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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回家:我所見的農村

落月 · 2009-02-03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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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回家:我所見的農村
  
落月/2009-02-02

  
  三農問題作為一個問題已經存在了十余年,無論是學界的一些學者專家做出怎樣的學術分析(關于三農問題研究的論文,從社會學到傳播學,充斥大量刊物的版面)和驚人高論(如農村土地私有化等),還是政府的一些政策舉措,但似乎都與真實的農村相距甚遠。“農村”正在逐漸淪為一種話語分析的方式,成為這個喧囂時代的一種陪襯。就像財主家辦喜事的時候,總會叫上幾個窮親戚一樣,諾大的榮國府也有幾個破落的遠房,當然,這些裝扮的只是人情,而不是關愛。
  
  盛世之奧運會與農民何干?金融危機、股市樓市低迷貌似鬧得城市里是人心惶惶,而在農村,一切似乎并沒發生過。該賭博的還賭博,該打女人的還繼續打女人……
  
  前些年,《中國農村調查報告》一紙風行的時候,我也看了,并且是在其還沒有出單行本,還沒有紅火的時候,在《當代》雜志上看的。看完之后,也并不為然,因為,作為一個生于農村,長于農村的人,我認為這本書,距離真實的農村仍然很遠。當然,若說兩位作者是用農村這個題材而行沽名釣譽之事,有亂扣帽子的嫌疑。但是,我也可以很直白地說,這本書中的諸多內容,只是一種常識。在農村,大家都知道,只不過,這種常識,許多人不知道罷了,于是也就成為了一種“有力量、有勇氣的文字”。
  
  當然,在這里,我要聲明的是,我說的農村,是我的家鄉,安徽東北部的一個地方。至于你若拿華西村來作為中國農村的證明,我也不與你爭辯。
  
  好吧,接下來,就將陸續寫上這次過年回家的一些見聞,也希望可以勾勒出一個真實的農村。對于一個在上海這樣的城市學習并工作的人而言,既是一場尋根之旅,也是一次悲壯的返鄉,更是從后現代進入了前現代,從21世紀進入了中世紀,個中滋味,有憤慨,有悲涼,有心酸,有無奈,不一而足。
  
  一、早婚
  
  不得不先從早婚這個事情說起,這也是最讓我震驚又感到悲哀的事情,當然,你也可以說這是農民的愚昧,是農村的落后。但無論用怎樣的字眼,這些事情的確是在農村發生了。
  
  根據我國的婚姻法規定,法定最低結婚年齡是男22周歲,女20周歲。
  
  可是在我們村,1991年出生的一個男孩,準備在正月里結婚了(這個男孩,是在網上認識的我們縣另一個女孩,女孩的年齡我不知道,回家后過一次,那天很冷,其圍著圍巾包裹著臉,沒看出具體年齡,但我想,應該不大,因為在我們那,結婚的很少有女的比男的大),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相當地震驚,當然更震驚的還有,這個女的,還在冬天里打過一次胎(由此也反映,農村青年人的避孕知識的匱乏)
  
  回去之后,打聽了一下,在我們村以及周邊的幾個村,結婚的一般都在20歲之下。很少有超過20歲還沒有結婚的,除了在外讀書的之外。不然,過了這個年齡若不結婚,也就意味著可選擇性很小,或很難找對象了。
  
  有一天,我遇見了前面所說的那個男孩(在我讀書的時候,他還只是一個小P孩,并且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我問其,結婚領證了沒?他說沒有,我說,沒領證你就結婚啊。他說:不礙事。我問:那以后生孩子怎么辦?他說:到時候再說唄。
  
  所謂的到時候再說,也就是請客送禮花錢修改年齡,補辦結婚證,不然怎么給孩子辦準生證和戶口?
  
  又有一天,和我們村的大隊書記一個桌子喝酒,我問他農村的早婚事情,他說很普遍,不僅我們村,在我們縣,甚至隔壁的幾個縣都是這樣。對于這種事情,他也沒辦法管。
  
  “想管也管不了,這些孩子結婚之后就常年在外打工,找都找不到人”,這個書記如是說。
  
  早婚,在我們那里,現在可謂是成為一種社會風氣,或曰是產生了群體仿效反應,一個看一個。你20結婚,我就19結婚,你19結婚,我就18結婚。基本上是沒有領結婚證的,在父母看來,早點給孩子完成了婚事也就早點完成了任務,也免得其在外面打工學壞了。
  
  我們村的一個女孩,年齡就在19歲的樣子,年底的時候,回家辦了婚事。而孩子已經幾個月大了。和男人是在外面打工認識的。
  
  結婚證無法證明婚姻,只有在村里辦了酒席之后,才是結婚。
  
  因為早婚的現象,回去之后,父母每天都在逼我結婚。按照他們的話說,因為我到現在還沒結婚,在村子上,他們就被別人瞧不起,抬不起頭來,被人嘲笑。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什么會產生這種早婚的現象了。
  
