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延安革命舊址見證了我們黨在延安時期領導中國革命、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光輝歷程，是一本永遠讀不完的書”。昆侖策研究院副院長兼秘書長王立華同志幾年前關于延安的這篇講稿，有助于深入了解革命圣地延安的輝煌歷史和文化底蘊，學習弘揚延安精神，現經作者修訂發布，以饗讀者。

　　我給大家介紹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圣地延安承載著什么樣的輝煌與奇跡；二是延安奇跡后面有什么樣的搏擊智慧與領導藝術；三是延安智慧對今天的事業拓展和團隊建設有什么借鑒意義。重點講述第一個問題，后面兩個內容概括點題。

一、圣地延安承載著中國革命史上無與倫比的輝煌與奇跡

　　寶塔山下的紅色圣地延安，是一塊什么樣的神奇土地？為什么能夠吸引無數普通民眾和各界精英來此觀瞻學習甚至頂禮膜拜？如果你知道那個不太遠的年代——也就是上世紀中葉，中國共產黨在這里創造的輝煌歷史和業績，并真正地認識和理解了，一定會十分震驚地感覺到，這里的內涵和價值，決不是一片連綿荒涼的黃土高坡、一些簡陋的窯洞院落、一座古樸中帶些現代氣息的小城和一條一度幾乎干涸的河流所能表現的。這是——

　　一個有迷一般偉力和靈慧之氣的圣地；

　　一個起死回生、時來運轉的圣地；

　　一個充滿活力和希望的圣地；

　　一個出思想、出智慧、出人才、出偉人泰斗的圣地；

　　一個使中國革命爆發式發展的圣地；

　　一個打下事業雄厚基礎并走向偉大成功的圣地；

　　一個孕育了人民共和國和當今新時代所有基因的圣地；

　　一個中國共產黨人永遠不能忘懷、所有志士仁人及做大事業者都能從中汲取超凡力量和奮斗營養的圣地。

　　這樣的評價和贊美，應當只有不及而無過之。

　　只有了解寶塔山下的這個紅色圣地，才能真正認識為什么要千里迢迢到這里來；才能更好地激發學習熱情、增強學習動力，更加主動地去理解圣地包含的成功真諦，更加迫切地去掌握圣地蘊藏的制勝法寶；才能不虛此行、感激此行，使此行打下的深刻烙印，成為事業發展和人生歷程中永遠高聳的里程碑。

　　讓我們慢慢地靜下心來，暫時脫離這個斑斕喧鬧的現實世界，把思緒收集聚焦、調整方向并穿越時空，去透視那段激情燃燒的崢嶸歲月，再拓寬視角、延伸視距，全景回望中國共產黨人的創業歷史，然后進行思考和疏理，這個圣地蘊含的非同尋常的輝煌和意義，就可以比較清晰地呈現在眼前。

　　現在，我們就從幾個不同的角度看看。

　　（一）從時間跨度看，這里是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時期，作為政治軍事中心最久的地方。

　　黨中央、毛主席在陜北的歷史，是從1935年10月開始。中央紅軍經過艱難的長征，終于到達陜北革命根據地，但中共中央最初的駐地不在延安，而是在保安，后來為紀念犧牲了的劉志丹改為志丹縣。

　　當時，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方針的影響下，張學良也不想繼續打內戰，與共產黨溝通談判。但蔣介石一定要他消滅共產黨，他在談判中讓共產黨把中央駐地保安讓給他，他好拿來向蔣介石交差，做表面文章糊弄蔣介石，證明他“剿共”有功，占領了共產黨的首府。作為交換條件，張學良答應適當時機把延安讓給我們，用保安換延安。1937年1月13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按照我們與張學良達成的協議，東北軍向西安一帶集中，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進駐延安。

　　當時，延安是陜北地區規模最大的城市。規模多大呢？直到1938年底才六七千居民，不但小得可憐，還駐有國民黨的地方民團和縣政府。先是江華率領紅一團開進，接管了縣政府，組織延安的群眾和周圍四鄉的赤衛隊，在延安的大街兩旁敲鑼打鼓、吹嗩吶、放花炮歡迎。進城時，有群眾牽來一匹扎了大花球的高頭大馬，請毛主席騎馬過延河，但毛主席沒有騎，而是與大家一起走下河岸，踏著堅冰過河到鳳凰嶺，在一家開明士紳騰出的石窯院落住下。

