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們曾來過，將他們的智慧給你們。我來卻是領取你們的智慧：要知道我找到了比智慧更偉大的東西，那就是你們愈積愈旺火焰似的心靈。　　

——紀伯倫《先知》　　

不久前在網上遇到一位律師，在一樁雞毛蒜皮的爭論最后，他大義凜然道：中國的思想啟蒙任重道遠，他雖人微言輕，愿為之盡力。我嘿然：總有這么些不自量力的人，覺得手握真理，要來教化國人，要來“啟蒙”民眾。　　

然而整個中國這種不自量力之輩又何其多呢！他們從西方的茅坑里撈來了一些政治暢銷書，稀里糊涂讀了幾本，于是以為自己就是“獨立、公正、客觀、理性、自由、良心”等等名詞的化身，整個中國都在待他們拯救。他們不出來教育民眾，中國就要一片黑暗了，民眾就要被共產黨迫害死了，民眾就要成愚民了……　　

著名的時髦青年韓寒最近也出來憂國憂民了兩把。無非“民智低下，不能著急民主”之類，因大違往常“革命”豪情，有五毛嫌疑，各路公知群情洶涌，紛紛表態。各種大小民逗也隨聲附和。那情形，仿佛中國再次到了救亡圖存的關頭，中國前途就決定于這批人的議論結果。然而正常人都知道：中國的前途靠的是各行各業那批埋頭苦干很少接觸網絡的人，與這批成天在網上作沉痛狀的“良心、正義”完全無關。　　

我想起俄羅斯的知識分子托爾斯泰，他晚年因精神困境離家出走。我想起中國的知識分子魯迅，他的灰暗的雜文培養出了幾代新青年。我想起助希臘獨立、死在希臘的拜倫……這樣的知識分子很多很多。何以他們如此高貴，為世人景仰，而今天這批也自稱“知識分子”的中國公知如此愚妄、猥瑣、搞笑呢？　　

是的，首先他們都是身體力行、從不和社會脫節的知識分子。托爾斯泰對農業經營深有研究，魯迅管理教育部、雜志、學校事務也井井有條，拜倫也懂如何獨立如何作戰，并不是只去希臘喊口號去了。以尋常看待，他們也是優秀的農場主、官員、將領。　　

他們帶給民眾的也絕不是什么民主自由，而是新的精神。終他們一生也沒見他們對國家政治制度感什么興趣過。組成社會的是人，健康的人中自然會誕生健康的制度，至于病人組成的病態社會，掛什么制度的招牌都無用。　　

而在更深層的心理上，他們并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特殊族群，他們只是民眾的一分子。他們以自己的才藝為民眾服務，民眾也以民眾的才藝為他們服務，他們以各自的才藝為共同的理想信仰服務。他們并不是什么圣人在“啟蒙”大眾，而是一位兄弟在向別的兄弟分贈自己的禮物，也收獲別人的禮物，就像一位工匠與一位農民互相交換他們不同勞動的果實。　　

如果要談“啟蒙”，恐怕更多的是民眾啟蒙他們而不是他們啟蒙民眾。他們自身的階層早已腐爛，不能帶給他們任何教益，因此他們轉向民眾，希圖從這些樸實的人們身上尋找到真實的信仰、真正的人。財產、出身、教育的鴻溝使他們和民眾隔開了，然而他們卻渴望成為這些普通人的一部分。因此他們不會鬧什么“民智太低”的清高、沉痛狀，民眾的弊病就是他自己的弊病，民眾的錯誤就是他自己的錯誤。他們在困境中總是反思自己而不是民眾。托爾斯泰晚年離家出走，魯迅的文章越到晚年越灰暗猶疑，因為民眾越是信賴他們，他們就越懷疑自己對民眾是否真的有什么價值。而公知則相反：他們永遠正確、永遠手握真理，有問題必然是民眾不行，而不是他們這些“真理”不行。　　

