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最牛鄉黨委書記的轉身
2008年12月15日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舒泰峰 北京報道
很煎熬的，你所學的是一回事，你看到的是另一回事，最后一定是選擇一個對你這個黨委書記政權的鞏固有利的選擇，這就是改革
總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歲，經濟學碩士，在鄉鎮工作已有17年，現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我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含著淚水給您寫信。
我要對您說的是：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 摘自李昌平《給總理的一封信》
時光回到8年前一個漆黑的夜晚，江漢平原的一個鄉鎮上，一位鄉干部正輾轉反側，難以入眠。一幅幅類似高適、鄭板橋筆下的民間疾苦畫面在他的腦海里縈繞，他決定要把上任兩個多月來遭遇的種種困境寫下來，可是寫給誰看呢？縣里的上級嗎？他們并非不知道這些情形。
他寫下了這封信并寄給了朱基總理：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這個排比句式以及它所攜帶的信息震動了總理，朱基先后兩次在信上作出批示，引發了聲勢浩大的農村改革。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關注也迅速增加。
這個排比句式也感動了社會。這年底，李昌平從此戴上了“最著名鄉黨委書記”的桂冠，人生軌跡因為這封信而發生 “突變”。
不可改變的是，這個前任鄉黨委書記的命運仍然和農村發展深厚地聯結在一起。
在失敗中尋找出路
“我好多年不想這事了。”8年后的今天，坐在北京的一處辦公樓里，李昌平神情淡定?！坝羞@么多農民，狀況又那么不好，沒有李昌平總有王昌平，沒有王昌平總有張昌平，總會出來的。我就像買彩票的人，幸運的是我中了。這個比喻比較低級一點，但實際上就是這么一回事”。
“但中彩是要付出代價的，”他說得坦誠，“寫信以后就干不下去了。我想人一生幾十年，何必要耗在那個地方，一事無成，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啊！”
他選擇了廣東，“廣東經濟比較好，就業機會多，也想切身體會一下發達地區的農業究竟怎么搞的”。
在廣東，李昌平知道了什么叫“漂泊”。他先在深圳一家臺資企業工作，不久應邀去珠海藍田公司，但2001年1 月有嫉恨他的人向公司老總“打招呼”，他不想讓藍田公司為難，再次辭職來到廣州；后來在一家企業的支持下，他陸續去了佛山、三水、順德、清遠等珠三角地區考察農業。
和給總理寫信以前一樣，漂泊中失敗感伴隨著李昌平。
“你問我有沒有失敗感，有，而且很強。我應該說確實是想做點事情的一個人，我也不懷疑我做事情的能力。但是現實是另一回事?！?/p>
李昌平愿意講述80年代，他的敘述讓你感覺到，那個時候，他是快樂的?！?0年代干什么成什么，那時候有一批好的基層干部，農民的組織性也強，80年代搞了多少基礎設施建設，修路啊修橋啊搞農田水利啊，一呼百應……辦企業辦一個成一個，搞農工商總公司，在武漢弄個門面，農產品就可以往外運了，掙錢很容易?！?/p>
進入90年代，“我感覺越干越吃力，農民掙錢變得艱難。戴帽子的太多了，土地制度也變了，也不能用土地來辦企業了，稅收也多了。中央的錢越來越多，地方的錢越來越少”。
李昌平試圖去改變，“但你處在那個‘局’里，只能改變局部，等你一調走，成果都沒有了”。而一些所謂改革措施也在利益驅動下變質。
“比方說企業改制，都說只要改制了，那個企業就怎么好了。狗屁！我們搞改制，就是因為沒有錢花，哪有那么復雜呢！企業賣了以后，鄉鎮有錢了，我干三年五年我就走了唄是不是，那就是改革的動力?！?/p>
李昌平覺得夾在中間，“很煎熬的，你所學的是一回事，你看到的是另一回事，最后一定是選擇一個對你這個黨委書記政權的鞏固有利的選擇，這就是改革。那對不對呢？不對，你應該朝著對國家對人民有利的方向去走。”
“給總理寫信，因為實在是找不到一個出路。”他說。
滿意現狀的北漂
在廣州，李昌平寫成了《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為了出版李來到北京，在一次飯局上結識了《中國改革》雜志社負責人溫鐵軍，兩人非?！罢劦脕怼?。2001年9月，李進入這家雜志工作。
