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錫文:中國已有條件解決三農問題

　　本報特在年終歲末之際刊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主任、對三農問題頗有經驗的陳錫文先生的一篇相關文章，以期引起各方繼續更多的關注這一領域。
　　另外，“中國觀察”欄目歡迎讀者來信交流，[email protected]。(谷重慶)
　　應該說對農業最直觀的問題當然是水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好很多地方今天有農業，明天可能就沒有農業，但現在建設農業基礎設施，尤其是農田水利設施的機制并沒有建立。
　　2005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第十六屆五中全會閉幕，這個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建議的內容很豐富，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部分就是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我想應該說明的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個提法不是一個新的提法，在過去幾十年的歷程中，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文件中曾經多次提到，但是這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至少在兩個方面和過去有所區別。
　　第一個方面是時代背景不同。我們現在所處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和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是不同的。那時候，中國工業化、城鎮化剛剛起步，從上到下都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中國工業化的推進離不開從農業中提取積累，所以那時提得更多的是要求農村承受犧牲，要忍耐。而現在提出來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黨中央和國務院非常明確，我們現在開始進入了一個工業促進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發展階段。
　　第二個方面是內容的不同。五、六十年代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主要針對兩個方面：一個是針對農村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變化。從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中國大陸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中國農村發生了一次非常深刻的土地制度的變革。從土改以后確立的小塊土地的私有制，到五十年代中期又變成了集體公有制，到五十年代中期又實行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是當時新農村建設一個重要的內容。當初提新農村建設的另外一個內容就是針對當時農產品極度匱乏的問題，要求加快發展生產，特別是增加糧食的產量。這次大家可以看到，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涉及到農村經濟、社會、文化、政治乃至黨的建設等方方面面，并不是單一的目標。
　　我之所以覺得現在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對于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是非常必要的，至少有著這樣幾方面的理由。
　　一、是中國當前推進現代農業建設的迫切需要
　　中國現在之所以必須要推進現代農業建設，有一個最基本的現實，就是中國有著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去年年底的數字是十三億零七百萬，今后還要有所增長。但是我們的人均農業資源卻是世界上最稀缺的國家之一。去年我們人均的耕地面積是一畝四分地，相當于世界人均耕地面積的40％。我們去年的人均水資源是2200多立方米，也僅相當于世界人均水資源的28％。要用這么少的人均農業自然資源保障13億人口糧食和經濟的安全乃至生活的富足是非常不容易的。在這個過程當中必須加快推進現代農業建設，否則很難支撐這么快的經濟發展以及越來越高的社會需求。
　　這幾年，大家可以感覺到，農業正面臨著一系列嚴峻挑戰。2003年中國的糧食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滑坡，那一年的糧食產量只有8613億斤，幾乎倒退了十四五年，所以2003年秋冬至2004年年初糧食價格出現了明顯的上漲。為什么中國在改革過程當中出現了一系列的通貨膨脹，有這方面的原因。從農產品供給的角度來講，中國發生大的通貨膨脹都和糧食供給的短缺直接有關。例如1994年是改革以來中國物價指數最高的一年，那一年的物價指數達到了21.7％，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糧食的價格在那一年上漲了50％以上。正是面對這樣一個很嚴峻的形勢，才有了這幾年農民比較稱道的三個中央一號文件，以及農民比較稱贊的具體農業政策。其中農民最擁護的政策，用農民的話來講，就是“兩減免，三補貼”，即減免農業稅，減免農業特產稅；對種糧農民實行補貼，對農民購買良種進行補貼，對一部分地區的農民購買農機具進行補貼。這些補貼的數目是比較大，2004年政策的補貼達到了451億元，2005年的政策又增加了254億元，2006年又有所增加。
