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麗：不是賣大米而是賣理念

稿件來源：成都日報           2006-3-27 4:28:57

農民合作社不能只靠農民

　　單純的學術救不了中國

　　記者（以下簡稱“記”）：你的掛職結束了嗎？

　　何慧麗（以下簡稱“何”）：去年 11月就結束了。

　　記：你是以農大老師的身份掛職副縣長的，這個在高校里還比較少見吧？

　　何：對，2003年號稱是最窮的農業大市開封市，和中國最高的農業學府中國農業大學進行合作共建。因為我是在中國農大人文與發展學院教社會學的，我感到既然教社會學嘛，不能只有理論，要多一些對基層現實的感悟，所以我就報名。我剛在“三農”中國這個網站上發了篇《新農村建設試驗在蘭考》，有1萬多字，講了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記：你是不是覺得學校的學問和基層太脫節了？

　　何：對。我一直是好學生，從小學到重點中學，然后到重點大學，在農大教了四年書后就想考博士，考完博士也想出國留洋，但在北大讀博士時我就感覺真正的成才之道不是從學校到學校，從北京到紐約。

　　記：為什么在北大有這樣的感覺了呢？

　　何：北大是最高學府了，應該說精華都在那兒。北大有很精致的思想，很聰明的理論，邏輯的多元性，思維的豐富性，理論的多樣性，但我就覺得如果不到鄉下去挖掘本土的學問，比如說知道一些國情常識，我永遠也超越不了那些大師。你看過《大長今》吧。

　　記：看了啊，你也看嗎？

　　何：過年的時候家人在看《大長今》，我跟著看也入迷了。我發現宮廷里的問題在宮廷里解決不了。宮廷就是一個很極致的地方了，但是創造性的來源和解決問題的辦法，還是在那個叫姜熟手的人，在農村，大長今最大的本事就是有了問題趕快跑去請教，她就比其他宮女懂得多。我感覺在北大我不出去就永遠攆不上別的娘娘，必須到鄉下去做學問，去發現真的問題和真的治學之路。

　　記：你之前是不是也經常寫理論完美的文章。

　　何：下鄉之前，我基本上都寫的是很宏大的文章。去鄉下后發現，以前的文章很可笑，你以為執政者不知道的問題，其實誰都知道就你不知道。我曾對一個采訪我的記者說，真的不是基層干部的原因，真的不是農民的原因，所以到了基層，我不再埋怨基層干部，我也不埋怨農民，雖然我也覺得農民素質低了一點，干部有大吃大喝，但是想一想，一個知識分子在城里工作可以收入三四千，一個管著全鄉三萬人的書記，一個月工資才四百多。我到鄉下明白了許多問題是積少成多的結果，是政策出臺不恰當的結果。直接表現是農民和干部的矛盾，干部素質低劣，但是深層原因是改革開放以來問題積累的結果，比如也許與我們的財稅制度有關，也許與我們上級部門坐在屋子里制定出的不切合實際的政策有關。

　　組織農民不能只靠農民

　　記：去了之后，是不是就感覺到是找了個很難做的課題在做？

　　何：當然是。比如要項目，蘭考是國家級貧困縣，下級跟上級要項目很正常，要項目是人家的專業，比你何慧麗更會要。說招商引資，我是掛職的，我又沒有實權，我招誰呢。所以我發現我幾乎做不成什么。幸運的是我在北京結識了一批知道國情的人，比如說溫鐵軍老師，以前插過隊，現在在中央政策部門做研究，他做過試驗，知道問題到底在哪兒。還有湖北的賀雪峰。在他們的影響下，我能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意義不在于給蘭考人民帶來實惠，而是有可能對中國農民的走向提供經驗和教訓。你何慧麗通過什么辦法在村莊做試驗，用什么樣的方式把農民組織起來，這個比帶來一項技術，帶來資金修個路打個井還重要。

　　記：組織農民不是很容易吧。

　　何：我搜尋了四種人，一種是大學生和以溫鐵軍老師為首的知識分子，一種是我在蘭考結識的一些焦裕祿式的好干部，還有城里的志愿者，另外，我還物色了一些村子里的經濟能人和品德和行動比較統一的支書，也就是農民精英。我們在六個鄉的六個村子搗鼓了農民合作的事情，開始是大眾文藝隊，發育了六支婦女腰鼓隊，又發育了四支盤鼓隊，這是農民合作的典型，通過這樣的合作，是讓農民互相之間熟悉和信任。

