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新集體經濟的成長案例：湖北省洪湖市洪林村（資料摘錄）
　　
　　
　　【老田按】新集體經濟是與毛澤東時代的集體經濟相對而言的，那個時期集體經濟組織的管理權威和所需的合作主義的識形態，都是從外部供給的；而新集體經濟則需要在市場化和個人主義輿論環境中間，解決自身的管理權威和意識形態需要。
　　
　　根據不同的資料來源，全國大約有7000－8000個村子還保持著集體經濟經營模式，這些村子基本上都實現了工業化，其中一些村子非常著名，例如劉莊、周莊、南街村、華西村等。說到底，新集體經濟不再存在于國家分配資源的社會大系統內部，也將和其他的私營企業一樣，遭遇市場變化和競爭帶來的風險。有價值的可能是：新集體經濟都是成長在農村地區的，在起始階段這些集體組織與城市的已有企業相比，在“資金、技術和市場地位”諸方面的嚴重不足是再明顯不過的，這些集體組織是如何突破這些“決定性的限制”的；在今天嚴酷的市場競爭中間，許多企業的輝煌都不過是曇花一現，甚至是改革初期的“樣板典型”多數都已經被市場競爭殘酷地淘汰了，相比較而言，新集體經濟在市場生存能力方面有著很突出的表現，這一現象如何得到解釋？
　　
　　湖北洪湖市的洪林村也是這些新集體經濟組織中間的成功一員，本文根據洪林村的一些內部資料進行摘錄，目的是粗略地呈現洪林村的成長歷程，幫助人們認識新集體經濟的內部管理問題是如何解決的，以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集體經濟如何在市場上確立自己的競爭優勢。
　　
　　【材料摘錄說明】本文取自兩份資料，前面的部分未注明頁碼，內容是來自洪林村書記葉昌保的在2004年4月16日的一份講話，題目是《我是怎樣在村支書崗位上帶來群眾共同致富的》；后面一部分注明了頁碼，是來自中共洪湖市洪林村委員會編《洪林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教活動學習讀本》。
　　
　　【】里面的內容是老田所加的按語。
　　
　　
　　因為我只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只是一個農村支部書記。
　　
　　我們洪林村現有256戶，1281人，2000畝耕地，農工商企業19家，分屬防治服裝、醫藥化工、建筑建材、水產養殖、糧油加工、餐飲娛樂等八大行業，資產總額2·8億元，其中自有資產積累戶均53·3萬元，人均16·5萬元。全村現有黨員123名，其中大專以上學歷黨員38名，中級職稱以上黨員47名，年齡35歲以下黨員42名，女黨員38名。
　　
　　2003年，全村實現利稅2100萬元，村民人均分配控制在5500元。
　　
　　1970年初，全村村民、全村黨員推選我當黨支部書記。我心想：我是一個不合格的黨支部書記，因為在當時的洪林村來講，我是單家獨戶，沒有三兄四弟，又不會種田，特別是我眼睛有缺陷，先天性視神經萎縮、視網膜變形。但洪林的父老鄉親相信我，我也就義無反顧地挑起了這副重擔，上任之時，我便在全村村民大會上鄭重承諾：三年內如果改變不了洪林村的“三靠”面貌，我自動下臺。
　　
　　洪林為什么窮？為什么有27戶外遷他鄉，150多個勞力外出謀生？通過調查，我認為洪林的窮根還是因為天地分散，分布在“四湖兩垸”（撮箕湖、雷家湖、黃牛湖、蘿卜湖、大興垸、六合垸），抗災防御能力差，完全靠天收。當然，洪林窮的這一原因其他村民也知道，但問題的關鍵是沒有人引導他們統一思想，形成共識，共同去做。【最關鍵限制來自最稀缺的那一種的要素，洪林村不缺勞動力資源，缺乏的是組織力量】于是在上任第一年，我便在統一村民思想的基礎上，以身作則帶來村民大搞農田水利建設，開溝挖渠，改造低湖田，就這一個冬春，我們完成了3萬多土方，使分散在四湖兩垸的我村基本農田，初步建成了旱澇保收的水利體系，改變了以往“雨下三天一片白，放晴三日沒水吃”的局面。
　　
