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三農困境的務實性思考

王一民

2002.1.21

　　只有勞動才能創造財富，沒有勞動就不會有財富，閑置勞動就是拋棄財富，這個基本的道理在現實生活中往往不能被深刻的認識。８億農民中蘊藏著巨大的勞動潛力,他們有大量的勞動力剩余因為無法轉變成商品剩余而被閑置浪費掉，這被浪費的其實就是財富。要說什么是社會資源的低效率配置，應當說沒有比此更大，影響更深遠的了。在把追求資本利益最大化作為市場經濟最高準則的市場經濟中，出現這種"道不拾遺"的現象是不足為奇的。這里有一個追求什么利益最大化的問題，在追求農民利益的最大化與追求資本利益的最大化兩者之間是存在矛盾的。要追求利潤最大化就要將所有社會資源配置到產業利潤率地區利潤率、行業利潤率最高的地方而不是配置到投資效益呈遞減趨勢的農業去。要追求農民利益的最大化就要反其道而行之，最后可能血本無歸。資本與勞動在此互相排斥，這是個兩難的選擇。
　　三農問題是個系統問題，其原因離不開以下幾個方面：１、主要農產品價格在加入WTO后被封了頂，難于提高。２、可耕地總量難以增加，新開辟的可耕地少于新占用的可耕地。３、農村的增效減人沒有向城市分流的就業出路。４、缺乏發展所需要的城市農產品市場容量。５、缺乏資本大量流入的動力。
　　在解決三農問題時，一方面是解決農民利益的非法流失，使農民在產出不變時所獲更多,得到本該屬于他們的利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使低效率使用的勞動力資源轉變成為高效率的勞動力資源，如何使其勞動力剩余轉變為商品剩余,如何優化資源配置為勞動創造財富提供條件，妨礙農民致富的最大障礙莫過于此。經濟結構調整與城市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最終出路，但其前景并不令人樂觀。
　　結構調整的有限性
　　在中國目前經濟發展水平的兩元結構中，農產品的商品化主要依賴城市農產品市場的需求量與農村人口的勞動剩余來決定。在城市居民消費構成中,農產品的消費量并不高，且這個比例還將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漸減小。在3:1的城鄉人口比例關系下，城市人口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與由此帶來的對農產品消費總量的增長從而使農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是不同的，存在著不斷擴大的嚴重失衡的傾向。假如城市人口的人均生活水平提高100個點它能夠給農村人均收入水平帶來多大的提高呢？在恩格爾系數與城鄉人口比例關系的雙重因素影響下，相對城市居民而言農村居民可能只能得到15%左右的提高，這種城鄉居民人均生活水平在經濟發展中呈現出的1:7的嚴重分離的可能性足以從邏輯上證明,單純依靠現有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來帶動現有農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并以此來減小這種分離傾向的路只會是越走越窄。因為現有城市的農產品市場容量只能為農業的發展提供這么大的市場空間。只能為農民的收入提高作出這么大的貢獻。這種企望依靠城市現有居民富裕而帶動現有農村居民共同富裕的設想是美好的，但道路則是漫長的，甚至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城市化的難處
　　如果僅如以上所言，似乎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民收入緩慢的提高也會有后來居上趕上城市的可能。但這只是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在另一方面則應看到，當今發達地區的發展對欠發達地區的依賴程度正在逐漸的減小，城市的發展對農村的依賴程度也正在逐漸減小，市場調節本身只會加速這一進程而不會反其道而行之,這也是全球兩極分化，發展中國家被日益邊緣化的原因所在。解決三農問題走城市化的道路同樣要受到這市場規律的制約，在中國甚至表現的更為突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在于加快城市的發展，讓更多的農民脫離土地向城市工業、第三產業的轉移。但是,就我國城市目前工業效率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而言我國城市經濟減員增效的潛力仍然很大，微觀經濟對自身最大利潤的這種追求誰也擋不住。既便經濟持續增長十幾二十年，也可以不向農村增招一兵一卒，只需在城市內部進行調整既可達到目的。何況城市目前數千萬人的失業與自身不斷產生的就業問題還得優先考慮。所以，相對于龐大的不斷增長的數億低效率農業勞動者而言，城市這種吸納農業勞動者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在改受不了人多地少這一目前的客觀大條件下，將全部希望寄托于此是不現實的。
