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認識的國際友人寒春和陽早

2月1日我去拜訪一位老同志，在他家見到了1月29日《北京青年報》的一篇文章，我才知道陽早同志已于去年12月25日圣誕節那天和我們永別了。看到這個消息，心情很難過。我決定去看望寒春同志。2月4日下午我邀了與寒春陽早夫婦熟識的另叁位同志一起去看望她老人家。

“陽早的一生，沒有遺憾的事，為解放全人類，值得。”

她的家，也是他們的工作單位北京農機實驗站坐落在北京北郊昌平縣的一個偏僻農村──小王莊。這里交通不便，不通公共汽車，去她家，要換好幾次公共汽車，還要花5元錢從沙河坐一段“□□車”。這天，為了趕時間，我們幾人就花120元租個出租車前往。從城里出發，走高速公路，不到一個小時就到了。

下車，映入我們眼簾的是他們生活了幾十年的農家小院，院子里有一棟六、七十年代建的五間瓦房。因為年久失修、風霜侵蝕，房子顯得十分破舊，還不如周圍農民的房子好。

這是我第八次踏進這個小院。前七次陽早在，這一次，他走了，只有寒春一人。

院子里靜悄悄的。幾棵高大的白楊樹，靜靜的矗立在院子周圍，似乎它們也在為失去一位尊敬的主人而默默地志哀。我輕輕地推開房門。寒春正伏案工作，似乎沒有發現我們進來。我默不做聲地走到她的身后。寒春老人正在聚精會神的記工作日志。桌子上擺著各類“牛情”統計表。日歷上寫滿了密密麻麻的英文小字。

 “寒春同志，我們來看你來了！”我的聲音驚動了她。她站起來轉過身，熱情地望著我們，笑著說：“好家伙，是你啊，我們好久不見了。歡迎，歡迎。”我握著她的手，心里一陣悲酸。出乎我的預料，從她的表情上我并沒有發現她有什么傷感。雖然剛剛經歷了丈夫去世的精神創傷，卻好像什么事都沒有發生過。她像往常那樣，依然是那么活潑、開朗的樣子。落座后，我問：“近來身體怎么樣？”

 “馬馬虎虎吧。還可以。”

 “陽早同志去世，我們都不知道。是剛從報紙上得知的。” 我不無遺憾的說。

 “是12月25日走的，那天是圣誕節。”寒春說。

與我同來的小張喃喃自語的說：“21日和平從美國回來，我來了，去世那天，我也不知道，我是28日才知道的。就這么悄悄的走了。”大家沉默一會，誰也沒有說話。

我打破沉靜：“你今年八十幾了？”

“我八十二。陽早八十五。他是11月生，剛過。”

“我們祝你健康長壽，祝愿你能活百歲。”

“能干事多活幾歲可以，不能干事，活那么大歲數干啥。”她說。

“我看了《北京青年報》的報道，很感動。你很剛強啊。”

她沒有聽明白我的話：“什么是剛強？”小張一旁解釋說：“就是堅強。”她聽明白了：“人總是要死的，我也是要死的。陽早的一生，沒有遺憾的事，為解放全人類，值得。”說完，她起身去另一間屋給我們找1月29日的《北京青年報》。

我們默默地在客廳里等候。這個不足20平方米的簡樸而又略顯雜亂無章的客廳，既是她們夫婦會客的地方，也兼餐廳和工作間。看見這些熟悉的擺設，使我回想起與陽早、寒春兩位老人交往的許多往事……

“誰能像陳永貴那樣給我再建一個大寨出來？”

我的目光落在客廳南墻上懸掛的兩幅照片：一幅是陳永貴的單身照片，背景是大寨；另一幅是毛主席接見陳永貴的合影。看著照片，我想起1999年冬天我們的一次談話中陽早說的這句話。

