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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考察觀感

柯堤 · 2007-01-04 · 來源:本站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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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考察觀感

柯 堤

(2005年5月8日至21日,課題組鄧英淘、薛玉煒赴山東調研。課題組先后到濟南、東營市、淄博市、泰安市、濟寧市、棗莊市、臨沂市和青島市;途中經小清河、黃河、黃河口、魯中南山地、大汶河、泗河、微山湖、魯運河、祊河、蒙河、沂河、沭河、大沽河、膠州灣,驅車數千公里。其間,我們與山東省、市、縣、鎮、村的三十多個單位、科研機構的干部進行了交談。)

一、內需主導的發展模式

我們到了山東之后,聽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2004年山東GDP超過了江蘇。不少人為此歡欣鼓舞,我們也為之感到高興。但細思之后,其緣由并不簡單。實際上,山東經濟總量超過江蘇,在歷史上這并不是第一次,下面的一組相關數據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表:山東、江蘇、廣東歷年GDP(當年價格,億元)

1978 1985 1990 1995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山東 225  680 1511 5002 7162 7662 8542 9438 10552 12435 15490

江蘇 249  651 1416 5155 7200 7697 8582 9511 10631 12460 15403

廣東 184  553 1471 5381 7919 8464 9662 10647 11769 13625 16039

注:1978年的數字來自于《新中國五十年(1949—1999)》,1985年至1998年數據來自于《2000年中國統計摘要》,1999年至2004年數據來自于《2005年中國統計摘要》;為方便起見,小數點后的尾數均舍去。

由表中數據可見:在1978年,山東的GDP比江蘇低10%左右(在1952年,山東的GDP與江蘇的差距也大體如此;那時江蘇的GDP居全國第一)。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江蘇是我國最早在全省大辦社隊工業的省份,故先拔頭籌。據筆者親身的了解,當時的山東省委、省政府也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緊隨江蘇之后,堅持不懈地抓地方工業,從未放松,終于在1985年一舉超過了江蘇,其GDP躍居全國第一,約比江蘇高出4.4%,這一優勢一直保持到九十年代初。自1992年之后,我國沿海經濟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先是珠江三角洲,后是長江三角洲,對外招商引資成為主導潮流,江蘇再次超過山東,廣東更是后來居上,其GDP躍居全國第一。其間,江蘇與山東之間的差距并不大,只有百分之二、三;但廣東與山東的差距曾在2000年前后達到10%左右,這反映了內需主導與出口導向兩種發展模式之間的較量。然而,風水輪流轉,明年到誰家?這一差距自2001年以后不斷縮小,到了2004年,山東再次超過江蘇,并把自己與廣東的差距縮小到了3%左右。從近幾年的趨勢看,大約在2010年前,山東的GDP很有可能再次超過廣東,躍居全國第一。我們這次在臨沂市,親眼目睹一個革命老區的經濟發展是如此的生機勃勃,不由得使我們更加堅信這一點(這里順便說一句,山東臨沂革命老區已于1995年實現了整體脫貧)。

我們之所以稱山東為內需主導的發展模式,是有事實根據的。2004年山東GDP為15490億元,約占全國的9.5%(同年全國各省市區的GDP合計數為163240億元,見《2005年中國統計摘要》),同年山東進出口總額為607.8億美元,占全國的5.3%,占其自身GDP的比例為32%(以8.2的匯率計算),同期全國、江蘇和廣東的同口徑比例分別為58%(以163240億元為分母)、91%和183%;與此相比,山東的比例要低得多,其值更接近于美國和日本的相應比例;另外,在進出口貿易中,山東的一般貿易出口具有更大的優勢。

從今后的長期趨勢看,外商投資的增勢已過了“一鼓作氣”,進入了“再而衰”的階段。在1990年至1995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翻了兩番多,年均增長率高達35%;1995年至2000年,這一增速陡降至4.1%;2001年至2004年,該速率進一步降至3.9%,2005年1至6月外商直接投資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約3%。從其在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例來看:1990年為18.7%,1995年為19.7%,2000年為14.8%,2004年僅為7.5%(皆以8.2的匯率計算)。

因此,即使在我國沿海經濟省區中,內需主導的發展模式也必將在今后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主領風騷。那么,誰將成為這一新的經濟大潮的領軍人物呢?山東,豈無意乎?!

