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與美國亞洲研究（外一篇）

【左岸特稿】

http://www.eduww.com/Article/200911/26171.html

冷戰與美國亞洲研究
 
王炎
 
從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赴美留學生越來越多。除了研究自然科學的之外，搞人文社科的有相當比例的人數進入到“亞洲研究”（Asian Studies）領域。這一專業在美國特別興盛，無論是規模、資源，還是獎學金與從業人員數，其他西方國家的相關專業都望塵莫及。20多年來，大陸背景的學者漸漸成為這個學科的中間力量，在美國“亞洲研究”領域風頭正勁的學者，不少是當年從大陸出來留學的后起之秀，在教學和研究方面均成績驕人。但如果要問“亞洲研究”學科是如何創建和發展的，那就未必有多少人知道了。芝加哥大學的著名歷史學家布魯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出版了一部專著《美國與東亞的關系——視差效應》（Parallax Visions: 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在梳理“亞洲研究”學科史時，發現的史實讓人大跌眼鏡。他說“亞洲研究”是冷戰的產物，與美國國家安全與情報工作緊密相關。卡明斯的史料分析非常嚴謹、扎實，收集了大量檔案和翔實的數據，極力避免“陰謀論”式的結論，對冷戰時期情報部門與美國著名大學之間的交往，描述得細致入微，娓娓道來。“亞洲研究”的學術史在他的筆下呈現出完整和立體的全貌。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的“亞洲研究”實際上就是后殖民理論家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 Said）所批判的“東方學”（Oriental Studies）。這個學科以幾個世紀以來傳教士在東方布道和游歷積累下的知識為基礎，借助歐洲“語文學”（Philology）的方法來認知東方，利瑪竇堪稱“漢學”（Sinology）研究的鼻祖。經過漫長地系統化過程，它演變為一整套知識體系。如果說“東方學”在歐洲國家還有些影響的話，那么在1945年前的美國，它卻偏僻冷清，很少有人問津。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美國政府著手組建戰略情報局（OSS），即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前身。戰時情報局長威廉·多諾萬（William Donovan）與戴維斯（John Paton Davis）、以及后來名噪一時的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等人，把大量政府和基金會的資金注入到美國大學，興建所謂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項目，即學習敵人的語言，分析敵方的國情。“亞洲研究”就是其中一個區域。戰后“冷戰”的鐵幕落下，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競相壟斷世界，“區域研究”更如日中天，大量公共和私人資源一下子涌入到這個學科里來，目的是共同對付當前大敵——蘇聯。因此，斯拉夫研究（Slavic Studies）是重中之重。1946年美國戰略情報局索性將俄國分部移到哥倫比亞大學，后演變為哥大的“俄國研究所”（Russian Institute）。1947年卡耐基基金會又資助哈佛大學74萬美元建立“俄國研究所”。更大的手筆是福特基金會，在1953年到1966年間，福特斥資2億7千萬美元在34所大學資助開設“區域與語言研究”專業。[1] 十幾年間，不知多少學者收益于福特提供的獎學金，學習“遙遠”國家的“生僻”外語，了解了異域文化和外國國情。