因為知識分子真正要拯救的不是“蒼生”，只是自己。他們本只是一些無足輕重的小生命，和所有在日中匍匐取暖、在夜晚鉆洞求安的動物沒什么區別，可是在那些瞬間，他們感覺到他們和民眾都只是那更大生命的一部分，他們的生命因此有了意義。是民眾拯救了他們而不是他們拯救民眾。我們的五四前人本來會和他們的祖輩一樣渾渾噩噩過一生，吃飯打牌，討討姨太太，買買地產，能鉆營的去鉆營個一官半職，沒本事鉆營的哼哼古文。可是在那蘇醒的國家民族情感中，他們的生命突然獲得了新的意義。他們通過那些活動救贖了自己。　　

知識分子和中國公知的最本質區別就在此：知識分子通過民眾拯救自己，而公知卻妄想去拯救民眾！　　

公知的妄癥其實也不稀奇，和他們熱衷的“普世價值”也無甚關系。只是中國文化里根深蒂固的弊端在當代的變種。　　

我們觀察西方的知識分子，他們在宗教、文藝、科學領域的各種活動，簡而言之只是尋求自己，參與社會活動也只是尋求自己。所有的人其實都只是在尋求自己。他們到底是誰？他們的生命有何意義？在大多數時候，他們的道路分叉，知識分子在智力活動中尋求自己，而普通人在更樸實簡單的生活中尋求自己。而在那些特殊的歷史時刻，他們互相尋求，互相擁抱，他們的道路在那些共同信仰中合一。　　

而在我們文化中的知識分子中，卻極少看到去尋求自己的努力。他們以金榜題名為“成功”，以出將入相做帝王師為人生極境！歐洲的詩人們在素樸的民謠中感到生命最本質的歡樂，他們感受不到。歐洲的哲學家們在家國危急時奮筆構筑哲學體系，相信槍炮救不了他們的國家，而哲學真理卻能，他們無法相信。歐洲的科學家們窮盡家產、耗費一生為了能發現世界的一點運行規律，在這種發現中感到世間的一切都無法替代的歡樂。所有這些尋求在我們的知識分子身上完全找不到。他們唯以帝王師、“拯救蒼生”為能。　　

如果說從前出將入相的理想尚能在他們中產生一些優秀的政治軍事家為國家辦一些實事，后來讀八股文的他們，出將入相已成了一種政治鉆營，世俗生意。他們已經成了毫無用處的廢物階層。我們文化中的弊端日積月累，最終毀掉了知識分子階層。　　

而這有什么奇怪呢？一個群體，缺少從本質上追問自身、反思自身的勇氣，缺少去寬廣的世界中探索自身的心胸，誤以為他們的作用就是去教化民眾，他們天生就是民眾的帶路人，他們如何能不腐朽退化？　　

五四之所以拯救了中國，因為它帶來了一種全新的知識分子，和歐洲一樣以尋求自身為出發點的知識分子。以尋求探索自身為出發點，于是產生了全新的五四精神。當年的左右派之爭實質是封建知識分子和新式知識分子之爭。胡適、梁實秋等自由派，骨子里仍是穿長袍馬褂的封建文人，以為知識分子的使命是想方設法使民眾服從管理，閑暇弄點風花雪月、哼哼古文自娛。而魯迅等左派文人的理想卻是去民眾中尋求自己、拯救自己。　　

這些封建文人的余毒并未被五四掃盡，建國后他們跑出來表演憂國憂民，連累了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被領袖不分青紅皂白拉去改造。但改造確實有效果，八九十年代他們表現很好，大都在老老實實為國家服務。隨著國家富裕后的迷茫，現在他們再度跳了出來，這就是現在這批“公知”。　　

從前他們穿著長袍馬褂，對民眾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現在他們改穿西裝，念“自由哉，民主也”，而改不掉的是兩千年來那種手握真理、教化民眾的蠢態。明天自由民主不時髦了，出了更時髦的“真理”，他們立刻就會改念新真理。　　

當然公知階層里還有一些連這種“拯救蒼生”的志向都沒。他們之所以淚腺發達，在各種事件中煽情表演，只不過因為他們是從前那些見月傷心、聞花動情、兩丫鬟扶出去病懨懨地吐兩口血的文人的變種。　　