　　從此，揭開了延安歷史的新紀元，也揭開了中國革命的新紀元。

　　黨中央、毛主席進駐延安10年后，也就是在1947年3月，國民黨全面進攻失敗后改為重點進攻，胡宗南率軍大舉進攻延安，目標就是要占領這個紅色首都，端掉共產黨的“老窩”，從而造成可以炫耀的重大政治影響。在這種形勢下，毛主席卻沒有堅守延安，而是決定放棄延安。面對想不通的我軍指戰員，毛主席給大家講了一個比喻：一個人背個很重的包袱，里面盡是金銀財寶，碰見了攔路打劫的強盜該怎么辦呢？如果舍不得暫時扔下包袱，要是被強盜打死，金銀財寶也就丟了，如果把包袱一扔，使出全身武藝和強盜對拼，才有可能把強盜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銀財寶。他還做大家的思想工作說：戰爭不能只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主要在于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蔣介石打仗是爭地盤，要延安，要開慶祝會，我們是要俘虜他的兵，繳獲他的武器，消滅他的有生力量。他背上這個很重的包袱后，我們再收拾他，他就要倒霉了，等他算清這筆賬，后悔也遲了。蔣介石圖虛名占領保安，他的部下卻私下送延安給共產黨，圖虛名要求占領延安，卻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戰爭中處處被動挨打，圖虛名而招實禍；毛主席堅決反對形式主義、不圖虛名，靈活機動地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最后得到了全中國，兩條路線的結果高下可見。

　　當時，胡宗南打延安形勢緊張，彭德懷等勸毛主席及早撤離延安，而毛主席說要最后撤離延安，要看到胡宗南的兵之后再走。1947年3月18日，直到老鄉和部隊全都撤走了，附近山頭上已經出現敵人的影子，毛主席還在穩如泰山的辦公。彭德懷要戰士用擔架把他抬走，周恩來、王震也來催促，他又說要在延安吃完晚飯再走，炊事員只好從車上把飯取下，他從容地吃完晚飯后才上車走人。臨走時，他還從容地對大家說：“大路朝天，各走半邊，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上這個山頭，我上那個山頭，怕什么！”那種不畏強敵，沉著冷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的氣魄與自信，讓人望塵莫及、嘆為觀止。

　　離開延安后，開始了整整一年的轉戰陜北征途。黨中央、毛主席帶著4個半連人馬，與胡宗南的25萬軍隊在陜北“捉迷藏”，雖艱難嚴峻險象環生，卻應付自如從容不迫。經過與敵人一年的周旋，到1948年3月大局已定，毛主席才東渡黃河到西柏坡，籌劃與蔣介石決戰。至此，中共中央在陜北近13年時間。

　　我們知道，從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誕生，到1949年10月奪取政權，共經歷了28年，其中陜北主要是延安，作為中央所在地、革命中心的時間接近28年的一半。人民軍隊1927年8月創建，開展革命戰爭22年，上海、江西瑞金、陜北延安及河北西柏坡等地，先后都做過軍事統帥中心，而陜北延安作為軍事統帥中心的時間，超過了22年的一半。可以說，創立新中國千秋基業，黨和軍隊的領導核心或者說是大腦，在這里發揮作用的時間是最長的。

　　上世紀70年代修建毛主席紀念堂時，延安送來了13棵青松栽種在堂前，象征那段人民領袖與延安圣地生死相依的如歌歲月。現在，這13棵青松已長成一片根深葉茂的松林，像那段沉甸甸的歷史一樣，永遠留駐在人民對領袖的深情懷念和記憶中。

　　（二）從事業發展看，在這里實現了擺脫困境、迅速發展并走向全面勝利的偉大轉折。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結束到達陜北吳起鎮，由出發時的8萬人，剩下了不到7000人，加上陜北紅軍才10000多人。

