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中國農村走向何方？——建國后農村社會改革的實踐與反思（一）
 

--------------------------------------------------------------------------------
 
時間：2006-10-25 19:39:01 來源：中國農村研究網 作者：張厚安  
  
編者按：張厚安（Zhang Houan），男，1928年元月出生，湖北省漢川市人，漢族。1953年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畢業?，F為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顧問、政治學教授，湖北省政策研究會顧問。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張厚安長期從事社會科學理論教學和研究。文革后，是全國最先致力于政治學學科重建的少數學者之一。近二十多年來專注于中國農村基層政權、基層政治組織和村民自治的研究，并在這個領域處于領先地位，在國內外有很大影響，被報刊譽為“走向鄉土大地的學者”。主編和撰寫的主要著作，在政治學方面有：《通俗政治學》（獲省優秀成果二等獎）、《政治學》、《簡明政治學》、《政治學辭典》、《簡明行為學辭典》、《政治學考試綱要》、《科學社會主義》（獲國家教委教材一等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國地方國家機構概要》（獲省優秀成果一等獎、國家級優秀教材獎）、《政治學叢書》等，是《大百科辭典政治學卷》的撰稿人；在農村問題方面有：《中國農村基層政權》、《中國農村基層建制的歷史演變》、《中國鄉鎮政權建設》、《中國縣以下層次區劃模式》、《中國農村政治穩定與發展》（被評為1996年‘五個一工程’的一本好書并獲一等獎）、《中國特色的農村政治——『鄉政村治』的模式》、《山東省萊西市村級建設“三配套”的實踐》、《鄉村政治制度建設》等。由他和徐勇主編的“村治書系”，《中國農村村民自治》和《中國農村村級治理——22個村的調查與比較》已經出版，《民主、法制與內動力——水月庵村村治試驗》等書也將陸續出版。他撰寫的“中國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系列論文”獲一九九五年湖北省首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政府一等獎。

引　　言

我的后半生在學術上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參與了全國政治學學科的重建，并使華中師大政治學課程在全國得以領先開設。二是從七十年代末就轉入重點研究農村問題，并創建了華中師范大學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二十年前我提出了“三個面向，理論務農”的口號，即面向社會、面向基層、面向農村，理論工作者也要為農業、農村、農民服務。所謂理論工作者要“務農”就是要使我們的理論研究立足于農村的改革，服務于農村的改革。要改變過去那種從理論到理論，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教條式、經院式的研究方法。要深入實際，特別是要深入農村。

全國人大第十屆三次會議閉幕會后，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同志舉行了記者招待會。會上溫總理在回答記者關于“三農”問題提問的時候，他引用了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的一句話：“世界上大多數人是貧窮的，如果我們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也就懂得許多真正重要的經濟學原理。世界上大多數窮人以農業為生。因而，如果我們懂得了農業，也就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备F人的經濟學就是農民的經濟學，就是農村的經濟學。溫總理還講到我國現在的農村改革已經進入到第二個階段，就是實行“城市支持農村、工業反哺農業”方針的階段，對農民要“多予、少取、放活?！?/p>

去年北大邀請我參加一個關于農村問題的學術研討會，由于工作時間上的沖突，我只提交了相關論文，未能到會。在論文中我寫了這樣一段話：“改革的實踐已經證明，如果沒有農村的穩定就不可能有全社會的穩定，如果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和農民的小康也就不可能有全國的現代化和小康。人們常說‘無農不穩’，但是如果務農者不能和務工、務商等行業的人一樣快地富起來，又怎么能夠調動廣大農民務農的積極性呢？今天農村人口大量外流固然是經濟發展規律所決定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一些非經濟因素所起的作用。我們還應當看到因為農村人口無序的大量外流所造成的如土地拋荒等一系列的嚴重問題。必須從根本上改變‘誰務農誰吃虧’的狀況。務農的人吃虧，務農的縣吃虧，務農的省吃虧，誰務農誰吃虧。必須防止城鄉差別的擴大，應該通過城市支援鄉村，工業支援農業，逐步實現農業的現代化和科學種田，從而減輕農民繁重的體力勞動，縮小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減輕農民的負擔，使多數農民的收入和生活質量能與城市人、與從事其它行業者一樣的得到同步的提高。只有這樣，廣大農民才會安心生活、居住在農村，才能安心務農，只有這樣，再加上其它改革措施，農業才能更快地發展，才能保證社會的穩定和國泰民安?，F在農民最根本的問題是不愿意生活、居住在農村，不愿意務農。根據最后一次人口普查，在我國有63.9％的人口生活、居住在農村，共8億零739萬人。如果脫離了‘8億農民’，也就脫離了人民的大多數。這就是中國最大的國情。二十多年來，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確路線指引下，全國農村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改革成績斐然?，F在，全國人大已經通過決定從2006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取消農民的農業稅賦。同時，中央還提出了建議社會主義新農村以改善農民的生產條件和生活居住環境，以期縮小不斷擴大的工農之間、城鄉之間的差距。但是，解決‘三農問題’仍然任重道遠?！?/p>