  至于上面有人說要交代背景,我們村,安徽東北部的一個縣的一個很普通的村,就像那片土地上的許多村莊一樣。千余人左右,全是一個姓氏,有四個房系,有點像宗法制的鄉村,人均4畝地左右,除了田里的收入之外,村里的青壯勞動力常年在外打工。另外,很坦言地說,村民的生活并不是很窮,在我們村,這幾年就豎起了幾座兩層小樓(造價一般在15萬左右),有人還買了一部夏利車(6萬左右),當然,村子里窮的人也很有。
  
  二、早育和晚育
  
  早育很好理解,因為前面所提到的早婚現象。在農村,一般結婚后一年內就會生孩子,而若在一年內沒生孩子的,就會被嘲笑,被歧視。(我們村的一對夫妻,結婚四年多了,沒有孩子,男的就經常毆打女的,不過,據說,女的已經去醫院檢查過了,沒有問題,而男的死活不愿意去檢查)
  
  農村的這些女人,可以說是沒有青春的,在結婚、生育之后,很快就變得蒼老。剛20歲出頭的女子,衰老到像四十歲一樣。
  
  聽說,村上一個女子,年齡剛20,08年春天結的婚,冬天里,小產了一次。
  
  在農村,一向都是結婚之后就很快要孩子的,晚育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按照國家法律規定,貌似頭胎是男孩的,不允許生育二胎。但是在最近幾年,這些頭胎是男孩的,并且已經結扎過的婦女,紛紛去重新做手術,然后再生一個。
  
  隔壁村的一女,今年已經40,兒子94年生的,今年已經上初三了。去年又生了一個男孩,這次回家看見了,才1歲大。
  
  90年代計劃生育抓緊的時候,農村的婦女都要強迫去結扎,我一直認為,結扎是一種很不人道的事情。但仔細想想,也沒有其它辦法,不然如何控制生育?你沒法指望農民去用安全套,去算安全期,去吃避孕藥。
  
  可現在呢,這些結扎過的婦女,而且都接近40歲的年齡,又紛紛去再做手術,再生孩子。
  
  父親說“這幾年,一個看一個,大家都生了。”
  
  一天早晨,村西邊的路上走來一個步履蹣跚,挺著大肚子的女人。我不認識,問母親是誰,母親對我說是某某。本來有兩個孩子,一女一男,可她的女兒,三年前因病死掉了,(當時回家的時候,我曾經路過她的墳,死的時候才十五六歲的樣子),家里只剩下一個男孩了,于是又去做手術,現在又懷上了。
  
  可她的年齡呢?我沒問,不過根據我的推測,應該在45歲之上了。
  
  這就是農村,真實的農村,45歲的女人和18歲的女人,共同懷孕待產。這也就是新農村,有了網戀,有了未婚生子,有了高齡產婦,可以說是與城市接軌了。
  
  在村口的那個房子的一面墻上,赫然粉刷著一行防治艾滋病的大字(具體的標語內容忘記了)。
  
  三、死亡
  
  每次過年回去,我都會問父親,這一年,村里死了誰。整個村莊都在老去,村子里的那些我熟識的人,長久地停留在我記憶深處的人,都會在某個我所不知道的一天死去。當然,我也會和他們一樣死去。墓地,我都選擇好了,包括我父母的,和我自己的。都將會埋葬在那塊如今滿是青綠麥子的田里。
  
  而我從來不關心,這一年,有哪些新的生命在村子里降臨,因為他們都與我無關。起碼與我的記憶無關,
  
  08年,我們村子里死去了三個人,一個女人,兩個男人。除了那個女人,是因為偶然事故,從我們村一戶人家新蓋的兩層小樓上掉下來,摔死的之外(摔傷了頭部,不治身死),我想說得是那兩個死去的男人。
  
  兩個男人,死去的時候都才60左右,一個59,一個60出頭。都是因為突然被檢查出來得了癌癥晚期。然后,在熬了不到半年后就死去了。在死去之前,他們都是村子里做農活的很厲害的人,當然,沒有醫保的他們,不會去想著檢查身體,就像是自然界的動物,安靜地存活,安靜地等待疾病的突然襲來。
  
  在農村,經常會聽見這樣的一種幸福定義“有吃有喝,沒病沒災”。而若是一旦得病,也就意味著死亡,因為,每每總是小病拖成大病。然后就是等待死亡。
  
  08年死去的這兩個男人,那個60出頭的,我不是很熟悉,暫且不提。而這個59歲的男人,則是需要說一下。按照輩份,是我爺爺的父親輩。
  
  他有兄弟兩人,他是老大,家里有個磨香油的磨坊,他家的麻油,在遠近十幾里都很聞名(手工制作的那種,炒了芝麻,用石磨磨制出來的、然后三斤芝麻換一斤麻油)。
  
  年輕的時候因為窮沒娶上媳婦,后來在80年代,買了一個云南的女子,后來,在為他生了一個女兒之后,跑了。之后,他就一直撫養著自己的女兒,單身生活。
  
  他的弟弟,娶上了媳婦,有兩個孩子,不過,在我讀初中時候的某一個夏天的午后,在自家的梁頭上吊自殺了,據說,死的時候,穿了一身白色衣服,自己親手做的。
  
  在他的弟弟死后,村上的人本想撮合他和弟媳婦組成一個家庭,但因為年齡相差較大,弟媳婦沒同意,后來,弟媳婦又招了一個男人進門。
  
  如今,他也死去了,死于胃癌。夏天被檢查出來,元旦的時候死的。
  
  暫且不去敘述村上的這些往事,畢竟在死亡面前,所有文字都是輕浮的。(初二那年,我們村一年之內,有三個年輕女子,喝農藥自殺了。恰巧的是,她們的墳,分別在在村子的三個方向上,一時間人心惶惶,說剩下的那個方向上,還會再有一個)
  
