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錦清：誰能告訴農民今年種什么

2008年08月20日
來源：人物周刊 作者：李宗陶

　　即便一個學者通過調研，使得某些個農民的觀念發生改變，他們也無力改變周圍的環境

　　曹錦清的書房里，有濃重的煙味。架上除了書，1972年至今的34本日記占了一整格，他告訴我，1963年到1971年的，因為“文革”沒能保存下來。
 

　　他的女兒，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的曹飛廉在訪談進行到一半時加入進來，她補充父親的觀點，并取來一本書，讀了一段農村合作組織試點的經驗。力主農民合作，是曹錦清在“三農問題”上的一貫主張。

　　1995年，曹錦清想去中原做調查，經費沒著落。當時的上海市長汪道涵聽說后，把他找去。“他問要多少錢，我說大概要5萬左右，他說沒問題。我說我沒有發票的，怎么報銷，另外住農民家里邊，看誰窮點我可能就多給點。他說沒問題，不要你一分錢發票。我就承諾，我的工資放在家里，調查發生的費用就用這個錢，不夠我就再要一點，多了我就還給你。最后5萬塊錢我用了3萬，1萬5千塊錢用在農戶家里，包括捐助、差旅費之類加起來也差不多1萬5千元。汪老還叫我代他去信陽看看，他說人老了，走不動了。”2005年12月30日上午，龍華殯儀館，當眾人向躺在鮮花叢中的汪老遺體鞠躬致禮時，曹錦清失聲痛哭。

　　2000年，《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出版之前，出版社估計，能賣個幾千冊就不錯了。但這本60多萬字、文體如流水賬、文字樸實無華的書當年賣了3萬多冊，上海市局級以上干部人手一本，并成為當年全國人代會關注“三農”問題的媒觸之一。

　　現在，曹錦清住在上海的城鄉結合部，房子不大，樓上一戶是來滬掙到錢然后置產的新上海人。他跟附近菜場里賣米賣菜的比較熟，對他們的生計、住處、開銷、子女讀書都很清楚；那些農村來的人也很容易跟他攀談，因為他長得不像上海人，舉止作派也不像一位教授。

　　對自己的思考力，他給60分，因為勤奮，加20分。

　　如果能在城里站住腳，

　　農民還是愿意出來打工

　　人物周刊：我們從糧油肉蛋奶的漲價說起吧，這對農民是個好消息。

　　曹錦清：糧食價格上漲帶動農副產品價格上漲，是從2006年下半年開始的，到2007年下半年表現得很明顯，到今年宣布上漲比例達到百分之八點幾，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因為礦產、能源的價格上漲引起的。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 ：農副產品一漲價，城里就有恐慌，各大媒體就報道，中央就開會，要想對策。但是反過來，如果糧價、農副產品價格持續走低，像1998年到2003年初曾經發生過的那樣，城里沒反應，媒體幾乎沒有報道，中央也不會開會，就幾個搞“三農”的人叫叫。

　　農副產品的價格其實反映了城鄉兩大利益集團的關系。上漲，肯定對農民有利，等于城市人要花費更多的錢購買等量的農產品，是通過價格機制讓利益向農村輸入。但對城市消費者，尤其是低收入人群（大概占30%左右）不利，因為食品消費占他們整個消費的比重比較高（恩格爾系數較高），他們每天自己去買菜，而且揀便宜的買，因此對漲價敏感；而城市高收入人群（大概占20%左右）對食品質量的變化更敏感。

　　人物周刊：會不會因此讓一些在城市打工的農民選擇回鄉種田呢？

　　曹錦清：會，但比例不會太高。回顧一下糧價的波動曲線和國家相應政策：1998年國家糧食收購價是8毛一斤，到2002、2003年跌到4毛、5毛一斤，這是跌進成本價，農民種糧無利可圖，自然種的人就少了；到2003年9、10月份一下子表現出來，糧價上漲30%；2004年國家出臺一系列惠農政策：減免稅賦、種糧直補等等，到2005、2006年，農民少交稅賦1300個億，在這種政策下，有些農民確實回去了，2006年我在湖北一個村調查，村長告訴我，有6戶回去了（全村有幾百戶），像一些中年夫婦，在城市打工比較艱辛的。為什么比例不高呢？因為每戶承包的地很少，人均不過1畝多一點，種糧掙的錢比起城市打工的收入還是低很多，粗略匡算是1：4的差距。如果能在城里站住腳，農民還是愿意出來打工。這幾年農忙季節里民工的跨省流動幾乎看不見了，為什么？農忙回家種地掙的錢比他花同樣時間在城市打工的收入要少，而且還有來回奔波的花銷。