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半個多世紀的農村改革的實踐，作為一個年近八旬的老人，我親眼目睹了五十多年來中國農村的變遷，是見證者；在改革的過程中，許多重大的改革，我是工作隊員，也是黨的政策的執行者；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被下放到農村當了一年多的“社員”，又是黨的農村政策的身受者。同時作為一個從事了五十多年馬列主義理論教學研究的理論工作者，我不僅能夠根據自己親身的經歷來講述這段歷史，來回憶改革的經過，并且能對半個世紀來我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革的實踐從理論上進行反思。下面我想分成土地改革、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合作化與公社化）、1978年撥亂反正后農村的巨變和我們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在湖北省黃梅縣水月庵村進行“村治”實驗的啟示四個部分來談談我的一些看法，希望對今后農村的深化改革有所裨益。

一、　土　地　改　革

   ——從1950年“紅安試點”談起

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所以能夠打敗國民黨取得勝利，主要是依靠農民，依靠農民戰爭，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結果。民主革命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能否得到廣大農民的支持和參加是解放戰爭成敗的關鍵。而農民問題的實質又是土地問題。誰能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誰就能得到農民的擁戴。所以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民主革命時期的土地綱領。其中心內容也就是要實現如孫中山主張的“耕者有其田”。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后，必須兌現對農民的承諾。武漢市是1949年5月16日解放的。1950年，當時的中南局就決定在湖北省的黃安縣（后改為紅安縣），進行土地改革試點，為期一年。我被中原大學指派，參加了黃安縣的土改工作隊，親歷了這場土地改革。土改就是為了實現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土地綱領。

土改工作隊首先在孝感集訓，提高階級覺悟和階級感情，學習土地改革的一系列政策。隨后我們背著四十多斤重的行裝步行三天到達黃安縣，當時的黃安，生產水平非常低下，田地荒蕪，民不聊生，一片荒涼景象。絕大多數農民吃不到米飯和白面，都是吃紅薯，而且還是紅薯根、苕葉并帶有泥沙。廣大貧苦農民溫飽問題都未能解決?！霸缟先胲?，中午苕三碗，晚上苕當飯，明天早上還是苕?！边@就是當時農民生活的真實寫照。

下面我講的雖然是紅安1950年土改的情況，但是它卻帶有一般性。從中也可以得出一些共同的結論。

首先在我們下村以前，對那些有重大惡跡、有民憤的危險分子進行了摸底排隊，并對其中最危險的人進行了嚴格的監控。下村以后，土改工作經過了幾個較大的環節：扎根串聯發動群眾、劃階級斗地主、鎮壓反革命和惡霸地主、分田地（和地主的房屋和財產）、復查、政權建設，然后轉入發展生產。其中，發動群眾和劃階級又是整個土改運動成敗的關鍵。

扎根串聯深入發動群眾

充分發動群眾是土改順利進行的基礎。當時的農村，封建宗族房頭關系影響極深。農民中非常重視相互間的血緣聯系，并以此來分親疏。我們針對此就大力宣傳階級觀念、強調階級親，宣傳剝削與被剝削和誰養活誰的道理，來提高廣大農民的覺悟。