更深入的研究發現，政府和基金會對學術的滲透，不僅改變了學科生態，而且也對研究方法和對象產生了深遠影響。政府對情報工作的需要和基金會對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政治的興趣，使“區域研究”從語言文化轉向針對共產黨國家政權和意識形態的研究，議題集中到 “政治發展”和“自由民主”和“現代化”等問題上，因此確立了斯拉夫和亞洲研究的基本學術范式。另外，如果界定“區域研究”這個學科也成了問題。“二戰”前，東方學是傳統人文學科。1945年后，從國家戰略需要的考慮，研究方向就轉向了社會科學領域，大量資源把眾多社會科學學者帶入到“區域研究”， 這樣一來弱小偏冷的東方學一下子膨脹起來。原來那些正統漢學家、日本學家、印度學家，一方面受益于政府、基金會的財政支持，另一方面被撲面而來的社科新生力量沖擊到學術邊緣，他們只好在亞洲系默默地教授語言和文化。而社科研究帶來的最大變化是，因為對象龐雜，方法多樣，特別是政、經方面的課題，更要求很強的理論性，這樣使這個領域一下子呈現出明顯的跨學科特征。“區域研究”奠基人之一威廉·芬頓(William Nelson Fenton)曾寫到：“二戰”期間學院與政府在戰略上的合作，預示了傳統的學科界限已經難乎為繼了。美國的“亞洲研究”與“區域研究”其他領域一樣，是學科交叉最普遍的地方，因此，當下學術界流行跨學科研究時，美國亞洲研究的學者最為熱心。
“區域研究”總有“熱點”國別，而且也會隨政治氣候變幻莫測。以“亞洲研究”為例，在“冷戰”時，中國、越南和朝鮮算作共產主義的一極，日本和親西方的亞洲國家是另一極，在兩級間比較現代化和政經發展最熱門。日本理所當然地被當成現代社會發展的樣板，是“亞洲研究”的重心，而中國則算失敗的典型，被作為反面參照國。到1990年代了，美國政府對“冷戰”疆界安全的關注弱化了，五角大樓對共產主義研究也興趣大減。“共產主義問題”變成了“后共產主義問題”。而此時美國跨國企業空前活躍起來，迫切需要全球市場和利潤分析。于是通過基金會贊助大學研究中國改革開放的市場與前景，中國變成了熱點。當下，美國媒體炒作印度崛起，印度又開始成為“新寵”。
長期以來，美國政府一直不愿公開“區域研究”復雜的淵源，想維護學術研究客觀與公正的聲譽。而卡明斯卻搜集到不少材料顯示，在“冷戰”期間，卡耐基基金會與政府之間的往來文件中，一直強調“區域研究”的情報功能。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俄國研究的學者，常年從事中情局（CIA）和聯邦調查局(FBI)指定的項目研究。當年哈佛大學校長科南特（James B. Conant）曾充當與情報部門之間的協調人。哥倫比亞大學俄國研究中心主任莫斯利（Philip Mosely），擅長在CIA和福特基金會之間周旋。還有個例子，就是1950年代康奈爾大學與中情局合作開發腦神經技術，用于審訊和逼供戰俘。根據這段歷史，好萊塢曾推出轟動一時的電影《滿洲候選人》，成為美國電影史上的經典。
“區域研究”的學科史確實向美國公眾提出一個頗為尷尬的問題：沒有誰像美國大學那樣提倡學術自由和獨立的精神，一再標榜學院與政治權力分庭抗禮，難道大學象牙塔中的求知與求真使命，也被金錢和政治玩于股掌之中？現在翻開《知識考古學》，才發現福柯犀利的洞察讓人欽佩：在貌似中立的知識和追求普遍真理意志的背后，充滿了權力的博弈與操縱。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所
                  