　　農產品過剩與工業產品過剩相比還具有一個很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農業生產的勞動生產率與商品率遠低于二、三產業的水平，嚴重影響到農民的現實購買力，與解決城市工業品過剩不同，在解決三農問題時還必須首先解決農產品商品率太低,農民個人勞動剩余太少的的問題，要在目前這種分散的農業生產組織方式下要普遍做到這一點是不可能的。因為在市場資源優化配置條件下，土地使用必須集中，勞動者必須減少，效率才能產生，利潤才會出現，資本才可能流入，這部分勞動者的勞動剩余倒是增加了，但是更大的就業問題又產生了。何處能夠吸納多達以億為單位的離開土地的失業者呢？顯然這是違背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是不可行的。這也是為什么只有城市化才能根本解決三農問題的道理所在。
　　工業化成長的代價
　　世上沒有免費的午攴，有得必然有失。三農問題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向現代化邁進時必然出現的問題，是一種既定目標前提下系統權衡的結果。不管是在大一統的計劃經濟時代還是市場經濟時代都是如此。
　　在大一統的計劃經濟時代，城鄉勞動者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決定于其勞動生產率水平的不斷提高與國家對消費與積累比例關系的確定，沒有不斷提高的勞動生產率就不可能有勞動者個人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物質基礎。沒有國家計劃對積累與消費比例調整，城鄉居民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就必然要以工業化體系的推遲建立為代價。在自力更生的條件下，二者必居其一。改革前后一個時期城鄉居民個人生活水平發生明顯變化的基本原因離不開這兩大因素的改變。這種體制最大的弊端在于微觀經濟中潛在的生產力被大一統的計劃所束縛而難以發揮出來。一方面農業這塊餅沒做大，另一方面又被分去了一大塊，此時三農的問題己經存在。這個判斷可以從蘇聯與中國實行大一統計劃經濟的最終結局中得到驗證。
　　市場經濟把蘊藏在中國農村勞動者中的生產積極性充分釋放出來，供給資源得到了最優化配置，但它并沒有同時釋放出相應供給所需要的對最終消費需求的現實購買力。自此，持續的，不斷加劇的供過于求的積累開始在市場中出現，一切可商品化的資源向利潤最高點轉移，廣泛的兩極分化自此產生，三農投入的資本低效率使資本難以進入，而缺乏必要的投入又使三農的效率更低，形成惡性循環，三農問題重新成為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大問題。
　　在市場調節下,任何行業，任何地區，任何企業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都可以將外部作為自家的垃圾場，把影響自身發展的包袱拋出去。誰都可以減員增效，以鄰為壑、成為站在水面上的勝者。但是這種機制唯獨對中國農村，農業，農民的問題束手無策，他們己經以自己非常有限的產出力與購買力站在金字塔的最底層，此處大有人可減但卻無處可去，水己流到了最低處，內在的問題己經沒有了外化的可能。也許與任何的成功都必須付出代價一樣，三農問題的出現不應是一種政策失誤而應當認為是一種市場機制下的必然，是資本排斥勞動的結果。
　　走出囚徒困境
　　相對城鄉人口生活水平的嚴重分離傾向，就三農論三農的解決方案由于無法改變形成三農問題的兩大客觀條件（農村人多地少；城鄉人口比例失調）所以難以治本，其作用必然是有限的。城市有限的農產品市場容量與農村有限的產出能力所形成的有限的工業品市場在此形成了互鎖局面，這是市場調節的機制性缺陷所致，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國向現代化邁進的進程中，如果我們不能找到打開這一互鎖桎梏的辦法,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就會使農村的發展日益邊緣化而最終拖住國民經濟發展的步伐。