  年前的一個午后,我去田里溜達,遠遠地看見一座新墳,上面還有幾個花圈。回家之后,趕緊問父親,那是誰的墳。
  
  不知道,下一年回去,村外的田間又會多出幾座墳來。
  
  說到死亡問題,順便再提一下火葬問題。之前政府強制實行火化,這也使得,在我們縣的廠紛紛倒閉之后,火葬廠竟然存活了下來,據說效益還不錯。初三的暑假,曾經作為娘家人,去過一次。
  
  但是由于農村的習俗,雖然火化了之后,仍然要用棺材,講骨灰盒放進里面,然后辦喪事,下地。
  
  后來呢,這里面就產生了貓膩,只要出錢(據說是好幾千,當然數額多少,也要看是否有人),就可以不用火化,火葬廠收了錢之后,也會出具證明。(查也查不到,除非開棺,這是很危險的,很容易造成警民沖突)
  
  當然,若是有權勢的,不交錢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不用火化尸體,直接下葬。
  
  之前幾年,還鬧得要在村里設置統一公墓,安放骨灰盒,后來也不了了之。現在,基本上都是埋在自家的田里。成為鄉村田間的一種點綴。區別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樣將墳頭堆得很高了。
  
  火葬,原本是為了節省耕田,現在看來,起碼在我們縣,成為了一種形式,甚而成為權錢交易的灰色地帶。
  
  竟然連死人的錢都掙
  
  四、教育
  
  據官方消息說,目前大學生中,農村生源的比例在逐漸下降。
  
  年前,參加一場婚禮,酒席上與我同桌的基本上都是一個鄉村小學的老師。年齡都在40—50左右,我全不認識,喝酒,開始聊天。
  
  桌上一個人,掏出一款手機,我瞄了一下,LG的一款,估計價格也就幾百塊錢左右。另一個人問:劉主任,這又是從哪里搞來得新手機?那個叫劉主任的說是某某送的,校長一個,他一個,后勤主任也有一個。
  
  那個問話的人,笑著大聲說道:腐敗啊,黨都是讓你們給毀了的,看來我要退了。
  
  然后眾人繼續喝酒,吹牛,我在旁邊安靜地聽著。
  
  一個中年老師,剛做過手術(據推測,估計是痔瘡一類的),說自己前幾天喝酒,只能站著,說“我現在就像孔乙己一樣,站著喝酒”。眾人大笑。
  
  孔乙己,這個詞讓我當時楞了一下,可惜,如今,孔乙己在農村也許常有,而魯迅卻沒有。
  
  這些就是農村的基礎教育老師,我有一些高中同學,后來去讀了師范專科,很少有回去做老師的,大多出去打工。當然,沒有關系農村的這些學校也很難進。
  
  后來我放開了和他們喝酒,肆無忌憚地說著一些粗俗的話,最后我醉了。
  
  雖然,農村實行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但基本上,這些都是空談。大量的農村孩子輟學,或是熬到初中畢業就出去打工。
  
  隔壁的一個鄰居下的一個小女孩,94年出生的,小學沒有畢業,身體都還沒長成,在外打工已經一年。春天的時候去采茶,后來去了南通的一個家庭工廠內,做箱包的,包吃住,一個月500元錢,從來沒有星期六星期天,每天早晨7點多開始做活,我問她,晚上什么時候結束,她說不一定。有時候都到10點多。和她一起的還有兩個差不多大的小女孩,收完麥子后她去的,大半年掙了2900塊錢回家。
  
  2900元錢,一個15歲女孩辛苦大半年的收入。在我和她談話的時候,她并沒有一句抱怨,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命吧。她們是認命的孩子、順從的孩子。
  
  她才15歲,頭發也拉直了,有點都市的影子,只是那雙手,粗糙的像個老人一樣。都是傷口和繭子。
  
  15歲的年齡,所謂的花季雨季的歲月,所謂的青春,可是對于他們來說呢?
  
  正月初九,她又要回南通了,我把手機號碼給了她,讓她遇到什么事情可以給我打電話。
  
  在農村,經常流行的一句話是“讀書不讀書都一樣,反正都是打工”,或“讀大學又怎樣,出來還不是打工?”
  