　　記：這四種人的意義是什么呢？

　　何：當然有意義。你知道組建農民組織，只依靠農民是不行的，必須其他人也跟進去。我們先通過文藝建設先凝聚人心，形成團結的文化合作的文化，然后就開始搞合作的社會和合作的經濟。合作的社會就是建老人協會，我們現在就是建了三四個老人協會，有的搞得非常好。現在就搞合作的經濟了，除了我賣米的這個南馬莊，我們還有其它的合作社。經濟上我們可以做兩個事情，一個是資金互助，我們叫金融合作社。因為一到鄉下去，農民知道我是個縣長，五句話中肯定有這么一句話，縣長我缺錢啊！我就說，走到哪兒都跟我要錢，我是給你還是給他？大家都缺錢，那么窮人就和窮人一起搞資金互助，你們一百二百入股，我在外面再找一些城里人入股，一個莊如果200戶的話，一家一百不就兩萬塊，就可以干成事。另外我們第二個經驗叫統一購買農資。以前一家一戶買化肥農藥，到小商販手里買有假價錢也高，現在全村作為一個合作社統一起來，到正規廠家去進，這樣可以講價，也可以買到真的。

　　不是賣大米而是賣理念

　　記：無公害大米這個項目是不是有風險的項目？

　　何：這事是這樣的。我的四個合作社中，南馬莊最適合種水稻。農民也覺得他們的水稻非常好，以前小商小販來收，先是空手來，后來換三輪、大汽車，也就兩三年時間就賺幾十萬，農民們覺得這錢應該他們自己來賺，以前他們想合作但合不起來，我幫他們搞了個合作社。

　　記：聽起來合作社成立很關鍵。

　　何：對。以前沒有膽量搞無公害大米，合作社成立后有個辦公室，天天嘀咕討論，就討論出這么個事來了。我只是做了輔助性工作，大量的工作是他們自己做的。我老提醒他們關鍵環節在賣，他們認為沒問題。在水稻快要成熟時，他們到鄭州、洛陽看了看，糧價在跌，市場非常亂，農民又老實，根本不懂怎么進入市場，還受了騙。我那時已經離開蘭考到鄭州一個區掛職當區長了，但是我看不下去了。其實不是我要什么大米秀啊，政治秀啊，秀不是這樣的，是實在受不了了。但是我也挺笨的，先到那家騙他們的公司把大米要回來，然后跑團購，不行，走超市，門檻費就是三萬，農民哪有這個錢！我覺得農民走市場不行。

　　記：是不是因為新產品才進入市場還不被接受。

　　何：有這個原因。但我認為現在的市場是排斥作為一個群體的農民的利益的。大家都覺得農民就該賣給小商販，小商販就該賣給大批發商，大批發商進超市，然后再到消費者手里。我覺得糧食這個東西要增收，必須要通過一些非市場的方式，比如政府補貼，比如農村形成了生產合作社，城里是不是相應的應該有消費合作社，或者說合作社的農民開店銷售合作社的產品，政府是不是可以出臺優惠政策，免稅免費。

　　記：你們在北京成立了一個賣大米領導小組，是不是就有點像成立了一個消費者協會。

　　何：我倒希望是這樣的。但當時，我沒有想到在北京有這樣大的轟動，我只是想在蘭考弄了這么多事，農民這么受委屈，我不幫誰幫。我當時是想讓他們先帶十噸大米來北京，我認為北京市場比鄭州好一些吧，大不了有兩條路，一條就是北京的批發市場還是滿多的，另一條北京的知識分子還是比較多，支持或者贊同農民進行合作經濟試驗的人，是不是可以身體力行買大米。

　　記：有沒有覺得你的這個想法還是挺天真的。

　　何：如果許多人都認為解決“三農”問題就是組織農民，那就用行動支持農民。我覺得我不是在賣大米，我是在賣理念，就是希望通過種種方式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

