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　　

一段時間以來，在互聯網上對毛澤東的爭論成為許多人關注的熱點問題，觀點無非有三種：一是全盤肯定，二是全盤否定，三是有所肯定，有所否定。最近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做客強國論壇，在線與網友交流，他的觀點顯然是帶有官方性質的觀點，屬于第三種。由于爭論涉及的面很廣，內容也很多，筆者無意就其中一個個具體問題、具體事件發表看法，只想就“如何評價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的方法問題談幾點個人粗淺的認識。

我認為要想正確評價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同我們評價歷史上的許多人物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一樣，首先要掌握正確的科學的方法。在馬克思主義誕生前，人們在評價歷史上的許多人物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時大多采用的是歷史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方法，這種方法很難對歷史上的許多人物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做出正確的評價。馬克思主義的誕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正確的評價歷史上的許多人物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的方法論，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因此我們要正確的評價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必須運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而不能采取歷史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方法。在看了一些否定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的文章后，我的總體感覺是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用歷史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方法評價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因此不可能對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做出正確的評價。我認為要運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正確的評價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要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實事求是。這里所謂的“實事求是”主要是指事實要準確，是什么事就是什么事，既不能掩蓋，也不能歪曲，更不能無中生有地捏造。在否定毛澤東的一些文章中有一種說法，

說什么現在老百姓之所以懷念毛澤東是因為毛澤東的許多歷史真相由于官方的掩蓋，有關檔案沒有公開，還沒有完全暴露出來，因此老百姓對毛澤東的真相還認識不清。事實上自毛澤東去逝后，盡管官方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做出評價后，再沒有公開發表與之不同的評價，但是國內包括港澳及國外有許多專家學者都在研究毛澤東，也有許多媒體都發表了大量有關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的史料及評價的文章，官方想掩蓋也掩蓋不了。只是由于已經公開的“事實真相”還不足以讓老百姓對毛澤東恨起來，于是那些否定毛澤東的人便想象在沒公開的相關檔案中還有毛澤東更多的“罪行”。這完全是一種唯心主義的主觀推測。我們評價一個人物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只能以已經確認的事實為依據，這就如同法律判定是否有罪必須以確認的事實為證據一樣。要用檔案中沒有公開的所謂“事實真相”說服老百姓，如同要用沒有確認的事實為證據說服法官一樣，是非常可笑的。

事實上現在否定毛澤東的一些文章中所列舉的所謂“事實真相”大都是歪曲的事實，無中生有地捏造的事實。比如有人說毛澤東與他身邊的某女人有不正當關系甚至還有了孩子，不少人信以為真，理由是說這話的人是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在他們的想象中：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講的就一定是真的。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一起就一定會有不正當關系。他們也不想想毛澤東和那個女人在一起時都已七十多歲高齡了，怎么還可能有孩子？這種用想象代替事實的思想方法不就是主觀唯心主義的思想方法嗎？也有人在談到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事情時，說什么有關當時氣象資料的記載顯示，當時氣象正常，并沒有發生嚴重自然災害。僅憑自己所看到的一份氣象資料中記載就判斷當時沒有發生嚴重自然災害，這也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事實上在大量資料都顯示三年困難時期，我國確實連續三年發生嚴重的洪澇災害，記得后來有一部電影《第12次特別快車》，就真實地記錄了三年困難時期的洪澇災害有多嚴重。

二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些否定毛澤東的文章有這樣一個邏輯，因為毛澤東是共產黨的最高領導，所以在與毛澤東相關的事件中所出現的問題都應由毛澤東負責，所出現的違法行為都是毛澤東的“罪行”。比如他們把肅反、三反五反、反右斗爭中的擴大化問題，把大躍進中餓死人的問題，把文革中的打砸搶、逼供信、武斗、死人等問題的責任都歸到毛澤東身上，都當作毛澤東的“罪行”，這種邏輯推理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對于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看看這些問題中哪些問題與毛澤東有直接關系，哪些問題與毛澤東沒有直接關系。任何一個領導人都不可能對與自己相關的事件中所出現的所有問題負責，他只能對與自己有直接關系的主要問題負責，而與他沒有直接關系的非主要問題只能由當事者自己負責。比如美國入侵伊拉克，美國總統只能對是否應當入侵伊拉克負責，而不可能對在入侵伊拉克的戰爭中傷及無辜平民及虐待戰俘負責。

在肅反、三反五反、反右斗爭、大躍進、文革這些與毛澤東相關的事件中毛澤東只能對這些事件本身是否正確，對由他有直接參與的政策制定，做出的決定（如對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的定案）等是否正確負責，而對于其中有些人在這些運動中沒有執行相關的政策規定所產生問題是不能負責的。例如毛澤東歷來是反對逼供信的，并且在每次運動中都有這方面明確的政策規定，但是有人明知有這方面的政策規定，卻偏要搞逼供信。這種情況即使在今天也避免不了，難道今天出現這種情況也要今天的領導人負責嗎？再比如，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也只能對這場運動本身是否正確，對由他本人參與制定有關政策、做出的有關決定是否正確負責。而對于這場運動中出現的與他沒有直接關系的問題不能負責。比如文革中出現的打砸搶、武斗等都是個別人沒有按照毛澤東親自參與制定有關政策去做的結果，這個結果只能由他們自己去負責。打個比方：現在交通法明文規定嚴禁醉酒駕車，可偏偏有人還是要醉酒駕車，他出了事故能把責任推到汽車發明人制造人身上嗎？