　　解決三農問題首先必須找到足以容納農業產出的市場潛力應來自何方，是城市還是農村;是外部還是內部。要分清是農民不愿勞動不愿致富還是市場己過剩且他們無法尋覓到新的勞動機會而難以致富;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大量的資源被閑置、商品普遍過剩,而經濟增長的潛力并未發揮出來。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前者，那么我們的一切努力就應當是調動一切資源追求資本的利潤最大化，是后者我們就應當調動一切資源（包括資本在內）追求全體人民的利益最大化。把不斷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農村居民生活水平作為永不飽和的市場容量與潛力之所在。       
　　現有的解決三農問題的辦法是有效的，同時又是有限的。這是因為廣泛存在的勞動資源浪費，低效率的農業生產現狀并不能因此而根本改變過來。市場調節己是盡心盡力了，宏觀調控也是力不從心，鞭長莫及。對農村而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無奈。
　　這向我們提出一個問題，既然我們不可能從三農外部根本解決三農問題，我們是否應當尋找從內部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們能不能走一條主要依靠對農村、農業、農民自身資源（供給力資源與購買力資源）的優化配置來解決三農問題的路子呢？因為只有這條路才可能從矛盾的內部解決使勞動轉變為產品進而就地轉變為財富的問題，才可能在農村現有自然資源條件下通過合理的資源配置與高效率勞動產生大量的勞動剩余與城市工業品進行交換，城市化的步伐才可能大大加快，城市的吸納能力才可能大大提高。
　　在城鄉兩元的商品交換中，三農問題的解決、農民收入的增長主要依靠城市人口對農產品的需求的增長，這既受到城市需求的限制又受到個體農業生產者有限的產出能力與商品率的限制。但從另一角度看，目前農村基本小康與富裕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潛在市場空間與勞動空間,需要我們采取合理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將低效使用的三農資源優化配置起來，走出一條自己為自己致富的路。
　　農民自己生產并自己消費這是個看起來令人費解的現象,這還叫商品經濟嗎？在每個農民的產出特點具有高度同一性時，他們之間怎么進行商品交換?其次，既便能夠進行交換，以其一畝三分地所產的很少勞動剩余進行商品交換,難道還會有什么實際意義嗎？要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改變現有小生產分散的生產組織方式,只有實行新的專業化分工，提高人均勞動生產率與商品率，解決自然經濟中的產品同質化傾向。使新的交換關系與對象得以產生,并為同時解決供給與需求的兩組矛盾,進而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提供前提條件。
　　專業化分工與勞動力資源的轉移
　　分工，因為只有進行農村的專業化分工才能產生新的商品交換的對象，才有可能大幅度的減少從事種植業的勞動力所占比例，使每個從事種植業的農民的土地使用面積大幅增加，從而使其獲得更大的商品剩余與效率發展的空間。只有這種新的分工與分流，種植業的勞動生產率才可能大幅提高，農產品的商品率與種植戶的收入水平才可能提高，才會具有更大的對外商品交換能力來改善自己的生活質量并支持其它產業的發展。農業的集約化，規模化現代化才有可能。
　　轉移，因為只有種植業的減員才可能使從事種植業的農民增收增效，那么從種植業減出去的人往哪去，又從事什么勞動以維持生存與發展呢？在城市的容納能力十分有限，發達國家又不允許這一龐大的勞動力資源全球優化配置，且他們也不可能得到城市居民才能享有的最低生活保障的條件下,原有的矛盾并沒有被消滅而是從種植業中轉移了出來，這個問題成為一個無法從農村轉移出去的包袱。雖然原來莊稼地里的莊稼仍然豐收，然而這些被分流出來的農業勞動者卻沒有了勞動的機會與相應的成果來進行商品的交換以滿足自己的消費要求。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在哪里？從矛盾外部解決問題的辦法是通過外延的投資擴張來帶動，這顯然無法解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所面臨的數億低效率農業勞動者的產業轉移的問題，因為沒有了勞動就沒有了滿足需求的條件，而沒有了需求又反過來沒有了投資的必要。勞動與資本在此形成了對峙。從矛盾內部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在哪產生供需失衡就在哪恢復平衡，在哪喪失了勞動的機會就在哪恢復這種機會。因為只有勞動才能創造財富，閑置勞動就是拋棄財富，一切分工與轉移都是為了使勞動創造財富成為可能，資本的轉移也同樣不能違背這一點。