[1] Bruce, Cumings, Parallax Visions: 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80.
 
 
 
 
 
哈林區的香格里拉
 
王炎
 
一、
 
   今年上半年在美國講學，三月里一天好友泰德約我去參加一個電影活動。紐約的放映活動特別多，提不起太大興趣，但這次的主題有些特別：西藏電影周。活動是梅斯爾斯影院（Maysles Cinema）與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西藏研究項目”聯合主辦。地點在曼哈頓126街的哈林區，所以名頭是“哈林區的西藏”（Tibet in Harlem）。我們參加了星期天的開幕式，有兩部影片連映。梅斯爾斯影院很小，常年放映小制作的紀錄片。地上和地下一共兩個小放映廳，破敗、陰郁、晦暗，很不像樣子。哈林區住了一些藏族移民，我以為主要是他們來捧場，卻出乎意料來了很多美國人，上下兩個廳擠得滿滿的，連座位都不夠，竟有很多人站著看電影。藏胞只零星地摻雜在美國觀眾之中，并不太顯眼。
     首先放了一部30分鐘的記錄短片《西藏突襲》（Raid into Tibet, 1964年）。這部40多年前由三個英國人拍攝的黑白老片，導演叫考埃爾（Adrian Cowell），以拍環保影片著稱。顧問是帕特森（George Patterson），一位英國傳教士，從1940年代起在西藏傳教，與達賴集團過從甚密，曾跋山涉水到印度，向英、美政府通報解放軍入藏的消息，后協助達賴出逃。這部影片情節很簡單，1964年5月間，這三個英國人到尼泊爾北部尋找西藏叛亂分子，并說服一小股與他們一道拍攝叛亂活動。不久，在尼泊爾木斯塘（Mustang）的叛亂基地傳下命令，安排三人與小股叛亂分子一起潛入西藏，伏擊解放軍車隊。30分鐘的短片圍繞一次伏擊行動展開，鏡頭一開始對準進入伏擊圈的三輛軍用運輸車，第一輛車的司機被打死。西藏叛匪沖下山去，射殺另一位藏身車下的解放軍戰士。鏡頭是遠景，看不清楚那戰士的具體方位。畫外音代為解說，語調里帶著嗜血的亢奮，說明解放軍小戰士以車輪為掩體，幾次躲過射擊，最后從背后射來的子彈結束了年輕的生命。這時，觀眾席響起稀稀落落的掌聲，還伴隨一聲尖銳的口哨。影片中叛匪趾高氣昂，回到山頭上的鏡頭前，夸口說：漢人士兵嚇得哭了鼻子，我對準他后背給了一槍。我們藏人信佛，殺牲口前先祈禱，但殺漢人毫不留情，絕不會為他們祈禱！鏡頭一轉推向一叛匪的肩頭，特寫畫面里出現了流血的彈孔，鮮血浸透了衫襟，英國傳教士細心地給他療著傷。這時，我聽到背后有觀眾輕輕啜泣。
   影片拍攝時還有個小插曲，木斯塘叛亂總部特許三英人參加伏擊行動之后，又通報給美國中央情報局。中情局大怒，生怕英國人落入中共手里留下把柄，急令木斯塘派人截住攝制組。但來人晚了一步，他們已經上路了。在當時，美國中情局插手西藏叛亂還是絕密的，所以導演考埃爾在后期制作時，對CIA諱莫如深，直到冷戰結束之后，他才當眾炫耀這段“拍攝花絮”。
 