至于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問題，責任究竟應當由誰來負？這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了解和掌握餓死人的具體情況和原因，這樣才能做出正確地判斷和結論。由于對這個問題，中央早就進行了調查和處理，已經追究了相關領導干部的責任，給予相關領導干部以相應的處分，因此在這一事件中究竟誰要負責任，實際上已經很清楚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企圖把責任完全推到毛澤東身上是沒有任何理由，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

三是要全面地看問題。列寧說：“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在具體的歷史情況下，一切事情都有它個別的情況。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系去掌握事實，那么，事實不僅是‘勝于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么事實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否定毛澤東的人有一個慣用的伎倆就是“攻其一點，不及與其余”。他們也確實能是舉出一些所謂的事實來證明毛澤東如何如何。但他們所舉出的所謂事實，其實不過是事情的個別情況而不是事情的全部。以事情的個別情況進行推理不可能得出正確的判斷和結論。比如他們舉出在肅反、三反五反、反右斗爭中擴大化問題，在文革中打砸搶、武斗的問題，以此全盤否定這些運動。我們不否認這些問題的存在，但是，這些問題只是這些運動中的出現的個別的情況，我們不能以此否定這些運動的必要性，這些運動主流及所取得的巨大成績。我們還以汽車為例，汽車的出現難免引發交通事故，我們不能以此否定汽車的出現對于改善交通條件，對于提高人們生產生活水平所起的巨大作用。

我們要正確地評價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也必須全面地看待毛澤東的一生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縱觀毛澤東的一生，盡管在工作中也難免存在一些問題，出現一些失誤，但從總體上看他的功績要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對中國乃至世界的發展進步所做出的貢獻是巨大的，是極少有人能與之比肩的。一些否定毛澤東的人常常拿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事情來否定毛澤東，說毛澤東不懂經濟建設。應當承認三年困難時期確實出現過餓死人的事實。但是也應當看到出現餓死人的事情從全國范圍來講，只是出現在個別地方，從毛澤東擔任黨的領導人的幾十年時間段上來講也只是出現在僅僅三年的個別時間段上。更何況三年困難時期之前毛澤東就已經退居二線，有些工作并非都由他親手去抓，親自去做，有些情況也并沒有及時反映到他那里。所以這個個別事例并不能說明毛澤東不懂經濟建設。事實上在毛澤東擔任黨的領導人幾十年的時間里，我們黨不僅取得了軍事上政治上的偉大勝利，而且在經濟建設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早在抗戰時期，毛澤東就領導陜甘寧邊區人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較好地解決了根據地的財力糧食供給問題。建國后，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很快就醫治了國內上百年外戰內戰的創傷，在很短的時間里就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和大量的農業基礎設施，使億萬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工業發展上毛澤東肯定和推廣了鞍鋼憲法（兩參一改三結合），樹立了大慶油田的典型；在農業發展上毛澤東提出農業八字憲法，樹立了大寨的典型；在國防建設上做出發展“兩彈一星”的決策；建國初期毛澤東還及時做出軍隊屯墾戍邊的決策，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毛澤東還就經濟建設問題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文章等等。所以從總體上看，毛澤東不僅懂軍事、懂政治，也懂經濟建設。

四是透過現象看本質。唯物主義認為，現象與本質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個別現象不能揭示本質，相同的現象本質未必相同。對于一個具體的事實，即使是真實的事實也有一個怎么看的問題。例如：三年自然災害出現餓死人的事情從哲學的角度上講是一個現象，這個現象不僅舊社會存在，歷史上的各朝各代都存在，不僅在我國存在，在外國也存在，不僅過去存在，現在也存在。一些人還一口咬定說三年共餓死了三千萬人，無非是想以此證明新社會不如舊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不如資本主義社會，共產黨不如國民黨，毛澤東不如歷史上的各朝各代的封建帝王、不如美國總統、不如蔣介石。事實的本質果真如此嗎？只要我們翻開大量的史料，就不難看到在舊中國，無論哪個朝代，在資本主義社會無論哪個國家在自然災害發生后都不可能像我們國家在遇到三年自然災害時那樣，全國上下一心、共同抵御自然災害。毛澤東作為黨的領導人帶頭節衣縮食，全國各地人民都勒緊褲帶，抽出有限的財物糧食支援重災區，充分發揚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抵御自然災害，“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優越性。因此盡管在自然災害中出現餓死人的事情，但是廣大人民群眾還是相信黨相信社會主義制度，從而使整個社會保持穩定，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動亂。而在封建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嚴重的自然災害時，由于統治階級的自私和腐敗，根本不可能全國上下一心共同抵御自然災害。許多地主資本家官僚根本不顧災區老百姓的死活，不僅不會拿出自己的財產支援災區，反而會趁機大發橫財，這勢必會引發人們的不滿，引發社會矛盾和社會動蕩，這也就是歷史上的之所以許多農民起義大多出現在嚴重自然災害時期的根本原因。所以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事情與在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的餓死人的事情從現象上看是相同的，但從本質上看是有著根本區別的。