  很汗顏和慚愧地說,我是我們村上這十年來,也可以說是自78年恢復高考以來,第一個考取重點大學,第一個讀研的人。可就這樣的一個諾大的村莊,近十年內,算我在內,考上大學的(本科)也才三個人而已。(說這些,不是得意,而是悲涼,就像魯迅先生所說的,看到一堆沉睡在鐵屋子里,沒有醒來的人一樣)
  
  回家最怕的是別人問我工資多少,因為在他們看來,我在上海(上海對于他們,成為了一種文化想象,一個遍地是黃金的大城市)讀了所謂研究生了,畢業后,起碼也要上萬元的工資,還會有人給你分好房子。
  
  若得知消息,我沒有這么多的時候,他們都會說,我看讀書也沒什么用,XX初中沒畢業在外面打工,一個月都好幾千。
  
  對于這些,我能爭辯什么呢?
  
  我們縣高考升學率之底,很難想象,估計是安徽最差的一個縣了。全縣人口是80多萬,08年參加高考的只有7千多人(還包括大量的復讀生在內),考上的本科(三本以上)才1500余人,其中大量的是三本。其中復讀生占了大多數,(我是2000年高中畢業,我一個同班同學一直復習到2004年,才考取一個省內本科,)
  
  小學教育差,導致初中教育差,然后又是高中教育差,放到全省的高考競爭中,完全沒有實力(考上稍微好的一些大學的,也都基本上是縣城的孩子)
  
  我一個高中同學,現在縣里一個高中當老師,今年帶高三畢業班,年后,去和他喝酒,他說,班上70人(文科班),學校給他的基本指標是一個本科,三個本科是超額指標(只要分數夠三本就行),我問他估計能考上幾個,他說最多也就五六個人左右。
  
  那剩下的那些人呢?無非復讀,或是外出打工。然后回家結婚生子
  
  因為是高三,初四就開學了,初四上午,我同學非得讓我去給他班上的學生們說上一些什么。讓我給那些孩子勉勵一下。
  
  站在講臺上,面對一群孩子,我無法給他們說啟蒙,說自我救贖,只能給他們描述大學的美好生活,勉勵他們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說現在社會競爭壓力很大,要想成功,就要多努力學習。
  
  目前在我們縣,職業技術培訓學校開了許多,不僅縣城里,鄉鎮了也有許多。培訓的技術,無外乎縫紉,電焊等。然后,就將他們輸入沿海的一些工廠內。在更多的孩子和家長看來,這才是人生的正確道路。(讀高中,花錢又不一定考取大學,考取了大學也沒啥用)
  
  我也并不認為,讀大學對于他們來說是唯一的一條出路,但我想,讀了大學之后,無論怎樣,起碼可以認清自己,認清一些這個社會,不會再渾渾噩噩地生活下去。
  
  當然,這里又存在著一個啟蒙者的悖論,究竟是清醒者痛苦?還是沉睡者痛苦?是該讓他們睡去,等有一天,他們自然地醒來,還是把他們叫醒?叫醒之后呢?
  
  那天,我在黑板上畫了一個金字塔,我對那些十七八歲的孩子說,我不期望你們可以爬到金字塔的頂端,但我也不希望你們淪為金字塔的底部。只要你們能夠在中間的位置就可以了。
  
  父母有時候也會半開玩笑半生氣地說,當初,還不如不讓你去讀書呢,不然,現在我們也就可以抱孫子了。你看村子上的和我們差不多大的,都已經抱上孫子了。
  
  聞此,我很難過。因為父母說的不是他們的觀點,而是正在農村流布的觀點。
  
  五 農村低保
  
  在農村,有許多事情的發生,的確是你所想象不到的。就如低保來說,剛才百度了一下,看到這樣的官方消息:
  
  通過個人申請、評審評議、審核、報批和監督檢查等一系列制度設計來保證制度在實施中的公開、公平、公正。縣級民政部門負責審批,由鄉鎮、村委會具體受理。
  
  申請農村低保的基本程序是,由戶主向鄉(鎮)政府或者村民委員會提出申請;村民委員會開展調查、組織民主評議提出初步意見,經鄉(鎮)政府審核,由縣級政府民政部門審批。鄉(鎮)政府和縣級政府民政部門對申請人的家庭經濟狀況進行核查,了解其家庭收入、財產、勞動力狀況和實際生活水平,結合村民民主評議意見,提出審核、審批意見。在申請和接受審核的過程中,要求申請人如實提供關于本人及家庭的收入情況等信息,并積極配合審核審批部門按規定進行的調查或評議,有關部門也應及時反饋審核審批結果,對不予批準的應當說明原因。
  
  而在我們村,有的一家四口人,包括幾歲的孩子,全都享受著低保,有許多青壯年的勞動力,也在享受著低保,而我的爺爺奶奶,今年都八十多歲了,卻沒有低保。(當然,以我們家的狀況,贍養爺爺奶奶不成問題,但這件事,讓人委實很生氣。)
  
  父親和我說這件事的時候,很憤慨,“誰送禮給書記,誰就有低保,誰上面有人,誰就可以有低保。”
  