二、
 
   拍攝《西藏突襲》30多年后，冷戰已過去十年，中情局早不對西藏行動遮遮掩掩，反而大張旗鼓地宣傳起來。第二部影片是1998年拍攝的《影子馬戲團：中情局在西藏》（The Shadow Circus: The CIA in Tibet）。這部50分鐘的彩色記錄片，以采訪CIA執行西藏任務的退休官員為切入點，回顧了中央情報局在西藏策劃和支持叛亂的全過程。與前一部片子亂世殺伐的調子不同，《馬戲團》開頭在一座美國鄉間別墅取外景，以暖暖的色調，鏡頭于庭際花草間緩緩移動至別墅內景。幾位美國老人清泉綠茶，談天說地，安閑自得。一派祥和恬靜的氣氛，烘托出“后冷戰”的基調：大同世界太平盛世里，人權狀況仍令人堪憂。老人們提起西藏行動的歲月，不勝今昔，感慨著與藏人并肩戰斗的美好回憶，贊嘆道：西藏人有信仰、有精神寄托，打起仗來英勇忘我，犧牲精神讓人欽佩。作為中情局官員，他們在1957年到1968年間，參與了武裝和支持西藏叛亂行動。
早在1956年，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逃亡印度，著手與美國政府建立聯系，謀求支持。美國當時反共熱情正酣，欲于全球部署遏制與圍堵共產主義的冷戰，對配合西藏分裂的邀請欣然接收。抽調了六名CIA骨干，秘密飛往塞班島，在那里訓練西藏叛匪的作戰、通信和爆破技術。他們給行動起了個滑稽的代號：“ST-馬戲團”（ ST CIRCUS）。五個月后，第一批叛亂骨干被空降回西藏，組織顛覆活動，藏南地區的局勢越來越不穩定。1959年3月10日，拉薩出現突發事件。起因是西藏軍區應達賴的要求，在軍區禮堂為他舉辦專場文藝演出，結果拉薩街頭卻盛傳“漢人要劫走達賴喇嘛”， 一片騷亂，最終釀成武裝叛亂。達賴決定出走，此時，美國人訓練的電報通信技術派上了用場，叛亂分子與CIA通電，要求轉告印度總理尼赫魯接納達賴避難。聯絡非常順暢，達賴化妝成士兵成功出逃，印度政府則安排邊境放行。當年協助達賴出逃的中情局官員，現在就坐在觀眾席上，他是這次活動邀請的嘉賓，名叫克瑙斯（Kenneth Knaus），是當年訓練西藏武裝的6名教官之一，退休后便成為哈佛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放映后回答觀眾提問時，克瑙斯口稱對自己曾扮演的角色非常驕傲，這個任務給他機會與達賴建立了私人友誼。雖說當年只是為政府效力，但他內心里真想幫助西藏人。他知道美國政府那時對西藏獨立毫無興趣，只想把西藏當成全球冷戰戰略的一部分，騷擾、牽制中共，以便瓦解世界共產主義。可是，海外西藏分裂分子對美國期望很高，當美國政府決定在本土建立訓練基地時，藏獨勢力受到極大的鼓舞。因為科羅拉多州落基山脈有些地形與西藏頗為相似，中情局就在落基山上秘密建立了黑爾營地（Camp Hale），訓練近300名西藏叛亂分子。影片展示了不少檔案照片，如西藏學員在帳篷內高懸艾森豪威爾總統的照片，像神明一樣供奉著。他們覺得有這位“二戰”英雄和美國總統的庇護，藏獨事業無往不利。甚至天真地希望美國會給他們原子彈來對付中共。
在放映后與觀眾的互動中，前中情局官員克瑙斯解釋說，事實上，每屆美國總統對西藏行動都無保留地予以支持，雖然動機與西藏分裂勢力不盡相同。但在1969年，美國的西藏政策出現了轉變，中情局通知木斯塘的叛亂組織，美國政府將停止援助。究其緣由是謀求與中國建立關系，中方提出的條件之一是美國停止支持西藏分裂。這時，西藏分裂勢力如臨滅頂之災，他們憤怒、怨恨，覺得被欺騙、被出賣了。影片里出現一個武裝分子頭目面對鏡頭憤然道：“我們對美國沒用時，就像垃圾一樣被丟掉了。美國人自私、短視，根本不考慮西藏人的利益”。他的委屈其實還有一層緣故，就是分裂組織額外給中情局提供了大量情報，涉及范圍早已超出了西藏。影片展示一次伏擊車隊時，西藏武裝分子在車上發現一個文件夾，內裝有關大躍進的內參文件，這讓美政府第一次知道中國出現了經濟困境。放映后克瑙斯補充說，美國政府意識到了西藏分裂勢力對美國的戰略意義，所以并沒有真地切斷援助，秘密軍援一直持續到1978年。
 