　　人物周刊：既然每戶土地這樣少，為什么從90年代初至今，朝向農村的圈地現象從來沒有停止過？有數據說，從1997年到2003年末，耕地被使用了大概1億畝。

　　曹錦清：改革開放30年，尤其是近20年來，工業化、城市化的腳步加快，這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建工廠要地，城市擴大要地，將城市連接起來的基礎設施，譬如鐵路、橋梁、高速公路都要侵占大量土地。城市化要以較低成本推進，就要求從農民那里以較低價格收購土地，這就是1988年初《土地管理法》立法的用意。其中授權地方政府可以“根據公共利益的需要”將農民的集體耕地變更為城市的國有土地，然后批租開發。

　　變更過程中對農民有補償，但標準定得很低，包括三項：青苗費、土地轉讓金、勞動力安置費。能直接到農民手里的當時只有青苗費一項，另兩項集中在縣、鄉鎮、村三級，當時出現過某些村、鄉鎮因為獲得土地轉讓金而腐敗或者分配不均的現象。結果是把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廉價買來，把農民趕走了。

　　人物周刊：農民為什么不去要另兩項補償呢？

　　曹錦清：都糊里糊涂的。早些年你問農民，田是誰的，99.9%回答：國家的。其實是屬于村這個集體的（中國的土地有兩種所有制：國家所有、集體所有）。對土地的估價他們也模糊：因為沒有一級市場，所以他們只能從傳統的農業的角度估價土地，這塊地能出多少糧，他們知道，但不會從工商業的、增值的角度去估價。

　　人物周刊：調查時有沒有留意過，農民在什么狀態下可能說違心的話，或者撒謊？

　　曹錦清：比較復雜。首先是農民對你身份和動機的判斷，如果你是來調查計劃生育，那他家有超生，肯定不會說實話。如果你能取得農民的信任，他一般不會撒謊，他撒謊有什么用呢？在社會各階層中，農民是秘密最少的，越往上層秘密越多。你去問一個官員，他有幾個小蜜、貪污了多少，他會告訴你？你去問一個老板，他的第一桶金怎么來的，他會說實話？

　　進了農民家，看到房舍、家具、屋里陳設，他的整個收入情況基本就清楚了；走進村子，看見農田豐收在望，產量基本上就能判斷出來。

　　一旦賣出不夠買進

　　人物周刊：您說過，“高度分散化的小農經濟深深地卷入了市場經濟”，這話怎么講？

　　曹錦清：傳統的農民，種糧自己吃，房子自己蓋??鄉里鄉親幫砌泥墻，房梁是自己種的樹加工的，鋪的茅草是稻稈曬干的；衣服是自己紡的布做的，用余糧、蛋禽去交換一些他不能生產的東西，總體來說，自給自足的程度較高。現在的農民，從生產??種籽、農藥、化肥、排灌用的電力，到生活??蓋房子所需的磚瓦、水泥、鋼筋，穿的衣服，家用電器等等，都是他自己不能生產而必須來源于市場的。

　　所以農民需要貨幣來維持正常的生產、生活運轉。他現在種了糧、養了豬首先是賣掉，獲得貨幣，然后向市場購買他所需要的。一旦賣出不夠買進，他只能出賣勞動力。這就是小農經濟卷入市場、卷入貨幣經濟的含義，它必須跟大市場連接起來。

　　人物周刊：農民賣出或買進產品的價格由誰來定？

　　曹錦清：分散、弱小、無組織的小農經濟處于劣勢，它沒有定價權。糧棉油是國家統購，水果、水產在80年代中價格放開，完全聽任市場，農民沒有干預權。但農民要購買的生產、生活資料是由城市定價的；城里人只關心糧價上漲，但很少會注意也許與此同時，農藥化肥的價格比糧食漲得還快。此外，非義務制教育也是城市定的價，從前農家說“生病致貧”，現在說“讀書致貧”，農村家庭養一個大學生多么不容易；醫療的價格也是城市定的。

