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解釋權之戰

　　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一個重要拐點。它對近代中國有著獨一無二的歷史意義。

　　各種各樣的學說在五四運動中激蕩，大大小小的階級在五四運動中登場，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五四運動中吶喊。

　　在五四之后，吶喊者們，有的墮入黑暗，有的陷入彷徨，有的走入了工農。舊中國社會的各個階級，大多參加了五四運動，或者受到了五四運動的影響。五四運動成為了歷史上的一個起點，不同的青年從這里出發，走向了不同的地方。

　　像各個青年一樣，各個階級也從五四運動出發，探索著本階級和全社會的未來。五四運動本身的復雜性，給這一運動的解釋留下了很大的空間。

　　一百年來，地主官僚集團、買辦資本集團、官僚資本集團和無產階級，每當他們掌握統治權時，都要按照自己的意志來對五四運動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解釋。

　　在歷史的舞臺上，屬于各個階級的人們，對于這一歷史里程碑的話語權和解釋權，進行著持續的爭奪。

　　魯迅的五四

　　魯迅先生是五四旗手。

　　可是這個旗手直到新文化運動開始了三年之后，到了1918年5月，才給《新青年》寫了第一篇文章。在陳獨秀和李大釗已經為了國家的未來而大聲鼓與呼的1916年，他還在北京的宅子里面，抄寫古碑。他那時候是一個很悲觀的人，他把自己抄古碑的宅子命名為——“待死堂”。

　　魯迅早期，深受進化論和尼采“超人”哲學的影響，并以此來考察歷史與現實、科學與文藝。從而導致他著重于批判扼殺個性的社會政治和傳統觀念。

　　即使是在參與五四運動之后，魯迅也想從“國民性”上改造國人，而對于革命斗爭，持的是觀望態度。他在《紀念劉和珍君》中說，“對于學生運動，我一向是不大以為然的”。那時候，他偏向于純粹的思想解放。

　　但五四運動持續了下去，它考驗了青年，也考驗了領袖。它教育了青年，也教育了領袖。

　　學生上街，商人閉市，工人罷工之后，整個社會并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中國社會的賣國腐敗政府還在，列強的欺辱還在，不發達的工業水平仍在。中國依然黑暗深重。對于五四青年而言，無論是從家庭出走的個體反抗，還是組織理想社會的群體實踐碰壁了。全國范圍涌現出一系列社會烏托邦運動，比如“工讀互助團”“新村運動”等，最后都不幸歸于失敗。

　　《傷逝》中的子君說：“我是我自己的，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可是擺脫了他人干涉的子君，卻陷入到吃飯問題的干涉當中。子君愛情理想的破滅，代表著一代五四青年社會理想的破滅，也代表著魯迅國民性改造的困境。

　　五四青年必須面對這個問題，民主、科學、自由、反傳統這些大口號，能給讓人有飯吃嗎?能給拯救當時千萬死于饑荒的中國農民嗎?

　　在一段時間的高漲之后，運動漸漸陷入困境，史稱“五四落潮”。

　　前進中的人們，走到了一個分叉口。

　　魯迅先生是一個真誠的人，他不像胡適之那樣油腔滑調。魯迅先生感到了彷徨，感到了思想解放的無力。他的苦悶反映在《彷徨》這個小說集當中。《在酒樓上》的呂緯甫，只能給地主老爺的孩子講一點“詩經”“孟子”，連算學都交不了。《孤獨者》魏連殳，在落寞與黑暗中死去了。《傷逝》中的涓生，在悲涼與絕望之中為子君送葬。

　　五四青年的另一面，是在黑暗中沉淪，在頹唐中虛度余生。

　　呂緯甫說：“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么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來了。你不能飛得更遠些么?”

　　如何飛得更遠些呢?

　　在這個時候，馬克思主義代表著歷史的方向，成為了時代的主流。青年學生和進步知識分子在經過艱難的靈魂革命之后，決議走俄國人的路，到工人和農民當中去。他們意氣風發，與傳統的所有制關系決裂了。

　　鄧中夏本可以做官，或許少年得志，在地主、官僚和商人主導的反動政府當中謀得一份職位。

　　李大釗本可以做學術導師，或許青史留名，在僵死、守舊的學術界混個風生水起。

　　五四改變了他們。他們意識到，千千萬萬人正在受苦，只有組織起工人，才能改變這一局面。鄧中夏去了長辛店，李大釗去了唐山煤礦廠。工會組織起來了，工人的階級意識覺醒了。

　　魯迅先生也是這樣。在五四青年的幫助下，在對現實透徹的分析后，魯迅最終轉向了與工農結合的道路上。在《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魯迅先生說：

　　“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斗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

　　魯迅先生的五四觀，代表著左翼知識分子眼中的五四形象。

　　胡適的五四

　　胡適認為“五四運動對新文化運動來說，實在是一個挫折”，他是支持新文化運動，而對學生運動有所保留。

　　胡適在“五四”運動爆發后不久，就指出學生愛國運動對新文化運動有很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使之從“校園”擴展到了全國。他在意的是新文化的傳播，而不是學生與工農的結合。

