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有些觀點取材邋遢道人以及烏有之鄉其它作者，未及表明敬請原諒。

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深刻總結了30年農村改革發展的偉大實踐和基本經驗，深入分析了當前農村改革發展面臨的矛盾和問題，明確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重大原則，從加強農村制度建設、積極發展現代農業、加快發展農村公共事業三個方面全面部署了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主要任務，是今后一個時期推動我國農村改革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決定》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功能做出了科學界定，支持其成為農村土地規模經營主體，授權有條件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從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原因來看，深入學習貫徹《決定》有關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重要論斷，探索和完善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全面貫徹落實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破解三農問題的著力點。　　

一、城鄉收入差距原因分析：　　

理論研究和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在工業化早中期，會出現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的現象。因此，我國城鄉居民間的收入差距在相當長時期內呈現擴大趨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如果放任這種差距繼續擴大，就會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和國民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因此，要科學分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原因，從而更好地采取有效措施，對癥下藥。　　

（一）、歷史原因分析　　

從歷史的原因來看，主要是經濟資源分配制度、交換制度、再分配制度以及戶籍制度的歷史安排。　　

經濟資源分配制度上，國家對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規模、基礎教育資源的分配和資金投向要遠遠高于農村；城鄉交換制度體現在價格制度的設計上，通過價格“剪刀差”實現農村向城市、農業向工業、農民向市民的“輸血”；再分配制度體現在農民長期承擔了較高的稅賦而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基本上之顧及城市居民；戶籍制度將農村勞動力阻隔在有限的土地上，限制了由利益導向驅動的要素自由流動，強化了二元經濟結構，廣大農民難以享受到工業化的成果，使農民在城鄉利益博弈中幾乎完全失去了話語權，導致偏向城市的各項制度安排得以順利實施，同時造成了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　　

（二）行業原因分析：　　

從行業原因上看，在于農業技術進步空間、產業鏈擴張區間、資源利用率空間以及內部組織化程度空間相對狹小。　　

工業的技術進步空間要遠比農業大。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平均年技術進步率達到8.6%，而同期農業年平均技術進步率只有1.72%；工業產業鏈擴張空間遠比農業大。工業產品每次衍生都有附加值增加，但農民處于整個農業產業鏈條最低端，很難從加工、運輸、銷售等環節獲得相關收益；工業資源利用率空間遠比農業大。工業可利用的資源理論上是無限的，但農業基本資源就是耕地，耕地不僅面積有限而且還在逐年減少；工業行業內部組織化程度遠比農業高。組織化程度高可以通過合理的人力、管理組合提高效率，工業可以通過生產規模擴大使組織規模擴大，商業可以通過連鎖機構使組織規模擴大，農業很難通過自身力量實現大規模生產。　　

（三）現實原因分析：　　

人均耕地資源有限而且分散。我國人均耕地1.41畝，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均田制式的制度設計，造成農戶承包土地更為狹小；因為分配承包地要肥瘦搭配，遠近結合，每戶耕地又被分成若干塊。　　

家庭獨立經營存在的弊端。生產經營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然經濟色彩, 無法掌握準確的市場信息,難以對農業生產進行科學決策；農業固定資產的重復購置和低效率使用,阻礙了大中型農業機械的推廣應用；缺乏吸納現代科學技術的內在動力, 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低、農業技術進步緩慢；單個小型農戶產品數量少, 缺乏足夠的熱情去關注市場, 也沒有足夠的能力向相對較高的流通成本挑戰。　　

國際市場沖擊嚴重，由于發達國家農業基礎設施先進，科學技術發達，組織化程度高，國家給予高額補貼，其農產品質優價廉，對國內市場造成巨大的沖擊，小農戶與大市場的矛盾被進一步放大和激化，分散的小農處境更是雪上加霜。　　

二、我國目前普遍的解決途徑和國內外成功案例　　

（一）、我國目前普遍的解決途徑 　　

十七屆三中全會之前，解決城鄉收入差距的途徑主要是針對造成這種差距的歷史性制度安排，這些措施不僅有效緩解了當前農民生產生活中面臨的各種困難，而且還立足長遠為農民持續增收創造條件。但是應該看到，造成城鄉差距的歷史性制度安排持續長達50年之久，短時期內迅速消弭這種歷史性制度慣性是不現實的。　　

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吸納農民向工業和城市流動，農業人均資源會相應提高，在技術進步情況下，農民勞動生產率也會提高，這樣農民收入也就提高了，但是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個國家的人均耕地面積、土地資源特點和其他產業吸納農民的能力，我國同世界上其它大國沒有可比性。把農民變為市民，關鍵在于給予農民市民待遇，解決農民在子女入學、看病就醫、養老等方面的問題。現在進入城市經濟活動的近2億多農民工，已經成為城市經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絕大部分從事較短周期的經濟活動，就業狀況很不穩定，真正轉化為規范的城市居民的極少。即使一部分人的家庭長期駐留城市，但由于很難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同等國民待遇，尤其是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實際上并沒有融入城市，而成為一個城市社會的邊緣化人群，使得大量農民工經常回流農村。　　