　　承包制小農經濟非常相似，今年他要種什么、養什么，只能參照去年或當時的價格和行情。譬如去年養豬掙了錢，今年作出決策：繼續養豬。但農業幾乎無門檻，你養，我也可以養。養豬人一多，接下來發生什么現象？小豬仔的價格猛漲，飼料價格猛漲，但豬肉量供給增多，于是跌價，4年前毛豬價格曾經跌到2塊5一斤，于是農民虧本，大家都不養了，去年毛豬價又漲到8-8.5元一斤。年年發生諸如此類的事情，大蒜爛在田里，蘋果掉在樹下。

　　人物周刊：就沒有聰明人反著來么？

　　曹錦清：有，畢竟少數。而且反著來就一定賺錢嗎？誰也沒把握。任何一個經濟學家都無法預測這個市場，告訴農民今年該種什么、養什么。農民也說：“過去我們知道怎么當農民，現在我們不知道了。”這些年搞的公司加農戶、專業經濟合作組織之類，估計比單個農戶面對市場風險要好一些。但市場大風大浪，可以淹沒一個人，也可以掀翻小舢板。

　　人物周刊：黃宗智最近提出一個后工業化“小農經濟”的設想，勞均10-15畝，希望通過規模來加強農民抵御風險的能力。

　　曹錦清：逐步推進是有可能的，但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中國現在有18億畝耕地，如果按勞均18畝計算，那么有1億農民就夠了，但我們現在有3.75億純農業勞動力（包括農林牧副漁）。隨著外出打工的人日益增多，留在農村的人可以通過轉包的形式擴大自己的種植面積，這在各地事實上已經逐步展開，尤其在江浙一帶工業較發達的地方，農業收入不再重要，農民愿意把地轉租給別人種。在我的老家浙江龍游，就有兩戶城里人去承包種糧，一個200畝，一個300畝，像小型農場主，對租給他的農戶，每年給400-500斤稻谷，除去其他成本，去年每畝地可以掙200元。這樣就看得見規模效應了。

　　人和人之間冷冰冰的貨幣化關系人物周刊：您最初是學歷史的，為什么會轉向哲學？

　　曹錦清：因為歷史本身消失了，好像你的童年、青年消失了，永遠消失在時間的黑暗里，留下來的是痕跡：留在書籍里的、或者地下地上的實物痕跡，稱為史料。后人根據自己的興趣，沿著某些史料的蹤跡復原那個時代以供當代參考。我的問題是，根據史料片斷復原的歷史是真實的歷史嗎？憑什么說它是真的？

　　后來我才知道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歷史學本身解決不了。少不更事，以為哲學是聰明之學，大概好解決。78年考上復旦歷史系以后，馬上就轉到哲學系去了。

　　人物周刊：那在哲學中又有什么不滿足呢？

　　曹錦清：學了哲學，還是無法解決歷史學中的那個問題。學哲學惟一的體會就是，所有的觀點都可以得到系統的辯護，先假設，再循環論述，信不信由你。

　　第二個對哲學的感覺就是，人們毫無疑問地需要哲學，明知它不能提供最終答案，原因就是人們背離了自然后，要有一個新東西“理性”來指引人類生活，確定人在宇宙中、在歷史中、在人生中的位置，這些都是很大的命題。

　　現在這個大轉型時期，原有的根基被拋掉，人們不信這個，不信那個，又無法確定新的根基，會發生什么？市場經濟提供的貨幣可以去買房子車子，你的房子比別人大，你的車子比別人豪華，證明你比別人幸福，如此而已；女孩子證明自己比別人年輕漂亮，衣服比別人多，如此而已……但這些已經夠人忙活了，很多人就在忙碌中忘了追問自己生存的問題。

　　人物周刊：大部分人不追問，您覺得正常嗎？

　　曹錦清：這還是常態，因為人們剛剛從貧困到富裕，從沒機會到機會突然開放，從不自由到自由，爭取機會，利用自由，憑借智力來擴張自己的物質財富已經成為主流。因為忙碌、消費和自由選擇又帶來無窮無盡的問題，你選擇什么人做伴侶，選擇結婚還是不結婚 ；結婚了，要不要離婚；選擇什么職業，到哪里去謀生，出國還是不出國，這些都是高度自由的。在自由選擇中造成的沖突、緊張和混亂也已經夠人忙活了，終極問題一般不會被追問，雖然有時會一閃而過。但社會也需要有一些追問的人存在。

