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一個實實在在的“窮人經濟學”大師
　　
大于/2007-09-16

　　
　　陳永貴稱得上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窮人經濟學”大師。
　　
　　昔陽縣的大寨位于虎頭山的一個坡面上，村中間是一條溝。在人民政權建立前夕，全村有約800畝耕地，64戶人家，190多口人。這些耕地如果平均占有的話，每戶約合10多畝。但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按照大寨展覽館提供的數字，當時全村約800畝土地，有60%，也就是大約480畝為1戶地主和3戶富農所占有；另有22%，即170多畝為12戶中農所占有；而其余48戶貧農、下中農一共才占有不到150畝耕地。太行山區的耕地十分貧瘠，生產條件又極為簡陋，糧食產量很低。1畝地1年能收獲70公斤糧食就算不錯了。廣大農民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大寨人說他們過去有三窮、五多。三窮是：人窮，地窮，村子窮；五多是：當長工打短工的多，負債欠賬的多，討吃要飯的多，賣兒賣女的多，尋死上吊的多。后來使大寨聞名天下的陳永貴，他的母親和姐姐就被賣掉，而他的父親在萬般無奈的境況下，就是上吊尋死的。由于人窮，大寨村的住宅也十分簡陋。人們多在山溝的兩邊土坡上挖土窯居住。只有少數有錢的人家蓋得起磚房或用石頭壘起窯洞。
　　
　　1945年8月，日本軍隊無條件投降，昔陽縣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大寨的貧苦農民盼來了翻身解放的一天。在隨之而來的土地改革中，大寨35戶貧農和下中農分得了土地400多畝、房屋41間、窯洞32眼，還分得了一些牲畜和生產工具。為了鞏固土地改革的勝利成果，防止農村出現新的土地買賣和兩極分化，中國共產黨在進行過土改的地方，積極穩妥地引導農民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還在1946年，共產黨員賈進財就在大寨組織起了第一個互助組。這個互助組由15戶農民組成，當時叫"變工組"。即在農閑時，各家干自己的活，到了農忙時節，便采用換工互助的 方式，今天幫這家干活，明天幫另外一家，群眾稱這種辦法是"工換工，不敢啃"。這個互助組后來被人稱為是"臨時互助組"。在自然環境十分惡劣的大寨，互助合作顯然比一家一戶的單干有優勢，再加上黨和政府的大力提倡，互助合作發展很快。1947年，賈進財的"臨時互助組"已經發展到了20戶農家，另外，還出現了由陳永貴組織起來的由11戶人家組織的第二個互助組。
　　
　　陳永貴的第二個互助組開始體現出他素樸的“窮人經濟學”思想。　　
　　
　　陳永貴當時還不是中共黨員，但已經成為賈進財下一步準備發展入黨的對象。本來，賈進財這個互助組也是想爭取讓陳永貴參加的，因為陳永貴是大寨村數一數二的莊稼漢，凡是地里的活，哪一樣他都拿得起，放得下。起初陳永貴也答應參加這個由村支書牽頭組織的互助組。但后來情況發生了變化，陳永貴決定另起爐灶，自己牽頭組織另一個互助組。
　　
　　互助合作的基礎是自愿，一方愿意參加，另外一些人也愿意與他合作便可以互助到一個組里。因此，各村開始成立的互助組，組里各家各戶的勞力、牲畜和其他生產條件大多比較接近。因為只有彼此相接近，各方面才都不會感到自己吃虧。但是在大寨卻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一些缺乏"整勞力"的人家也想加入互助組，但組里有人不同意接收，因為如果讓他們加入進來，別人就感到吃虧了。身為黨支部書記的賈進財此時似乎也愛莫能助，他總不能違反自愿互助的原則強行吸收他們入組吧。
　　
　　那些老的老、小的小不被互助組接收的人們找到了陳永貴。陳永貴沒有讓他們失望。他說：“咱們都是貧下中農，咱們的土地都是分果實得來的。如果這些土地種不好，打不下糧食，那就等于白白放棄了革命的果實。所以我打定主意，給咱們這伙老老少少的爺兒們牽頭，種好這些土地。他們不收你們，我們就再成立一個組。”對于陳永貴的表態，大家在高興感激之余，也多少有些不好意思，覺得這樣太讓他吃虧了。而陳永貴卻說："不要說吃虧不吃虧。我那時候給人家放牛，連條褲子還掙不下，吃虧不吃虧？毛主席給了我地種，這就是最大的便宜！事情就這么定了。但是有一條，要跟著我干，就要齊心。只要齊心，不次于他們那個組！"