　　我們洪林六隊是解放初期湖南人逃荒遷居的移民，他們住的都是下方上尖很有特點的錐形草棚，一直以來，湖南棚子也就成為他們的代名詞。雖然在名義上是洪林人，但他們的居住環境要比土生土長的洪林人居住環境差多了，他們吃的是臭水，住的是血吸蟲病高發區，高達70％的戶都染上了血吸蟲病。當時我想既然同是洪林人，我們怎么能在最起碼的居住條件上有這么大的差別呢？雖然這是歷史原因造成的，但我這個“當家人”也有責任和義務為這四十幾戶湖南棚子解決好這一問題，再者如果解決了湖南棚子的搬遷問題，一方面可以讓他們感受到洪林大集體的溫暖，另一方面也可以以此增強和激發洪林人的整體觀念和集體觀念。總之，這事看起來雖小，在當時的情況下阻力也很大，但我覺得阻力可以排除，事小意義大，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和意見與支委一班人進行了交換和統一，雖然部分村民認為這樣一來自己的“祖基”沒有了，雖然當時河嶺公社的一些領導認為這樣一來會影響到當年的大中型水利任務，但我們在用“手掌手背都是肉”的樸實道理，用搬遷六隊可以增加耕地、進行園田化建設的事實說服村民后，又向河嶺公社保證不影響水利任務，終于全村人發揚“龍江精神”搬遷了六隊。可以說，1971年這件事在我和我們全村人的頭腦中都打下了深深的印記，從那時起，我便開始考慮做有心人，要因勢利導地把我們村民中流露出來的這種“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樸實感情，提升為一種精神和一種理念。【管理的要害是彌合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的分化，建設共同體理念】
　　
　　上任兩年，我們雖然為村民做了一些實實在在的事，雖然在這些實實在在的事中，我們黨組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明顯增強，雖然這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明顯增強給了我很大的鼓舞，但村民生活狀況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善，我和村委一班人都清楚地知道，導致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事沒有良種，糧食單產不高。
　　
　　我覺得象一個醫生知道了什么病，也該用什么藥，但恰好市面上沒有這種藥而苦惱時，我探詢到原洪湖縣農業局有兩個專家。一個是值保老師老師蔣佑民，他出身于惡霸地主家庭，廣西玉林人；一個是栽培專家李啟良，他家有海外關系，廣東韶關人。……我知道這個情況后，準備去請，當時好心的村民怕我會因此戴上一頂“帽子”而勸阻我，……在他們的指導下，我們搞起了種子繁育，“三圃生產”（株行圃、株系圃、原種圃）和科學種田。……雖然社會上有人懷疑，但我們還是搞我們的。比如說，常規品種每畝播種在50斤左右，而我們搞三圃生產，每畝播種量不過8斤。那時候，我們是帶著階級斗爭觀點的，從播種到育秧，一直到秧長到三匹葉的時候，我們村干部都是輪流守候。當年，我們蘿卜湖五六百畝耕地全部搞原種生產，單本插。我記得那時候我們沒有插五一秧，我們公社黨委看到之后就說，葉昌保膽子好大，這哪里看得見秧，全部是泥巴。在公社黨委懷疑我們的時候，碰巧我們插下去的秧，又遇上寒潮和陰雨，氣溫下降，秧苗凍得快不行了。這時，我們的兩位農業專家也有點打退堂鼓了。一天早上，他們商量我說：“昌保，我們是不是把這田耕一半趕中稻。”我就問蔣老師、李老師，我說：“這秧到底有沒有救？”他們說“肯定有救，但要花很大的功夫，第一，挖田字格，降低地下水；第二，每畝撒幾十斤生石灰，提高地溫；第三，每畝追加尿素。”聽了他們的建議后，我們馬上召開緊急會議，安排人買生石灰，搞的搞管理，挖的挖田字格。不到一個星期，秧苗須根發白了、扎穩了，緊接著我們按每畝15斤尿素撒下去，25天以后我們秧苗的長勢已經十分喜人了。最后我們實現了一季過綱要（800斤/畝），當時在社會上影響很大，就這樣，縣委就把我們洪林確定為全縣原種基地。以后，我們每年向國家提供原種近百萬斤，村民自己也有飯吃了，隊國家也有貢獻了，糧食儲備也有了。1980年，我們儲備了200多萬斤口糧，我很自豪地對公社領導說，如果洪湖再連續三年水災，我們可以不要國家一粒救濟糧。【要適當地冒一冒可管理的風險，“可管理”意味著;技術上有解決方案，實際中有可資調用的資源，包括挖田字格的人力資源、生石灰合尿素投入，；風險的資本：葉昌保前期成功積累的認同感、國家救濟糧渠道的實際存在使得風險損失可控、由窮而積累的奮進意志】
　　
　　70年到75年，雖然我們解決了村民的肚子問題，但是群眾手中不富，這怎么辦呢？我們就統一思想，動員群眾，要求每個隊養一棚鴨子，每個隊搞一對大網下湖捕魚，還抽調一部分勞動力搞搬運、辦油廠、辦草帽廠、辦織布廠，從而使洪林集體經濟不斷得到了鞏固合發展，群眾生活也不斷得到了改善和提高。
　　