他們很敬重陳永貴和大寨。認為陳永貴是“毛澤東的農民”，是個了不起的人；大寨人改天斗地的精神是中國人的榜樣。陽早對我說：“別看陳永貴文化低，但革命覺悟高，工作能力強，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陳永貴做報告不帶材料，一下子能談上幾個小時，并且條理清楚，一、二、叁、四，頭頭是道。”他還給我講了一個 “故事”。他說：“XX在XX學院說，陳永貴是個農民，怎么能當副總理呢？我聽這話心里就不舒服，生氣的對他說：‘你對陳永貴不是不服氣嗎？那好，你把你們學院最有文化的專家拿出來，看誰能像陳永貴那樣給我再建一個大寨出來，怎么樣？’他這種人不怎么樣，他對我說，毛主席搞個人獨裁，個人說了算。我說，我沒有看到過毛主席什么時候搞過獨裁，毛主席是最走群眾路線的。有一次，我聽傳說這個人要升官，當什么副部長，我就問他是否有此事？他卻說，他到上邊做不了什么事，在這里我可以說了算。看來他才是獨裁者呢！”

 “毛 主 席 偉 大”

在她家的東墻上常年掛著毛主席像。書架上有很多毛澤東的著作。《毛澤東傳》（1949~1976）剛出版，寒春就買了一套。《毛澤東選集》1~5卷他們夫婦都讀過。我每次到他們那里，無論是什么話題，他們都不時的提起毛主席，語氣當中充滿了崇敬，稱贊“毛主席偉大”。

當年年輕的陽早、寒春就是被毛澤東的“小米加步槍”的神話吸引到中國來的。他倆一生追求的理想其實就是毛澤東的思想和理論，毛澤東就是他們的精神偶像。

他們曾對我說，剛到陜北時，他們就被解放區的政治和民主氣氛所陶醉，他們崇拜毛澤東，懷著極大的熱情和信心期待著創造了“小米加步槍”神話的毛澤東建立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國家。

一次，香港鳳凰臺采訪寒春時，她充滿激情的說：“因為毛主席領導的這個戰爭是完全靠這個老百姓，山里頭都有老百姓，都有眼睛，都看。都給說什么什么，這就了不得。所以那個國民黨堅持他有坦克，什么都有，可是他沒有眼睛。所以他的解放軍越來越大，最后一年就把他國民黨消滅了，那時候毛主席在那兒非常非常厲害。”

他們告訴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倆在偏僻的農村，當20天后知道時，欣喜若狂。寒春說：“好家伙，我們終于建立了一個新國家，真是了不得！”

他們認為毛主席是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之后的世界工人階級最了不起的革命領袖。他們對毛主席革命的一生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評價。不僅對戰爭時期的毛澤東給予肯定，而且對和平建設時期的毛澤東也給予肯定。他們不同意某些人的所謂毛主席“建國有功，建設有過，文革有罪”的說法，說這對毛主席不公平。他們堅定地認為，毛澤東思想就是當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不可替代的。

寒春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在延安，我逐漸懂得為什么我周圍的人如此信任和熱愛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因為共產黨幫助他們組織起來，給他們指出了方向。如果沒有黨的組織和紀律，一盤散沙的人們是不可能有力量的。我還逐漸了解到，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發展，是中國人100年來斗爭、犧牲和經驗的積累。”

2002年，在我們辦的刊物創刊十周年紀念會上，寒春用自己在中國半個多世紀的親身經歷批駁了某些人否定毛主席領導下的新中國幾十年革命與建設成就的謬論。她手里拿著事先準備好的講稿，列舉一大串新中國建設成就的數字，來說明某些人的否定和污蔑是沒有根據的，是站不住腳的。她大聲說：“在毛主席、周總理的領導下，經濟不是崩潰了，而是大大發展了，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她氣憤的說：“為什么有的人就相信這些假話？為什么有人那么崇拜美國，說美國如何

發達，什么都好。不要忘了，美國是帝國主義！它是靠侵略、掠奪發達起來的。殖民地為什么窮？中國解放前為什么窮？毛主席、周總理領導時期我們都搞了些什么？我親眼看到的是他們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人人都有事干、有工作，看病有醫生，老人有人養，孩子能上學。中國的社會主義就是比美國好。美國有資本主義的癌。”她希望新聞媒體能夠在這方面多向人民進行宣傳。既要批判資本主義，又要對美國人民的革命斗爭有所介紹。

 “對帝國主義，中國一定要警惕”