　　剛到陜北時，連飯都吃沒得吃。費好大力氣買了些土豆分給連隊，又因為找不到足夠的水，炊事員就連泥帶土燜熟，每人分了一茶缸，毛主席也同大家一樣的待遇。警衛員怕不夠，給他多拿了兩個，惹得他大發脾氣，迫使警衛員含淚把土豆送了回去。飯后，毛主席對警衛員說，這是沒辦法啊，我帶頭多吃一個土豆，就會讓大家的情緒受影響，等以后我們打了天下，我請你敞開肚皮吃大米飯。當時就是這樣的困境，能吃上一頓大米飯就是享受了。10月的陜北開始變冷飄雪，沒有錢買糧食和衣服，從南方萬里長征走過來的紅軍戰士，更是不適應北方的寒冷天氣，實在沒有辦法了，毛主席不得不親自寫了個借條，向紅十五軍團借2500塊錢救急。按當時紅軍的規矩，哪個部隊的錢財歸哪個部隊使用，不允許“共產”，何況都是剛結束長征，都非常困難。軍團長徐海東看到借條后，馬上就去查看自己的財務家底，總共還有7000多塊大洋，雖然這些錢自己都不夠用，但還是二話沒說就給中央送去5000塊。這使中央領導很感動，雖然現在看來這幾千塊錢不算多，但當時卻是雪里送炭的救命錢，讓毛主席記了一輩子。從抗戰后期開始徐海東一直生病，但“八大”被選為中央委員，建國后授予大將軍銜。中央每次開會，毛主席總要問一聲：海東同志來了嗎？上世紀60年代，毛主席到廣州視察和他住隔壁，毛主席夜間乘車外出時，總是讓司機從上坡滑到下坡，然后再發動汽車，怕打攪徐海東養病休息。有一次在北戴河，周恩來總理正在理發，見徐海東來看望他，頭發理了一半便停下來，陪他談了40多分鐘，直到徐走后才繼續理發。黨的九大開會時，毛主席發現沒有徐海東，緊急提議讓徐海東出席會議，并參加大會主席團，徐海東在主席臺上坐著輪椅參加會議。毛主席說，海東是工人階級的一面旗幟，是一個對革命有大功的人。可見，領袖們是多么看重他。

　　那時，毛主席領導的紅軍不只生活保障極為困難，革命力量也處在嚴重分裂中。張國燾帶走了紅四方面軍8萬多人，并另立“中央”自任“主席”；還有紅色革命根據地基本都丟失殆盡，僅剩的陜北根據地還處在危險之中，外部有張學良、楊虎城、胡宗南等10余萬國民黨軍包圍，內部因陜北肅反擴大化，甚至連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領導人也被關了起來，當地干部群眾非常不滿；白區黨組織幾乎100%損失，30萬黨員只剩下25000左右有組織的黨員，不到原來的1/10。

　　誰也不會想到，這樣一支饑寒交迫、衣衫襤縷、面黃肌瘦，人員與槍支寥寥無幾、或者說少得可憐的軍隊，會在短短十幾年后雄視天下，中華大地上沒有任何力量能與之爭鋒。就是這樣一支力量、處在這樣的困境，卻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以難以想象的速度發展起來，成就了驚天動地、扭轉乾坤的偉業。我們可以概略地疏理一下：

　　一是1個月后粉碎了“圍剿”。1935年10月到陜北，11月下旬就組織了直羅鎮戰役，中央紅軍與陜北紅軍合在一起才1萬多人，用了4天時間，殲滅前來“圍剿”的國民黨軍1個師又1個團，僅俘虜就抓了5300多個，給了敵人一個“下馬威”，也為中共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舉行了“奠基禮”。

　　二是3個月后勝利地進行了東征、西征。粉碎“圍剿”后不久，便于1936年2月發起東征戰役，東渡黃河進入山西，兩個半月殲滅閻錫山的晉綏軍7個團，俘敵4000余人，擴大紅軍8000人，籌款30余萬元，迫使侵入陜北根據地東部的閻軍撤回，還在山西20多個縣開展群眾工作，建立了抗日游擊區。1936年5月又進行西征，向陜西、甘肅、寧夏3省交界的廣大區域進攻，經過兩個多月的作戰，俘敵旅長以下2000余人，戰馬500余匹，紅軍組建了兩個騎兵團，發展了地方武裝，征集了大批資財，還開辟了縱橫各約200公里的新區，大大拓展了根據地。