　　1979年，原洪湖縣棉紡織總廠到洪林征地擴建，聽到這一消息，村民十分高興，高興的是只要村里把土地價賣的高一些，自己馬上就可以多分一些錢；只要村里多要些招工指標，自己的孩子就有機會跳出農門，吃商品糧了。村民們眾說紛紜，各打自己的“小算盤”的時候，我和班子一班人也在打一個“大算盤”：如果按部分村民的意思，將土地征地費要得再多，但錢多沒有日子多；將招工指標要得再多，但去的畢竟是年輕的，那留下來的老的老，小的小該怎么辦？經過反復權衡和思量，我們在說服了村民后，向征地單位提出了“三不一要”的交換條件：即不要高價土地，不要招工指標，不要請吃請喝，只要棉紡廠利用國家給予的土地征用費，幫我們建一個小型棉織廠，就這樣我們辦起了洪林村工副業發展史上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工廠――洪林棉織廠。【原始積累的第一步，是土地換來的】
　　
　　1981年，這年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特征的農村改革，開始在我們洪湖農村大力推行，是統是分，我們必須作出選擇。說實在的，作為洪林的“當家人”的我，當時是既有內心矛盾又有外來壓力，內心矛盾是：分吧，將會使洪林來之不易的一點積累和資產土崩瓦解；不分吧，人家會不會說自己不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呢？洪林會不會因此背上政治包袱，即使想發展也發展不起來呢？外來壓力是：分不分，分得怎么樣，全縣、全區、全公社每天都有報表。我記得那時洪湖縣常委、縣委辦公室主任鄭令蘭同志帶著辦公室的幾個領導，來到了我家，好心地勸我，他說“你要分就趕快分，你不分，怎么統，你也要趕快把方案拿出來，不要搞被動了。”他們剛來的時候，我家的前前后后也都被鄉親們圍滿了，他們誤認為是縣委領導來逼我們分的，于是我把群眾勸走了。我記得我與縣領導把意見交換完以后，我到田里去，好多父老鄉親都說：“葉書記，不能分，不管上面怎么壓，坐牢我們替你去坐；不能替，你坐牢了，我們替你送牢飯。”我說這些的意思是說，從民心看，我們的村民是不同意分的。盡管如此，但在這事關洪林前途和命運的大事面前，我覺得還是不能草率行事，于是我分十個部分列出100多個調查提綱，讓班子一班人在村民中開展廣泛調查。最后，根據調查的結果，我寫了一份2萬多字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的核心是洪林將實行“統為主、分為輔、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模式。支部會上，我的報告獲得通過，隨后，我們便召開了一整天的群眾大會。會上，上午我們講分的方案，會場唧唧喳喳，人越開越少；下午我講統分結合的方案，除了掌聲之外，會場鴉雀無聲，人也越開越多。可以說，不從別的，就從這會場秩序和會場反應，我進一步地強烈感受了我們的村民是不愿分的。一天的會下來，群眾最后的表決結果跟我的感受是一樣的，即按照“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方案進行。從那時，我們也就旗幟鮮明地喊出了走“壯大集體經濟，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發展之路的口號。【口號的提出總是有著現實的針對性，民心民意可用可以部分地集結起來以規避政治風險，算是一種“共同負責”的政治智慧】
　　
　　大方向一確定，具體的事就好辦了。在強有力的集體經濟支撐下，我們便著手實施“穩農興工、工農并進”的發展舉措。80年代十年間，我們依靠棉織廠這只小母雞，先后孵出了磚瓦廠、棉紡廠、麻球廠、服裝廠等10多家企業，全村逐步實現了由農業型向工業型的轉變，集體經濟進一步壯大。在1980年前實現了自行車、沼氣池、電風扇“三個一”到戶后，村民在村集體的資助下又實現了“二個一”到農戶，1982年一戶有了一臺電視機，拿了獨生子女證的，村里還另外獎勵一臺日立牌電視機；1985年一戶又有了一棟將軍樓。同時村民還實現了吃水、用電、醫療、理發等“十不要錢”的福利待遇。1985年，著名詩人、原中宣部代部長賀敬之視察洪林后，欣然題詞“革命常思洪湖水，建設都學洪林村”。1986年原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視察洪林后，稱贊洪林是全省農村改革開放的“一桿旗”。
　　
