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7·5”事件想到“嘎爾措人民公社”

大于

在烏魯木齊市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事中，真正的壞人是極少數人，但他們能夠制造出“新疆60年來發生的性質最惡劣、傷亡人數最多、財產損失最嚴重、破壞程度最大、影響最壞的一次暴力犯罪事件”，不能不引起我們高度的警覺。在我們看到了三股勢力、西方主流在組織操縱的同時，他們為什么能夠找到可乘之機？

有干部感嘆：現在人心散了，群眾工作不好做了。那么，人心為什么會散了呢？因為失去了集體失去了組織失去了人心的粘合劑。

現在一說到人民公社，多從生產力，生活福利認識，比較少地看到它對農民群眾的組織教育作用。其實，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性質，決定了它不僅僅是一個有效的生產組織，同時也是一級有力的政權組織。由于公社干部參加勞動的制度，把干群緊密聯系在一起，使許多矛盾及時得到化解，保證了社會的穩定發展。現在看來，中國的基層非常需要這樣直接聯系人民群眾的組織形式。

公社的組織形式適不適合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下面這篇十來年前寫的《西藏西部至今還有一個人民公社，它的名字叫嘎爾措》可以作為參考。如果嘎爾措人民公社的情況后來沒有變化，境內外的“三股勢力”在這里是肯定找不到市場的。

從這方面對人民公社進行再認識，興許可以發現一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所需要的寶貴經驗。

附：西藏西部至今還有一個人民公社，它的名字叫嘎爾措

嘎爾措人民公社地處西藏那曲西部，東徑約88°，北緯33°，距那曲專區約900公里。在西部無人區，嘎爾措人自成一個完整的社會體系。在我國全面解體人民公社制度后，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她是仍然保留原體制的人民公社。

嘎爾措人民公社轄下兩個村，全社人口不及五百。但他們堅定不移地實行著人民公社體制，昂首闊步地走著集體主義道路。他們的組織形式，經營管理方式，在商品經濟和私有制個體浪潮翻滾的當今中國，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在保留集體經濟，實行專業化分工同時，他們也不拒絕商品經濟，他們如同一顆有生機的細胞，有細胞自身膜保護細胞質的同時，吸收著來自外部的營養。

1983年，正當全西藏落實家庭承包責任制高潮到來時，處、地兩級工作組來到嘎爾措，向牧民群眾反復宣傳新出臺的政策。但最后，嘎爾措群眾來了個“全民公決”，以70%的票數確定：選擇集體主義經營方式。

次年，全西藏又把家庭承包責任制改為“牲畜歸戶，私有私養、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的政策。無人區的這些牧民仍然把自己套在集體化的車轅上。他們想試一下，集體經濟的道路究竟走得通走不通。當時，公社黨支部頂著來自村外的種種社會壓力，與嘎爾措群眾一道保留了集體經濟，管理體制仍然是過去的那種平均主義的工分或“政治工分”。

早在1981年，他們曾經實行過定畜群、定人、定任務、定經濟指標，超產獎勵的“五定一獎”責任制，但在外部社會的私有經濟波瀾壯闊、呼風喚雨的大趨勢下，他們的這種方法顯得蒼白和無力。于是，他們根據生產管理實際，摸索出一套按產值產量及收支相抵后的純收入記分的方法，對以往的平均主義的條條框框進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清查，給集體主義體制注入了全新的管理內容，打破了“大鍋飯”。

當然，這都是夏爾措人民公社獲得巨大成功后的后話。實地考察嘎爾措給筆者的最大印象，是他們生存能力極強。在同等自然條件、經濟發展環境、需求發展層次、文化背景下，他們無疑是強者。一個不具備起碼的文化素質的黨支部書記，帶領他的“一班人”，把嘎爾措民公社管理得井井有條，全社人均收入躍居全西藏人均收入之首，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跡，這奇跡出現在無人區，更是奇跡中的奇跡。

據了解，嘎爾措人民公社“一班人”參與管理的項目很多，小到拾牛羊糞、大到調度勞動力、搞副業、分配勞務、記錄工分、決策收入和支出、按排年終分紅等等。在他們的管理指標體系中，僅工分制細則一項多達三百個條目，每一項數字管理精確到小數點后的第七位。這里沒有任何可供參考的現成的理論，一切都以實踐經驗為基礎。筆者到達嘎爾措公社的那天，嘎爾措人民公社正在搞年終（1996）分紅。

公社機關的建筑是混凝土結構的平頂房，一共十幾間，有水泥結構的圍墻和大門。公社周圍是社員的定居區，類似比較集中的農村村莊。社員房屋為青一色的土木結構的藏式房，最引人注目的是家家戶戶房前屋后的風力發電機的風輪桿子。還有一座衛星電視單收站。林林總總一大片建筑，名副其實的集體牧莊。筆者在青、甘、藏三省區純牧區的不少地方也曾走馬觀花過，但真正看到全體游牧民在一個地區集中定居下來的情形還是第一次。他們不用以個體的形式去游動放牧或四季搬遷了。據特別行政區區委書記歐珠旺堆介紹說，青壯年男女牧民分成2－5人為一組，安排在牧場輪牧。在責任期，他們經營集體牲畜的好壞、產值的多少、數量的增減都有量化質控指標體系，有客觀而嚴格的工分標準。居住區的社員也有義務參加織帳篷、縫藏袍、捻毛線、宰牛羊、剪羊毛等集體服務活動。年底根據勞動與效益原則，實行按勞按效益取酬。干部、醫生、教師等和牧民一樣，也是拿不同等級的工分收入，沒有工薪階層這一說。