  所謂的申請、調查,公正都成為了紙面的笑談。
  
  低保成為了權力這個大棒之后的那根胡蘿卜,大隊書記想給誰就給誰,成了安撫與拉攏的工具。
  
  低保一年有近千元左右,完全成為了一種額外的福利待遇。該有的沒有,不該有的卻有了。誰家權勢大,有,誰家上面有人,有,誰家送禮了,有,誰家是刺兒頭,容易鬧事的,有。
  
  我家沒有,雖然,我爺爺今年85、奶奶80了。
  
  我寫這些并非是品頭論足,而只是想寫一下我所見的農村情況。對于我本人而言,也沒有要一味地洗褪自己身上農村痕跡的意思。無論面對誰,我都坦言,我是農村出來的。
  
  此外,我也并非說是要讓農民全涌入城市(某些學者所謂的在城市形成貧民窟的觀點,實在是笑談),但你也不可以坐視農民成為現代化的犧牲品,然后被咀嚼一番、榨干了青春之后,成為渣滓。
  
  沒有人有權力,有何正當的理由,可以堂而皇之說,農民就應該為這場國家現代化運動做出犧牲。
  
  他們生而為農民,不是合法的理由。
  
  六、農村的政治問題
  
  “我身上有兩顆子彈,一顆留著保衛我自己,另一顆留著參加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這是大年三十那天上午,我們村一個70歲的老人站在我們家門口,所說的話。
  
  他什么職務都沒有,連黨員都不是,經常熱衷于參與村上的事情,諸如核查村委會的帳,去縣里上訪等等。
  
  我父親說這個人現在還經常在家里寫東西,我問都寫的是寫什么?
  
  ——還能是什么,都是那些大道理唄。
  
  我不知道他是否讀過馬列的書,但他經常會把馬克思掛在嘴邊,說起話來振振有詞。
  
  “農村需要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把這些狗日的都搞倒,用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看問題,這個社會已經變了80%”,我拿出手機,將他的這些精辟的語言記錄下來。
  
  從縣城里坐車回家的時候,在路邊的一個村口,赫然掛著一個大紅條幅,在冬日的村口,顯得特別醒目。條幅上寫著:村民直選,是建設鄉村基層民主的重要保障。
  
  看到這樣的條幅,我啞然而笑。民主,直選,多么誘人的字眼。
  
  回家之后,問父親,在選舉的時候,拉選票的現象特別嚴重。“選舉不過是走個過場,上面讓誰干,就是誰干”,我們村的那個書記,今年69歲了,被稱為“不倒翁”,在大隊書記的位置上,起碼已經占據了有近二十年了。也有人戲稱其為“胡書記”,說其很會糊弄,上面有人,在村上又不得罪人,得罪人的事情,都會暗地里指使別人去做。
  
  此外,還有農村的發展黨員問題,誰想入黨,必須要經過大隊書記這一關,先送禮,再表示忠心,于是,發展黨員,也就成為了培養個人親信的渠道。起碼要確保入黨者不會危及其地位。而有幾個所謂的刺兒頭,怎樣也無法入黨。也就意味著其無法進入政權,再這么折騰,也只能是在外面鼓搗。而當權者隨便安排一個罪名,就可以將其搞定。
  
  當年我們村有個光棍漢,特別地仗義執言,經常一個人去縣里和市里上訪,反映問題。他在路邊的溝渠里挖了一個很深的池子,夏天的時候,村上有很多人都去池子里取水打農藥。別人都給用,就是不給大隊的幾個干部家人用,為此還打過一架。后來,他領養了一個別人遺棄的女嬰。一個光棍漢領養一個女嬰這樣的事情,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但村里硬說其違背了計劃生育政策,還讓鎮子上的派出所將其帶走了。不知道其在里面是否受到了拷打,出來后,變得老實多了。
  
  “喝紂王水,就不能說紂王無道”——這是父親經常教育我的一句話。尤其是在我偶然在他面前說一些稍微憤慨的話時。
  
  七、土地問題
  
  我們村的土地,是人均有4畝左右(每畝660個平方),95年的時候,重新分配過一次土地,之后就一直沒動過,這使得有的人家娶了媳婦,生了孩子,都沒有土地,而像我這樣的,戶口早已經遷出,但在家里還有一份土地,那些死去的也包括在內。
  
  95年動過土地的時候,說是30年內不再動地。
  
  最近,土地私有化貌似被提出來,作為解決農村問題的一劑良方,這次回家,和村里的一些人談到此事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土地兼并。(我和他們說,土地要私有化了,可以自由買賣了,他們說,那很快就有人賣地,尤其是那些不正干的人。)
  
  “乖乖,又要回到解放前了,要有地主了!”
  