農業稅取消后以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支持農村發展的思路成為主流，但電力、化肥、種子、柴油、農藥更大幅度的價格上漲直接消解了農產品漲價所能給農民帶來的收益，并且由于農業勞動生產率進步緩慢，農民僅靠價格上漲和糧食增產實現增收是不可能的。假如給３億農戶每戶每年補助10000元，人均每月才300元，卻等于2005年全國全部３萬億元財政收入。可見，哪怕“轉移支付”到政府破產，我國所有農民也難以實現全面小康目標。　　

工業化和城市化、財政補貼、農業投資、減稅等措施雖然在目前來說不可或缺，但長遠來說，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此。　　

（二）、國內外成功案例　　

南街村、華西村沒有實行小崗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模式，而是堅持互助合作，走集體化道路。1997年南街村企業發展20多個，產值上億元，成為河南省紅色億元村，解決了農民住房、醫療、養老、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問題，實現了共同富裕。而華西村更是當代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典型，從昔日貧窮落后的小村莊，發展成為了今日富裕、幸福的“天下第一村”；由本村村民的日益富裕，發展成為了現在帶動周邊16個村群眾走向共同富裕的典范。　　

日本、韓國基本上是通過四個層層遞進的方法解決的，首先，通過立法促進、提高和保障農民的組織化程度，給予農會或合作社以優惠政策，引導農民加入農會或合作社。其次，國家規定，除農民合作銀行可以在國家扶持和優惠條件下在農村發展業務外，其他城市商業銀行不準進入農村。第三，農會或合作社控制了國內農產品，自我組織農產品加工和食品工業，禁止或者限制其它資本介入（和我國公司加農戶的模式有本質不同），這樣就擴大了農民經營空間，從而使農民經營內容的技術進步率和勞動生產率高于農業。第四，農會或合作社自我建立銷售系統，雇用組織內的農戶進行銷售，其它市場主體很難滲透進去。這樣就可以相對保證農產品和食品價格。通過以上途徑，韓國、日本的農民在政府沒有直接大量補貼情況下，比較圓滿的解決了城鄉差距問題。　　

（三）、國內外成功案例啟示　　

現代社會農業生產不再是自給自足的體系，不再是小區域內集貿市場的簡單商品交易，而是一個聯系社會多種行業，分為生產、運輸、倉儲、加工、銷售等環節的農業產業鏈。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為主要模式的農村改革不但沒有建立一個以農民主導農業產業鏈，反而將農民緊緊束縛在農業產業鏈最底端，削弱了集體主義思想以及這種思想形成的整合力和凝聚力。我國農民處于最弱勢的地位就是因為只做單純種植這塊，形不成資本市場權力，而這恰恰是這種模式可以解決農民溫飽而不能使農民致富的根源所在。　　

國內外成功案例的做法歸結到一點就是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構建以農民為主體的包含生產、運輸、倉儲、加工、銷售為一體的農業產業鏈條。這對解決三農問題有借鑒意義。　　

三、農民合作社是破解三農難題出路　　

從歷史原因來看，歷史原因具有現實必要性，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國情和所處國際國內環境下人為的歷史性制度安排，寄希望短時期內迅速消弭這種歷史性制度慣性是不現實的，無論是工業化、城市化，還是財政補貼、取消稅費對當前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從行業原因來看，行業原因具有客觀必然性，伴隨著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發展始終，忽視甚至避而不見這種經濟發展的產業差別性和規律性，寄希望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來吸納農業勞動力的溢出也是不現實的。　　

從現實原因來看，土地幾乎失去了生產資料功能，僅僅具備生存保障功能。農業經營規模小是一個社會問題－－在五億勞動力、九億人口仍然依靠農業為生的情況下，少數人的“規模經營”，可能意味著多數人“無地經營”。　　

從國內外成功經驗看，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構建以農民為主體的包含生產、運輸、倉儲、加工、銷售為一體的農業產業鏈條，是破解三農問題的出路。　　

那么新的歷史條件下，通過發展農民合作社、構建以農民為主導的農業產業鏈條就成了破解三農問題的著力點。　　

四、農民合作社發展正逢其時　　

無論是從造成城鄉收入差距的原因還是從國內外成功經驗來看，在目前情況下，要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和農村穩定，建立和完善農民合作社、拓展農業產業鏈條為努力方向，這不僅具有理論依據，而且也是十七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之一。　　

（一）、農民合作社發展的理論依據　　

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生產力。當前農業生產力發展到了一個瓶頸，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對農業生產力的釋放已到極限。現代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方向不僅在于提高單個農戶的生產能力，更在于提高多個農戶之間也就是農民合作社的生產能力。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方向決定了目前以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為主的生產關系必須作出重大調整，那就是發展農民合作社以適用生產力社會化發展。　　

