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沈浩的離去，讓小崗村再次成為媒體與公眾關注的焦點。同時，伴隨著這次事件被逐漸揭示出來的，還有許多小崗村往日鮮為人知的事實。
我們不妨在這些公開材料的基礎上梳理一下小崗村。看看它在哪些方面具有典型意義？又有哪些值得我們深思。
由于小崗村18名村民的一次“壯舉”，小崗村在改革開放的歷史上占據了一個特殊地位。
正是由于這個地位特殊，所以，在過去對小崗村的種種爭論中，一個永遠的主題是小崗村能為這三十年佐證什么？——小崗村當年的選擇是對是錯？究竟是歷史的進步，還是開歷史的倒車？它在農業經濟發展的方向、農業生產管理模式的改變、農村組織形式的探索等方面，為中國廣大農村地區起到了一個什么樣的示范作用？等等。如果用一句較為簡單的話概括，就是“政策方向正與誤，農村改革得與失”。
對小崗村依舊持肯定態度的人，肯定其“自力更生的奮發圖強精神，實事求是的和諧求真精神，敢為人先的突破創新精神”；而對小崗村持否定態度的人，則對小崗村的現狀表現了充滿悲觀的失望，甚至語帶譏諷。一句話，盡管小崗人的精神仍然被肯定，而小崗村的現實狀況卻難以為改革開放做一個漂亮的注腳。
客觀說，把小崗村作為一個政策拐點來標注它是不恰當的。它即不是浙江嘉興南湖上的船，也不是貴州遵義的那座土樓……對小崗村如此定位，在給了小崗村榮耀的同時，也讓它背負了它無法承受之重。
對于當年小崗村按手印的村民來說，他們按手印時，既沒有政治理想，也沒有明確的訴求目標，更想不到這種行為后果的轟動效應。他們僅僅是試圖改變而已。盡管對于他們來說，做出這樣的選擇或許的確有些冒險，但為這種冒險行為提供精神支撐的，僅是農民面臨困境時所表現出的思變本能，或者說是農民式的不羈。這無法也無需上升到“憑借信念追求真理銳意創新”的層面。他們僅僅是一群普通的農民，他們僅僅是用一種典型的農民的方式，在尋求生存之道。本質上說，這與揭竿而起并沒有太大的區別。——對抗，大不了殺頭。
讓所有的光環都褪去，我們才能看清小崗人，看清農村，看清中國農民。
不壞早前就說過，不壞是一位進城農民。不壞與農民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不壞眼里的農民，不是政治注腳，不是生產工具，不是被經濟大潮所驅使的經濟動物、掙錢機器，不是被城里人反復討論是否應該寬容的對象……而是一個或許有不足，但卻必須得到尊重的巨大群體。
以上，是不壞此次關注小崗村的一個基本視角。
應該說明的是，研究小崗村，不同于研究華西村、南街村。研究華西村、南街村，是尋找類似特例所提供給我們的啟示。而研究小崗村，則應重點研究農村深層共性問題所在。應該說，至少在現階段，華西村南街村最多只是中國社會極少數村莊的明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復制性；而小崗村的現狀則提示著決策者：這才是中國現代大多數農村的現實狀況，這是不能也無法回避的。
一，小崗村的代表性
首先，我們必須取得以下幾個共識：
（一），小崗村的地理位置與交通環境，在中國中東部農村地區中屬于中等偏好。
小崗村位于安徽鳳陽縣東部，距縣城25公里，屬皖中平原地帶，距京滬鐵路4公里，距省道307線7公里，小崗村的小崗大道連接省道101和省道307線，小崗村距南洛高速公路鳳陽出口15公里。距明光、臨淮兩個淮河航運碼頭均20公里。
（二），小崗村的經濟狀況屬于中等偏好。——暫且不論這是輸血還是造血的結果。