　　晚年的胡適，認為五四運動是對“新文化運動”是一個“政治性的干擾”。在他看來，文化才是重要的，勞苦大眾是生是死，并不如文化的變革關鍵。

　　這并不奇怪。胡適是國民黨的座上賓，與大資本家和大官僚混得爛熟。而五四運動走向的馬克思主義，恰恰要打倒這些吸人血的寄生者。

　　陸興華曾經這樣批評80年代的李澤厚，用在胡適身上恐怕同樣適宜：

　　當我們說他們“小資”時，我的指控實際上是很重的：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小資式讀書生活里的紅袖添香，而不惜這樣見不得天日地黑厚和殘酷著，不管那洪水滔天，哪怕傷天害理，也就只想要讓自己的那點沾沾自喜的學問能夠賣弄出來。

　　胡適這樣評價五四運動，非常符合它的身份。他不去研究歷史，看不到共產黨對于中國翻天覆地的改造事實外。更重要的，從他所處的生活環境和階級立場，必然導出這樣的評價。胡適先生，代表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對五四的態度。

　　毛澤東的五四

　　毛澤東先后接受了五四旗手陳獨秀和李大釗的教育，可謂是“五四之子”。在1919年的湘江評論發刊詞上，毛澤東意氣風發地寫道：

　　異軍特起，更有中華長城渤海之間，發生了“五四”運動。旌旗南向，過黃河而到長江，黃浦漢皋，屢演活劇，洞庭閩水，更起高潮。天地為之昭蘇，好邪為之辟易。咳!我們知道了!我們醒覺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

　　在這篇發刊詞中，毛澤東承接五四運動的教育，一針見血地指出，權貴集團通過占據知識、金錢和武力來實現對勞苦大眾的剝削，而要想打破這種剝削，終結社會的黑暗與苦難，必須實行民眾的大聯合。

　　而在這民眾大聯合的隊伍中，毛澤東將農夫、工人、學生排在前三位，并將資本家、地主、官僚和軍閥排除出去，視為要打倒的對象。

　　面對五四青年向何處去的問題，毛澤東給出了堅定而徹底的答案：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走入工農，謀求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解放。通過五四運動，那些優柔寡斷、風花雪月的知識分子，暴露出自己與社會現實的脫節。毛澤東說，知識界“一味刺激他的感情作用，內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思想界不容易引入實際去研究實事和真理。”

　　五四運動并沒有掀起社會的巨變，五四結束了，國家依舊貧窮，工業已久落后，外交依舊受人欺凌。毛澤東認為，這是由于五四“文化運動，當時還沒有可能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鑒于此，他以毫不含糊的言詞肯定了知識分子深入工農群眾的重要性。他號召中國的知識青年們，一定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并組織起來。因為“沒有工農這個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這支軍隊，要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是做不到的。”

　　毛澤東的國家改造方案，是五四運動的結晶。借由《新青年》、《每周評論》、《湘江評論》、《天津學生聯合會報》諸多報刊，知識分子到工廠去，與無產階級結合的思想主張，受到了全國各地優秀青年的響應，成為了時代最強音。

　　五四運動將馬克思主義的大旗牢固樹立在中國土地上。它發動了工人參加政治斗爭，開創了在中國歷史上，組織起工人階級捍衛國家歷史的歷史。從此之后，中國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逐漸覺醒了，工人階級意識到，他必須掌握國家政權，必須解放一切被壓迫的人。

　　五四運動之所以成為一個重要的歷史里程碑，正是因為運動完成了這樣一個轉變——從文人們對新文化的呼喊，到勞苦大眾階級意識的覺醒。

　　從此，無產階級登上了政治舞臺，民眾的力量得到發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展示了鮮活的生命力。五四運動直接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創造了理論上和干部上的條件。

　　熱血五四青年，終歸共產主義革命黨。

　　先進的工人階級，走上了革命道路。

　　這是毛澤東眼中的五四運動。它代表著中國工人階級的五四歷史觀，指向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未來選擇。

　　李澤厚的五四

　　1979年，“五四”運動發生60周年，剛剛成為官僚集團的文人代表周揚，發表了《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一文，文章中這么說：

　　(五四運動)是空前絕后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國有史以來還不曾有過這樣一個敢于向舊勢力挑戰的思想運動，來打破已經存在了幾千年的舊傳統，推動社會的進步。

　　在周揚的敘述中，革命消失了。五四重要的就是思想解放，而不是民眾聯合，不是團結工農，不是反抗壓迫，不是造反有理。雖然一褒一貶，但在內核上，周揚和胡適的評價如出一轍。

　　周揚的評價并不偶然，其背景是此時中國巨大的政治變遷，工人階級被逐出政治舞臺，官僚集團執掌政治權力，以改革的名義瓜分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因此，看待歷史的視角必須從工人階級轉向官僚集團。官僚集團必須把自己包裝成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

　　五四需要再評價，一切都需要再評價。

　　《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以官方的名義，給“五四”定了一個基調，稱其為“思想解放運動”或“思想啟蒙運動”。這就有了“兩個五四”：一個是作為革命的政治運動的“五四”，一個是作為啟蒙的思想運動的“五四”。