　　當然，前進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隨著一步一個腳印地發展，一步一個臺階的生活，我們村民中也不時地流露出“小富即安”的思想，對此我除了教育引導村民外，我自己則以“不發展就會挫傷群眾的積極性，不發展我們就不會在‘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大旗下走得更遠”警醒自己。進入90年代，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轉向市場，我們的村民開始顯得有點不適應了。特別是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后，多興建于80年代的洪林企業一時間也步履維艱。面對這一沖擊，村民的思想由“小富即安”走向了“兩極分化”：一部分人提出了“該收手時就收手”的主張，一部分人則提出“要在關鍵時刻大干快上”，甚至有人直接向我進言，要我利用自己的名聲和洪林的牌子，到外面搞幾筆大貸款，把洪林一下子壘起來。但在這時，這兩種意見我都沒有采納，我所想的是一方面洪林是靠工業發家的，退縮肯定沒有前途；另一方面搞那種打腫臉充胖子，上對不起國家，下對不起鄉親，壘起來又垮了的事，我絕對不干，那到底怎么辦呢？于是我一方面帶隊組織全村黨員干部到省內其他先進村考察學習，力求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另一方面則冷靜思考面臨的挑戰和存在的問題。我們通過認真回顧和總結前20年的發展歷程，一致認為出現目前暫時困難的根本原因就是，一是在80年代我們由于不敢負債經營，致使靠“母雞下蛋”“滾雪球”等原始積累創辦起來的企業，由于投入有限，導致規模不大、水平不高，在市場經濟風雨中經不起風吹雨打；二十在80年代企業運行狀況良好的情況下，我們未能打出自己的品牌，從而使得這一很好的創牌機遇和全面培育無形資產的機遇擦肩而過了。【不可管理的風險，堅決不冒】
　　
　　在找準了問題之后，我們便對癥下藥：一是以不超過村自有資產33％的負債率，搞負債經營，大力招商引資引智，實行企業提檔升級。在這一過程中，我的原則是“以德取勝”，因為我們作為一個村不可能有很多過人的硬環境，那么我們必須在軟環境上下功夫。……二是引入現代企業制度。1997年，我們以全村11家骨干企業為主體，以發起方式組建成立湖北洪林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讓全村企業逐步與現代企業制度接軌；三是實行企業經營管理方式多元化。對全村中小企業實現租賃經營，鼓勵村民入股和買斷，對全村規模較大，科技含量較高的企業實現目標責任制經營；全面增強企業的主體意識、激發企業活力；四是利用臨近洪湖市區的洪湖市城東經濟開發區的區位優勢，全面啟動洪林集貿、建材、運輸、土地的四大市場，以長1500米、寬30米，橫貫經濟開發區中心的洪林大道為龍頭，大力發展建材業和第三產業，培植新的經濟增長點；五是積極發展特色農業和精品農業，推進農業產業化，以興辦工業企業的方式創辦農業實體；六是實施低成本擴張，積極參與國企改制。2002年9月8日，我們以“先租后買”的方式收購了擁有4萬錠紡織規模、1200多名職工的原洪湖市最大國有企業――市棉紡織總廠，從而使我村紡織支柱、紡織龍頭真正形成。
　　
　　記得1970年以前，我們洪林有27戶因為窮搬遷離開了洪林，后來我們日子好過的時候，我們就相繼把他們接回來了。到了1984年，這27戶中，僅有3戶因為多方面原因生活水平與其他村民的生活，始終相隔一半。為了使他們跟上來，我們通過支部會和村民代表會，就決定把當時洪林鴨場的1500只鴨子分給這三戶，每戶500只，讓他們放養三年，集體不收一分錢，就這樣在村集體的扶持下，他們也富起來了。
　　事實上，為了增強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說服力、影響力和感召力，我們在面向村內為村民辦實事、辦好事的同時，也面向村外為貧困村和貧困村的群眾辦實事、辦好事。
　　
　　1977年，我們洪林人日子還談不上富裕的時候，為了幫助石碼頭區范家洲村脫貧，我和支委一班人就主動分期分批進住范家洲村，一方面幫他們制訂治窮脫貧的方略，另一方面每年用優惠價供給糧、棉良種各一萬多斤，并派技術員指導他們科學種田。范家洲地勢低洼，我們就給他們60噸華新水泥，并花4000多元買了一臺60馬力的柴油機送給他們，協助他們建排澇泵站。
　　
　　我們在這樣有計劃地開始幫扶兄弟村發展的同時，而且還哪里有困難就支持支援到哪里。1980年，原石碼頭公社腦春荒，我們一次就將倉儲的100多萬斤糧食無償提供給受災的大隊，使受災的鄉鄰們度過了難關。1981年，原界牌內垸潰口，萬余農民兄弟受災，我們用十幾輛拖拉機、汽車一次送去糧食3萬斤，稻草8萬斤和成衣300多件。1983年8月，長江正值洪峰，洪湖水位猛漲，暴雨下個不停，地處洪湖岸邊的金灣漁場變壓器被雷電擊穿，1000多畝精養魚池面臨水漫魚失的危險，我們得知情況后，當即把自己正在送電排漬的100千瓦變壓器拆卸下來，連夜送到金灣漁場，使他們保住了100多萬斤成魚。