2000年2月的一天，我去看他們。夫婦倆都在。寒春拿出幾本美國雜志，指著雜志上的照片對我說：“最近在西雅圖開了個世貿組織會議。有130多個國家參加會議，同時又有130多個國家的人民來西雅圖反對、抗議，包括美國人民，好家伙，有5萬人，比開會的人多的多。第叁世界各種各樣的人都來這里反對這個會。這是一個很大的全世界都反對美帝國主義霸權的群眾示威活動，是很有意義的。我哥哥韓丁也參加了。我哥哥可是反帝積極分子呢！”

當我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以后，我去他家，問他們對這件事怎么看。陽早憂心忡忡的對我說：“世貿組織是被美國操縱的，那是個陷阱，中國一定要警惕，不然會發生十分糟糕的后果。”他說：“美國有一篇報道，說克林頓游說國會時講‘我們與中國簽訂協議，好比我的桌子上放著兩張紙，我們給中國的那張紙是一張白紙，而另一張紙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是中國給美國的。’那位美國女談判代表回美國講，中國得到的唯一好處是我們保證他們的改革開放不可改變，鞏固下來。”

他們多次對我講，美國的政府、軍界、資本家是穿一條褲子的，他們的帝國主義本性不可能改變，中國與他們打交道，要有警惕性，不然會吃虧的。

9・11事件不久，我問他們的看法。陽早說了兩句話：“一是遺憾。因為死了許多無辜的人，就像日本的廣島、長崎被原子彈炸死的人一樣，他們是無辜的；二是活該。美國帝國主義到處去侵略別的國家，干涉別國內政，屠殺別國人民，這次遭報復，活該！”他預測：“9・11后，美國全方位的衰敗開始了。9・11是個轉折點，有可能像羅馬帝國的衰敗那樣。現在，美國不僅在經濟上不行了，其他方面也都不行了。現在有些國家支持它，沒道理。”

與牛相伴一生

陽早在美國是學農的，到中國來干的是老本行，而寒春則不然，她在美國是學高能物理的，搞原子彈的專家，到中國就改了行，做起農機研制工作來。但他們非常熱愛自己的工作，并且把自己的工作與“解放全人類”聯系起來。他們為了這個崇高的理想，奉獻了自己的一生。在他們身上，真實的體現著白求恩、張思德的精神。他們從美國到延安，從延安到叁邊，從叁邊到西安郊區的草灘，從草灘到北京，都沒有離開艱苦的山溝。1966年，組織上為了照顧他們，讓他們從事翻譯和科研工作，并讓他們住上條件比較優越的外國專家公寓，可他們硬是不享這個“清福”，積極要求重回“牛棚”去，不久，就到了郊區養牛場。他們這種對革命事業執著的精神，很是令人欽佩。

我第一次去他家時，他們夫婦倆陪著我們參觀了他們的養牛場和他們的工作間，如數家珍般的一一向我們介紹。牛棚就是他們做實驗的工作間，擺滿了各種測試儀器和擠奶設備。在我們走近一頭生病的奶牛時，他倆駐足好一會，用手撫摩著牛的頭部，就像撫摩生病的孩子那樣。可見他們對工作的投入和對事業的傾注之深。我們參觀了陽早設計的管道式擠奶設備，寒春設計的直冷式奶罐。陽早說：我們的牛場里有300多頭牛，喂養、擠奶、測試已經全部實現機械化，最好的一頭牛日產奶 62公斤，平均30公斤，年均每頭牛產奶9000多公斤，連續多年居全國之首。

“幸福何在？”

 “幸福何在？”，這是寒春1980年發表在某刊物上的文章題目。

她在文章中寫到：“為了人民的幸福、為了人類的幸福。我情不自禁地感到自己回到了精神的家園。”

記得有一次我贊揚他們夫婦說：“這么多年你們在中國吃苦了。”陽早打斷我的話說：“沒有吃苦。我們沒有感到吃苦。我們在中國感到很幸福！”我說：“你看你們老兩口拋棄在美國的優越生活條件，來到中國的山溝溝，一干就是50多年，你們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你們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中國。”寒春說：“不，不，不，你講中國，我不同意。不完全是為了中國，我們是為了全世界，包括美國、非洲、拉丁美洲，是為全人類的解放。”我不無感慨的說：“你和陽早作為外國人這樣的愛我們的國家，可有些中國人，卻不愛我們自己的祖國。你們偉大，他們渺小。”她說：“也不全在他們。也有其他原因。”