五是用歷史的觀點看問題。歷史唯物主義在研究歷史人物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中十分強調把歷史人物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研究。離開一定的歷史條件是不可能正確地評價歷史人物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的。一些否定毛澤東的人之所以否定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就是他們不懂得要把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研究。比如他們在評價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時有一個標準，即所謂的“普世價值”，而他們所謂的“普世價值”無非是什么民主自由憲政三權分立等，在他們看來，毛澤東是最不講民主自由這些所謂的“普世價值”的，因此他領導的革命、搞的運動都是歷史的反動，都是阻礙了中國的發展進步。在唯物主義看來，所謂的民主自由并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并不是由人們的主觀愿望決定的，而是由客觀的條件所決定的。在以往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之所以實行專制，不是因為統治階級沒有民主的思想，而當時的社會條件不具備實行民主的條件。如果一個人不顧社會的條件，套用一種固定的民主模式，只能在社會實踐中碰得頭破血流。孫中山講民主，把權力讓給袁世凱，結果是袁世凱掌握了權力就大搞封建復辟。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要拿起槍桿子鬧革命，不是中國共產黨不喜歡民主，喜歡暴力，而是國民黨反動派不給中國共產黨和廣大人民群眾民主的權力，用槍桿子鎮壓中國共產黨和廣大人民群眾，這使中國共產黨和廣大人民群眾認識到只有用槍桿子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才能爭取到自己的民主權力。在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民主也是受經濟條件所制約的，實質上也是有錢人的民主，多黨輪流執政也不過是代表資本家利益的人輪流執政。在我們國家共產黨執政后，民主也不能不受社會的經濟條件及文化條件的制約，也不可能一開始就是十分完善的，也是需要在實踐中探索和改進的。在這方面，毛澤東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的。“一步實際行動勝于一打綱領”，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就是毛澤東對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實行民主進行的探索和嘗試。如果在當今中國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民主憲政，搞多黨輪流執政，一旦資產階級政黨上臺，共產黨下臺，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就必然要改變為資本主義制度，民主就必然要重新變為資本家的民主。共產黨失去政權后，由于它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沒有自己的私有財產，也很難得到資本家在經濟上的支持，因此活動經費很難得到保證，也就很難維持自己的生存，很難通過自己行使民主的權力重新獲得政權。

六是通過實踐檢驗認識。唯物主義認為，人的認識是否正確必須要經過實踐檢驗，我們對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評價是否正確也要經過實踐檢驗。一九八一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評價也要經過實踐檢驗。現在通過幾十年的實踐，可以看出“決議”中對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的評價受當時條件的影響存在很多問題，特別是對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及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存在嚴重的錯誤。現在的實踐表明，毛澤東關于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和平演變的危險性的論斷是十分正確的。文化大革命對于運用無產階級大民主的方式防止和平演變、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所進行的探索和嘗試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及時的。因此，黨中央有必要對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特別是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及文化大革命進行重新評價。

七是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看問題。這個問題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在評價毛澤東及與其相關的歷史事件中，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看毛澤東及與其相關的歷史事件中毛澤東的言行到底是站在哪個階級、哪些人的立場上，代表了哪個階級、哪些人的利益，對哪個階級、哪些人有利。

二是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看待對毛澤東及與其相關的歷史事件的評價本身。唯物主義認為，在存在階級的社會中，由于各個階級的利益不同，因此不同的階級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對同一個事物，同一個問題會有不同看法和評價。對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評價也是如此。在筆者看來，站在資產階級及少數特權人的立場上，代表資產階級及少數特權人的利益是不可能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對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做出正確的評價的。只有站在無產階級及大多數人的立場上、代表無產階級及大多數人的利益才能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對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做出正確的評價。因此我們在分析一個人對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評價時必須看他是站在哪個階級、哪些人的立場上，代表哪個階級、哪些人在說話。我們從對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采取全盤否定的人的相關言論中不難看出他們不僅是要全盤否定毛澤東，而且是要全盤否定共產黨，全盤否定中國革命，全盤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國搞資本主義，因此他們完全是站在資產階級及少數特權人的立場上、代表資產階級及少數特權人在說話。

由此也不難看出，圍繞如何評價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的爭論不是一個單純的史學研究領域的學術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一個關系到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前途命運的大是大非問題。所以我們運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對毛澤東及與其相關歷史事件做出正確的評價，批判一些人用歷史唯心主義的方法對毛澤東及與其相關的歷史事件的錯誤評價，分清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分清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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