目前，小崗村耕地面積8713畝，人均2.3畝。小崗村除傳統農業外，還有葡萄、蘑菇等農業種植及豬、雞等養殖項目。工業有小崗面業、鋼構廠、裝飾材料廠、節能電器公司等工業企業。其它還有旅游業等。2007年，小崗村人均收入達到6000元，2008年超過這個數（沒有找到準確數字）。——小崗村的人均（農民）土地資源與其它農村地區相當，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種植業、養殖業及工業的規模、模式與其它中東部農村類似。人均收入高于全國2008年 4700多元的平均水平。有旅游資源優勢，但不大。如，大包干紀念館從建館到2008年累計僅接待5萬人，門票收入僅百萬。簡單計算，每天到小崗村的游客僅幾十人。
（三），小崗村在文化、信息等其它方面的建設好于中國大部分農村。
小崗村有紀念館、文化廣場等文化設施，電話和有線電視比較普及。
（四），小崗村人口規模較大，有組織優勢。
小崗村在并村以后下轄23個村民小組，有849戶3823人，設有村黨委。據報道，正副書記共六七名。村民委員會情況不詳。財政方面，相信小崗村的財務應該是自理的——目前中國部分村級財務自理，部分由鄉鎮代理。小崗村現在的人口規模在中國農村中屬于比較大的（1978年以前的小崗村是20戶115人，后由于人口自然增長及合并周圍村子達到現在的規模）。
（五），用普通村的標準看，小崗村發展較好；用明星村標準看，小崗村很失敗。
在以往的爭論中，人們多認為小崗村是失敗的。但這種失敗，是人們用明星村的標準衡量的。是在與華西村、南街村等明星村的對比后得出的結論。而且，這種失敗，主要是指經濟指標方面，不包含其它社會指標。但我們通過以上分析與數據可知，如果僅把小崗村作為一個普通村莊來看，那么它的綜合發展水平還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因此，小崗村的地理位置、自然條件和基本村況在中國屬于中等偏好的水平，所以，可以認為小崗村在中國大多數農村中具有代表性。
二，小崗村的困境
接下來，我們在以上共識的基礎上分析一下小崗村的困境。——沒有這種共識，我們將失去探討的基礎。
除了自然條件與基本村況以外，我們還通過媒體了解到兩個基本事實：一，小崗村其實一直到5年前還很窮；二，近5、6年的發展，主要得益于省財政廳在小崗村的掛職干部沈浩。
據媒體報道，當年大包干18名發起人之一的小崗村村委會副主任關友江說，2003年，小崗村破破爛爛，一些人家還住著茅草房。全村人均收入2000元，低于市縣平均水平，集體欠款3萬。也就是說，盡管大包干后小崗村迅速解決了溫飽問題，但長期沒有發展，沒有致富。“一步跨越溫飽線，多年沒進富裕門”。盡管有最近六七年的發展，但小崗村至今也僅僅只是比全國大多數農村稍好一點。從這個角度來說，小崗村是有些不爭氣的。
然而，正是這種情形，恰好體現了中國大部分農村面臨的真實困境。難道不是嗎？改革開放初期，來自農村的好消息不斷，那段時間是農民收入增長最快的時期，1978—1984 年，年均增長達到16．5％；1985—1988年，農民收入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年均增長4．9％；而到1989—1991年，年均增長只有 1．9％；1992—1996年年均增長5．6％；1997—2000年，收入增幅連續4年下降，年均增3．7％；近幾年，農民收入又有所增加，保持了年均6％以上的速度，但這是在各項支農補貼持續增加、農副產品價格上漲的基礎上實現的，并不是農村又煥發出活力的表現。如果除掉補貼和漲價的因素，農村經濟境況并不樂觀。
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現在，中國經濟的發展動力與發展成果幾乎都出現在城市，國家在制定投資、金融、征稽、物價、消費等政策時，依據來源于快速發展的城市數據統計。而多年沒有嘗到經濟快速發展甜頭的農村，早先大包干所獲得的那點實惠早已干癟下去。于是，盡管農村也在發展，但卻非常緩慢，增收的部分卻遠遠小于增支的部分，即支付能力下降。——農村這架牛車，再怎么“快牛加鞭”，也趕不上已經駛上快車道的城市列車了。城鄉之間，差距越拉越大。