他們雖然還保留著美國國籍，是純粹美國人，但他們已經中國化了；他們雖然還不是共產黨員，但他們的世界觀已經無產階級化、馬克思主義化了。他們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一個人一旦樹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一旦有了解放全人類的遠大志向，就會把自己的物質利益看得很淡。發揚“兩個務必”，他們做到了，并且幾十年一以貫之。從他們身上和他們家里處處可以體現出來。

對他們的簡樸生活，所有去過他們家的人，無不嘖嘖稱羨。除了睡覺的床，還有兩個已經用了幾十年的舊式沙發，兩個矮柜，叁個書櫥。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客廳里那個用磚頭搭起來的寫字臺，這可能是國內外專家學者中絕無僅有的。對此，陽早有幾種解釋，第一次對我說：“我們從1946年到延安至今已經搬了6次家，搬家就不想搬家具，也不想購買，而是就地取材。用院子里的磚搭塊木版就可以用嘛。”第二次對我說：“我們不追求物質，我們看重的是精神。”第叁次他詼諧的說： “這是我們的藝術品。” 我估算，除了電視和冰箱外，他家所有家具可能不值2000元，如果賣給收舊品的，就是100元人家也不要。

1999年12月的一天，我們一下子去了6個人。中午，負責給他們做飯的李師傅炒了菜量很少的5盤菜，多為素菜，大家都不敢下箸。爭著不足，讓著有余，最后盤子里還剩點菜，寒春把它撥到大家的碗里。她看涼拌西紅柿的盤子里還有點剩湯，就端起盤子仰頭喝了。她這個舉動，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她說：我們家有個習慣，不能剩飯、剩菜，老百姓種出來不容易，我們不能浪費。毛主席不是說過，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嘛。后來，為了減少他們做飯的負擔，我們每次去他們家都買些凍餃子帶去。

他們這是吝嗇嗎？不是。他們在該花的錢上，是很大方的，決不吝嗇。記得吳冷西的《十年論戰》出版后，他們一下子就從我們雜志社買了十幾套送人。他們也經常用自己的錢買我們的雜志送人。陽早戲稱：“我們家是你們雜志的中轉站。”

他們自己這樣做，也要求孩子這樣做。他們的叁個孩子都曾經被送到工廠、農村 “與工農相結合”多年，兩個到農村，一個去工廠。陽早說，我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他們（孩子）也要走這條路。1976年后，他們的叁個子女都先后回到美國讀書去了。后來在美國都從事普通職員的工作。用他們的話說，是給資本家打工。

2000年5月26 日我去他們家，正好他們的大兒子陽和平回來探家。他那時在美國一家銀行做一般職員工作。和平對我說，他不想在美國呆下去，想到我們的雜志社幫助干點工作，同時還可以照顧父母。我說，那很好，不過，我們的雜志太小，又窮，對你來說是大材小用，更主要的是經濟上也不行。憑你的學位和英語水平，你完全可以去一家外企工作或做翻譯工作，這樣會收入多一些。和平說：“我不能光為了賺錢，那樣就沒有了方向。經濟上不要緊，我可以節省過日子。”他補充說：“我現在的女友也在中國，叫道遠，就是任重道遠的意思。我們要做共產主義的接班人。”

2001年11月17日，我去他家，寒春剛從美國治病回來，雖然她自己說，沒有找到病因（右肩和右胸不明原因的疼痛），但看上去比陽早的身體健康狀況要好，而陽早則顯得不那么好，呼吸有困難，氣喘，說話沒氣力。陽早坐在躺椅上，旁邊擺著氧氣瓶。他很吃力的對我說起他的孫女：“她在美國上學，我要她回來。”

我問：“為什么要孫女回來？”他說：“一是讓她回來學中文；二是讓她回來學革命；叁是讓她回來學勞動。”我問：“她自己愿意回來嗎？”他說：“會愿意的。”后來寒春告訴我，她孫女真的回來工作了，是山西長治張莊中學的老師。