　　三是不到1年就克服張國燾分裂主義，實現了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到陜北后，通過各種渠道做張國燾的工作，特別是剛從共產國際回來的張浩（林育英，林彪的哥哥），發電報給張國燾做工作，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引起了他們很大的震動，使張國燾越來越孤立，再加遭到國民黨軍重兵進攻，紅四方面軍8萬人銳減為4萬，少數民族地區缺衣少食，無法保證部隊生存，證明“南下是條絕路”（這是毛主席在與他們分手時說的話），迫使張國燾不得不于1936年6月取消第二“中央”，與任弼時、賀龍領導的紅二方面軍會合后共同北上。1936年10月，也就是中央紅軍到達陜北整1年時，勝利實現了三支主力紅軍大會師。在抗日戰爭烽火即將在全國燃起的歷史時刻，這對開創新局面的重大意義是難以估量的。

　　四是1年多點的時間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1936年12月12日，在紅軍三大主力大會師后不到兩個月，西安事變發生。因蔣介石到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剿共”，張、楊希望停止“剿共”被蔣介石嚴厲訓斥，二人“苦諫”不成實行“兵諫”，把蔣介石一行全部抓了起來。這個事變突然發生后，前面擺著許多條道路，哪條才是正確的？在錯綜復雜的矛盾和斗爭中，由于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正確決策，協助張、楊逼蔣抗日，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最后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蔣介石被釋放后，在機場臨行時對張、楊說：“今天以前發生的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后發生的內戰，我負責。今后我決不剿共。”從此結束了10年內戰，開始了全民族抗戰時期，黨和人民軍隊的發展從此也進入了嶄新階段。從到陜北時九死一生、茍延殘喘，到實現柳暗花明的偉大轉折，僅用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

　　五是在8年抗戰中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壯大。1937年8月以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走上抗戰第一線，在敵、偽、友、頑夾縫中，建立了廣大的敵后抗日根據地、抗日武裝、抗日政權。紅軍改編時5萬余人，出師敵后一年后，到1938年10月就發展到18萬多；到1940年，僅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就發展到50萬人，增長了10倍，還建立了華北、華中、華南等幾十塊敵后抗日根據地。從1943年開始，就超過國民黨軍正面戰場抗擊日軍的比例，抗擊著大部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成為抗戰的中流砥柱和主力軍。到1945年抗戰勝利時，從日寇手中解放國土近100萬平方公里，加上原先的根據地，共領導解放區104.8萬平方公里，擴大了20多倍，其地域分布北起內蒙古，南至海南島；領導1.25億人口，擴大25倍；人民軍隊發展到127萬，擴大25倍多，加上民兵268萬，8年時間軍事力量增加了79倍（在游擊戰狀態下，民兵對敵人的牽制和打擊作用是不可小視的，而且民兵與正規軍的轉換也是便捷的），平均每年擴大近10倍；還有根據地和國統區120多萬黨員，還不算共產黨對中國社會廣大民眾包括中間勢力巨大的政治影響和號召力，這樣的軟實力也是此前從未有過的，這就奠定了雄厚的勝利基礎。