但是這一工作的難度很大，因為地主、富農與貧民、雇農的剝削與被剝削關系都是在一種親情、一種叔伯、兄弟等關系的外衣下掩蓋著。特別是一些老實的農民，長期來他們認為如果不是地主、富農看在親戚關系上，租土地給自己或者雇傭自己，生活可能會更困難。他們對地主、富農往往更多的是感激。而看不到是自己的勞動養活了他們，認識不到自己受剝削的道理。

為了把群眾發動起來。下村后，第一步就是要進行訪貧問苦找到一個幾代人都是受剝削受壓迫的農民住戶，也就是要扎正根子?？墒俏覀兿氯ヒ院?，那些主動接近我們的，往往不是我們想依靠的貧苦農民，而是一些游手好閑的二流子、流氓無產者。后來土改中，有一些地方運動表面上搞得轟轟烈烈，卻出現了捆綁吊打和為了挖地主的浮財甚至逼死人等違反政策的做法，大多就是因扎根不正所造成。所以當時非常強調扎好根。只有根子扎正了，那么通過土改根子再去串聯其他人就比較可靠了，這就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道理吧。

我記得有一次我被派到一個叫袁家畈的村子去土改。這是一個千戶以上的大村。這也是舊社會的一個土匪窩子，因男人當土匪被鎮壓而成為寡婦的就有一百多人。這個村的民居建筑非常有“氣勢”、不少家里都修有暗室、暗道，整個村落橫縱交錯極其復雜。這也是一個宗族勢力很強的村。我背著背包來到村長家，村長初步介紹了情況之后，問我住在哪一家，我一時無法決定。天已經黑下來了，我說今天就先住在村子的公屋里吧。于是村長把我帶到了在村頭上的袁家宗族祠堂。這是一個非常高大寬闊的祠堂，祠堂四壁擺放著許多村里老人準備去世后用的棺木。村長叫人把一副棺木抬到祠堂中間并把蓋子翻了過來，再放上一捆稻草就算是我的床了。我把背包打開，鋪上被子，關上祠堂的大門就睡到這棺材蓋上。屋里一篇漆黑，外面刮著大風，腦子里盤算著明天怎么深入群眾，找到一個可靠的住戶，心里卻害怕極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住在這么一個可怕的地方。越怕越睡不著。到了深夜，祠堂里不斷的發出了喳喳的響聲。當時我并不知道這是因為祠堂年代久遠，四周板壁干裂發出的聲音，嚇得將頭緊緊的蒙在被子里。這一次我也領教了什么是“度日如年”了。第二天天一亮，我趕緊找到村長對村里住戶進行摸底排隊，然后進行家訪，找到了一戶經過詳細走訪、調查，認為各方面都比較符合條件的住戶住了下來。

發動群眾是艱難的，但是一旦群眾發動、組織起來后，他們暴發出來的熱情和聲勢也是巨大的。紅安是革命老區，也是一個山區，到了冬天，天氣越來越寒冷，白天勞動，晚上開會，大家圍在用樹蔸燃燒的火邊取暖，邊唱著“誰養活誰”等革命歌曲，邊討論問題。當時的階級路線是“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并由貧雇農和中農組成農會。在以后整個土改的過程中，一切重大問題都先經貧雇農討論，然后通過農會把政策交給廣大農民去貫徹執行。

充分地發動群眾乃是土改順利進行的基礎。有些地方后來在復查中發現許多問題，存在著夾生飯，其根源都是由于群眾發動不夠或者依靠的人出現了偏差所導致。

為了更好地發動群眾，土改工作隊員都與農民實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們被輪流派到貧農、雇農和中農家里吃飯，每天交一毛錢。有一天我被派到了一家患有肺病的貧農家里，雖然他不斷地咳嗽、吐痰，家里衛生條件極差，我還得硬著頭皮與他們同桌吃飯。也是在土改時期，農民手把手地教會了我犁地、栽秧、割麥子等農活。也正是在這期間培養了自己對勞動人民更深的感情，加深了勞動觀念。這就是說，發動群眾的過程既是提高農民階級覺悟的過程，也是自己接受他們教育的過程。

劃分階級，“勞動不勞動分地富”