陽和平也回來一段時間，在某大學當教員。

這老倆口，思想、說話、辦事總是離不開革命。他們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革命。革命就是他們的幸福觀。

“我們對記者不感興趣”

寒春給我們每人復印了一份的《北京青年報》，我接過報紙問：“報上寫的準確嗎？”

“我們沒有說的話，說我說了什么什么。”她面帶嗔色。

 “都哪些不是你說的呀？”我又問。

她沒有正面回答我。

記得我們雜志1994年第十二期發表的女作家劉朝蘭同志的文章：《在兩位“老延安”家里做客》，里邊有作者與寒春的一段對話，就談到了這個問題：

 “我是雜志社的記者……”“不，不，我們對記者不感興趣……。”劉朝蘭把她從報紙上復印下來的有關他們的報道給寒春，順便問：“你們為什么對記者訪問不感興趣？我們讀了這些報道很受感動。”寒春解釋說：“有的記者是很好的，實事求是。有的報道不準確。還有的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我們。……有篇文章里寫陽早說過這樣一句話‘不喝奶，哪有勁干革命’。陽早不可能說這樣的話。中國工農大眾早就起來鬧革命了，他們有牛奶喝嗎？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也沒有牛奶喝啊？陽早說，‘那是記者的好意，強調咱們工作的重要，不過得實事求是……。’陽早說，‘在西安草灘農場周恩來沒有來看過我們。1971年周恩來花了7個小時同我們談話，那主要是接見從國外來訪的韓丁，我們是陪客。罷宴是有的，一共叁次，都是在外地。因為跟在我們車子后面的小汽車越來越多，吃飯的場面也越來越大，我們不得不罷宴了。有一天連早飯都沒有吃。對王震同志罷宴是沒有的。我們擔任農機部顧問后，王震同志在北京飯店宴請我們。因為對一些現象看不慣，坐在王震同志身旁的寒春說了一句：‘王震同志，為什么現在不能用你南泥灣的精神搞建設呢？’”我發現，這次《北京青年報》也引用了“不喝奶，哪有勁干革命” 、“對王震同志罷宴”這兩件事，我想，寒春所說的“我們沒有說的話說我說了什么什么。”可能就是指這個吧。但她對《北京青年報》1月29日的文章總的還是滿意的。她對我說：“我不同意的話和觀點，他沒有寫。”

“農業土地減少，糧食就會減少，不能這樣搞”

與我同去的河南老張同志問：“我從電視上看到1月18日溫家寶總理接見你們外國專家，你對他都反映些什么意見？”

她說：“我不知道為什么，開會的時候把我安排在前邊，吃飯的時候把我安排到溫總理的身邊？”她邊說邊找出參加會議的名單，上邊排著座次。“我們進去，工作人員就把我們帶去的材料給收上去了，說是由他們轉交，可我身上還有一份就給溫總理了。是反映我們這個農機站不要搬家的材料。房地產商要搞開發，我說農業土地減少，糧食就會減少，不能這樣搞。溫總理很快就看了，問我：‘是北京市嗎？’我說是。我還說了中醫不能被西醫吃掉。學中醫的非要大學畢業干啥？能治病就行。我還講了伊拉克問題，美國就是為了石油，要控制中東。”寒春從舊廚子里找出兩張紙給我們看，那是中央領導給她的慰問信，上寫著：“中央辦公廳來電（12月27日下午3點55分）對陽早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請外專局向寒春同志及子女表示深切的慰問。”……

“我想選一棵松樹給陽早樹葬”

寒春說：“陽早對我說，‘什么都不要留。’我買了個最便宜的骨灰盒。”她一邊說一邊用手比畫著照骨灰盒的大小形狀。

我問她：“準備什么時間樹葬？”她說：“再暖和些吧，到植樹的時候。”“用什么樹？”我又問。她沉吟一會說：“有沒有圣誕樹──是松樹呢？還是樅樹呢？我想選一棵松樹給陽早樹葬。”

我們幾個人同聲說：這好辦，到時候，你告訴我們，我們大家來辦。

結束語：毛主席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說白求恩“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么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我覺得把毛主席的這番話用在陽早、寒春同志身上，也是完全合適的。

向陽早、寒春同志學習！

（寫于2004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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