　　
　　他說了就干，一共聯合了4個老漢和6個娃娃成立了大寨村的第二個互助組。
　　
　　陳永貴出身貧寒，小時沒有讀過書。但從他創辦互助組及以后的所作所為來看，他懂得人的心理，懂得辯證法。他知道在這個除他以外全部是老漢和娃娃組成的互助組里，一定會十分團結，一定會充滿了干勁。人的力量來自體質，也來自精神與意志，來自團結奮斗。當聽到有人譏諷他這個組是老的老，小的小，老的上不了馬，小的拉不開弓時，他一點都不在乎。他對組里的人們說：“不怕，老的有經驗，小的會長大。我們會超過他們。”
　　
　　陳永貴率領他的小組，與賈進財的大組暗暗展開了競賽。全組在患難之中，團結奮進，人人爭先，誰都怕落在后面，誰都不愿意拖累大家。陳永貴當時已是村里的干部，是個忙人，夜夜有會開。他早上還沒起床，老老少少們就已經下田了。賈承聯是這個組年齡最小的，那年才14歲。按照現在人們的看法，這正是一個讀書上學的年齡。但在當時的大寨卻沒有那個條件。賈承聯入互助組前，母子二人種著幾畝土改分得的耕地，度日十分艱難。加入互助組后，他總怕自己干在別人后面，每天早早地就起來干活。他往地里送糞，跑六個來回天還未亮。鋤草時，陳永貴在前面，他就緊緊地跟在后面學習。幾十年后，當年的孩子已成老人，但回憶起那段經歷仍激動不已："我在'老少組'是最小的一個，比梁便良還小幾歲。父親很早就去世，家里就我和母親，可是還耕種著土改分下的幾畝地。當我剛進'老少組'的時候，一直為自己這么小，卻種著那么多地而感到理虧。可是老陳卻說，你跟著我干就行了，且不說幾畝，就是20畝也保證你荒不了。從那時起，我就腳踏實地跟老陳干。他在前面鋤地，我就緊緊地跟在后面。挑擔子他擔多少，我也擔多少。我老怕老陳罵我不干，結果老陳不是罵我不干，而是罵我不聽話。比如說，秋天往場里送谷子，老陳事先就把我們的擔子安排好，誰擔多少都由他來決定。可是我們把擔子往肩上一擱，總覺得他裝得太少，就偷偷地加上一兩把谷子。這事一旦被他發現，他就要批評一場，不讓我們這樣干。他說不僅要強調大干，而且還要保護勞動力。像我們這些十幾歲的娃娃，他生怕擔得多把身體搞壞。那時候有他掌舵，干起來比一個成年人也不差上下。"
　　
　　春天往地里送肥，陳永貴挑著75公斤重的大擔往坡上走，那一群小孩有的兩個抬著，有的背著，一路跌跌撞撞，雖說辛苦，卻也充滿了歡樂。
　　
　　后來陳永貴又想了個辦法，將力量差不多的人分滿全程，一段一段地接。每個人每次少跑路，在接擔時還可以互相說說話，將勞累的事情變個方式，加進歡娛的成分，便輕松了不少。
　　
　　這兩個互助組勞動競賽的結果是雙贏。兩個組都提高了勞動效率，都表現出了組織起來 的優勢，都增加了糧食產量，都獲得了上級的表彰，也都使自身獲得了大發展。當然如果細分析起來，陳永貴領導的互助組取得的成績要更大一些。他們的糧食產量增加得多，由互助前的畝產50多公斤，猛增到畝產100多公斤，個別地里還甚至達到了250多公斤。平均畝產也比賈進財的組多出了15公斤。特別是他濟貧濟困，真正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要帶領廣大農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宗旨。而且，經此一搏，陳永貴還帶出了一支隊伍，這個組里的許多人后來忠心耿耿地跟著陳永貴干，即使再苦再累也毫無怨言。
　　
　　通過組織互助組，陳永貴逐步顯示出了他的高尚品德和杰出組織才能。他是組里惟一的壯勞力，可是在評分時，他才比一般勞力高一兩分。大家都說他評得太低，他卻說："行了，這也是數我分高。"像梁便良、賈承聯這些娃娃們，他也要給到8分。娃娃們說，我們的分太高了，他卻說，評分就是叫你們好好干嘛！
　　
　　1949年，大寨在臨時互助組的基礎上發展成為常年互助組。賈進財的互助組與陳永貴的互助組也合并在了一起，其規模比后來上級要求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還要大。在農業互助合作的道路上，大寨取得了突出的成績。1950年11月，昔陽縣人民政府授予大寨互助組一面錦旗，上面寫著"組織起來，發展生產"八個大字。這是大寨所獲得的第一面錦旗。
　　