　　六是解放戰爭開始后，一年多的時間就走過了最艱難的山坳。抗戰勝利后，共產黨一度想與國民黨“和平建國”，根據雙方協議，毛澤東等任國民政府委員，周恩來任行政院副院長，還安排幾個共產黨領導干部任政府部長等，軍隊也開始縮編復員，并已經復轉20多萬。但蔣介石不愿與共產黨和平建國，很快就撕毀停戰協定，從1946年6月開始，向解放區發動大規模全面進攻。這時，無論軍事力量還是經濟力量，國民黨都占有很大優勢。國民黨軍總兵力達430萬人，而解放軍127萬，為3.37比1的比例；蔣介石的正規軍約1/4是美械裝備，一半以上是日械裝備，1/4是混合裝備，不但擁有大量炮兵，還有相當數量的坦克、戰機和艦艇，我軍卻只有抗戰中繳獲日軍的各種步兵火器，主要是步槍、輕重機槍、迫擊炮，以及極少數量的山炮、野炮；美國為蔣介石訓練了15萬技術軍官，為空軍配備了各類飛機936架，艦艇131艘，還動用海空軍幫助運輸兵力54萬。蔣介石控制著全國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線，控制國土730余萬平方公里，占總面積的76%，人口3.39億占總人口數的71%，以及幾乎全部的現代工業。而我們只占有24%的土地和29%的人口，除哈爾濱外沒有一個大城市，經濟主要是農業和手工業，基本上沒有近代工業，交通運輸主要靠肩挑、背扛、大車位、小車推等。所以蔣介石對發動內戰充滿信心，提出要“速戰速決”，在3至6個月內消滅關內我軍。在這種情況下，能不能戰勝敵人，是大家憂慮的中心問題。當時，毛主席在延安會見了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并解釋說：“這原因不是別的，就在于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事實也正是如此，從1946年6月開始，蔣介石先是氣勢洶洶的全面進攻，但過了8個月就被殲滅66個旅，損失71萬余人，不得不由“全面進攻”改為“重點進攻”，集中攻打陜北和山東兩個解放區。又僅過了4個月，重點進攻基本被挫敗，到1947年6月，戰略主動權已經轉入我軍之手，從1947年6月底開始，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挺進中原，以“品”字形陣勢展開于中原地區，開始轉入戰略進攻，明確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而國民黨軍則不得不轉入“全面防御”。到1947年底僅半年時間，又消滅國民黨軍75萬余人，迫使蔣介石由“全面防御”到“分區防御”，攻防角色完全易位。陜北戰場形勢也是如此，1947年3月，胡宗南集中25萬兵力進攻陜甘寧邊區，當時陜北戰場上的人民解放軍2.6萬余人，比例幾乎是10比1。毛主席主動放棄延安，轉戰陜北一年，把兵力打成了5比1，并開始主動追著胡宗南打，迫使他不得不放棄延安。在這種情況下，1948年3月，毛主席、周恩來、任弼時等率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離開了工作和生活13年之久的陜北，東渡黃河到西柏坡。到西柏坡后不久，就組織發起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大批消滅了國民黨軍的有生力量。僅過了1年，到1949年3月，毛主席、黨中央就進駐北京。同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北京隆重舉行。

　　從這個歷史過程看，延安的確是領導革命事業、領導我們黨和軍隊擺脫困境、迅速發展、走向全面勝利、奠定共和國千秋基業的偉大圣地。

　　（三）從人才生長看，這里培養了治黨、治國、治軍覆蓋經濟、政治、文化、外交等各個領域的一代英杰。

　　據傳說，早年曾有個會看風水的先生，見了延安鳳凰嶺的山形水勢后，講了句當時人們不知所云的讖語。他說此地貴不可言，水若二龍戲珠，山似丹鳳朝陽，日后必有大用，要出3斗3升小米的官。過去市制容量單位，1石為10斗，1斗為10升。按重量計算，清代一石約等于28公斤，3斗3升小米的重量應是9.24公斤左右。這些小米若為官俸，恐怕連肚子都吃不飽。但要論數量，那卻是一個不小的數字。1克小米的數量約390粒，9.24公斤小米是360多萬粒。生長那么多官員，在中共中央到延安之前，那簡直可以說是天方夜譚，整個延安市一共才幾千人，整個陜北根據地有多少人呢？一共才150來萬人口，哪能出那么多官員？即便都成了官員也不夠。但是，在黨中央、毛主席進駐陜北延安，到走出延安和陜北的這13年間，從這里起步、經這里培養和在這里工作過后來派出的干部何止萬千！實際上，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黨和軍隊大多數中上層領導干部，包括文化、藝術、科技、社會、外交等各個領域的領軍人物，基本都是從延安這塊“風水寶地”走出來的。