  其實,農民對于土地的眷戀的熱情正在逐漸下降,村里許多有錢的人,都去鎮子上或是去縣里買了房子,平時都住在縣城里,只有每年兩次農忙的時候才回來。
  
  在我小的時候,我們村種植了許多經濟作物,諸如棉花、薄荷、西瓜等,(我們家曾經就種過近10畝的棉花、也種過近十畝的薄荷,和三五畝的西瓜),可現在,都是一季麥子、一季大豆。省事,完全的機械化操作。(雇用聯合收割機,直接把糧食拉到家,有的戶,收完糧食就當場賣掉,帶了錢走人)。然后將秸稈在地里燒掉,再種下一輪。
  
  雖然沒有土地買賣,但在農村可以租土地來耕種(300元/畝/年),有的人家不愿意種地的,或是常年在外的,就將土地租給別人種。
  
  再說一下,去年的賣地問題。有一條正在建設中的高速公路經過我們村(貌似是從許昌到宿遷的),修路要占用農田,這其中分為兩種,一種是路面占地,另一種是取土占地(要取土墊路基)。
  
  前一種的價格是18000元/畝,后一種的價格是12500元/畝(價格差的理由是,取土后的水塘還可以用來養魚獲利等,但我懷疑這個差價被承包商私吞了)。
  
  取土占地的面積很大,有好幾塊,一塊就有80畝。(我們家的土地被劃了4.5畝)能夠賣地的,都很開心。人們不再稀罕土地。只嫌棄賣少了,沒有說多的。
  
  至于說土地拋荒的現象,我們那里沒有,因為自己不種,可以承包給別人。姑且可以算做土地私有化的前戲吧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事情,關于這次修路賣地的問題。村上有的戶是攤到了,有的沒有。
  
  攤到的就很慶幸,沒攤到的就很沮喪。于是就有人提議說要把這些賣地的款拿出來村上平分,然后再重新分配土地。這是平均主義思想呢?還是集體主義時期思想的殘留呢?
  
  這樣的提議當然不了了之,但的確很吊詭,值得反思。
  
  一些三農學者常說土地目前成為了農民的束縛,成為了阻礙農民現代化的桎梏,也有人說土地是農民生活的最后保障,是返鄉之后的最后棲息地。但無論是怎樣的看法,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就是:農民已經不再深深地愛著這塊土地。
  
  艾青說:“為什么我眼中常含著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的深沉。”而如今,這塊土地也許正在淪為雞肋。
  
  八、文化問題
  
  我一直認為在農村/農民那里,不僅有政治、經濟問題,而且還有文化問題。暫且不論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我認為,這個文化問題,才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農村和農民的生活狀態和形式,影響著消費行為的選擇,也影響著他們的人生選擇。
  
  我也一直很困惑,農村的文化是什么?有沒有農村文化,是什么樣的文化在農村發揮著作用?
  
  都說儒家文化在影響著國人,但在農村,你很少能夠看到仁愛、看到友善。你所能夠看到的只是自私與貪婪、愚昧與無知,看到的只是爭強好勝、看到的是勾心斗角。那些質樸純真善良的農民哪里去了?是誰讓他們變成這樣?
  
  打架、吵架、通奸這樣的事情是屢見不鮮,尤其是春節里,因為賭錢、喝酒或一些小恩怨,先是吵,再是打,然后是鬧的頭破血流。
  
  有的人喝了酒之后,可以繞著村,罵一圈,想罵誰就罵誰,語詞低俗。誰家兄弟多,拳頭硬,誰就可以欺負鄉鄰。
  
  十七八歲的男孩子,留著長發,染了顏色,并且還帶了耳釘。十六七歲的女孩子,說自己喜歡的人是李宇春,在課本前面寫上“非主流”三個字,作為自己的人生信仰。他們不知道WTO,但知道麥當勞,知道網戀,會用qq找女朋友。
  
  農村沒有報紙,基本上每家一戶電視,最近兩年剛通了有線電視網絡(許多人家因為收費,而不裝有線)。縣電視臺里永遠都在播放著性藥和豐胸廣告,用詞非常具有挑逗性,大人孩子都在看。
  
  最近幾年,我們那里(基本上隔壁幾個縣都是)還興起了一種很另類的嗩吶文化。遇到紅白喜事,基本上都會請一個嗩吶班子到家(誰家不請,就沒面子而被瞧不起),在我的小時候,嗩吶班子吹的真正的嗩吶,有好多種樂器、都賣力地演奏。而現在,只有三兩個嗩吶,配之以電子琴。
  
  當然,我要說的不是這個,而是,這些嗩吶班子都會請一個女人,年齡一般都在三十之上,姿色稍微有上兩三分,到晚上的時候,就會濃妝艷抹,登臺高唱一些黃色小曲,說一些低俗笑話,然后和一個搭配的男人打情罵俏。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性愛”為主題。有些時候,還會玩脫衣舞游戲。(我都在臺下看過脫胸罩,脫內褲的——非全裸,不是從里面脫,就是從外面脫得剩下三點為止)。
  
  臺下的看客,有大人,有孩子,有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遇到精彩處,都齊聲叫起好來,或高喊著“脫啊、脫啊、脫啊”。即使是喪事,也會有這樣的演出,無論是親人還是村人,臉上都看不到一絲的悲傷。若不脫,眾人都會說這個嗩吶班子不行,不過癮。我想,魯迅筆下的看殺人事件,也莫若如此。
  