二、集成推動的城市化進程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城鄉經濟格局出現了一些嶄新的特征,其中最令人注目的就是農村人口在1995年達到峰值(約8.6億人)之后,轉向逐年下降的趨勢,到2004年已降至7.5億人,凈減少1億多人,年均減少1100萬人。這個變化非同小可,它預示著我國農村人口占多數的這一基本國情已開始逆轉。同期內,我國城鎮人口比例從1995年的29%增至2004年的41.76%,年均增1.41個百分點,比1978年至1985年的0.82個百分點和1986年至1995年的0.53個百分點,分別高出0.59和0.88個百分點;即近十年我國的城鎮化進程呈現出明顯的加速特征。對于這樣一種形勢,目前已有人感到憂心忡忡,甚至提出要降低城鎮化的速率,以防止所謂的拉美病和印度病(即在大城市形成大面積的貧民窟或貧民區)。情況真是這樣的嗎?

典范的啟示

此次山東調研的重點之一是我國今后城鎮化的過程形態。通過座談和實地考察,我們了解到山東省的村、鎮、縣、市及大城市城區等各種城鎮化的類型;其概況如下(更詳細的情況可參見相關的山東調研訪談紀要)。

馬橋鎮:桓臺縣馬橋鎮有17個行政村(總面積45平方公里)。2004年全鎮實現銷售收入70億元,完成利稅6.5億元,上繳稅收2.65億元,完成地方財政收入近億元。近些年該鎮始終以工業為基礎,并以此拉動城鎮建設,通過抓好規劃,把全鎮67個居民點整合成五個大的居民區,統建五至六層高質量的單元樓,戶型分120平米和140平米兩種,水電氣熱實現了配套(目前,熱電聯產,集中供熱管道已全部鋪到五個居民區);再用五至十年,上述五個小區就全部建成。目前全鎮在冊人口約3萬人左右,到五個小區建成后規劃人口五至七萬人,擴展一倍左右。現在全鎮企業全部吸收了原在冊人口中的勞動力還不夠,還需要大量外來的勞動力;外來人口和勞動力可以整戶遷入,就業和定居在這五個小區里,其買房的價格與原在冊人口完全一樣,教育、公共服務(水、電、氣、熱等)的待遇也與在冊人口完全一樣(這種狀況與珠三角等地以來料加工為主的城鎮化完全不同,那里的外來工基本上是住工棚,其絕大多數根本不可能整戶遷入和定居于此)。

城陽區:青島市城陽區在1994年建區之初(此前,該區是嶗山縣的一部份),農村人口有40多萬人,占該區總人口的比例高達95%,基本按村莊自然分布居住,人口布局十分分散,并因此造成城鄉設施共享面窄、土地資源占用過多等問題。該區在2000年撤鎮改街道辦事處的基礎上,于2004年將96.3%的村莊改設為社區,為加快城鄉人口合理流動奠定了體制基礎。該區一方面加快城區、各街道駐地建設、改造步伐,集中規劃建設了17個較大規模的居住社區;另一方面,以街道為單位,按照城市居民居住標準,將242個社區(村莊)集中規劃成46個居住組團,積極穩妥地加快舊村改造步伐,逐步推進遷村并點,實現組團式居住;待各社區全部改造完成后,居住區占地將由目前的5.8萬畝減到2.8萬畝以下,可騰出三萬畝以上的建設用地(用五至六年時間)。與此同時,為了使絕大多數原村民轉變為市民,該區開始規劃和實施城鄉六個一體化:一是基礎設施一體化,即城市的基礎設施向由農村變成的社區和居委會延伸(如路、水、電等),二是環境整治的一體化(如環衛、保潔),三是規劃一體化,四是人口布局一體化,五是經濟一體化,六是社保和公共服務一體化。

