和親屬，但她的要求被拒絕了。李敏、李訥也申請過，也被婉拒了，其后由中辦先后給她們二人撥下近200萬元，購買住宅和留作家用。”
　　“5000萬！”汪東興聽后笑了，“30多年前的5000萬是什么概念？江青會提出如此驚人的數額？我不相信。我只記得毛主席跟我講過的，他老人家說：‘江青以為我要死了，要辦后事了，向我要15萬元。我給了他3萬。’這些事情我不會亂編的，你們可以到特會室查嘛！”
　　吳連登繼續讀：“還有刊物報道，江青通過您從毛主席的稿費中拿走了38萬元人民幣和2萬美元。”“毛主席還先后兩次提取存款，給汪東興4萬元，其中有1.5萬元是給他家屬修理房屋用的。”
　　汪東興站了起來，一臉嚴肅地說：“沒有這回事。毛主席的稿費里根本就沒有美元。別說我拿了毛主席4萬元，就是40元、4元、4角、4分也沒有！我絕不會在這樣的問題上犯錯誤！”

　　（三）原中辦特會室財務鄭長秋為取主席稿費，被軟禁兩個小時

　　從1952年到1986年離休，鄭長秋一直在中央辦公廳工作，專職負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特別財務。吳連登告訴記者，“鄭老對毛主席稿費的收入、支出究竟有多少最了解。”
　　吳連登來到了鄭長秋同志家。鄭老聽說毛主席的稿費被炒至上億元，非常驚訝。“毛主席的稿費一直是我管的，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共計為124萬元人民幣。這個數字肯定是準確無誤的。”
　　鄭長秋還記得，1976年10月初，汪東興到毛家灣檢查毛主席遺體的保護情況，順便到“毛著”編委會去看望同志們。“他當時還囑咐，要把毛主席的稿費124萬元人民幣用在出版毛主席著作上，并交待要把編委會人員的生活搞好。后來我們還是沒有動用毛主席的稿費。”
　　鄭長秋證實：“到1983年底，毛主席的全部稿費為157萬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調了，稿費比原來多出33萬。主席在世時，汪東興對稿費管理得非常嚴格，每次稿費的收入和支出都由汪東興同志簽發，從來沒有亂批過一分錢。關于稿費的使用情況，汪東興同志每半年要向毛主席書面匯報一次。”
　　鄭長秋回憶，當年毛主席的稿費主要用于資助中國革命的黨外民主人士和特殊開支。“毛主席每年都給章士釗、王季范各2000元，分上、下半年兩次。給王季范的那一份，幾乎都是王海容來取的。遠在湖南的毛家親屬偶爾來京看望毛主席，他們的食、住、行和看病等費用，比如毛主席的堂弟毛澤連來京看病，偶爾主席工資不夠，就從他的稿費中支取。還有就是不定期地給主席老家親戚寄點錢，數額非常少，僅僅是作為解決臨時溫飽之需。”
　　鄭長秋還記得：“1972年，經毛主席批示，分別給賀子珍、江青、李敏、李訥各8000元，作為生活補貼之用。當時，賀子珍在301醫院住院，我把8000元送給她時，她特別感動。她說：‘這錢就放在你那里，我需要開支的時候再取’。后來我幾乎每周都去一次301醫院，總不見她要買什么，我就給她買了半導體收音機、錄音機、錄音帶和一些生活必需品。賀子珍在住院期間花了4000元，我就將剩下的送給她，她再三推辭，堅決不要。最后又放回毛主席的稿費中。”
　　吳連登也知道鄭長秋談到的這一事實：“那4 個8000元，最初是因為1972年李訥生下了兒子效芝后，生活非常困難。毛主席早有規矩，孩子們參加工作，拿到工資，他就不再補貼。那些年，李訥的工資僅有幾十元，要維持家庭生活、要請保姆、要買奶粉。從來沒向父親伸過手要錢的李訥，實在沒有其他辦法了，才找到張耀祠同志求助。張耀祠覺得李訥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寫了張條子請毛主席批準。毛主席后來也動了情，說：‘不要批了，你說該給多少錢？’張耀祠就說：‘這回李訥開銷不小，給個幾千塊吧。’毛主席這才同意從稿費中支取8000塊錢給她。”
　　當時，這筆錢還是由吳連登負責轉送的。“我沒有將這8000元一次性給李訥，擔心她萬一用過了頭，再開口要就難了。我以李訥的名義存進銀行5000元，把剩下的3000元交給她本人。李訥當時感激得連聲說‘謝謝’。之后，毛主席出于對親屬的一視同仁，又分別給賀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作為生活補貼之用。”
　　鄭長秋說，江青為了取走那8000元，中間還發生了一段小插曲。“1972年的一天，毛主席的秘書張玉鳳坐著華沙轎車來到中辦特會室，說經汪東興同志批準，主席處（其實是江青）來取8000元特用金，還要嶄新的大票（當時最大的人民幣面額為10元一張）。特會室一下子哪有這么多的新票、大票？我就決定和張玉鳳一道去銀行取。”
　　在西單北邊的一家銀行，鄭長秋自報家門：“我是中辦特會室的財務，名叫鄭長秋。”銀行工作人員看了看穿軍裝的張玉鳳，感覺到情況有些異常，但還是從容地應付著：“鄭長秋？噢，知道知道，通過不少電話，中辦特會室有這么個人。啊，你們稍坐，我去去就來。”他立即向銀行領導做了匯報：“鄭同志平時都是一個人來，這次卻帶了位女同事。”領導下令先穩住兩人。工作人員出來表示歉意：“我們銀行現在沒有這么多新票，要到庫里去提。請二位耐心等候一下。”說著，他把鄭長秋和張玉鳳請到客廳里，又是敬煙又是泡茶地招待起來。
　　緊接著，銀行領導一個電話打到了中辦政治部查詢有關情況，在得到“不知道”的回復后，又撥通了汪東興秘書孫守明的電話，這才真相大白。而此時，鄭長秋和張玉鳳已經在銀行被客客氣氣地“軟禁”了兩個小時。可見，當時要取出毛澤東的稿費并非易事。
　　采訪中，吳連登多次向記者強調，“毛澤東的一貫的思想是‘稿費是黨的錢，是老百姓的錢’。主席一生非常清廉，從自己抓起，給工作人員樹立了很好的形象。他老人家一再聲明：我參加革命就是解放老百姓，建立新中國，使全國人民過上好日子。錢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專題]毛澤東稿費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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