嘎爾措人并不封閉自守，他們也云出門爭錢，搞多種經營。力圖縮短時間與空間，縮小意識觀念的差距。但在人文景觀方面，走進嘎爾措，給人一種滯留在他們時空中的往年時代的民俗的回味。這兒的婦女統統戴黃色軍帽，個體的人注重精神方面的榮譽。比如，許多人家的屋里，墻上貼滿了歷年榮獲的各種獎狀。最早的可以追溯到西藏民主革命后期，“活學活用”時期和“農業學大寨”時期的比重更大。各家各戶的屋內懸掛著各種各樣的（鐵皮制）毛主席像；多個人家的屋里還貼著《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白毛女》、《龍江頌》、以及王杰的宣傳畫。我捉摸不透，這種現象提示著什么？是文化現象？觀念和情感？無意識？其中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對毛澤東主席的感恩與懷念。

在筆者實地采訪時，第一眼看見的是公社婦女們，她們在一處羊糞堆跟前忙著往自己家里一袋又一袋地背羊糞。經訊問方知是公社給社員分配燃料。男人們正忙著從庫房里往外抬整只整只的羊肉和塊狀牛肉。還有一種肉類食物令我這個牧人的兒子茫然不知何物。是一種西瓜大小的紅肉蛋蛋。數千計。問社員，社員笑答：是“馕”。詳細訊問，才明白是牛羊的下水、碎肉零油等裝在牛羊的小胃里，經冷凍成形的東西。當地人稱“馕”，直譯是“內”。本次正在分配的食物主要有牛肉、羊肉、奶酪、羊糞、“馕”等。“馕”根據大小和質量分為三個檔次。這次分配給社員的“馕”一等級600顆，二等級1114顆，三等級287顆。這次的年終（1996）分紅1個工分值＝5元人民幣，人均純收入2000元，最高收入者為50000元。羊糞之類燃料是根據人頭分配的，其中帶有一點“按需分配”的味道。給社員分配了牛肉42000斤、公社內部的價格為1斤牛肉不到1元錢；分配羊肉1000只，公社內部的價格為1斤羊肉0.80元。而1996年元月7日——此時此刻，那曲地區的市場中，青辣椒一斤18元，羊肉1斤12元，牛肉1斤11元。“民以食為天”，但食“天”的本事和能力方面，無人區的嘎爾措人超過了城市人。

在公益事業方面，公社有學校一所、學生58人；衛生所1所，聘用村醫生4名，電影放映隊一支，放映人員4人，東風卡車4輛，駕駛員4名，吉普車一輛，司機1名，如果牲畜按人均計算，為30萬那曲人民之首富。對一個不到500人的公社，人均起來，樣樣都很樂觀。1995年，社員共存基金70000元，基本上當年用于社員公益事業。象風力發電機、免費醫療之類，都是從共存基金中支付的。

嘎爾措人民公社高天厚土，環境寬闊、空氣潔凈，不存在任何污染問題，但公社制定了衛生制度及檢查評比制度。指定了專門的垃圾場、蓋了公共廁所。筆者在嘎爾措走馬觀花，只停留了4個小時，對嘎爾措人民公社了解得很淺，但據專門調查過的一位文人講：談到現在無人區集體生產形式的好處時，他們公社的黨支部書記提出了這樣幾條：

一是牧民群眾有部分自主經營的權力，社村干部便于管理；二是集體有收入，個體也有收入，相互依存，互為前提和條件，遇到自然災害時抵御災害的能力強；三是變游牧為定居，便于互幫互助；四是由于是集體主義，所以能夠從根本解決“五保戶”等老弱殘疾人員的生活困難；五是集體的效益好壞直接關系到個體的利益，人人肯干活，干好活；人人有飯吃，吃好飯。不存在極端的貧富，但存在極端的低收入與極端的高收入，還有中等收入，但不是絕對。相互轉化的時候也有，所以，有競爭意識；六是依靠集體經濟的力量解決公益事業，滴水成海，比等、靠、要、救強；七是有能力集中或分散勞力，根據需要隨機變動。力量大，效益高；八是牲畜按公母分開、強弱分開的辦法放牧，生存能力強，又便于管理和易于發現問題，九是有機會發揮個人的特長和技能，工種多、方位多，易于出人才等等。

筆者認為，這位支部書記提出的幾條好處，在私營者身上的確難以同時體現幾種。而且實踐一再證明，在嚴酷的自然環境中，個體的人最容易滅亡在自然狀態中。那些極端分散的個體游牧家庭，在這次雪災中因缺少燃料而燒帳篷桿子的尷尬境地，在同樣環境中的嘎爾措人中未曾發現一例。筆者悲衰地發現，普遍個體游牧家庭，在災情面前不可免回地回復了過去的自然狀態。盡管牲畜屬于私有，同在一片藍天下，貧困與富裕的兩極分化使貧困者沿街乞討殘食，富裕者一夜豪賭萬元，以此取樂。嘎爾措人民公社的生存方式，給貧困者和富裕者，給下海的人和上了岸的人能帶點什么啟迪喲？

（發表于《青海檔案》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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