根據農業生產的有機構成原理，上世紀80年代受高考錄取率限制，絕大多數高中畢業生回鄉務農，農業勞動力素質較高；現今高中畢業生除了升學之外，絕大部分進入城市打工，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的極少，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絕大部分是小學文化程度，而且年齡偏大，事實上我國農業生產勞動力素質是相對下降的。有鑒于此，提升農業勞動力素質從而提高農業生產中有機構成難度很大，而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相對可行。　　

（二）、發展農民合作社是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之一　　

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推進農業經營體制機制創新，加快農業經營方式轉變。家庭經營要向采用先進科技和生產手段的方向轉變，增加技術、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著力提高集約化水平；統一經營要向發展農戶聯合與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層次、多形式經營服務體系的方向轉變，發展集體經濟、增強集體組織服務功能，培育農民新型合作組織，發展各種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鼓勵龍頭企業與農民建立緊密型利益聯結機制，著力提高組織化程度”。　　

這說明當前的家庭經營方式已經不符合富裕農民的迫切需求，十七屆三中全會的重要精神之一就是按照“服務農民、進退自由、權利平等、管理民主”的要求，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和各種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著力提高組織化程度，引領農民參與國內外市場競爭，這是當前我國破解三農問題必要方式。　　

（三）、十七屆三中全會為農民合作社發展提供了有效契機　　

十七屆三種全會明確提出“加強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和服務，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等規模經營主體。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得改變土地用途，不得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允許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是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措施，但是如果土地僅僅向少數人集中的話，一方面城市無法吸納更多的農民工，另一方面可能出現土地壟斷，這不符合我國基本國情，會造成社會不穩定。　　

因此，探索建立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過程中依法保障農民對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權利機制就成了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將土地向合作社流轉，由合作社來管理和經營，通過合作社這種組織的形式流轉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成了必然的選擇。這正是大力發展合作社的有效契機，要從政策、金融、稅收等各個方面，采取不同的措施促進合作社的創立和發展。　　

（四）、十七屆三中全會為農民合作社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十七屆三中全會指出：“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加快發展，使之成為引領農民參與國內外市場競爭的現代農業經營組織。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創新農村金融體制，放寬農村金融準入政策，加快建立商業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結合，資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務完善、運行安全的農村金融體系。引導更多信貸資金和社會資金投向農村，積極支持農村改革發展，允許有條件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　　

要切實提高對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認識，制定促進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政策措施，完善扶持方式和服務手段，從財政、金融、稅收、貸款、保險等方面為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提供優惠和扶持。加強資金扶持，在財政支農資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資金，用于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實行稅收優惠，經登記成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通過向農戶提供產前、產中、產后技術服務和勞務所得的收入免征所得稅；提供良好服務，建立農民專業合作社網站，提供政策與科技咨詢、市場價格及供求信息等服務，推進農民專業合作社聯網，構建公共信息服務和網絡營銷平臺；積極鼓勵和支持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社參與國家農業綜合開發、農業產業化和農業科技入戶工程等財政扶持項目建設。　　

（五）、《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為農民合作社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要按照《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規定，指導和幫助農民專業合作社制定管理規章，完善民主管理制度，規范運作行為，建立起真正的利益聯結機制和內部運行機制，使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運行有章可依。指導農民專業合作社按照法律規定加強成員大會、理事會和監事會等制度建設，建立健全財務管理和會計核算制度，實行社務公開和財務公開，通過完善產權關系、加強民主管理、改善經營管理和健全利益分配機制，切實保護農民專業合作社及其成員的利益不受侵犯，確保農民專業合作社健康發展。加強農民專業合作社項目資金使用監督與管理，完善針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各項扶持項目的申報、審核制度和監督管理機制，加強對扶持項目的組織指導與監督檢查，保證和提高各類扶持資金的使用效率。　　

當前的具體做法可以參考，根據本地的地理環境、土壤、氣候的特點，選擇適宜的農業產品生產，建立主要以統一生產作業標準、品種、品牌的農產品生產協會；或把分散生產的農民，用“生產、經營協會”、“農民合作社”的形式組織起來，在“協會”、“合作社”內，統一實行生產品種的選擇，統一生產作業標準，統一商標品牌，統一購銷，制定會員的權力與義務的詳細組織章程，使其成為對生產過程質量控制、品質控制到品牌質量管理的自律組織。這樣，政府管理部門的質量控制、新技術、新品種的推廣、社會管理服務等都可直接面臨這些基層協會，就可以在建立新型農業合作組織發展農村經濟的同時，也為農村社會服務、管理創造了條件。

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博大精深，《決定》全面系統，我們要全面貫徹落實，但全面貫徹落實不等于平均用力，而是要抓住主線，抓好著力點，而發展農民合作社、構建以農民為主體的現代農業產業鏈條是破解三農問題的著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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