由于我們已經習慣于通過憶苦思甜來感慨昔不如今，并把由此產生的自我滿足感視為天經地義（小崗村就有“當年農家”的觀光點），所以，當城里人依舊抱著茅屋草舍雞鴨滿地糞便橫流的印象去農村，卻冷不丁看到農民新蓋的磚房時，很多人都會自然而然地感嘆：農村變化太大了！但殊不知：在中國城鄉居民的年人均收入差距相差一萬多元的情況下，農村人的消費如買衣服、買食品、乘車出行、在醫院里看病、送孩子上學……卻要花與城里人一樣的錢！你仔細想過這意味著什么嗎？農村地區的公共投入與社會保障遠遠落后于城市。
雖然晚了些，小崗畢竟脫貧了。但在全中國，絕大多數村子卻沒有小崗村幸運，還有太多沒有脫貧的地區。我們前面說過，小崗目前的狀況，好于全國平均水平。中國還有很多貧困縣貧困鄉貧困村。 2008年以前，中國農村貧困線設定為人均年收入683元，按這個標準統計，那時中國有4000多萬絕對貧困人口；2008年后，農村居民貧困線提高到年人均收入1300元，這一下子中國又多出4000多萬貧困人口，達到8000多萬。你能想象一個人全年只有1300元會是什么生活水平嗎？這又是多大一個群體嗎？——這還不包括各級地方政府官員為了炫耀政績而瞞報的貧困人口數，或虛報脫貧人口數。
對于地區農村貧困地區，國家和各級政府以及社會各界是有不少幫扶措施的。就比如小崗村。
這些年，小崗村得到過多少外界的幫助？具體數字肯定是沒有的，但大概算一下仍然會讓你覺得吃驚。
在沈浩到小崗村之前，1993年2月，在省人大代表嚴宏昌和其他代表的呼吁下，安徽幾大職能部門召開聯席會議，研究幫助小崗村發展經濟。會議確定了大約 1300多萬元的投資數額，……滁州市政府后來的一個紅頭文件說‘投資已到位661萬……’；1998年安徽省委從財政上撥了200多萬元用于修路，還在小崗村頭，還建造了氣派的牌樓；江蘇張家港市長江村為小崗村鋪了友誼大道；各級政府在小崗“大包干”二十周年紀念前后投資建小學、建水塔，還為每戶建了衛生廁所；2001年長江村又投資150萬元建起了葡萄園示范區，無償支援小崗村民種植葡萄。沈浩到小崗村以后，建“大包干紀念館”的300萬資金是沈浩爭取來的；修“小崗快速通道”花了1200萬元；此外，沈浩還爭取到一筆800萬元的財政專款，作為小崗村發展基金；2004年底，當得知國家即將對“三農”增加投入資金后，沈浩立即向上級部門爭取到了補助資金；2005年6月，村里四幢樓房建起，每戶自籌4萬、村里補2萬后，26家危房戶搬進戶均160 平方米的小洋樓；然后村里又爭取到一筆補助資金，給每戶補助2萬至8萬元，讓122戶小崗村民全部翻建了新房。……
夸張點說，以這樣的扶持力度，小崗村人即使什么都不干，只發錢也該富了。然而，事實卻是，即使這樣往小崗村砸錢，小崗村的綜合發展水平也僅僅好于全國一般地區的平均水平。
對于中國絕大多數村莊來說，自然沒有小崗村這樣的運氣。然而，連“改革第一村”都沒發展起來，更遑論其它村！
曾有一個笑話：陜北某地方政府為一個村子買了很多牛進行扶貧，但牛到了村子中以后，大家覺得，地少，用牛的機會并不多，但牛吃得卻很多，養不起。于是村里人把牛賣了，換成了羊。可羊還得放，而且很快啃光了坡上的草，于是人們又把羊賣了換成雞。可是，散養雞又不好好生蛋，最后，村子里的人就陸續把雞吃光了。這個故事具有批判性。而且，不光是批判了農民的懶惰與目光短淺，還有別的。比如，那些簡單地把牛送給村民的人。
單純對于小崗村來說，發展不起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上級地方政府的問題，也有小崗人自己的因素，有客觀條件的限制，也有主觀思想的根源。
2006年，沈浩第一屆任期期滿。嚴宏昌說：“小崗要想富，不能靠沈浩這棵搖錢樹。”然而，他的兒子嚴余山卻策劃了小崗村的第二次摁手印，留下了沈浩。用嚴余山的話說，之所以想留住沈浩，“一方面，他確實與其他下派干部不一樣，他把自己當成小崗人，真心為老百姓做事；另一方面，他背后有個‘大財神爺’做靠山，對小崗村有好處。”