　　當時的五大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建國后七人核心，任弼時病故，又加上陳云、林彪、鄧小平等。第一次授銜時的十大元帥、十大將，只有粟裕沒有在延安工作過（但是到延安匯報工作開過會）。軍隊人員只有部分南方游擊隊的部隊，后來改編為新四軍，沒有到陜北延安，其他主力紅軍紅一、二、四方面軍，加上紅25軍、陜北紅軍，但包括華南部隊和東北抗聯的部分領導也都到過延安，在這里學習集中后又奔赴全國各地的。

　　前些年出版過一本書，書名叫《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是已故國防部長張愛萍的兒子張勝寫的。這部書很有特點，一開始就寫了1936年2月他父親當紅軍騎兵團團長“走麥城”，因為打了勝仗后又被土匪打了埋伏，戰馬損失1/3，被撤職查辦。毛主席把張愛萍叫去，先是批評了一頓，臨了問他有什么想法，他說職務已經被撤掉了，這些年來拼拼殺殺，有機會還是想好好學點東西。毛主席一聽很高興，說紅軍大學就要開學了，我就當你的介紹人吧，說完就提筆給紅軍大學教育長羅瑞卿寫信，推薦張愛萍到紅軍大學上學。在開學典禮上，毛主席上來第一句話就問：這是個什么地方啊？然后指指背后那座山說，這是元始天尊修煉的地方！今天坐在這里的，就算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啦！你們這些弟子跋山涉水地跑到這里來是做什么的呢？是求道！求中國革命之道！不要多久，一個新的局面就要到來了，就要輪到你們下山了。今天我要說的是，你們今天是深山學道，明天要下界去普度眾生。張愛萍他們學習快要結束時，西安事變爆發了，毛主席對大家說，現在該是你們下山的時候了。然后在一個晚上，毛主席把張愛萍叫進窯洞說：你不是想走嗎？準備一下吧，盡快出發，北平打響了，下一個就是上海，你任浙江省委軍委書記，立即趕赴上海，任務是迅速組織起滬杭寧地區的抗日游擊戰爭。張愛萍受領任務后，向毛主席請求帶幾個干部去，毛主席讓他自己挑了幾個。后來他到皖東北實際就是帶了兩個人，很快就拉起了上萬人的隊伍，在山東、江蘇、安徽三省交界處，開辟了一塊抗日根據地。當時就是這樣，毛主席把他的弟子們像棋子一樣，布滿了整個中國戰場，大批紅軍指揮員和黨的干部，單槍匹馬深入到一個獨立的方向或地區，像游僧一樣在戰火中“布道”，搞統戰、拉隊伍、建政權、打游擊，解救在日寇鐵蹄下受難的眾生。毛主席很為他的這些學生驕傲，在上世紀60年代的一次談話中，他說我們的元帥、將軍沒有幾個大學畢業，卻能打勝仗。

　　當時，在延安這些黃土高坡的溝溝壑壑里，到處都有窯洞大學，到處都有那些滿懷激情的共產黨人、抗日戰士和知識青年的身影。抗戰爆發后，大量愛國知識青年來到延安，燕京大學的800名大學生中，先后投奔延安的有200多人。這些青年在這里接收少則幾十天，一般幾個月的教育訓練，就被派往敵后抗日根據地或敵占區，很快就成為獨撐一面的骨干，推動黨的事業迅速發展。那些文藝戰士則深入基層、深入部隊、深入人民群眾，把文藝與工農兵結合，創造了領導潮流的文化。

　　延安出來的文化人，也是引領一代潮流風騷。如大作家丁玲，是第一個到延安的作家，當時毛主席還在保安，專門召開宴會接待她，還為她寫過一首《臨江仙》：“纖筆一支誰相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大哲學家艾思奇也是延安出來的，在相當一個時期，全國人民學習哲學的基本讀本《大眾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等就是他的著作。還有史學泰斗范文瀾，撰寫了《中國通史簡編》《中國近代史》《唐朝佛教》等，后來是社會科學學部常務委員，全國政協常委，九屆中央委員。周揚，當時是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建國后任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文聯主席。大詩人艾青，大家經常誦吟的“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的深沉”，就是他飽含深情的優美詩句。郭小川，寫《團泊洼秋天》的著名詩人。賀敬之，20出頭就創作我國第一部新歌劇《白毛女》。何其芳，著名詩人，后來是中科院文學所所長，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文學大師茅盾，1940年5月到延安后，中央為發揮他的作用，沒有恢復他的黨籍，幾個月后丟下一雙兒女留在延安，自己到了重慶開展黨的文藝工作。著名音樂家冼星海，在延安擔任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譜寫了《黃河大合唱》這部中華民族千古傳揚的不朽音樂經典。著名音樂家鄭律成，詞作家公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的詞曲作者。著名詩人蕭三，建國后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文化部對外文化聯絡事務局局長；還有著名漫畫家華君武，著名作家和記者穆青，還有成仿吾、林默涵、劉白羽、柳青、舒群、何仲平、蕭軍、嚴文井、黃鋼、呂驥、周立波、賀綠汀、王朝聞、歐陽山、陳荒煤、草明等，都是經過延安熏陶從延安走出來的。