  前面有人說到信仰問題,的確,基督教最近幾年在我們那里(不僅是我們那里)很興盛,尤其是一些上了年歲的人。每到星期天,都是去做禮拜的。
  
  九、關于教育再補充幾句
  
  以身作則的說吧,從小時候,父親就告誡我,農村人,要想跳出農村只有兩條路,一是當兵,二是考大學。那個時候,考上大學就意味著保障,意味著洗干凈泥腿子,進城做個“體面人”。
  
  可現在呢,很少有人再有這樣的想法了。
  
  那個時候的農村,相比較現在,真的很苦,幾十畝的麥子,都是用鐮刀玩著腰一刀一刀割的,打場是用牛拉著石滾碾的,十幾畝的薄荷,要不分白天黑夜地用大鐵鍋熬上好幾天。
  
  我讀初中時候,成績好的同學都去考中專了(97年左右),那個時候,農村人還滿足于中專,因為高中并不代表著大學,而且還要多浪費一些錢(那個時候,我們村有兩個高中生,一個復讀了好幾年也沒考上,回家后先是搞養雞,失敗后外出打工了,一時被村上傳為笑柄,另一個是學體育的,也是復讀了幾年,終于考上了省內的一個師范專科,畢業后,竟然去了中學做數學老師了,真是一件比較神奇的事情)。
  
  由于我們縣的高考升學率較低,就有很多人去讀一些職業或民辦學校(尤其是集中在西安和江西南昌這兩個地方,那兩年,這些學校簡直是去高中門口搶人,招生了一個都有提成的),農村人不懂,反正以為都是大學。這些學校畢業之后,無疑還是打工,于是也使得越來越多的人不相信所謂的大學的神話了。與此同時,一個個外出打工的神話也在迅速地膨脹和傳說開來,“某某高中沒畢業,外出打工,一個月八千塊。”,我當然,相信,這其中有的是真實,但我更認為,虛假要大于真實。
  
  說一個笑話,前幾年,后面村上有個男生考取了北華大學的國防生。他們家連放了兩個晚上的四場電影來慶賀,還制作了大紅條幅掛在門口。周邊幾個村的人都在議論紛紛。
  
  “——北華大學是什么大學?”
  
  “——誰知道,估計是北京清華大學吧?厲害”
  
  “——嘖、嘖、聽說人家這個大學不僅要錢,而且還給錢”
  
  這些都是回家之后,我聽父親轉述的。
  
  以前,我總是堅持啟蒙論調,認為改變農村的根本在于教育。要讓農村的每一個孩子都覺醒,都認識自己,認清這個世界。然后,一切就會好了。可現在呢?與其談啟蒙,不如談救亡。破敗的農村,該是需要一種拯救了。
  
  的確,現在很少的大學畢業生讀書后會愿意回去建設家鄉。你可以指責是忘本,是沒有良心,當然也可以指責我。但誰又理解這其中的苦衷?(這次回家聽說,目前正在選派大學生到基層任村官了,我恐怕這政策雖好,但估計又是半途而廢,流于作秀,農村的工作,豈是一兩個書生可以勝任的,農村的水很深!)
  
  我一個同學,大學本科畢業,最近很想回縣城做生意(我們縣城,目前就像是80年代初期的深圳一樣、一年開個批發部也有一二十萬的收入,而我們縣城的房價,目前是1500/平方米左右),但其父母死活不同意,認為這丟面子。
  
  就像我,坦然地說,四年前,當我從家到上海讀研究生的時候,在我的身后,就像一顆騰空而起的蘑菇云一樣,有一個正在膨脹升起的神話。常說,歷史的洪流在裹挾著個人前進,就是這種感覺。我無法回去,戳破那個神話,即使我在外面活得是怎樣的辛苦。我想,起碼給后來者,留一點希望也是好的,倘若我也回去了,毫無疑問,我在眾人眼里就是一場悲劇。將會不可避免地成為反面教材,讀書無用論的案例。
  
  這是該叫做偶像的黃昏?還是悲劇者的誕生?《皇帝的新裝》里的那個說真話的孩子,有的時候,也未必是值得贊揚的,姑且不論其下場如何。
  
  當然,你也可以指責我的軟弱。這次回家,有時候半夜里驀然醒來,總感覺自己一不小心就會淪為魏連殳、呂緯甫一樣的人物。
  
  不是不想回去,而是走得太遠,沒有回去的路了。當我轉過身去,發現身后已經沒有一條可以回去的路——以這句話與大家共勉。
  
  十、農村的生活
  
  有許多人都說到農村的賭博問題,的確,我們那里也很多,尤其是過年的時候。外出打工的人掙了錢回去之后,就聚在一起賭。賭的很厲害,有的人能把一年在外面掙的錢都輸掉。各種賭博的方式都有,甚至婦女老人都參加,從擲骰子,到麻將、牌九、斗地主、炸金花。
  
  說到賭博,就不得不提抓賭問題。我們鎮上的派出所,簡直就把抓賭當成了一種創收方式。無論是賭多大的(就連五角、一元、兩元金額的擲骰子也抓,我老媽有一年冬天就因為擲骰子,而被抓了一次),是在賭的還是在旁邊圍觀的,統統抓進去,然后通知家里拿錢贖人,這簡直就是違法,但這么多年來一直是這樣。當然,若是有點關系的,打聲招呼,就沒事,也不敢抓。
  