劃階級就是要分清敵、我、友。因此嚴格地按照政策正確地劃分每個農戶的階級成份，對所有的村民來說都是一件大事情，同時這也是土改成敗地關鍵。

當時，根據土改政策將農村階級成份劃分為：貧農、雇農、中農（佃中農、中中農、富裕中農）富農、地主和小土地出租（這并不是一種成份，只是因為其主要生活來源非土地收入）。我們的做法是：首先在少數貧雇農積極分子（也就是我們依靠的土改根子）會議上對全村逐戶摸底排隊，計算各家的人口、田地、家庭成員是否參加勞動、是否有土地出租或者租有他人的土地、是否有雇工或者受雇于人、是否放有高利貸或者受高利貸盤剝、除土地外是否有其它收入、計算每戶解放前三年的主要生活來源、搞清解放前每戶家庭成員的變化（如：娶媳婦、嫁女兒等）；接著在村農民協會大會上報告各戶的基本情況，請大家進行審查、比對；在各戶自查和互查的基礎上出榜公布。情況基本弄清楚，大家無異議后，再開會劃階級。采取自劃和互劃的辦法，很快誰家是貧農、誰家是雇農、誰家是中農、誰家是地主或者富農就出來了。少數有爭議的農戶暫不定案，再進一步了解情況后慎重處理。

在劃階級過程中有幾個難點：1、佃中農與貧農的劃分。二者都租有地主較多的土地，都受地主剝削。不同的是：貧農自己有較少的土地或者完全沒有土地，缺少耕牛農具，生活貧困；而佃中農一般自己有較多的土地并且農具耕牛比較齊全、家庭勞動力比較強，農副業等各種收入較高、生活較好。我們在二者界限難區分的時候，往往是就低不就高，都劃為貧農。2、富裕中農和富農的劃分。二者都有土地出租，或者雇有長、短工，都有一定剝削，不同的是二者剝削數量的區別，當時政策的規定是剝削量超過其總收入的25％的就應劃為富農，有剝削但是其剝削量不足25％的是富裕中農。也就是說剝削量超過25％是二者從量變到質變的分水嶺，而這一點往往很難把握。在當時，有掌握從嚴的傾向，把那些可劃可不劃為富農成份的農戶也劃成了富農。3.地主和富農的劃分。勞動不勞動分地富，不勞動而擁有大量的土地，完全靠雇工和出租土地過剝削生活的才是地主。但是我們常常遇到這種情況，有的農戶擁有土地數量很大，有雇工，并且出租土地，主要收入是剝削所得。但是，家庭主要成員又參加部分勞動。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辦？當時為了滿足貧雇農多分土地的愿望，我們往往把他們的這種勞動說成是監督雇工而進行的“監督勞動”，說監督勞動不算是勞動。今天回過頭來看，應該說是一種“左”傾向。

在劃階級的過程中，為了提高貧雇農的階級覺悟并與地主、富農劃清界限，從一開始就強調要通過斗爭來取得勝利，一再強調要防止“和平土改”。所以劃分階級最后是以斗地主來完成的。

為了斗倒地主，工作隊員都做了非常深入細致的準備工作。那天，是我工作的劉仁里村開展對地主斗爭會的日子?？h長程鵬同志親自下來視察，他坐在斗爭會場的最后邊觀看。斗爭會開始了，首先由貧雇組組長發言訴說這個地主的發家史，控訴了他多年以來對本村貧苦農民的壓迫和剝削。接著其它人一個接著一個的發言，發言很踴躍，群眾的積極性很高，不斷的有人帶頭呼口號。但是這個老地主就是不低頭，表現出明顯的不服。我正在著急的時候，突然地主家的那個一直未能發動的老長工站起來了，他不再去算那些剝削帳了，一下子把話題轉移到地主的家事上來，他用非常具體、大量的事實揭露了地主家腐朽、淫亂的生活情節。這是地主份子出乎意料的，他一下子低下了頭。我也松了一口氣。程縣長[1]看到這里也綻開了笑容。

在我工作的永和區，還開過兩次幾個鄉群眾參加的大型的斗爭會。這兩次是斗爭惡霸地主，通過斗爭，當場宣判并處死了幾個有命案和重大罪行的惡霸地主。這也是土改過程中發動群眾的一個重要環節，從而造成一種強大的對敵斗爭的聲勢。當時提出的口號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套鑼鼓一起打。