兗州市:兗州市總面積651平方公里,人口60萬,耕地60萬畝(400平方公里),轄十個鎮(無鄉),兩個街道辦事處,495個行政村,30個居委會。2004年,全市完成GDP151億元,地方財政收入7.6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4406元。近年來,圍繞著城鄉一體化的目標,立足于節約土地、整合資源、集約發展,大力實施遷村并點建設,著力推進農村城鎮化進程,有效地促進了城鄉經濟社會發展。該市把遷村并點作為推進農村城鎮化的重點,提出了“發展建制鎮、建設中心村,小村并大村,四百變一百”的戰略構想,依靠二、三產業經濟推動建制鎮和城區的發展,依靠土地置換推動中心村建設,推進鎮村向規模化發展,住宅向高層發展,環境向生態化發展,管理向社區化發展,設施配套向城市看齊。全市計劃用10至15年的時間,把495個行政村遷并成100個中心村,由此可節約用地10萬畝(67平方公里)。該市采用了五種遷并方式:一是村并城(即城中村、城邊村),二是村并鎮(即鎮邊村),三是村并區(即市經濟開發區),四是村企聯建,走土地入股、村企聯合的路子,由企業和村集體共同出資建設新村,五是小村并大村。

普適的經驗

由以上案例,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看法。首先,以遷村并點為特征的農村城鎮化進程集成了三種過程,即工業向城鎮園區集中,村民向城鎮社區集中,耕地向規模經營集中。第一種過程已基本改變了以往村村點火,鄉鄉冒煙的鄉(鎮)村企業發展模式,實現了農村非農產的轉軌和向工業園區的集中。第二種過程改變了農村非農勞力進城務工就業與在鄉村定居于空間上的分離,實現了二者在空間上的一致,所謂離土又離鄉,進廠又進城,村民變市民。第三種過程改變了以往一戶五六畝地的小農經營方式,實現了向連片種植、規模經營方式的轉變。

這三個過程有機地整合在一起,擺脫了以往原村就地搞新村、農民每隔三、五年就蓋一輪新房的鄉村建設模式,唱響了農民進城定居的第四樂章;這標著我國農村城鎮化過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其次,在調研過程中,我們親眼目睹:以遷村并點為特征的農村城鎮化過程,不僅速度快,而且質量高;并預先考慮好了城鄉一體化方面的幾個統一(如城鄉社保統一),使新建的定居點成為不斷擴展的城鎮中的新社區,在今后幾十年里都可做到不落后。由于在城鎮規劃的設計中,采用組團居住方式,也就避免了以往城市擴張過程不斷攤大餅的積弊,從而具有不斷良性擴展的前景。

在這里,我們一點也看不到所謂貧民窟的影子;相反,原住民和外來戶和諧相處,利益共享,他們都是新社區、新產業的建設者和受益者。

再次,上述山東模式完全解決了城鎮擴張過程中的建設用地來源問題。以兗州為例,它將500個村并成100個村后,原村民的人均居住面積不僅沒有減少,還有擴大;同時還從原村鎮建設用地中節約出10萬畝(約67平方公里),可用于興建新的產業和公用設施,其中還有一部份可復墾為農林牧漁用地。也就是說,遷村并點、擴展城鎮,不僅不會減少耕地和農田,反而還會使其有所增長。

最后,上述過程是有條件的。根據我們粗略的觀察和分析。從縣的范圍說,大體上人均GDP應在1.6萬元至2萬元以上,這樣一個50萬人口的縣就具有80億至100億元的GDP,這是經濟流量方面的條件。另外,產業基礎應以內需主導為特征,保證其具有足夠的穩定性;同時,非農產業在地域上應相對集中于縣城及三、五個中心鎮。