　　
　　如果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我們因實力有限，力求把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作為一種模式在洪湖農村進行推廣，還顯得有點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話，那么到80年代后期，隨著集體經濟的壯大，村民個人的富足及集體家當的厚實，為了使我們扶貧幫困走向規范化、制度化和經常化，我們于1987年便率先在洪湖市農村開展了以扶貧幫困為主的“互連幫帶”活動。經過10多年的努力，我們已與洪湖市108個村支部建立了互聯關系，形成了規模宏大的百村互聯網絡。在此期間，我們先后為這些村拆借資金270多萬元，提供信息800多條，派出各類技術人員150多人次，代培各類技術和管理人員180多人，捐資30萬元建校一所。到目前為止，已幫助其中34個村脫貧致富，18個后進村跨入了省地市先進行列。
　　
　　
　　中共洪湖市洪林村委員會編：洪林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教活動學習讀本
　　
　　葉昌保：我當村支書30年的回顧與總結
　　
　　在1980年以前村民在村集體的資助下，已取得了足以讓他們引以為榮的很多實惠：1978年，村民用上了自來水；1979年，一戶有了一輛自行車，一戶有了一口沼氣池；1980年，一戶又有了一把電風扇。（P9）
　　
　　從1993年起，我們先后與武鋼、香港恒泰企業合作辦起了全村第一個“三資企業”――湖北洪鋼達彩色鋼板制品有限公司；投資2800多萬元，辦起了洪湖第一個符合國家醫藥生產企業GMP標準的湖北大華制藥有限公司；掛靠東風辦起了洪林汽配廠；以股份合作形式，按洪林控股49％，上市公司武昌魚集團控股51％，投資3800多萬元，引進美國主機，采用全電腦生產工藝，建起了洪林10萬噸飼料廠。（P11）
　　
　　在我們農村，一直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叫做“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干部，黨員支部。”這句話看似平常，實際包含著群眾對干部、黨員對支部十分明確的要求和希望。（P13）
　　
　　捉了當地群眾的兩只雞打牙祭；將70噸沙虛報成100噸沙抵了任務；
　　這兩件事發生后，我雖在事發當時，就作出了要求當事人吃雞給錢，上門賠禮道歉，運沙按實際噸位算、并公開向工地負責人寫檢查等相應處理，但經過深入反思，我也從這兩件事中得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就是我們農民黨員，雖然組織上入了黨，但一些非無產階級的東西在我們身上還或多或少地存在，如果我們不把從思想上入黨作為黨員干部加強黨性鍛煉的關鍵，那么要求黨員干部在行為上處處自覺嚴格要求自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很可能會打折扣。所以從這以后，我就抓好兩個重點：第一個重點是對已經入了黨的黨員隊伍在黨性教育、黨性鍛煉方面做到“五堅持”：一是堅持經常性教育，并始終把樹牢樹穩宗旨觀念作為我們教育的重點。1982年，我們一個支委因受當時鼓勵農村大力發展專業戶大政策的鼓舞，他考慮自己有一手駕駛技術，在外界又有廣泛的聯系，覺得“技術＋關系”不用可惜，于是就想自己買汽車跑運輸，盡快發家致富。當他把這一想法向我匯報之后，我并沒有馬上回答，而是針對這件事展開了黨員大會，開展新時期黨員如何處理“帶頭富與帶領富”的關系的大討論活動。……經過討論，大家一致認為：在新的歷史時期，一個共產黨員如果光顧自己富，離開了帶領和幫助群眾致富，就會失去正確的方向，失去鮮明的時代特征，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真心實意為人民服務，就要向第二種，特別是向第三種黨員學習，于是“帶頭富服從帶領富，帶領富要蔣奉獻精神”成了我們全村黨員干部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更加具體化的一條新準則。(P13－15)
　　