分田分地，先填“坑”后補“齊”

土改，主要是對地主的田地、農具、耕牛等生產資料和房屋予以沒收，分配給廣大貧、雇農。對地主的生活資料一般是不動的。但是，在發動群眾的初期，有的地方為了急于讓群眾享受到勝利的果實，提高斗志，往往把注意力放在挖地主的浮財上。特別是那些二流子對此最為積極。他們首先把矛頭放在追地主的金銀財寶上，有些地主份子也因害怕，暗地里將財產分散到親戚朋友家，或者埋藏在地下。對地主的浮財群眾心中是無數的，只是猜測他們可能有什么，有多少。為了挖出更多的地主浮財，不少地方都發生了違反政策的做法。有時，土改工作隊員到隊部開會去了，積極分子在村里就私設公堂追地主浮財了，于是捆、綁、吊、打等錯誤的做法都出現了。

根據政策在土改中先對地主的田地和生產資料、房屋全部沒收。對富農則是沒收其多出的土地，對其房屋農具一般不動。對待中農（包括富裕中農）的土地、農具、財產是不準動的。在分配中，則是先滿足貧、雇農，叫做“填坑”；然后補給佃中農不足的部分，叫做“補齊”。對于地主份子及其家屬則分給同等的一份。土地改革要消滅的是地主階級、但絕對不是要從肉體上消滅他們每一個人。土改的目的是要實現耕者有其田，同時也是要把每一個地主份子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成為新人。另外，在分田地時，我們并沒有對全村的土地重新丈量，而只是根據原有的地契和大家的記憶（本村田畝的情況，農民都很清楚，他們能一塊一塊的講出來），經過貧雇農和佃中農的討論、協商，肥沃的與貧瘠的搭配、離村遠的和離村近的搭配、水田與旱地搭配，比較順利地獲得公平合理的解決，大家都很滿意。                 

田地分完后，經過一段時間，工作隊又組織了復查。復查的重點是查階級劃分是否嚴格地執行了黨的政策，查漏劃、查錯劃；其次查土地、農具、房屋分配是否公平合理，特別要求檢查是否按政策分給了地主份子及其家屬同等的一份。有不少地方分給地主的那一份往往是最差的。只有通過了復查的地方，才算土改工作基本結束。

土改后，村子里牽起了電線，家家戶戶安上了電燈，并掀起了辦夜校、掃文盲、學文化的熱潮。各村還自發地組織起了生產互助組，準備春耕生產。土改翻身后的農民沉浸在喜悅之中。他們發自內心地歌頌毛主席，歌頌共產黨。

選舉鄉干部，投下神圣的豆子

土改完成后，接著進行了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當時縣以下是區公所、鄉（鎮）政權和村公所三個層次。區公所是縣的派出機構，村公所則是鄉（鎮）的派出機構?！按濉狈Q行政村，有的是一個大自然村設有一個村公所，這個大自然村就是一個行政村；有的是若干個小自然村合設一個村公所。那么那些小自然村加在一起才是一個行政村。村公所主要完成鄉（鎮）政府交辦的各種行政工作，和今天的自治村是不同的。“村”設村長一人，秘書、干事各一人。所以農村基層政權建設主要是指鄉（鎮）政權建設。

這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尚未召開。還沒有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所以當時建立鄉（鎮）政權主要是成立鄉一級人民政府。

翻身后的農民政治熱情高漲。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各鄉鄉政府選舉動人的情景。其過程是：先由各村選出代表若干名，同時經各村代表反復醞釀提出鄉政府成員候選人名單。最后由土改工作隊匯集確定了十四個候選人組成的統一名單，再交各村討論提意見后，由工作隊和鄉農協委員會確定一個正式的名單并予以公布。當時提出的鄉政府候選人，多數都是土改工作中我們培養出來的翻身隊成員或土改中的積極分子，在群眾中的威信很高，所以意見很容易統一。最后由各村選出的村民代表來投票選舉鄉政府成員。

鄉政府選舉是在露天舉行的，會場布置既簡單又隆重，除村代表外各村群眾都穿著新衣，興高采烈地來觀看這次史無前例的選舉。當時的場面和氣氛使我真正的感受到列寧所說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選舉是勞動人民盛大的節日。廣大農民群眾以過節一樣的心情來迎接這次選舉。