　　風向一開，各種力量和聲音紛紛參與角逐，爭奪對歷史的解釋權。

　　官方解釋可以無視基本邏輯和歷史事實，直接驅逐革命的五四。不過知識分子對此并不滿意，他們覺得這個解釋不能深入人心。以李澤厚為代表的八十年代知識分子，試圖在同樣否定革命的前提下，將二個五四調合在一起。

　　李澤厚說，兩個五四是一體的，思想解放與革命斗爭兩者構成了“互動”，也就是啟蒙與救亡的互動。

　　他認為，五四運動的核心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批判的火力點對準儒學。但在國家危亡的關鍵時刻，五四運動的落腳點必然要落落在救亡圖存上。這樣，本該進行思想啟蒙的“五四”，不小心被耽擱了，搞成了革命運動。救亡壓倒了啟蒙。

　　因此，李澤厚認為，80年代到了，是時候進行思想啟蒙了。于是，他提出了“補課”說，用啟蒙主義來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補課。

　　李澤厚的判斷，準確適應了當時知識分子參與改革、分享改革利潤的需求。如果按照李澤厚的思路，80年代的核心是啟蒙，那么，勞動人民被放逐，大量工人下崗，官倒橫行這些現實的矛盾運動就跟知識分子無關了，知識分子只需要一心一意去散步啟蒙觀念就好。但李澤厚的判斷，實質上是一個知識分子從故紙堆和歷史懸想中得出的判斷。他從文化和文明出發，抹去了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和官僚、買辦、資本家、地主之間根本的階級性區別，遮蔽了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參與政治，知識青年喚醒工人階級的關鍵史實。這和胡適的五四運動觀念并無本質區別。

　　而李澤厚主張的“新啟蒙”，也準確的印證了恩格斯所說：“和啟蒙學者的華美約?比起來，由“理性的勝利”建?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極度失望的諷刺畫。 ”

　　五四青年最終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一邊，這是任何權貴集團都顧忌與害怕的。因而，當80年代的政治風向轉變時，五四運動的這個側面，要么直接抹去，要么像李澤厚一樣，將其說成是不得已的選擇。

　　后來，作為官僚資本權貴的官方，連救亡和啟蒙的論述也不能接受。李澤厚被逐出大陸。但有趣的是，李澤厚堅持說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也認為中國傳統中的精華都必須經過馬克思主義的淘洗，而馬克思主義包含了人類崇高的理想和西方社會的核心觀念。通過這樣的論述，像閹割五四運動一樣，李澤厚把馬克思主義也閹割了。

　　今天的五四

　　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學者對五四運動的討論都只是著眼于它反傳統的文化層面上，徹底抹去它所通向的馬克思主義道路。

　　在今天，如果我們隨手翻開一本中學的歷史教科書，我們會發現，對于五四運動當中學生與工農的結合，教科書大多避而不談。

　　而社會主流對于五四運動的解釋，變得更加奇怪和更加庸俗。

　　人民日報最有代表性，它發布的文章說：

　　今天，五四青年節。

　　談到青年、青春，你會想到什么?是安靜的校園，還是一封沒有遞出的情書?是一地空空如也的酒瓶，還是一段為了夢想奮不顧身的歲月?是對未來的迷茫、當下的逡巡，還是敢跟整個世界叫板的勇氣?

　　我們說，青春是愛國，是擔當，是正義，是自強……青春不朽，無關年齡。

　　在人民日報政文的《何為五四精神?北大黨委書記這樣說》一文中，這么書寫五四運動：

　　五四精神的實質是青年將個人命運融入國家命運、以個人夢想推動國家夢想，為民族復興偉大事業而奮發有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主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當代青年弘揚和踐行五四運動的偉大精神，就是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人民日報評論發布的人民日報五四社論中這么說：

　　今天，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內涵的五四精神，早已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民族的血液;作為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廣大青年已成為我們時代的風向標。

　　毫不夸張地說，人民日報以庸人的眼光，玷污了五四運動，嘲諷了革命先輩，驅逐了工人階級。

　　五四運動的本質是革命的

　　五花八門的五四研究，一旦定位到歷史的長河中，就暴露出自己的階級屬性和利益訴求，也折射出當時統治者的意圖和趣味。

　　五四是知識分子在黑暗中探索之后，堅定地和工農站在一起的革命史詩。五四的本質是革命的。無論統治者如何絞盡腦汁地沖淡五四的解放意義，都壓制不了五四的革命性。任何一個誠實的學生，在觸碰五四運動和發展歷程時，都不可避免地要將將自己的目光投向工人和農民。

　　如果言論管控和學術撒謊越來越普遍的話，也許有一天，“五四”也要像另外一些數字一樣，成為陽光下的敏感詞。

　　但這并不能阻礙五四運動通向未來。由于社會重新階級化，社會越來越走向極大的撕裂之中，使得五四運動并沒有失去現實意義，反而成為了我們繼續前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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