三、
 
通常情況下，觀眾與嘉賓問答是電影放映活動的高潮。主持會場的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巴尼特（Robert Barnett），他不失時機地宣傳了一下“現代西藏研究項目”，說它在西方世界是獨一無二的研究項目。一位年輕的美國女觀眾這時舉手，問假如讓克瑙斯今天重新部署西藏行動，他會與1950年代有何不同的作為，語氣中明顯暗示美國政府應該繼續支持西藏獨立。這位前中情局特工笑著回答說：他已經退休，離開了情報局，再說什么都沒有意義了，沒人會聽他指手畫腳。但假如歷史可以重復，他會改變策略，不在塞班島或者科羅拉多訓練分裂武裝，而是在西藏內部建立基地，直接有效地武裝叛亂。接下來的提問就更帶火藥味了。一個中年美國男子問：當年為什么不轟炸青藏公路，切斷中共運輸和供給大動脈。克瑙斯說，不是不想，而是不能。當年的軍事技術還達不到遠飛高原、炸斷公路的目標。突然，一個意外的舉動讓在場的所有人吃了一驚。一個梳著長辮的藏族小伙子突然站起，沖到克瑙斯面前，抓起他的手熱吻起來。克瑙斯不知所措，那個青年操著生硬的英語斷斷續續地說：“我的父親當年在木斯塘死了，他在這里….，”用手指著心口，“我代表父親、西藏人感謝你！”說完泣不成聲，跪倒在地。這時放映廳里一片悲慟，藏獨觀眾的情緒一瀉千里，長慟號哭。不過我相信其他觀眾與我一樣，會感覺些許不自在。這里有做戲一般予人以偽的感覺，情感似乎過渡太快，表演成分多過傷感。當然，我也能感覺到，不少美國觀眾對年輕人的諂媚很受用。一位觀眾應景地站起來，控訴起中國人權問題，內容多是電視或電臺節目里的陳詞老調，遠沒有前面兩個問題有創意。
坐在身邊的泰德一直在舉手，我知道他要問CIA的行動是否侵犯中國主權。泰德是學歷史的，對中國歷史、政治和中美關系史很熟悉，一直激進地反對美國政策。但他又是個頑固、保守的共和黨人，自身充滿著悖論。我真擔心他會觸犯眾怒，雖說門口的海報宣傳稱從藏漢兩種視角平衡觀照西藏問題，但這里的氣氛完全是一邊倒，在這兒提中國主權問題顯然不太識相。提問的人很多，主持人始終沒有叫到泰德。但他一向固執，活動剛結束，就上前追問克瑙斯：“CIA在一個主權國家支持、訓練民族分裂，是不是侵犯了國家主權？美國能容忍別人支持少數族裔暴力顛覆嗎？”克瑙斯臉色一下變了，冷冷地說：“無可奉告!（No comment）”
克瑙斯的態度與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很合轍：在“冷戰”時期，中國是美國的敵人，對華戰略就是騷擾、破壞中國的統一。第一部短片《西藏突襲》恰是這種“冷戰”思維的寫照。而“冷戰”之后，中國成了美國的對手，美國就拿西藏作籌碼，與對手博弈，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所以，美國政府的西藏政策一直有一條現實、功利的主線索，國家利益為最終考量。但是，美國公眾不會像政府那樣情由利遷，他們對西藏態度的偏執，很難用“冷戰思維”一言以蔽之。大眾文化、公共傳媒、傳統經典等，都潛移默化地塑造了西藏想象的集體無意識。
討論西方的西藏想像，一般會溯流尋源，追溯到13世紀基督教會的東方傳教。天主教不同教派的傳教士，很早就對西藏文化著迷，著述立說，衍生出所謂西方“藏學”。也許是地理上的遙遠、隔絕，在西方經典著述里，西藏竟與圣經《舊約》中的神秘與奇跡聯系了起來，拉薩被當成佛教圣城，充滿了傳奇和異象。西藏人是純精神性的，虔誠、平和、靈性。西藏人的篤信最讓西方社會著迷，他們把西藏想象成一種超現實的精神性存在。雖說西方社會早經歷了啟蒙的洗禮，對宗教統治下的社會深惡痛絕，指認中世紀為黑暗蒙昧時代。但對東方卻持不同態度，他們一直對中國沒有宗教信仰耿耿于懷。在“冷戰”中，美國攻擊蘇聯和中國是“無神論的物質主義”（atheistic materialism）社會，中國軍人因沒有信仰才會在朝鮮戰爭中血腥、殘暴、無情，居然讓“二戰”中所向披靡的美軍遭受重創。而藏傳佛教是那么美好，雖說沒有幾個西方人真想弄清楚什么是藏傳佛教，但他們可以把古老的圣經預言、北歐神話、日耳曼神秘主義和現代烏托邦，一股腦投射到西藏信仰之中，以宣泄對現代物質和技術泛濫的怨懟。于是，西藏人熱愛和平、自然和諧，靈性、帶啟示性。“冥想”（meditation）本來是個普通英語詞匯，但美國人現在使用它時，會不自覺地聯想到藏傳佛教。所以，克瑙斯會心滿意足地夸口說：最讓我驕傲的是，西藏行動讓我們挽救了一個信仰——藏傳佛教，拯救了一個精神性的民族——西藏，有信仰的東方民族之中，西藏是碩果僅存。難怪一位旅美藏獨作家曾向《紐約時報》抱怨說：西方人對西藏文化是一廂情愿地浪漫化，在他們眼里，西藏人莊嚴、圣潔、不茍言笑；而且，西藏文化里也只有西方人所鐘情的中世紀神秘元素，我們只能存在于西方人的憧憬之中。[1]
 