至于一些更低級的公知，只是吃飽無聊，在那種“自由民主”中獲得一種智力上升的錯覺。自由民主于他們與讀者知音沒什么區別。　　

1927年，魯迅在上海勞動大學演說，談知識分子的作用，末尾是這么幾句：“至于有一批從國外留學回來，也自稱知識分子，覺得中國沒了他們就要亡的，卻不在我所論之內。像這樣的知識分子，我不知道他們是什么東西。”這幾句話是針對當年的胡適那批自由派的，然而對于今天的自由派也是完全適用的，因他們的劣根性是一脈相傳的；而第一句按時代特色應改成“至于有一批從國外撈了點普世價值的屎回來”。　　

我也不知道這群中國公知到底是什么東西！　　

這是我寫給你們的第四封信，大約也是最后一封。我已告訴了你們民逗是人類社會里總有的丑角，而公知是中國特色的愚妄文人，我也告訴了你們真正的知識分子是什么，真正的理想在于尋求自身，我還告訴了你們中國對你們意味著什么以及我為何是一個毛左。而所有這一切最終是為了讓你們明白目前的政治沖突的實質，它和“獨裁民主”這種狗血劇似的解讀毫無關系。你們青年的幼稚理想被攪入到這場由愚妄文人和丑角掀起的狗血劇中是很滑稽很可悲的。　　

或許你們還想知道普世價值？雖然這群愚妄文人不代表普世價值，而普世價值似乎還是很高尚的？我想要真有普世價值這種東西，應該是博愛、愛人如己、先人后己，事事和只為己慮的“狹隘”民族主義相反。一個山林隱士，生活清苦，禁食禱告甚勤，對外人宣講這些，是可以聽一聽的。但西人是什么呢？是一群吃得腦滿腸肥、荒淫逸樂到恨不得把整個星球當鈔票點來點去的市井之徒，卻跑來對尚為生計發愁的鄉下人講這些，這不是笑話嗎？他之博愛，不過欲令你頭腦發昏，主動繳械，好一棍打你真昏，搶走你的錢財罷了。　　

那么還有人權嗎？我以為人權是去尋求自己、發展自己的權利，因為尋求自己需要物質基礎，所以需要有吃飽穿好、言論自由這些物質層面的權利。而那些公知民逗鼓吹的人權卻是“公正”、“合理”地商討財產分配的權利，那不是人權，那是狗權、豬權。　　

或許你們很失望，你們很泄氣？因為我剝去了民主自由這場鬧劇的華麗布景，讓你們看到了它的丑陋本質。你們這些抱著幼稚的理想也想來“憂國憂民”的小孩子該怎么辦呢？人生總得有點追求吧。　　

或許我應該學五四前人，認真地和你們談如何改造自身？　　

五四前人英氣勃發，改造國民劣根性于他們是很切實的話題，他們確實做了也確實取得了一些成功。而我自量我毫無前人探索理想的明澈心境，也無他們拋家棄身的勇氣毅力，更無去實際社會中從事實踐的能力；只是個吃點苦就要哭鼻子的庸碌之輩，在太平逸樂中讀讀前人獲得些安慰，好比達官顯貴膩味了酒肉有時也請高僧來誦誦法，似乎看破凡俗，其實只是為消化些過多的酒肉。我要是也妄談什么國民劣根性、改造社會之類，那就跟這群不要臉的公知沒什么區別了。　　

但有點劣根性仍然是可以談的：中國公知的弊病是中國文化劣根性的集中體現，欲改造中國，先得改造這批公知。韓時髦青年以為中國司機會關遠光燈是什么國民素質的提高，一副城里人嫌鄉下人不文明的公知范。然而正是這群嗓門大、不愛排隊、亂扔垃圾、“素質”低下的“鄉下人”建起了這個國家，使韓公知可以賽著車憂國憂民。我以為中國人在這類細節上再不“文明”，都與素質無關。而什么時候韓公知和他的同伙們不再出來表演“憂國憂民”的把戲了，中國的國民素質就算進了一大步了。　　

而你們，明白了公知民逗的丑陋，盡力避免那種丑陋，去各種生活中腳踏實地地尋求自己，你們就為改造中國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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