　　人物周刊：您提到過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滅心中賊”，在一個道德和法則似乎都沒有辦法對付心中賊的時代，人們可以依賴的是什么呢？

　　曹錦清：可以依賴的是貨幣。人的絕大部分訴求能夠在貨幣里邊實現：安全、基本生活保障等等。今天的貨幣同時能夠代表個人成功和社會進步，它承擔了計劃經濟時代貨幣無法承擔的功能。

　　人物周刊：從社會學意義上怎樣理解貨幣的本質？

　　曹錦清：貨幣在本質上是把人類的一切價值，轉化為可兌換的東西；反之，不能貨幣化的價值，市場經濟都不認可。貨幣也把人類動機當中的豐富性加以簡化，把情感也給你簡化了，簡化成一個“理性人”。這理性又進一步簡化成計算，計算利弊得失。一個“理性人”的價值三要素是：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理性主義。

　　人物周刊 ：大多數人成為“經濟人”的時代，該怎樣描述？

　　曹錦清：用狄更斯的話說，這是一個好的時代，也是一個壞的時代。好，大家都看得到，最主要是個人獲得了空前的自由。但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和人之間結成一種冷冰冰的貨幣化關系之后，人們勢必懷念過去被束縛在群體里的那種友情、那種穩定、那種終生的承諾，但是已經回不去了。現在人與人之間之所以產生沖突，缺乏溫情，缺乏穩定，是因為貨幣就是高度不穩定的東西。

　　貨幣經濟中，一些強勢者脫穎而出，把大量的弱勢群體甩在身后，必然造成貧富分化和人情冷漠。這種東西進入學術界，學術就工具化、貨幣化；進入政界，權利就工具化，也有可能貨幣化，數量大了，就是腐敗。在這樣的環境下，維持個體的尊嚴就非常艱難，追問一個非貨幣化的意義也很艱難。這是一個什么時代呢？一個繁榮的時代，一個貧困的時代，人們擁有許多自由但并不真正愛它的時代。

　　新農村建設的關鍵

　　是建立農民的組織

　　人物周刊：歷史上的三農學家前輩，您對誰比較欣賞？

　　曹錦清：最具理論特色的是梁?溟，他的理論至今還能提供一個參考。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把一些復雜的問題用高度凝練的話表達出來，用他的話說就是“我心里掂量出來的”。別看這是普通的一句話，這句話積累了他多年的心血。搞鄉建時，他第一句話是“把大家聚集起來”，第二句是“一起商量著辦事”。1936年檢討鄉村建設運動的失敗，他又講了兩句話，第一句是“我們動，農民不動”，第二句是“我們講不依賴政府，但實際上依賴于政府”。

　　我對梁?溟最感興趣的是他的獨立性。30年代有一場關于中國歷史社會性質的大辯論，最后以這個解釋的勝利收場：從封建社會來，去往新民主主義社會，最后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一個很完整的回答。梁?溟不滿意，他要尋求一種獨立的回答，他的主要觀點就是中國和西方的不同，必須要照顧中國的特殊性，就是今天說的“有中國特色”。特殊性的提出，就是防止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照搬。他對近代、尤其對1930年以后中國社會的一些判斷，我覺得是可以參考的，這些都在他的《中國文化要義》里面。

　　人物周刊：對于三農問題，有生之年您最希望看到什么？

　　曹錦清：最希望看到新農村建設的實現，時間表是2020年，估計夠嗆。

　　新農村建設的關鍵就是建立農民的組織，光設在村一級不行。按照臺灣地區和日本的經驗，在鄉、縣兩級建起農民協會組織，農村信用合作社歸并農協，重建工商合作組織、技術合作組織，可能的話再建一個農民合作意義上的教育組織，其實就是梁?溟的觀點。

　　如果說農村合作的經濟基礎有了，官方、農民、學者這三者再結合起來，這樣它在城市里的價格開發能力就比較強，中央要幫助農民的話，就直接幫助農協，像日本、臺灣地區都搞得不錯。我們現在每家每戶就是給點錢種田，是不解決問題的。

　　（董曉丹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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