　　通過專業化分工與從事種植業勞動力的向外轉移，種植業的人均產出能力與購買能力都大幅增加了，解決了問題的一半。另一半是被轉移出來的勞動者因為沒有了在一畝三分地上的勞動機會可能連溫飽都成了問題，誰來為其提供勞動機會？不是別人，而是他們自己。這里既存在所需要的市場容量又存在著很多新的就業崗位，這新的工作崗位就是讓分流出來的農民從事養殖業;這新的市場容量就是從事養殖業的農民通過養殖勞動所產生出來的購買力。新的專業化分工與勞動力轉移使供給力與購買力通過勞動同時在農村出現成為可能,兩大產業的商品在農村很小的區域內便可實現交換。人還是這些人，地還是這些地，但新的財富被勞動創造了出來，難道還有比這更高的投入產出效率嗎？他們用自己的勞動成果不但滿足自身的需求，還能提供大量的剩余與其它勞動者進行交換,新增加的肉、禽、蛋、奶、魚將被端上了兩大行業農民的餐桌。一方面大量的農產品剩余從種植者手中進入到養殖者手中，一部分高附加值的農產品供養殖者消費，另一部分種植產品成為養殖者所需的飼料。另一方面大量的牧業產品從養殖者手中進入養殖者手中。種植者與養殖者在此以前被浪費、被低效率使用時的勞動剩余在此都轉變成了提高自己實際生活水平的物質條件。由此看來，他們食品結構的改善與質量的提高要趕上和超過發達國家的消費水平在理論上是不存在障礙的。
　　在完成了這種農業內部一元變二元的結構調整與勞動力轉移后,農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就大幅提高了呢？顯然沒有，因為他們對食品的消費能力遠遠小于他們勞動所帶來的產出能力。他們的勞動力資源的潛力仍然遠未充分發揮出來，仍然受著其自身市場需求的限制，還需要進行第二次專業化分工與勞動力的轉移，使兩元結構變成三元結構。這一次的分工的目的是為了形成改變現有住房條件與環境條件的產出能力，將第一次分工中超出需要的勞動力轉移到建設新農村住宅小區或小城鎮所需要的建材與建筑等相關行業中去。與第一次分工使兩個行業的勞動者普遍受益一樣，第二次分工將使三個行業的勞動者普遍受到更大的利益，每個家庭擁有現代化的庭院樓房及美化、綠化的生活小區環境將不會是遙望無及的海市蜃樓而是登高可及的現實。這不是誰的恩賜，而是他們真正獲得了勞動創造財富的權利，是他們用自己的辛勤勞動創造了這些財富。
　　農民還可以在此基礎上形成第三次專業化分工，形成社區服務業，向社區內四個行業的成員提供各種社會化的勞務服務與精神文化的服務內容，攴飲、商店、環保、家政服務等新的內部分工將應運而生。更多的農民將進一步享受現代社會的文明成果。
　　他們還可以在原有的分工基礎上進行第四次專業化大分工，走出農村，走向外部的世界，進入旅游行業。他們可以有自己的旅游公司為自己五個行業的父老鄉親提供全面服務，這種自主發展的市場基礎在農村，在不斷提高的生產效率與不斷提高的生活質量所帶來的需求之中。供需在此大體平衡，不存在門可羅雀的可能性。這條發展的路只會越走越寬。       
　　在完成了第四次分工后是否還有必要進行新的專業化分工呢？回答是肯定的。因為隨著科技與管理的進步,原有行業的勞動效率必然提高，新的內部分工也會不斷出現,仍然會出現減員增效的要求。在滿足了農民原有消費需求后，人們對美好生活改善的新目標也還會不斷出現，并需要人們不斷的為此付出勞動。這個循環往復的過程不但永不枯竭，而且會形成一次又一次新的社會化專業分工、產品結構調整、產業轉移與勞動力的轉移。每一次外部與內部的分工裂變都會使勞動效率進一步提高，使農民的生活質量進一步改善。在這個不斷推進的過程中，農民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將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方向上轉變,農村的就業結構將出現重大調整，小城鎮將出現并不斷擴大，城鄉差別將開始真正縮小，三農的問題也將真正的不成問題。
　　由內向外發展的巨大市場空間
　　對于以上從三農內部尋求解決問題的邏輯思考與前景設想可能會使人產生世外桃源的感覺，仿佛其所有的商品交換與服務只能在這個圈內進行,難以與自己所需要的大量工業品進行商品交換。是否會如此呢？回答是否定的。因為從三農內部走出一條自救發展的路并不放棄與排斥走一條從外部解決問題的路。它所利用的資源都是外生性發展所無法充分利用的生產力資源與購買力資源。之所以將現實購買力也作為一種資源是因為在商品生產與交換的社會化商品大循環中，兩者都不可或缺，都不是取之不盡的再生產條件，都需要對其進行資源的優化配置。不管是產出力大于現實購買力還是現實購買力大于產出能力，都非最佳狀態。新的供給力的產生并不會必然產生相應的現實購買力。不管采用何種方式進行資源配置。如果我們不承認購買力也是一種稀缺性資源，只對供給力、對資本進行優化配置，放棄對購買力的優化配置，放棄對勞動的優化配置，供需失衡就必然產生，社會化再生產的大循環必然受阻，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一方面是商品的普遍過剩，另一方面是大量的自然資源與勞動力資源被閑置或低效率使用，相對過剩由此產生。潛在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因此無法達到,發展的大好時機也將因此被延誤。