同是2006年，沈浩帶著大包干發起人、村干部等13人，到南街村“學習集體經濟經驗，反思小崗發展之路”。在南街村檔案館留言簿上，沈浩寫下：“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隨后，2006年2月18日，沈浩召集了全村土地經營動員大會，宣布要建立“農業合作農場”，這個壯大集體經濟的思路得到嚴俊昌的支持，“只要能創效益，把地再次歸攏起來也值啊”。然而，他這個“合作社”夢想卻遭到嚴宏昌的堅決反對。歷史上的小崗村因反對人民公社、搞單干而成名。再把農民的承包地集中起來，豈不是變相搞“圈地運動”？這不是在開歷史的倒車？一些有疑慮的村民，也迅速站到了嚴宏昌一邊，合作社的事情，最終不了了之。
不難看出，小崗人不乏“自信自強自力更生”的意識，沈浩也并非沒有產生過“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念頭。假如，小崗人拿出當年按血手印的勇氣，靠“自信自強自力更生，發展壯大集體經濟”，還會不會有今天的尷尬？
不得不強調一下，對于集體經濟的呼喚，與“回頭路”、“開歷史的倒車”無關。
與之相關的，是農業在解決了溫飽以后要發展，而要發展就必須要解決一個瓶頸問題，這個瓶頸就是農業產業化與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模式的矛盾。農業產業要升級，就必然要升級農村經濟單元，以更大的經濟單位來規劃、管理農業生產，提高經濟單元投資、融資與抗御風險的能力。農業要實現產業化，就要不斷提高農業從業者的素質，在農業經濟中用專業知識管理農業生產的產、供、銷、儲、流等環節，提高農產品的信息、科技含量。以科學組織分工協作來提高土地使用率，提高生產效率……而這一切，在以家庭為經濟單元的模式下是無法完成的。小舢板只能在近岸處撈小魚蝦，要想駛得遠，就得造大船。
在大包干模式下，盡管土地依然姓“公”，但這種生產模式卻早就有個名字，叫“小農經濟”。
三，一個小崗村就是一個小社會
小崗村的經濟發展是“失敗”的。
如果非要找出小崗村經濟失敗的原因，簡單說就是，像小崗村這樣典型的中國傳統村落，還遠遠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波云詭譎。他們即不會資本運作（包括政治資本），又不懂借雞生蛋、借船出海，在即有資本，又有雞有船可借的情況下，卻沒有掘出金、換回銀、生出金蛋、揚帆遠航。
沈浩不錯，拿自己當小崗人。更重要的是，他是棵“搖錢樹”，他的原職單位是“大財神爺”，是個好“靠山”。所以，有一個“好當家的”，又能弄來錢，何樂不為？——盡管這有些依賴，有些投機，有些取巧，有些貪婪，但相信這不會是小崗村少數人的想法。換到其它村子也是一樣。不那么想的，是傻瓜村。
“跑關系”“挖背景”“找靠山”“攀龍附鳳”，自古就是中國的傳統。在經濟大潮的沖擊下，人們更是將之演繹為一道中國特有的風景。
村跑縣，縣跑市，市跑省，省跑中央，全民編織關系網。所以北京有無數駐京辦。這是中國人的一種普遍心理，普遍現象。在發展地方經濟時，大家都有一種對外部資源的嚴重依賴。資金、項目、政策扶持等等。這方面，小崗村優勢一些，其它村貧乏一些，但卻沒有哪個地方不在這方面下功夫。而且，中國有太多村子也正是籍此“在短期內獲得快速發展”的。有一種現象也可以為這種現象加個注解：中國有很多鶴立雞群式的村子，即使在整體并不富裕的地區，也會有經濟發展非常好的特例，如果仔細了解，這樣的村子往往是“中央或省里某位大人物的聯系點”。在這里，是根本沒有經濟規律的，發展都是填充式、輸血型的，大有一步跨進天堂之勢。在人們的觀念里，凡是能招來項目、引來資金、爭取到政策扶持的人，就是當之無愧的“能人”。
難道這不是現實的中國社會？如果你承認，那么也應該承認小崗村人的身上有著中國大多數人的共性。