在會場的前方，主席臺下十四位候選人背對群眾和代表坐在一排木凳上。每個候選人的背后又放了一個木凳，凳上放著一個碗。村民代表要在十四位候選人中選出七名未來的政府成員。代表們在候選人背后排成一條長隊，每人發給七粒豆子，自己同意誰，就在他背后的碗中丟下一粒豆子。代表們非常認真負責的投下了手中七粒神圣的豆子，選出了他們的當家人。

鄉長則由七名委員推選出來，實行委員制，政府決策由委員多數來決定。這雖然是一種較為原始的、程序規則不夠完善的民主過程，但是它卻真實的反映了民意。鄉政府成員是由農民選舉產生的，他們認識到必須對全鄉農民負責，當選后的積極性很高、很高。我所在的永和鄉的鄉長當選人原來是一個小手工業者，我至今還記得他的名字叫陳開植，1987年我去紅安時他還健在，已退休在家，住在城關。

這是一個錯誤：把“地富”分子都當作敵人“專政”了三十年

土地改革破除了幾千年來壓在億萬農民身上的大山——封建的土地制度。通過土地改革地主作為一個階級已經消滅，富農階級已不復存在。廣大貧雇農也因分得土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而“中農化”。同時，由于土改后廣大農民積極性的高漲，從而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土地改革也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了我們黨民主革命中提出的土地綱領的正確，證明了土地改革的成功。

通過土改，地主和富農作為階級消滅了，那么對這兩個階級中的每一個成員即地主、富農分子應該怎么辦？當時是在把地主階級、富農階級劃成敵對階級的同時，把這兩個階級中的每一個成員即所有的地富分子也都定成了敵人。今天回過頭來看，這一做法就值得反思了。從50年代初，一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給地主富農“摘帽”，對他們實行了三十年的管制，也就是專政。現在看來摘帽是不夠的，對他們也應該與對“右派分子”一樣“平反”，因為這同樣是一個歷史性錯誤。近30年的時間里，地主、富農（還有反革命和以后的“右派”）都被當作敵人或另類看待，當成專政的對象，在政治上乃至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受到極大的歧視。他們只能老老實實地勞動，不能“亂說亂動”，甚至不享有憲法規定地公民同等的權利。有的地主分子在解放前三年還是貧農或貧農的女兒，是受剝削的，是從事勞動的，只是因為嫁到了地主家過了三年的剝削生活也和丈夫一同在土改中被劃成了地主分子，成了地主婆。三年的地主家庭生活換來了30年的“專政對象”待遇。地主富農的子女則因出生地主富農家庭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受教育、參干、參軍、就業等各方面都因政治條件不好而受到限制，特別是生活在農村的地富子女處處低人一等。黨的政策是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血統論影響更大。就是地主、富農分子，他們的出身不也是身不由己嗎？毛主席在土改后指出：土改后劃成地主富農成分的人數在農村人口中占7％左右（《毛選第5卷》第122頁），根據當時的人口數量，按照這個比例全國就有地主富農約二千五百多萬，（如果再加上反革命、右派就更多了）。在一個國家，公開把幾千萬人當成敵人長期實行專政，這是古今中外所沒有的。幾千萬人及其子女親屬長期痛苦的感受到壓制和不公正，其危害性是可想而知的。

在革命和建設的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都應該分清敵、我、友。毛澤東同志一直強調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但是究竟誰是我們的敵人呢？新中國怎么會有這么多的敵人?。〉刂麟A級、富農階級劃成敵對階級并通過土改將這兩個階級予以消滅這是正確的。但是對這兩個階級中的成員，每一個份子就不應該簡單的也都當成敵人并對他們實行長期的專政。在土改中，只能把那些對抗土改政策，反抗并破壞土地改革的人當成敵人、當成反革命。至于地主富農當中的絕大多數，不反抗、不破壞、甚至愿意接受土改政策，交出土地、財物。對他們就不應該統統地劃成敵人。當然地主富農分子不反抗也是迫于形勢，在思想感情上這些人是想不通的，他們甚至仇恨共產黨，從內心深處對這場變革是不滿的。但是，這種思想只要沒有變成行動，就不能把他們當成敵人。我們不能把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學說簡單化、庸俗化。我們必須全面地對建國后不斷發動的階級斗爭進行深刻的反思，像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樣勇敢地為在這些斗爭中受到過傷害的人平反，理順社會中各階級、各階層、各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這才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和條件。