　　80年代有段時期，有些人認為發展黨員不要講政治標準，說什么政治標準是空的，只有生產力標準才是實的。如對專業戶和個體戶主，認為只要他們有貢獻、有業績、有愿望入黨就應積極接受。說實話，當時我對這種只重經濟不重政治的偏激標準很是不感興趣，我覺得專業戶和個體戶有貢獻有業績當然應該肯定，但絕不能搞“一好則百好”而降低我們不該降低的標準和原則，因此在我們洪林，發展黨員我們始終把握這么一點，無論是誰，你再有本事，賺錢再多，你不關心集體事業，沒有奉獻精神和奉獻意識，不能帶領群眾走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道路，就不能發展。如我村有個村民，原先是企業的業務員，后來為了發家致富，脫離集體搞個體經營，賺了一些錢，當時，有人認為他有本領，提出讓他加入黨組織，但我們按照黨章規定并結合村情，認為他雖然有致富本領，但沒有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不能讓他入黨，近30年來，由于我們始終堅持抓好了以上兩個重點，所以迄今為止，我們全村78名黨員沒有一個人圖個人發財離開村集體的，我們村也出現既沒有百萬富翁，更沒有貧困戶的事實。(P16-17)
　　
　　總之，30年來，我總把“一心裝著群眾、一心想著群眾、一切為了群眾”作為我思考問題和開展工作的最大出發點和落腳點，真正做到“自身先硬”，然后以“自身硬”來教育影響和感染我的一班人和我們的黨員干部。（P23）
　　
　　記得1982年9月，我們在村民物質生活水平大為提高的同時，為了豐富他們的精神生活，按一戶一臺電視機的標準購回了一批電視機，商業單位也搭配了幾臺當時的名牌產品“飛躍牌”。這時我們有的群眾就說“我們能有今天，是得虧了村支部一班人，這幾臺電視機應該給他們。”應該說，群眾的這個建議我們完全是可以當之無愧地接受的。但我們并沒有按群眾的建議辦，它的負面作用可能大于它的正面效應，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它的正面效應最充足的理由，無非就是可以起到激勵我們支部一班人以更好的業績回報懂得關愛我們支部的父老鄉親。而它的潛在負面作用至少有兩條：一是這樣的事一開頭，久而久之，容易在潛移默化中，讓我們經不起考驗的黨員干部忘掉宗旨和根本，而過分看重和追求“論功行賞”；二是在不知不覺中，它會讓我們不能始終保持清醒頭腦的黨員干部說不定什么時候連“什么該拿，什么該得”“什么是以權謀私，什么不是以權謀私”都會分不清。正是基于這種居安思危和防微杜漸得考慮，最后我們將這幾臺名牌電視機獎售給了群眾中得先進工作者。正是在這種“名正言順”的事上，我也嚴把“政治關”和“宗旨關”，所以我們黨員干部也都形成了這樣的理念“好事，先讓群眾得；好處，先讓群眾討。”（P23－24）
　　
　　30年來，正因為我做到了這樣，所以我們的黨員干部都能“向我看齊”，做到一心為民、一心為公，從而使我們共產黨人的先鋒模范帶頭作用和村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在洪林這片小天地里得到了充分的發揮。（P26-27）
　　
　　通過近30年洪林的發展和變化，我深深體會到，我們洪林來之不易的這一點成績和變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們不管形勢千變萬變，始終堅定地走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這條旗幟鮮明、飽含感情色彩的“紅色道路”沒有變的結果。正是有了這條路，我們的干群才一步一步地增強了“洪林是一個大集體，更是一個大家庭”的集體主義觀念，才有了“洪林是我家，建設靠大家”的榮譽感、責任感和使命感，才使大家做到了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從而給洪林的建設和發展注入了無限的生機與活力。（P27）
　　
　　在把外遷村民一一接回洪林的過程中，其中最典型的要數楊堂愛一家了。他一家七口，為了謀生，曾搬遷兩省四縣，結果越搬越窮，愛人劉桃秀也因憂慮過度造成精神失常。在一個年關前夕，我們找到了楊堂愛，并安排專車把他一家接回了洪林，在給籌備了一個臨時的新家后，又給他送去了雞鴨魚肉等年關物資，使他家過上了有生以來的第一個豐足年。以后，村里又根據他家大口闊的實際困難，給他兄弟兩安排收入較高的工種，并照顧劉桃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楊堂愛的父親年紀大了，腿有殘疾，村里安排他白天在豆腐坊管兌換黃豆的事情，晚上晚上住到保管室去守倉庫，這樣兩處拿工分，報酬多一些，經過這樣安排，楊堂愛的七口兩勞之家，就變成了七口四勞之戶，很快他家就擺脫了貧困，并蓋起了6間兩層的小樓房，劉桃秀久治不愈的精神病也奇跡般地不再復發了。（P27－28）