　　以上現象不只在農村存在，城市中也同樣存在。大多數工業部門的實際產出能力與其可能的產出能力之間存在相當的差距，不是城市工業生產不出來人們需要的商品，而是城市市場的現實購買力不足，它需要農村這一巨大的市場交換能力。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城市碰到的是與農村相同的如何將被浪費與低效使用的勞動資源進行系統的優化配置使之轉變為社會財富的問題,相對過剩的問題。不但農村需要城市市場，城市也需要農村市場。由此可見，農民不但可以在農村進行商品交換也可以將更多的勞動剩余與城市工業品進行交換，大量的家庭投資類工業品，生產資料的工業品將因此進入農村的千家萬戶，由此帶來城市經濟的發展又將提高城市吸納農業人口的能力，使城鄉經濟互相促進,進入良性循環。所以內生性擴張不存在邊界限定,三農的商品不但可以在農村進行交換，同樣也可以與外部世界的商品進行交換。                   
　　微觀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的互補與相容
　　以上解決三農問題的方法與農村、農業、農民的發展模式顯然不同于市場資源配置的的作用機理，市場調節機制不可能產生這樣的結果。三農問題的出現是市場調節機制本身的邏輯缺陷所帶來的必然結果，不完善這一有缺陷的運行機制而只通過政策面的調整轉移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而完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缺陷的最佳方式就是在現行的經濟運行的調節機制中增加微觀計劃調節的功能。在微觀經濟中由各個經濟個體自主的形成專業化分工、結構調整、勞動轉移、商品生產與交換的計劃安排與計劃實施，形成新的經濟增量。由于這種微觀計劃調節系統具有微型化、開放性、實時性、競爭性的特點，所以可以與市場調節的微觀經濟行為很好的對接，互補共進，取得最大的微觀經濟效率與社會效益。這種方式既適合于農村也適于城市，同時適用于城鄉間的商品交換，何處存在相對過剩，何處就應當有這種方式存在。
　　解決三農問題的出發點與落腳點
　　如果我們不是從勞動創造財富這一基點出發而是從貨幣創造財富這點出發來分析，認識這一問題、我們就往往會被現象所迷惑，不能看清造成問題的本質，端著金碗要飯吃，成為資本的奴隸，自然也就無法解決三農問題。微觀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在解決三農問題時所產生的不同結果源于不同的目標。前者以提高農民的物質與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為最終目標,目標體系涵蓋形成三農問題的所有邏輯關系，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解決問題。后者則是以資本利益的最大化為最終目標來解決三農問題，目標體系部分涵蓋形成三農問題的邏輯關系。這種將社會再生產所必須的購買力資源排斥在市場資源優化配置機制之外的目標體系，其運行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無法照搬小國的經驗，也無法套用發達國家的經驗，先哲的理論中也沒有現成的答案，中國有社會主義制度與這一制度所決定的建設目的，有自己特殊的國情與外部環境。并不具備己經成功實現工業化、城市化轉型國家當年所具備的內外條件。他們能成功轉型的路我們不一定走的通。當前，步履蹣跚的世界經濟前進步伐與嚴酷的全球兩極分化趨勢告訴我們:市場不是萬能的，資本的力量是有限的，巨大的供給力需要超出地球市場的購買力才能平衡，經濟全球化己經滑行到了有內無外的天邊，拋出去的包袱還將掉回原地。將經濟發展內在矛盾的解決辦法寄希望于改變外部的條件，解決不了全球化以后的發展問題也解決不了中國的三農問題,中國應當有自己的解決辦法,應當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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