重返紅安，情系老區鄉親

1987年冬，在三十七年后，我又重返紅安調查。進到縣城，昔日破舊衰敗的景象不復存在。路寬了，房屋整齊了，群眾的物質生活改善了，精神面貌與過去大不相同了。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已是一個新紅安。

在縣委和縣民政局有關同志的陪同下，我來到37年前工作過的村子，看望土改時年輕的朋友和父老鄉親。我們首先來到劉仁里村，那天天氣很好，我們進到村子就看見一群老人蹬在一座房子的墻邊曬太陽。我一邊和他們打招呼，一邊問他們：“你們認識我嗎？”老人們都搖頭，表示不認識。我又問：“你們還記得土改時，在這里工作的土改干部是誰嗎？”我的話音剛落，他們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回答：“張厚安?！焙臀乙粔K兒下去調查的王克安教授立即指著我對他們說：“這個人就是張厚安?。　崩先藗冾D時精神大振，都站了起來，仔細地瞧著這個既陌生又熟悉的人。大家把我們迎到了家里，一邊忙著燒水泡茶、炒瓜子、花生，一邊向我問長問短。我也詢問著鄉親們的生活情況和土改后近40年來村子的變化，當詢問到過去一塊鬧土改的某個年輕朋友，今天已經成為當面不相識的老人時，莫不感慨萬千。

接著我們又來到我工作過的另一個村子——田鋪灣。進村以后，迎面碰到一個約80多歲的白發老人，正提著畚箕和釘耙在拾豬、牛糞積肥。我與老人打招呼后，問：“你在土改中劃的是什么階級？”老人平靜地答道：“地主。”我又問：“是誰把你劃成地主的？”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張厚安”，我一陣震動。我接著問：“你恨他嗎？”回答是：“不?！薄盀槭裁床缓?？”“因為那是政策決定的，不能怪那個年輕人。”我又進一步問到：“你認識我嗎？”他搖搖頭。我身邊的王克安教授介紹說：“這個人就是把您劃成地主的那個年輕人張厚安?！甭牭竭@話，我見他也是吃了一驚。繼而我們又走訪了幾家農戶并沿著村子和村旁的小山轉了一個圈，就返回縣城了。

40年后重返紅安，回到自己土改過的兩個村子，給我的震動極大。首先我第一次感覺到，一個人的某種行為會產生如此深的影響，無論你曾經對別人做過“好事”或者“壞事”，他都會記你一輩子，并記得如此的牢固。其次，我在訪問的過程中看到農民群眾的生活狀況仍然不富裕，衛生條件仍很差，不少女孩子失學在家帶弟弟、妹妹做家務，墻上的喇叭還掛在那兒，但是已經不響了，村容村貌比土改時期顯得更差，房屋前后擁擠，生態環境遭到破壞，過去滿山的樹林不見了，一眼望去見不到綠色。當然這都是人民公社留下的后果，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為時還不長，如果今天再去紅安，就一定會是另一個景象了。我只能默默地祝愿苦難深重的老區父老鄉親明天會更美好。

--------------------------------------------------------------------------------

[1] 前紅安縣縣長程鵬同志曾因種試驗田推動農業科技的發展受到毛主席的接見而聞名全國。目前程鵬同志雖離休在家，但仍然關注著農村的每一步改革。
 
 

鏈接：

〉〉社會主義中國農村走向何方？——建國后農村社會改革的實踐與反思（續一）
〉〉社會主義中國農村走向何方？——建國后農村社會改革的實踐與反思（續二）
〉〉社會主義中國農村走向何方？——建國后農村社會改革的實踐與反思（續三）
〉〉社會主義中國農村走向何方？——建國后農村社會改革的實踐與反思（續四）
〉〉社會主義中國農村走向何方？——建國后農村社會改革的實踐與反思（續五）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