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人均純收入12年翻一番的指標高不高　　

十七屆三中全會重點研究了新形勢下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問題，提出了到2020年代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目標內容很多，其中比較硬的指標是到202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費水平大幅提升，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這個指標是一大段話中最實際，最能說明問題的指標。這個目標高不高，能否實現，實現后意味著什么，貧道做一些評價。　　

我們可以從歷史數據上看一看12年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情況。2007年，外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為4140元。1997年為2090元。也就是說此前10年農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因此，此后用12年翻一番是正常的，完全可能實現的。那么是否這個數字低了呢？也不低，因為增長速度總是在水平低的時候增長速度快，高的時候增長速度慢。比如1997年前翻一番的起點大約是1993年（922元），用了4年。再前翻一番起點是1988年（545元，因為1989-1990年為經濟低谷年份），用了5年；再前的兩個起點是1983年和1978年，也都用了5年。也就是說，改革開始到1997年前，中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都是大約5年翻一番，到1997年后開始明顯放慢，變成了10年。因此，提出再花12年讓農民人均收入翻一番，既不“冒進”，又不“保守”。雖然12年翻一番的指標是改革開放后最低指標，但考慮到世界金融危機波及中國后會帶來的負面影響，還是比較恰當的。　　

接著分析一下12年翻一番的指標所標志的“消費水平大幅提升”會是什么樣子。純收入翻一番，消費水平肯定大幅提升。但是消費提升要與別人比，不能只與自己比。　　

要比肯定是與城鎮居民比，因為全會提出的就是消除二元結構，城鄉統籌發展。那么看一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怎么翻番的。2007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3786元。此前翻一番的起點是2001年（9860元），用了6年。再前翻一番起點是1994年（3447元），用了7年；再前起點是1991年（1701元。這個階段高增長與物價上漲過快和相應工資增長也過快有關），用了3年。再前起點是1986年（900元），用了5年。再前為1980年，用了6年。　　

從城鎮居民收入增長情況看，翻番速度基本大的變化，除了90年代初物價和工資上漲過快外，大多是用了5-6年。而且進入新世紀后，年均增長率沒有絲毫放慢趨勢，甚至是在加快（2001——2007年分別為：9.2%； 12.3%； 10.0%； 11.2%； 10.5%； 12.1%； 17.2%）。　　

這樣就存在一個問題：城鎮居民收入增長是一種持續增長，年均增長率比較接近，大約在5-6年。而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是一個放慢趨勢，雖然在1997年前翻番速度為5年左右，大約比城鎮居民快10%，但最近10年則不同了，大約只有城鎮速度的一半。從歷史數據的趨勢看，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不會放慢，還會保持在5-6年翻一番（按最近3年平均值，會在5年多實現），而設計出農村居民收入用12年翻一番，那么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還會在今后12年中繼續擴大，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目標就很難有所體現，雖然可以說翻一番會“消費水平上升”，但“大幅”肯定不是，因為這不僅會是改革以來增長最慢的，而且比城鎮差距拉大更多。如果縮小差距，只能指望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降下來，而且是大幅下降才行。　　

農村改革前的1980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100比40。1985年達到差距最小的100比53。去年擴大到最大差距：100比30。如果城鎮保持最后一次翻番速度（年均12.2%），農村按照規劃速度（年均5.9%），到2020年城鄉收入差距將達到100比15。只有城鎮居民人均收入低于年增長5.9%以下，才可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而讓城鎮居民收入增長比現在放慢一倍，恐怕事情比解決三農問題事情還大得多。　　

接著一個問題，農民純收入12年翻一番，對內需影響大嗎？會不會像80年代一樣，由于農民需求大幅度上升形成國內市場內需旺盛呢？　　

我們大致可以把縣及縣以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看作農民消費，把市級零售總額看作城鎮消費，分析一下改革開放以來城鄉消費結構的變化。　　

1980年，城鄉消費比大約為34比66。鄉村消費大約為城鎮的兩倍。到1985年，比例為44比56。而2000年，這個數字為63比37，基本顛倒了過來。到2006年，這個數字為67比33。也就是說，如果擴大內需，關鍵在于提高農民消費量才有效。如果讓農民收入增長速度持續低于城鎮，則很難對刺激內需有幫助。　　

因為收入越低，消費率越高，收入越高，消費率越低。2006年，農民現金支出占現金收入的91.4%，儲蓄率只有8.6%。而城鎮居民總支出占總收入比重為68.4%，儲蓄率達到31.6%。也就是說，農民每增加100元收入，91.4元將用于消費，而城鎮居民只會花其中的68.4元，比農民少花23元。而且，農村居民中，越窮的農民消費率越高。最低收入組（20%）的現金支出占現金收入的134%（借貸消費）；再上20%居民為102.3%；再上20%為94%，再上20%為86.7%。綜合算下來，扣除最高收入20%的農村居民，80%農民現金支出等于現金收入的98%，儲蓄率只有2%。也就是80%的農民基本是有點現金全花光了。如果這次改革不能讓80%的低收入農民收入有所提高，而是最高收入的農民（消費率76%）收入提高了，內需提高幅度一樣不會大。城鎮一樣，2006年城鎮最高收入消費率為65.9%（最高收入組的黑色和灰色收入比例很高，用自填表方式的調查手段取得的“收入欄”真實數據。按照王小魯的調查和分析，最高收入組的收入應該是公布數的4倍，因此他們的消費率只能達到20%左右）最低收入組為96.0%，與農民接近。　　

也就是說，中國要提高內需，不在于收入平均數提高多少，而在于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提高多少。平均數再高，都是富裕群體拿走了，貧困群體提高速度低，則一樣不會提高內需。近年來，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有明顯上升，其中要原因在于取消農業稅和種糧補貼的落實，使低收入農民收入提高了，2003年到2006年，最低收入組農民收入提高36.5%，最高收入組提高33.5%，鄉村收入差距稍微縮小了點（當然也不排除高收入組的收入統計不真實）。那么，這次農村改革的新政策中，還有哪些措施是能夠提高低收入組農民收入的措施呢？目前還看不出來。　　

總的來說，貧道認為這次三中全會提出的目標不算高，是比較容易完成的目標。不過目標完成后，實際效果不知道怎么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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