四、
 
在場的觀眾可能已意識到，放映的兩部影片與西藏和平、非暴力、超現實的公式化形象不太協調，想必會給美國觀眾造成一些視覺沖擊。紀錄片的作者當然已經想到這一層，所以在《影子馬戲團》的片頭有一段畫外音，給觀眾打預防針：西藏人雖然以信仰虔誠、愛好和平著稱，但許多人還不知道，成千上萬的西藏人曾拿起武器，與共產黨中國展開血腥、殊死的游擊戰。其實，這也是多慮，觀眾們在觀影前早已“站好隊”了。我沒有見到哪個美國觀眾對射殺解放軍小戰士給予同情，但對藏獨分子受傷唏噓不已。所謂“非暴力”、“愛好和平”從來不是普世價值，它永遠關乎從誰的角度談“和平”，以及對誰的“非暴力”。
     在觀眾的提問中，有個說法很流行，就是把西藏問題與蘇丹達爾富爾、非洲盧旺達屠殺放在一起，作為當今世界的人權困境。這種看法在西方社會很有市場，媒體不斷炒作。我要指出的是，這一觀點與“冷戰”思維或東方主義都不相干，因為“冷戰”以圍堵共產主義為“自由世界”的最高使命，放映的第一部片子《西藏突襲》就是經典的“冷戰”宣傳，即無情地打擊共產黨政權，赤裸裸的強權政治。再看東方主義話語，它的邏輯是一套白人文化優越感，西方人居高臨下地賞玩、呵護一種東方文化，貶低、指責另一種東方文化，既顯示自己的博學，又通過想象的他者，確認白人文化的優越，是一種孤芳自賞的文化心態。然而，當今的人權話語是在完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是后“冷戰”世界新格局的衍生物，或者說，實為全球一體化時代的文化癥候。
     雖說人權話語在西方有深厚的歷史傳統，上可追溯到啟蒙思想家的天賦人權理念。“二戰”后，聯合國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更把人權付諸國際法形式。但由于“冷戰”中兩大陣營的對立與隔絕，人權話語只停留在意識形態論戰上，更多是西方世界指責社會主義國家的宣傳工具，并沒有進入到國際干預的操縱層面。隨著柏林墻的倒塌，“冷戰”疆域和政治屏障也隨之消失，代之以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市場。小國、弱國長期以來以國界為限開發著資源，以國家為單位經營著國民經濟。但全球化時代的民族經濟，必須服從國際資本的邏輯，跨國企業以全球為市場重新配置著資源、生產和加工，國家主權必須納入到國際資本的全球戰略之中。這時人權與主權之間的平衡被打破了，人權大于主權的呼聲喧囂塵上。非政府組織（NGO）異軍突起，它不是以傳統的國際政治方式，涉足國家間的政治博弈，而是以一種全新的“非政府”或曰“民間”方式，游說、利誘、造勢，脅迫主權國家遵從“理性”、“人道”的國際原則——也即國際資本的強力意志。我們看到，在球化的浪潮中，許多東歐和巴爾干國家的主權被一步步削弱、蠶食，而民族國家的分崩離析的挽歌，無不奏起民主、自由和人權的高調。
在“后冷戰”人權話語的操作中，我們總會看到這樣的例子，非政府人權組織永遠宣稱代表受害者，在網站或宣傳材料上，散布大量血腥影像——強奸、嗜血，或曰“暴力的色情”（pornography of violence），但從不說明沖突的歷史背景和起因。他們煽情地訴說著某個群體的苦難，但又永遠是選擇性的。自己鐘情的受難者總是悲情萬丈，而另一受害者要么被漠視，要么被妖魔化。科索沃明明是族群沖突，國際媒體卻極力渲染阿族穆斯林被“集體屠殺”（genocide），后來甚至升級到“屠猶級別的大屠殺”（the Holocaust）。而塞族基督徒只有殘忍、血腥的份了，在這兒早顧不上西方文化對穆斯林的敵意了。在達爾富爾沖突中，NGO同樣淡化蘇丹部落間長期的紛爭、不合，而一再強調蘇丹政府對部落的種族清洗，“政治正義”（political justice）被偷換成“司法正義”（criminal justice）。因為政治正義要通過民族/國家、或共同體間的政治解決，而司法正義只關乎對個體的懲戒。所以，當主權國家領導人代表國民行使政治方案時，NGO卻代表受害者控告“施害者”。
如遇到所謂“流氓國家”，非政府的民間方式無法奏效時，NGO就動員市場資源——國際傳播媒體，不斷炒作國際人權熱點地區：科索沃、索馬里、盧旺達、達爾富爾、西藏等。以媒體操縱西方民意，目的是啟動所謂“道德的暴力”（moral violence）去打掉“邪惡的暴力”，挾持西方政府動用國家機器推翻“搗蛋”的政權，科索沃、伊拉克和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的政權更迭，都是鮮活的例子。地區沖突應該由生活其中的當地人自己解決，畢竟他們要面對紛爭的后果。而西方國家的人權干預，往往高高在上，一意孤行。一旦遇到麻煩，他們進退自如，隨時可以甩掉包袱，而當地人卻要面對干預的后果，收拾爛攤子。人權雖然在價值上應該是普世的，但一旦把它付諸行動，就會出現吊詭，甚至違背初衷，不幸淪為強者主宰世界的利器。
 