　　當然對這些政策能不能持續有很多討論，經濟學界部分學者不贊成對農產品進行補貼，但是我想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可能就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實際上這個政策出臺以后對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恢復糧食生產起到了非常明顯的作用。前面已經提到，2004年的一號文件這五項政策含金量一共是451億元，糧食產量這一年增長776億斤，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年增產量速度最高的。2005年繼續施行這個政策后，糧食產量又增加了296億斤，兩年一共增產了1072億斤，這在我們的歷史上也是比較罕見的。以后會怎么樣呢？我想每一個國家在制定政策的時候都會審時度勢，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總體來看，我們現在還沒有什么理由樂觀。因為盡管去年的糧食產量恢復到了9680億斤，但它跟我們歷史的最高水平，1998年的產量相比還差了566億斤。我們連七八年前的水平還沒有達到。去年我們自己的需求是9990億斤，產量是9680億斤，產需間還存在缺口，必須增加進口或者是動用庫存。正是從這個角度來看，盡快地使農業走上持續穩定增長的道路，對中國的經濟發展非常重要。
　　現在我們面臨的挑戰很多，首先就是來自農業資源方面的挑戰，土地和水資源已經這么短缺了，但是耕地面積還在不斷減少，水資源受污染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土地方面，去年耕地面積是18.3億畝，和1996年的19.5億畝相比，減少了1.2億畝。中國31個省(區、市)中耕地面積超過1億畝的只有6個。因此，2003年的時候我們人均耕地面積是1.43畝，到了2004年降到1.41畝，2005年降到1.40畝。然而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還沒有結束，所以耕地再怎么控制，再怎么保護也一定會繼續減少。目前中央政府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每年能批的是400萬畝多一點，其中有300萬畝是耕地。而且，現在并不能保證沒批就沒有占。所以，耕地流失的現象確實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水資源問題上，我國人均有2200立方米，聽起來好像絕對數還可以，因為有的人把這個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和以色列相比，而以色列人均水資源只有400立方米。但是一定要了解中國是一個水資源分布在時空上差別很大的國家。我們北方的政治中心和經濟核心京津地區，實際上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就是以色列的水平。北京的人均水資源大概400立方米出一點頭，天津還不到400立方米。同時，中國歷史上至少從隋唐以來形成的南糧北運的格局在上個世紀末徹底地改變了，變成了北糧南運。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南方的經濟發展快，工業化、城鎮化推進快，占用的耕地多；在糧食產出減少的同時由于經濟比較發達，提供的就業崗位比較多，所以全國各地就業的人口大量地增加。產出減少，吃飯的人增加，當然自己的糧食就不夠，就需要北方供應或者是進口。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糧食北方固然是很有潛力，可是在水資源越來越短缺的情況下，北方供應糧食的局面可以持續多久？我是上海人，所以我很清楚太湖流域、長江三角洲這一片的人都愛吃大米，但是我的老鄉們越來越不愛吃當地產的米，甚至包括安徽、江西的，都愛吃黑龍江的米。于是這些年來東北的水稻面積急劇擴大，糧食的產量快速增加。但問題是東北也是缺水的地區。所以我覺得像這樣的資源挑戰確實要求我們加快農業的現代化進程。
　　從農業現代化進程來說，很多方面是不容樂觀的：首先是基礎設施，中國的農業被很多人稱為灌溉農業。但實際上我們真正可以灌溉的耕地只有7億畝左右。我們也經過了這樣幾個變化，首先是旱田改水田，其次是品種改良，再其次就是機械化。應該說對農業最直觀的問題當然是水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好很多地方今天有農業，明天可能就沒有農業，但現在建設農業基礎設施，尤其是農田水利設施的機制并沒有建立。農田水利屬于小型設施，中央政府是不管的，而地方政府由于農業對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的貢獻率很低，又不大愿意在這方面投錢。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長則十年八年，短則三年五年，中國的農業會由于基礎設施的不足、水資源的問題，再發生大的危機。
二、是適應擴大內需的需要
　　按照國家統計局提出的數字，去年農村人口是7.45億，占我們國家總人口的57％，但是這個數字是按照居住地來計算的。如按照戶籍計算，去年的農業人口是9.49億。所以兩個數字一減就會發現目前有超過兩億多有農村戶口的人沒有在農村呆，進入到城市了。但我們要清楚，也許進了城，并沒有融入到城市社會，仍處于邊緣化的地位，在中國今后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必須要解決好這個問題。
　　在這個過程當中需說明一點，現在縣和縣以下的地區大概生活著9.5億農民，但是去年全社會的消費品零售總額在縣和縣以下實現的部分只有32.9％，也就是說占中國絕大多數的人所購買的消費品占的份額是比較低的。