2001年我國縣域人均GDP約5430元,如果至2020年全國GDP再翻二番,則縣域人均GDP應在2萬元左右。也就是說,在今后十五年里,我國將有一半以上的縣域人口將進入上述新型的農村城鎮化過程。如展望今后五十年,我國將新增10億城鎮人口,據我們的分析,其中將有6至7億居住在縣域之內,而約有5億左右居住在縣城。由此可見,山東模式具有很大的普適性。

三、雛形已現的新能源體系

能源是工業和城市經濟機體的血液,在某種意義上說,我國人均GDP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主要現在人均用能水平的差距上。近年來,石油價格連創新高,目前已突破66美元,致使中國經濟發展的能源制約愈加明顯。在這樣一種條件下,加快發展替代能源是一個重要課題,它構成了我們此次山東調研的另一個重點。

煤基產品多元化

發達國家的能源利用結構以油氣為主,而我國在今后二、三十年內仍將以煤為主;因此,如何使煤炭資源的開發走上清潔、高效、多聯產的道路,就成為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

煤的地下汽化。煤炭地下氣化就是把處于地下的煤炭進行有控制的燃燒,通過煤的熱化學作用而產生可燃氣體的過程。煤炭地下氣化集建井、采煤、氣化三大工藝為一體,拋棄了龐大笨重的采煤設備和地面氣化設備實現了井下無人、無設備生產可燃氣體,變傳統的物理采煤為化學采煤,是開發清潔能源和化工原料氣的高新技術;其建設和運行成本比傳統工藝節約1/3以上。山東新汶煤礦的“長通道、大斷面、兩階段的”地下氣化技術為國內外首創,已達到產業化開發的階段(詳見相關的山東調研訪談紀要),且不受高灰熔點的限制。

以建井采煤為主的能源體系面臨著三大環境成本,即二氧化硫排放、二氧化碳排放和采空所致的地面塌陷(后者的損失在我國目前已達每年數百億元);隨著我國能源使用量的迅速上升,這三方面的損失可達數千億元/年。但對于煤炭地下氣化開采技術而言,二氧化硫的排放可以忽略不計(每公斤20毫克),二氧化碳的排放可以減少一半左右,達到與使用天然氣相似的水平;由于它的殘留物(約30%至40%)都留在了地下,因而還可大大緩解地面塌陷的損失。這項技術在我國的高硫煤區、壓煤區、低回采率區和煤層深埋區有很大的應用前景。

水煤漿、干粉煤氣化與煤化工。兗礦和華東理工大學合作開發出的多噴嘴水煤漿新型氣化爐,采用受限射流條件下四噴嘴對置形成撞擊流,加強了混合,強化了熱質傳遞,氣化效果優于引進的技術,其中試裝置的有效氣成份達到83%,比相同條件下的引進裝置高1.5至2個百分點,工業化后有望達到89%以上,其技術的碳轉化率大于98%,比引進裝置高2至3個百分點;煤耗、氧耗均比引進裝置低7%以上,氣化成本只相當于引進技術的幾分之一以下。粉煤加壓氣化是國際上最先進的煤氣化技術之一,比水煤漿氣化具有煤種適應范圍寬、氧耗和煤耗更低等優勢;目前世界只有荷蘭和德國的兩家公司擁有該技術。兗礦和華東理工大學合作研發了自主創新的粉煤加壓氣化技術裝置的中試成功,大大縮小了我國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為我國能源和煤化工市場提供了新的自主知識產權技術的選擇。

粉煤加壓氣化制備合成氣新技術和新型多噴嘴水煤漿氣化爐,經過兩個五年科技攻關獲得成功,并使研究成果產業化,結束了國外煤氣化技術在我國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壟斷,為我國煤化工市場開辟了廣闊的前景,乃至可用煤基原燃料路線在相當程度上替代石油基原燃料路線,可充分發揮我國煤多的優勢。

二甲醚替代汽、柴油。用甲醇制二甲醚的傳統方法是氣相法,需要的工作條件是300至500度的溫度,5個大氣壓,只有50%至75%的效率。山東久泰首創用液相法制二甲醚,工作條件只需常壓和100至150度的溫度,效率高達98%,二甲醚的生產成本只有2500元/t(原料煤750元/t),而傳統的方法高達6000元/t.