五、
 
早在1938年，納粹德國科學家謝弗（Ernst Schäfer）拍過一部西藏題材的紀錄片《西藏秘密》（Geheimnis Tibet）。我在美國“歷史頻道”（History Channel）上看了這部影片。無論從攝影、剪輯還是敘事手法上講，都遠遠勝過《西藏突襲》和《影子馬戲團》。這部影片是希姆萊組織科學家到西藏考察時拍攝的，目的要尋找雅利安人種的起源。在片中謝弗測量了許多西藏人的骨骼，收集臉部模型，采集信仰圖騰等，以證明西藏人為亞特蘭第斯文明的幸存者，屬雅利安早期純正人種的一支。影片還對西藏騎兵倍加推崇，認為西藏人是強大亞洲帝國的傳人，個個具有武士精神，值得黨衛軍學習。在社會體制上，影片推薦西藏貴族等級專制，可資第三帝國借鑒。這部片子里，東西方文明就這樣奇異地嫁接到一起。希特勒滅亡幾十年后，前納粹黨員哈勒(Heinrich Harrer)的回憶錄，被好萊塢翻拍成一部煽情的商業片《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明星布拉德·皮特把三、四十年代的西藏，演繹成安詳、平和、夢幻般的精神性佛教凈土。在梅斯爾斯影院里，我開始懷疑那些憤憤不平、情緒激烈的美國觀眾是否真誠，西藏形象被如此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地操縱著，不知此時此刻又在他們心目中變成什么樣子了。    
《影子馬戲團》放到的結尾時，有一段畫外音，聽起來讓人傷感：“這部影片獻給那些不知道其政府曾利用和背叛了西藏的美國人，這里講的是一個不斷祈求被講述的故事”，語調充滿了哀怨與乞憐。明知道美國政府并不真地“心疼”藏獨勢力，而是另謀他圖。海外藏獨還是咬著牙放下軟身段，低頭討施主歡心，這也許是委身異國才有的境遇吧。主辦方給電影活動起了個恰如其分的名字：哈林區的西藏。從哈林區看西藏，如霧里看花，難識廬山真面目。西藏在哈林區也變得更加嫵媚嬌艷，更像夢中的香格里拉了。
 
 
 
     （摘自《美國往事：好萊塢鏡像與歷史記憶》王炎著，三聯書店出版， 2009）
 
 

[1] Barbara Steward, Tibet( Hold the Shangri-La), The New York Time, Sunday, March 19,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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