　　記：但是市場是不可能取代的。

　　何：根本不可能取代，但是不能讓冷冰冰的利益最大化的市場橫行霸道。但是到了北京以后，發現北京的市場照樣混亂得沒法說，根本就不認這一套。1月2日這天，我沒搞新聞發布會，我只是把我那幫知識分子朋友叫到書店做了一個講座，叫城鄉如何和諧互動，城市居民在新農村建設中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我就想拿這個賣大米來說事。當時我拿了100公斤大米去，我很自信我何慧麗聲色俱厲地來說這個故事，就會有人買。果不其然，拿少了，我拿了100公斤，賣了200 公斤。第二天又有個教授在那兒做講座，講座完了又賣了200公 斤，這樣在書店賣大米的模式就出來了。媒體報道以后，沒想到喜劇性效果出現了，央視還把我評為 2006 年第一周的十大新聞人物之一，然后更多媒體找我，買米的找我，商場也找我，出主意打氣的也找我，這樣我就成了名人了。后來十噸大米十天就賣完了。

　　記：從整個過程來看知識分子的主導作用還是非常重要。

　　何：可能吧。我發現回過頭來還是在做另外的治學之路。其實從賣大米到背后的實踐，總結出來的道理，這些不是學問嗎。

　　記：你身邊現在這樣做的知識分子多嗎？

　　何：我還是希望這樣的人多一些。還有就是如何把這種上山下鄉，作為真正的自我改造，而不是浮光掠影地下去。

　　采訪手記

　　“為什么只說我賣大米呢？其實還好多事呢。”這好多事是2003年何慧麗掛職河南蘭考縣當副縣長時搗鼓出來的。“我好強嘛，不想給人感覺是鍛煉鍛煉就走了。”何慧麗是帶著自己的想法下去的。她在北京結識了溫鐵軍、賀雪峰這些被稱之為鄉村建設派的學者們，他們當時的一個研究課題是，把農民組織起來會不會是農村發展的一個模式。而何慧麗就想在農村做做試驗，看農民能在哪些領域進行合作，用什么樣的方式把農民組織起來。她認為這比帶來一項技術，或者帶點資金修個路打個井還重要一些。于是何慧麗先是搗鼓老年協會，然后組織文藝隊，最后搞合作社，進行資金、生產互助試驗等等。

　　“學問分很多派的，我這個叫行動派。”何慧麗覺得，理論無論如何完美，不行動都是白搭，尤其是農村問題。“那些對農村問題指手畫腳的人，能真正下到農村去，能在一個村子組織一個文藝隊，我就佩服他。”所以，當其中一個合作社在賣大米的過程中處處碰壁的時候，何慧麗不顧別人的議論，親自叫賣大米，雖然她也承認這樣的行為不夠成熟，但是“那種農民壓價賣給小商販，再到批發商、再進超市、再零售給消費者，這樣一個被層層盤剝的鏈條，才是成熟的市場行為嗎？”想不通，也暫時找不到好的出路的前提下，何慧麗只好赤膊上陣，能讓農民少受點委屈就少受點吧。“只有真正到了農村，你才真正知道農民有多苦，我們不幫他們，誰幫他們。”

　　當然何慧麗不只有激情和感動，她口才好，很有鼓動性。我能想象今年一月她在北京一家叫烏有之鄉的小書店搞講座，聽完她講述在蘭考的所見所思所為，她的新鄉村建設的夢想和實踐之后，在座的人是如何心情激動地爭購她帶到現場的無公害大米。“我以前還幫農村老太太賣過她們自己做的鞋墊呢，一會工夫就賣了800多元。”何慧麗非常得意。

　　何慧麗，這個中國農業大學社會學系的副教授，北大博士研究生，如果不是在北大讀書期間有了深刻感悟，也許她此時應該在紐約某大學的校園里做自己的學問。這是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向往的成功之路，但何慧麗認為它是單向度的路，而且“這個路程對中國來說是有害的。”“現在的學術淵源都源于西方，這個學術救不了中國，它不能完成改造中國、造福中國的使命。所以我們這些博士碩士，把大好青春都耗到那兒，我感覺這是一種浪費。”

　　于是，何慧麗回到了鄉村。她要走另外一條學問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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