　　后來，賈進財主動讓賢，推薦陳永貴當支書，自己甘當配角。1952年，中共昔陽縣委按照山西省委的意圖，開始在白羊峪、趙壁等村試辦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這一年年底，已經成為大寨村黨支部書記的陳永貴到晉中地區參加培訓，學習有關試辦初級社的辦法。陳永貴等人本來就有走合作化的積極性，再加上領導提倡，又學習了先進經驗，便越發熱情高漲。回村后陳永貴逢人便講集體化道路的好處，講合作社的優勢。隨后，他就向縣領導提出了辦社申請。縣委隨即就批準了他的申請，于是大寨便成立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由陳永貴任社長。
　　
　　當時合作社尚屬試驗階段，縣里對此事比較慎重。上級有一項原則規定：每個合作社在初辦的時候不得超過30戶。但大寨的常年互助組已達49戶的規模，大家的積極性都很高，都要求加入農業社，在這個局面下，人們看出了陳永貴的能力。他搞了個變通辦法，向上報的時候初級社為30戶，對有些農戶暫時不上名冊，但實際上凡愿意參加合作社的隨時都可以參加。用他的話說，這個辦法是既考慮到上級的精神，又要照顧到具體情況。
　　
　　大寨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辦起來了。合作社采用勞動日分配和土地股分紅相結合的方法，規定：勞動日分配占55%，土地入股分紅占40%，公積金、公益金占5%。因此這種合作社通常被稱作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
　　
　　為了充分調動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在勞動管理上，大寨初級社由原來的"死分活評"改為"包工與評工相結合"。即對于責任明確的農活，確定出勞力、時間、報酬和完成任務的數量與質量，然后包給社員，到期后經過驗收，給社員記工。對于那些一時看不透，不好包和不能包的農活進行評工記分。與此同時，在社里還開展了各種形式的勞動競賽，進一步調動社員的生產積極性。
　　
　　按照陳永貴的提議，為了加強黨支部對沒有入社農戶的領導，由賈進財負責他們的工作，這就意味著賈進財將要留在社外。陳永貴征求賈進財的意見。本來，賈進財也是打算入社的，但此時他信守了"讓賢"時的諾言，對陳永貴說："只要支部交給我的任務，我辦就是了。"于是，社外的3個互助組、4個單干戶的工作就由賈進財負責了。
　　
　　由于走組織起來的道路，激發了社員群眾的勞動熱情，大寨村的生產搞得熱火朝天，糧食產量全村平均達到畝產125公斤，其中農業社畝產131公斤。集體化的優勢明顯。到1955年，大寨除一戶地主被留在社外，73戶農家全部加入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大寨在集體化的道路上又一次走在前列。
　　
　　在賈進財、陳永貴等人的帶領下，大寨村民的生活有了較明顯的改善。1951年，陳永貴到天津參觀華北物資交流展覽會。這次天津之行，讓陳永貴眼界大開。他開始認真思考大寨的變革之路。他認為，大寨雖不能像平原地區那樣使用農業機械，但只要把七溝八梁一面坡上的土地修成梯田，能讓莊稼多照太陽多透風，就能有好的收成。從那以后，大寨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對土地進行加工，年復一年，大寨的面貌逐漸改觀。
　　
　　1953年2月，在中共昔陽縣委的指導下，大寨成立了以陳永貴為首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1955年底成立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社實行主要生產資料歸社，陳永貴認為這種辦法不僅刨掉了產生“剝削”的根子，而且有利于動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治山改土。隨后，在他的率領下，大寨人開始“大戰狼窩掌”。經過兩年治理，初見成效，大寨的糧食畝產在第二年達到了349斤，走在了昔陽縣的前列。
　　
　　陳永貴在抓農業生產上很有一套。他不僅積極參加集體勞動，始終保持莊稼人的本色，而且著重在“土”字上下功夫，依靠向地里多投工來換取糧食增產，修山改土的工程年年不斷，使社員能把主要精力放在以土地為主的農業生產上。同時，在“科學種田”的口號下，他們注意結合大寨實際，采取了“三深”（深耕、深刨、深種）、“四不專種”（麻、菜、谷、豆不專種）、“三不空”（地邊不空、地墻不空、地角不空）等措施，充分調動了廣大群眾發展生產的積極性，使大寨一步一個新臺階。