  農村的假貨問題。中秋回家的一次,我在村子的商店買了一瓶可口可樂,竟然是假的。據我回去的同學說,村里的店就連牙膏,洗衣粉都是假的。我父親說年前我們村一戶人家辦喜事,用的煙酒都是假的。村上的人現在都懶了,連饅頭都懶的自己蒸(我們那里是以面食為主),村里的小店里,啥都有。從饅頭到日常用品,肉類瓜果蔬菜,桶裝的飲用水,還代沖煤氣,代繳電話費。這次回家,聽說隔壁有個村,還開了一個超市(對,自選超市,微型家樂福,現代化的在農村的在地化例證)
  
  兩個人命不值錢的例子。其一,是我們后面村的一個老人,念過私塾,寫得一手不錯的毛筆字,會算命測字打卦,懂一點孔孟之書。經常在趕集的時候,去鎮子上給人算命,雖然八十多歲了,身體還算硬朗。幾年前的時候,有一次在去上集的路上,被一輛摩托車撞了,然后死了。最后,兩家私了,肇事者賠償了1萬塊錢。回家,我問父親,怎么才這么少的錢,我爸說“他都八十多歲了,還能活幾年?”——生命的價值,是用年齡來衡量的。
  
  去年,在距離我家不遠的一個村上,一個女的,年齡是60多歲,去村里的醫務所打針。針頭還沒拔出來,人就死了。這明顯屬于醫療事故。最后,賠償了4萬5千元私了此事。
  
  試想這兩件事,若放到城市,會怎樣處理?
  
  農村的生活,似乎仍然處于一種自然的狀態。在后現代與中世紀之間夾雜,像一條沒有目的的河流,恣肆地奔放,誰都不知道終究要流到哪里,當然,作為農民的他們,也從來不會去關心這些。
  
  十一
  
  多謝各位耐心讀者,至于農村的其他諸多一些問題,諸如社會治安,留守兒童等等,我暫且沒有去談,但我想,我已經說的足夠多了。原以為,我所說的只是一些最基本的“常識”,但就是這樣的一份常識,在許多時候都被遮蔽了,或是被改頭換面,以另一種方式重新包裝起來,告訴給國人。
  
  是的,無可否認,無論在學界還是在政府那里,農村問題目前正在得到重視。對此很是欣慰,但這種重視,也是恰恰反映了問題存在的客觀事實,以及緊迫性。
  
  仔細看了諸位的回帖,有人認為這是現代化發展過程中、所必須要經歷的一個“陣痛”時期,但我想還需要先深思一下,這樣的“陣痛”是否就可以帶來一個大家所期望的未來?此外,為什么要讓農民來承擔這種“陣痛”?難道就因為他們是農民嗎?因為生而為農民,就必須要到城市里出賣勞動力?就必須從事卑微的工作,就應該是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嗎?就必須要為現代化作出犧牲?
  
  一代人犧牲了,另一代人接著犧牲?前仆后繼地成為路基,成為金字塔的底層?以承托起所有的偉大藍圖和遠大理想?
  
  改革開放三十年過去了,改革的合法性早已經通過各種渠道被確立下來,的確,我也承認,改革開放決策的正確性和歷史必要性,但是否就應該一味地高唱贊歌,而不去反思這三十年的改革呢?
  
  在農村,我經常會聽到這樣的言論,尤其是那些經歷過前三十年時期的人在感慨“這個時代變了,社會風氣變了,人心也變了,要是在毛主席時代,都要拉出去槍斃。”
  
  我也一直認為,人不是動物,物質上的富裕不可以成為精神上貧瘠的理由。二者之間沒有直接可換算性。不要以為讓農民吃飽肚子,住上房子,就解決了一切問題了。
  
  有人反駁說,相比較之前吃不上飯的時期,農村現在是很好的了。是的,這無可否認,但我們難道僅從時間層面看問題嗎?若是相比較封建社會,奴隸社會的農村,豈不是更應該載歌載舞地歡慶呢?
  
  所有的解決方案,都說將來會好的,等待產業升級,等待國富民強。好吧,等待吧,姑且不論這是否是一個空頭承許諾。起碼,我爺爺是等不到了,我父親不知道是否能夠等到,我那些仍然生活在那塊土地上的兄弟姐妹呢。
  
  他們看不到希望,他們也不知道什么是希望。
  
  我是農村走出來的,每一次回家,心情都會很悲涼,我不知道,我所看到的家鄉是不是就是我兒時的家鄉,是不是就是常在我心中掛念著的并有時候魂牽夢繞的家鄉。
  
  我承認,寫出這些文字,是需要勇氣的。因為是在“揭丑”,當然,我也可以用另一個筆法,將我的家鄉描繪的溫柔而甜美,勾勒的詩意而夢幻,有藍天白云,有原野蒼穹。但這無疑于阿Q不敢正視自己頭上的癩瘡疤一樣。
  
  魯迅先生說,掘心自食,乃知本味,這就是我所見的農村。誠如諸位所言:一聲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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