　　作為一個人口巨大的國家，中國為什么有這么高的外貿依存度？去年是2.2萬多億美元的GDP，但是外貿總額達1.4萬多億美元，外貿依存度達到了63.3％。這個固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巨大的生產能力需要找到市場，但很重要的一條是由于國內大多數人都是低收入者，他們沒有購買力。到現在這個階段大家也感覺到，隨著我們在外貿市場中份額的加大，各種各樣的摩擦、矛盾和爭端也越來越多。要給中國經濟找到一條比較持續穩妥的市場道路，就一定要把增加農村收入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否則大量的人口沒有多少購買力，我們人口這么多的大市場只能永遠是一個潛在的大市場，而不是現實的大市場。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推進新農村建設，繁榮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也是比“蓋新房”重要很多。
　　三、是遏制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的需要
　　城鄉之間的差距可以從兩個角度去談，一個是比較顯性的居民收入差距。去年居民收入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一年，因為去年農民收入首次突破三千元，城市居民收入首次突破一萬元。去年農民的人均收入是3255元，但是我們只有十個省(區、市)超過平均數，還有21個省市自治區不足3255元。最高的是上海，上海農民的人均收入是8277元；最低的貴州省只有1840多元。而城鎮去年可支配收入是10493元，可以看出這當中的差距。
　　應該重視的是，這個差距比改革開放以前的差距還要大。改革開放之前，大家都窮，差距卻沒有現在這么大，1978年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是2.57：1，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政策向農村傾斜，農民收入的增長比較快，所以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城鄉居民差距縮小到1.86：1，然后到2002年開始首次突破3：1，現在基本穩定在3.2：1左右，2003年是3.23：1，2004年是3.21：1，2005年是3.22：1。這幾年我們對農業支持政策的力度是空前的，但即使采取了這么大的力度，城鄉差距還是沒有縮小，必須意識到解決這個問題的艱難性。
　　這是顯性方面。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方面，城鄉之間的差距比收入差距還要大。就目前為止，我們的公共財政開支中的教育費用和醫療費用，農民所占的份額大概是四分之一左右，當然按人均來算就會更低。如果大家到偏僻一些的農村就會看到很多墻上還留著過去的標語，如果是寫在學校的，就是“農村學校農民辦”；如果寫在公路旁邊，就是“農村道路農民修”。這實際上反映了我們曾經有一個年代政府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基本不對農村提供。
　　教育、衛生方面的差距我想說兩個事情。一個是義務教育，這幾年我們也做了很大的政策調整，錢給得很多，但如果體制不改的話也不行。最后的結果還要表現在人能不能公平地接受教育，包括接受高等教育方面。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北大、清華的農家子弟在全部學生中占到70％左右，現在能占到多少？上海交大大概是30％，北大、清華大概也都是這個水平。就像農民自己說的，我并不是不知道不上學就得一輩子受窮，但是現在的狀況我很清楚，那就是一上學我立刻就窮，錢交完了，立刻傾家蕩產。
　　醫療方面的狀況已經有很大的改善，中央也拿了很多的錢，各級政府給每個參加了新型合作醫療的農民補助40塊錢，農民只需拿10塊錢。但總體來看，農村的醫療衛生事業仍大大落后于城市，也與整個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我們要看一看，因病去世的農民有多少是在醫院里面去世的？農村婦女生孩子有多少可以到醫院里面去生？
　　農村社會事業的落后，制約著農民素質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制約整個社會的進步。所以，加快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加快發展農村的社會事業是當前我們構建和諧社會非常重要的內容。
　　和過去相比，國家的財力、整個的經濟實力有了一定的條件可以更多地支持三農問題的解決，特別是“十五”期間中國經濟的增長快得令人驚訝。簡單舉幾個數字，2000年中國GDP是8.95萬億元，去年是18.2萬億人民幣；財政收入2000年是1.34萬億人民幣，去年是3.16萬億人民幣；居民的儲蓄2000年是6.4萬億人民幣，去年是14.1萬億人民幣；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2000年是3.3萬億人民幣，去年是8.8萬億人民幣。很明顯可以看到我國經濟的發展和五年前相比確實有了很大的增長。我想中央之所以在這個時候要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就是分析中國從整體上已經進入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因此國家的財力，整個社會方方面面的資金應該更多地向農村傾斜，使得農業農村有更快的發展，使得農民有更大的富裕，這才能真正構建中國社會的和諧。(作者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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