38歲，李昌平成為一個地道的“北漂”?！爱敃r錢很少，整個家當就5萬塊錢，都留給了老婆孩子，只身帶著20 00塊錢來到北京。那個時候是很艱難的，在雜志社做編輯，有試用期，一個月900塊工資。交房租，吃飯，坐公共汽車，都要計劃好。”
“我當時想，一個農民都能夠出來打工，我為什么不可以呢，我還讀了那么多書。抱著這個心態，我覺得我一定餓不死，一定可以的。”敘述著這段艱難的轉折，李昌平語調平靜?！拔揖陀X得時間對我很緊張?！?/p>
2002年1月，《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由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成為流行一時的暢銷書，“盜版書到處都是，有一次我去開會，某單位買了500本書讓我簽名，我拿過來一看，全是盜版的。我自己也買好多盜版書送給別人。”
工作上也有了起色，2002年4月，《中國改革.農村版》創刊，李昌平擔任副總編輯。他找到了一個可以與他熟知的世界溝通的平臺，“每天都有好多人來找我，農民啊基層干部啊等等，找我來反映農村問題。一些大學生志愿者幫我接待，幫我回信?！?/p>
李昌平至今感謝《中國改革》雜志社，“在沒有單位敢用我的時候，《中國改革》勇敢地收留了我這個‘北漂的共產黨員’，幫助我度過了最尷尬的日子。”
不過，2003年9月，他仍然選擇了再一次離開。一方面做媒體“挺累的”，另一方面他說，“更重要的我發現自己的長處不是搞媒體和理論研究，17年的農村工作經歷造就了我和農民打交道、做實際工作的能力，老在北京呆著，容易空掉，變得沒有底氣。所以，我萌發了下到一線工作的想法。”
李昌平的下一站是香港樂施會。這是一個公益組織，在西南、西北從事扶貧工作，每年在國內有幾千萬元扶貧資金的用度。他起初擔任樂施會西南項目干事，從2005年9月起，開始擔任中國區顧問。
2006年開始，李昌平又多一個身份——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研究員?！耙匝芯繛橹鳎皇且越虒W為主，但有研究生的課。有課我就去上，和樂施會這里不矛盾?！笔聦嵣?，這兩個平臺正好形成互補，李昌平可以借助樂施會的渠道經常下農村調研，而河北大學則讓他得以將一線的調研轉化為教學和科研。
而在報端，在網絡上，李昌平關于三農的文章也越來越多，8年的動蕩和漂泊后，他成功地實現了“轉身”?！艾F在對自己的狀態覺得很滿意?！彼f。
給農民自主權
由基層到企業，由企業到媒體，由媒體到NGO，由NGO到學術界，李昌平經歷了多重身份。
“中國現在有四種話語：農民話語、官方話語、學者話語、NGO話語，我現在大體可以聽得懂這四種話語了，而且可以從中做溝通?！?/p>
李昌平提及專家在農村的調研，“很多調研的方法不行。發幾張問卷，與干部座談，拍幾張照片，這種方法是得不到真實信息的”。
李昌平感慨，現在不管學者還是官員對農村的了解太少了，給農村做決策卻多了，這導致了農村問題叢生?！拔矣X得九十年代的農村政策是有很大問題的，這不是哪個人故意要把農村搞亂，實在是因為我們不了解農村?！?/p>
對于近年來中央減免農業稅等利民措施，李昌平說，這些都是很好的政策。“但是在此之外，關鍵還要給農村自主權。要讓農民有主體性，要讓農民有選擇權。農民有了主體性才有創造性。”
“80年代的農村有主體性——那時候鄉鎮企業成為中國經濟的半壁河山，小城鎮也如雨后春筍一般發展起來，中國經濟新增值的70%以上是鄉鎮企業和農業創造的。”
“但是80年代后期開始，這種主體性開始下降。1988年《土地法》出臺，鄉鎮企業用地權收歸國家，農民集體不能直接用地發展農村工商業了；執法部門越來越多，基層的執法人員越來越龐大，鄉鎮財政供養人數有了10倍以上增長； 90年代初期開始的分稅制改革，中央財政得到空前加強，鄉鎮財政幾乎處于無米之炊的狀態?！?/p>
“農村問題哪有那么復雜，哪有那么難哪！只要你不害農民，不找他收錢，給農民自我發展創造條件就行了，農村就會發展得很快?！彼f，“現在怎么搞呢？有的地方農民養了豬自己還不能殺，非得到縣里去宰，宰了再回來賣，荒唐到了極點！”
李昌平說，離開農村8年，年輕的時候要到農村去干一番事業的理想主義情結慢慢地淡了，我也不知道是好事還是壞事，也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成熟，反正就是覺得好像不太在意別人怎么看我了。
三個小時的采訪結束，夕陽西下，李昌平將雙肩背包搭在左肩，一身夾克衫，牛仔褲，消失在人群中，身上已經找不到一丁點鄉黨委書記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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