目前世界年消耗石油36億噸,其中70%至80%是作為運輸工具的燃料消耗的。由于我國少油,如用煤制油一噸,需耗用4噸煤炭,僅從能源效率上說,它只有12.5%(4公斤原煤熱值為20000大卡,一公斤石油為10000大卡,第一步轉化的效率只有50%,內燃機的效率以25%計,則0.5×0.25=0.125)。通常2.4噸煤炭可制成1噸二甲醚,用二甲醚替代汽、柴油,能源效率可達20%以上(1噸二甲醚可折合1000立方米天然氣,后者的熱值為每立方米9310大卡,而燃燒天然氣的效率可達57%)。因此,無論從價格、還是從能源效率上說,用煤制二甲醚替代汽、柴油都比煤制油明顯為優。

生物質能的利用

前述僅及用煤基原燃料路線替代石油基原燃料路線;實際上,在我國還可發展生物基原燃料,其前景亦十分廣闊。

秸稈發電替代原煤。在2004年年底,我國第一個秸稈發電項目 荷澤市單縣生物發電工程正式奠基,預計2005年11月底前主廠房交付安裝,2006年6月底前將完成機組整組啟動并移交生產。該項目建設規模2.5萬千瓦,配一臺135t/h生物質專用振動爐排 高溫高壓鍋爐,年消耗生物質(主要是農作物秸稈)15萬至20萬噸,年發電量1.6億度,項目計劃投資2.2億元。

傳統的燃煤火電站,面臨著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排放和采煤導致地面塌陷三大環境成本,而燃柴火電站不存在這三個問題,且生物質能是可再生資源,不存在枯竭問題。我國目前陸生植物每年合成的有機干物質約達50億噸,其中,僅農作物秸稈的干物重量就達7至10億噸;如能大規模發展能源林業和能源農業,其前景更為可觀。如利用聯合循環、熱電聯產、超超臨界燃燒技術,能源綜合利用效率可達94%,這比農戶直接燃燒秸稈的熱效率10%,提高了8倍多。

直接式甲醇燃料電池。山東理工大學運用仿酶技術和全氟離子膜研制成功直接式甲醇燃料電池,解決了燃料電池“透醇”所致的電池效能降低和催化劑“中毒”的難題;其能量效率最低可達35%(室溫下),最高達80%。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績。

目前世界上最成熟的質子交換膜氫空燃料電池的能量效率雖也可達80%,但生產氫氣,貯運和加載氫氣的能量損耗并未計算進去,且這些環節的投資十分巨大;故而使用這種燃料電池的成本十分高昂。但上述直接式甲醇燃料電池不存在類似問題,它可直接添加甲醇這種液體燃料。另外,甲醇不僅可以從煤中制取,也可從生物質中制取,其原料來源極其廣泛。現僅從汽車燃料的角度來做點分析。以2噸原煤制一噸甲醇,如用直接式甲醇燃料電池作為車載動力源(電池效率取為60%),則其能源效率可達45%(2公斤原煤熱值為10000大卡,1公斤原油為10000大卡,1公斤甲醇7500大卡,則[7500/10000] ×0.6=45%);相對于汽油、二甲醚等燃料,直接式甲醇燃料電池的能源效率是最高的。另外,仿酶材料的運用,替代了昂貴的貴金屬催化劑,使這種燃料電池的生產和運行成本大幅度降低,有利于車載燃料電池的商業化和大眾化。

四、結語

以上所述對于山東社會經濟發展的認識只能是掛一漏萬。然而,她所具有的三個主要特征 內需主導的發展模式、集成推動的城市化進程和重組整合的新能源體系,卻凸顯出我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基調。循此,山東今后的發展未可限量。

[注:此文原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文化研究中心《調查研究通訊》No.2005-12 ,200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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