　　
　　事實是最能說服人的，也是最能教育人的。有了這27戶外遷戶的回村和回村后的巨大變化，一方面我們村集體的凝聚力更強了，另一方面中國農民那種樂善好施的樸素情懷，在我們洪林人身上也進化成了在任何形勢下都要互相幫助、共同發展、共同富裕。（P28）
　　
　　我們是適應形勢，大搞“拿來主義”。但在拿來的過程中，不論是成熟的還是不成熟的，我們絕不照搬照套，而是從村情出發辦事。如企業承包制剛推行時，別人搞，我們也搞，但我們堅決不搞個人承包，而是由各企業領導班子集體承包。按理說，承包只要承包者交得起承包款，應不分集體和個人的，但我們為什么要分得這么明確呢？因為從村情出發，有兩條理由：一是在剛推行承包經營的前十多年里，我們村民的宗族房頭觀念在“壯大集體經濟、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理念的熏陶下已經淡化，一搞個人承包，勢必會產生變集體企業為家族企業的趨向，與此同時，也會有意無意地使村民潛意識里的宗族房頭觀念抬頭、上升；二是就我們村民的經濟實力而言，還沒有人具有包虧的能力，如果只包贏而不包虧，想承包的人就會想辦法壓低承包基數，這樣不僅不利于挖掘企業潛力，反而障礙企業的發展，甚至會出現弄虛作假等不正之風，所以不搞個人承包，只搞集體承包，也成了我們洪林企業在推行承包制過程中的一大特色，從而避免了上述兩種不良趨向，又促進了全村企業乃至全村經濟社會的穩步發展。如果把它拔高一些來說的話，就是我們既抓了經濟，又講了政治。（P38－39）
　　
　　記得我年輕的時候，我父親常有意無意地對我說：一個人要想干好一件事，這事無論是大事還是小事，沒有幾手人是不行的。（P41）
　　
　　我對精神文明建設只有一種不能上升到理論高度的“理性認識”，在我的潛意識里，我只是堅信“物質可變精神、精神可變物質”……我的這種潛意識，或者說我對精神建設這種最原始的認識和理念的形成出自哪里、源于何處呢？我想對于我們出生于40年代的人來說，無論是直接經歷，還是間接聽說，我們都不會忘記建國初期那段艱難歲月里，我們的人民軍隊是如何以“小米加步槍”建立新中國的；我們也不會忘記新中國建立不久的三年困難時期，即使蘇聯撤走了專家，我們自強不息的中國人是如何發揚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樹立自尊、自信、自強、自立的必勝信念，克服種種艱難險阻而造出“兩彈一星”讓世人震驚的……這一幕幕悲壯動人的事跡在我年輕的心底就留下了深深的印記，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就有了一種于我來說的“物質可變精神，精神可變物質”的思想認識。正是有這種認識作基礎，所以我便從我擔任洪林村黨組織書記的第一天起，就開始堅定不移地實踐之。
　　在這里，我還得從洪林村創業之初說起。可以說，面對創業之初的“三靠”，面對日不飽食、夜不保寒的村民紛紛思遷想走……我雖然深感心酸但并不感到心冷，我雖然身感巨大壓力但并不懼怕，因為我相信窮怕了、餓怕了的村民身上一定還有一股潛在的力量，這股潛在的力量就是每個正常人生來具有并潛藏于骨子里的自強不息的精神和志氣。我覺得我要做的就是要把村民身上這股潛在的精神和志氣喚醒喚起，讓它轉化為有形的生產力。于是我在上任后的第一次全體村民大會上，便反復向村民講了他們所熟知而有易被他們所忽略的道理――人心齊，泰山移；只要精神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就這樣，人心被凝聚起來了，人氣也被鼓起來了。于是，我和支委一班人便拿出實際行動，時時以身作則，處處率先垂范來感化、教育和鼓舞我們的村民。……經過一個冬春，我們村民的精神面貌就有了根本性的轉變，我要在洪林的這片土地上，積極探索，不斷總結，切實把“物質變成精神，精神變物質”的工作抓出成效來的信心也更足了。（P50－51）
　　
　　一是全力營造我們洪林人認可和接受的道德觀念及價值取向。在做這項工作時，我所遵循的原則時“循循善誘、潛移默化”，我運用的主要方式是開會，可以說我對開會是“情有獨鐘、樂此不疲”。為什么呢？因為一般的工作例會除外，在其他會議上，我能以“看似未帶觀點、實則已帶觀點”的講話引導村民看問題、想問題，讓村民在看和想的過程中提高認識，達成共識，最后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形成一種理念。比如80年代中期，“洪林是個大家庭，無論什么時候，我們都要共同上升、共同富裕”“帶頭富要服從帶領富，帶領富要講奉獻精神”“先富幫后富，洪林有義務”“賺錢不賺昧心錢，發財不發不義財”“既要用金錢裝滿自己的口袋，更要用金不換的思想充實自己的腦袋”等這些樸實無華的觀念，就在我們村民的頭腦中根深蒂固了，時至今日，這些觀念也未曾改變和動搖過，按現代的說法，這應該叫一種“企業文化”，我把它套用一下，就叫它“村文化”吧！應該說我們這種村文化的形成，就是我們一以貫之地抓培育、抓引導的結果，這種村文化的形成，也為我們洪林村的建設和發展起到了思想保證和精神動力的作用。（P51－52）