沈浩要發展壯大集體經濟，這個想法得到了以嚴俊昌為代表的部分人支持，但卻遭到了以嚴宏昌為代表的部分人反對。這個矛盾最終導致沈浩的想法流產。
這就是農村宗族勢力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這種影響無處不在。在中國農村，不受宗族勢力影響的村子只存在于陶淵明的桃花源中。雜姓村分幫，單姓村分派；同姓結盟認宗，不同姓聯合認利；親戚互幫成族，朋友結拜成伙。說夸張些，即使在沒幫沒派沒宗沒族沒伙沒利的情況下，老子說話與兒子說話的份量仍然是不同的，而話語權的分量，并不取決于誰更有道理，而取決于誰是老子。
中國的農村，不是美國式的小鎮，也不是英國、法國式的農場，不是意大利城堡，也不是中北歐的鄉村，甚至也不是俄羅斯式的農莊……中國的農村，一個村子就是一個社會。
小崗村“失敗”了，這未嘗不是一種幸運：假如各級政府再多給小崗村一些關照，或者沈浩的能力再大些，弄到更多的錢，讓小崗村現在很富，那么有理由相信，小崗村就不是現在這種地位了。那時，很難想象，在媒體的強勢輿論中，在這個“改革開放第一村”的啟發帶動下，中國其它農村會以怎樣的熱情來競相模仿！中國人的骨子里向來不乏浮躁的，相信那時各種各樣的“明星村”要比現在多得多，比超女還要多。
那才是更大的不幸。
沈浩想寫一本書來描述他這些年在小崗村的感悟，但他的這個愿望沒來得及實現。我們有理由推測，沈浩對小崗村是有心得的。但只是，他的心得未必會引起共鳴。
沈浩死了，小崗村很多人為他落淚。但他活著時，卻沒有很多人來支持他的工作。他因為土地和砍樹的事，和村民發生矛盾，他壓制過村民，甚至使用并不磊落的手段去威脅過村民。但同時，他也因為向村民收水費而挨打。現在，地方政府都在努力塑造一個好干部沈浩形象，可當初，地方政府與他的關系卻很僵，甚至連幾張鳳陽花鼓節的門票他這個省里來的處級干部都搞不定……省里來的干部，落了地，卻生不了根，村民認可度低，在地方政府那里也未必那么有面子。
中國社會，就是這么復雜、矛盾。
正如坊間所說，經濟大潮涌，一浪高一浪，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
解決農村發展問題，光靠擦胭脂抹粉地抓典型、樹榜樣不行，離開實事求是與腳踏實地更不行。任何投機心理都只會讓農村問題變得更遭。低層次的“秀”功夫，是少數個體或群體對公共資源所表現出的貪婪與明搶暗奪。
小崗村不應該成為明星。小崗村作為明星毫無價值。我們的社會，不可能把明星待遇賦予中國近70萬個行政村約500萬個自然村。
應該讓小崗作為一個普通村去面對現實，應該讓小崗村人自己選擇往后要走的路：統起來？還是分下去？如果小崗村人愿意，他們也可以拿出當年的決絕再按一次紅手印，這樣的小崗村，未來無論貧富，它對中國農業的改革實踐來說都才具有借鑒意義。否則，如果繼續包裝下去，它對于中國社會便沒有任何意義了，充其量只是一顆偶然劃過天際的流星，并恰巧被詩人看到，從而幸運地得以流傳。
《中國農民調查》的作者陳桂棣、春桃在講述《小崗村的故事》時說，“再聰明的學者和杰出的政治家，也沒有能力設計農民的發展，只有傾聽農民的訴求，支持農民的首創精神，才能幫助農村發展。”
是啊，中國地方這么大，情況這么復雜，再好的政策都不可能包治百病。中國有太多地方是不可能按照領導的意圖來實現繁榮發展的。你不要想當然地以為到韓國考察了幾天便找到了中國農民的出路。你必須也只能尊重中國的農民，而不是總想如何指導他們。
中國，僅僅靠新農村建設、多予少取，或用補貼刺激拆舊建新、家電下鄉等措施，是解不開三農困局的。中國，應該從基本國策的層面來深刻反思農村、農業、農民問題了。這關涉社會穩定和子孫后代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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