　　
　　1963年8月3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一篇文章《在農業陣地上——記昔陽大寨公社大寨大隊黨支部和支部書記陳永貴》，文章指出：陳永貴是干部參加勞動的典范，他有一個明確的目的：勞動就是革命。他的所作所為，是“聽毛主席的號令，占領陣地”。文章還對“農業陣地”逐一作了介紹。第一個陣地是“大柳樹下”，這是大寨大隊“階級斗爭短兵相接的陣地”，因為從土改至今，這里曾發生過多次或明或暗、或緩或激烈的斗爭；第二個陣地是“虎頭山上”，在這里，陳永貴帶領大寨人修山改土，大戰狼窩掌，創造了人間奇跡；第三個陣地是“堡壘內外”，陳永貴帶領黨支部和貧下中農同各種錯誤思想作斗爭。文章強調，陳永貴心里只有勞動與革命，他以不斷革命為己任，窮的時候革命，日子過好了也要革命。
　　
　　就在這篇文章發表的同時，一場百年不遇的洪災突襲大寨。一連7天的大雨使大寨10年來修山改土的成果毀于一旦。據統計，700畝耕地被沖毀，446畝糧田當年無收。全村78戶人家，戶戶遭災，90%的房屋和97%的窯孔被沖毀。同時，1000多株果樹，價值千元的農具也付之洪流。
　　洪災給大寨帶來的破壞、造成的損失是極其嚴重的，但另一方面，洪災也考驗著大寨人，考驗著陳永貴。當時，中央、省、地、縣以及附近的生產隊，派來了慰問團，并提出要給大寨一批救災物資。但陳永貴等人卻謝絕了“外援”，并提出一定要做到“三不要”（不要國家的救濟糧、救濟款、救濟物資）、“三不少”（社員口糧、勞動日分配、賣給國家的糧食不少）。在當時這種困難面前，這種表態無疑需要巨大的魄力與勇氣的。
　　
　　果然，陳永貴及大寨人說到做到，經受住了考驗。他們依靠自己的雙手，使用簡單粗笨的勞動工具，夜以繼日地重建家園。在他們的艱苦努力與辛勤勞作下，到秋后一算賬，當年的糧食產量達到了21萬余公斤，賣給國家糧食12萬公斤，戶均1500公斤，勞動日分值1元，這說明巨大的洪災基本上沒有影響社員的生活，也證明大寨人的確創造了奇跡。
　　
　　1964年1月，陳永貴來到北京，向國務院有關部門匯報大寨自力更生戰勝災害的情況。陳永貴的匯報毫無八股氣，十分生動，又非常合乎當時的時代精神，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重視。隨后，國務院有關部門安排陳永貴在人民大會堂向首都各界萬余名群眾代表匯報。
　　
　　1964年1月19日，陳永貴頭上裹著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會堂的講臺。他不拿講稿，毫不怯場，把爛熟于心的大寨建設史講得眉飛色舞。他著重講了大寨歷史中表現出來的戰無不勝的精神力量，從“合作化”講到“三戰狼窩掌”，又講到抗災，講到“三不要三不少”，其中突出強調了自己總結出的自力更生的“十大好處”：一是對國家有利；二是對集體有利；三是對個人有利；四是對階級斗爭有利；五是對干部有利；六是對后進趕先進有利；七是對保先進有利；八是對發展生產有利；九是對人民公社有利；十是對團結有利。
　　
　　以后毛主席的肯定，“農業學大寨”的開展就不說了。以上資料，主要摘自《虎頭山下大寨村》（作者：宋連生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這些事實說明，陳永貴是一個真正懂得“窮人經濟學”的人。他不但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和方法，而且有高尚的品德和實干精神。所以說，他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窮人經濟學”大師。
　　
　　中國要解決“三農”問題，最需要的就是陳永貴這樣的實實在在的“窮人經濟學”大師。陳永貴的成長，無疑是共產黨教育培養的結果，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共產黨還需要教育培養更多的陳永貴這樣的實實在在的“窮人經濟學”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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