　　
　　二是在做好“說教式”和“輸灌式”教育引導的同時，我還堅持從細微之處做起。……我很崇尚“細微之處見精神”這句話，我30年如一日地這樣做，一是要我們的黨員干部明了，無論何時何地，我們要關心村民的痛癢；二是要我們全村的村民明了，洪林是個大集體，更是一個大家庭。事實上，在所有上述禮節性的事務中，我最看重的就是春節時給村民拜年和村民有喪事時一起給死者開追悼會兩件事。因為每逢春節，既是我們每個村民大團圓的日子，也是我們洪林這個大家庭大團圓的日子。一年一度，村民們在不同的崗位上為洪林的建設和發展都盡了心、出了力，我和班子一班人理應到全村走一走、看一看，給每個村民送一聲祝福，道一聲吉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還可以彌補我們有時平時工作上的不足。對于為去世的村民開追悼會，我認為只要我們深入挖掘、細心提煉、正確引導，它所起的作用就不僅僅是追悼死者了，而是還可以起到教育激勵生者的作用。（P52－53）
　　
　　為防微杜漸，我們本著“與其講許許多多硬道理，不如現身說法去實地體驗一下，找回當初創業時那份感覺”的想法，于1995年由村團委組織了一次“重走赤衛隊路，揚赤衛隊精神”的主題活動，全村50名青年代表自帶行李、自備炊具，騎自行車環繞洪湖市21個鄉鎮開展社會實踐和調查研究活動，為期15天，行程近500公里的實踐活動中，青年們很受教育，他們明白了洪林的今天是來之不易，作為洪林繼往開來的新一代不僅要守好業，更要創好業。正是受這次活動的啟發，1999年，我們又分期分批地組織全村村民到我們幫帶互聯的貧困村開展了“吃遍苦”活動，通過與貧困村的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走訪貧困村的老黨員老干部、貧困戶、特困戶、經濟能人和經濟大戶，全村群眾深受教育，紛紛警醒自己任何時候都不能忘本，更不能“發泡”當“敗家子”，要致富思源，富而思進，牢牢樹立主人翁的責任感，積極為發展集體經濟做貢獻。（P55－56）
　　
　　在短短幾年里，葉昌保首先帶領群眾改造三百畝低湖田，解決村民飽肚子的問題。他一個冬春吃住在撮箕湖，帶領我們挖了六條溝，打起了四里多長的堤壩，完成了近五萬土方。第二年春耕，湖田淤泥深，耕牛下不去，他就帶頭拉犁，腿上被菱角劃出了一道又一道血口子，汗毛空被肥水泡得流出了血。到了夏天，又因為湖水猛漲，圍堤七次倒口，他七天七夜沒合眼，與村民打起了十多處堤壩。由于排澇抗旱抓得早，撮箕湖五千多畝農田，只有洪林的三百畝收了20萬斤糧食。就在這一年，洪林人不僅吃上了飽飯，還第一次向國家交了8萬斤余糧。以后連續幾年，葉昌保又帶領村民一道在黃牛湖改造一千多畝農田，開始了以繁育良種為主的科學種田。從那以后，洪林農田年年增產，歲歲增收，洪林村靠科學種田起步了，葉昌保也贏得了我們的信任和擁護。（P117）
　　
　　三十年來，昌保從來不搞特殊化，不多拿群眾的一分一厘，就連自己該拿的也貢獻出來。倒現在，昌保還是拿村民的平均工資，每年僅拿5000元。上級組織發給他的獎金，要么交給村里，要么送到有困難的村民家里。（P119）
　　
　　1980年，我們戰勝了歷史罕見的洪澇災害，奪得了農工副業生產全面大豐收。今年，我們又戰勝了長時間的持續性干旱，奪得了夏糧、黃豆、早稻的好收成，中稻、晚稻和棉花的豐收也成定局，工、副業生產比去年同期有了較大的增長。預計今年全大隊總產值可達120萬元，人平分配480元，工分日值2·5元。現在，全大隊公共積累80萬元，流動資金36萬元，儲備糧120萬斤。全大隊擁有各種動力機械36臺，計馬力679匹；大拖拉機兩輛，汽車兩輛。農業生產中的耕整、抗旱排澇、收割、脫粒、運輸實現了機械化。社員富裕程度也顯著提高。全大隊家家進款，戶戶余糧，百分之百的社員住上了磚瓦房，大多數人家購置了自行車、收音機，絕大多數青年戴上了手表，不少戶還購置了縫紉機、電扇等，社員家庭基本上實現了電表化、自來水化、沼氣化。生活標準已經趕上和超過了一般城市居民。（P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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