　　當時，還因陋就簡辦起了大批大中小學。在延安及周邊創立了30多所干部學校，各有側重，培養了數以十萬計的干部，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勝利后，衍生出國防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魯迅美術學院等一批高等學府。根據地多數適齡兒童都能上學，有游擊區流動的游擊小學、隱蔽小學、偽裝小學，還有以識字班、夜校等形式開展的成人教育等。秧歌劇《夫妻識字》，就是以生動的文藝形式，反映了當時組織老百姓學文化的真實情景。這使一些不識字的農民及窮孩子，成了有知識有文化的革命戰士、革命干部。如我軍通信兵原主任崔倫，就是陜北土生土長的高級干部，他父親是邊區破除迷信的勞動模范，他中學畢業后到延安電臺當了通信兵，建國后抗美援朝時是志愿軍通信處長，后來成為軍委通信兵主任，兵團級軍隊領導。與他搭檔的政委叫張凱，抗戰初期正在山東膠東老家上學，見日本侵略者燒殺搶掠，干脆學也不上了，把父母給的學費買了一輛自行車，與幾個同學一起騎車幾千里，到延安參加抗日革命隊伍，建國后成了通信兵的政委。建國初期的一代領導骨干，大都有這類的經歷。他們對延安的感情是很深的，“幾回回夢里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著名詩人賀敬之在長詩《回延安》中這著名的詩句，就是革命前輩對這個圣地魂牽夢縈的詠唱和感懷。

　　建國后毛澤東時代，這里又成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圣地。前些年，中央決定在井岡山、延安和上海浦東建干部培訓基地，延安圣地又不斷走出新一代黨和國家的領導骨干，出干部、出人才的數量，還會不斷增加下去。說這些并不是要證明那位風水先生有多神明，而是認識這個圣地對我們黨、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影響有多大，認識延安的精深內涵和價值。

　　（四）從思想建設看，這是戰爭年代用先進理論凝聚指引黨、軍隊和人民最成功的時期。

　　延安曾經是窮鄉僻壤，地處偏遠，交通不便，經濟落后，信息閉塞，直到現在我們還能感受到，這里與內地特別是發達地區的差距。當年從蘇聯回國在黨內有很大影響的王明等人，也講“山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對組織及團隊的領導管理，首先是思想理論的影響力和凝聚力，一個不能出思想、出真理的地方，怎能起到領導部屬和人民、引領時代潮流的作用呢？但回望這段歷史時，我們卻驚奇地發現，這里曾放射出璀璨的思想與真理的光芒，在這片貧瘠偏遠的土地上發出的聲音、闡述的道理，以無可辯駁的邏輯和魅力，“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和世界。

　　我們看看當時的理論成果吧。《毛澤東選集》四卷，是毛主席生前親自主持編輯的，包括了建黨以來到建國前夕他在中國革命各個時期的重要著作，總共1517頁，其中在陜北13年寫的1155頁，占四卷文字總量的76%還多。毛主席誕辰100周年時，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準，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軍事科學院合作編輯，并出版發行的《毛澤東軍事文集》六卷，編選范圍從1927年8月到1972年12月，總共3962頁，而陜北13年的文稿是2343頁，約占文字總量的60%。需要說明的是，這不僅僅是文字的數量，更重要的是其中永恒真理的品質，引領和號召一個時代并具有的穿越時空的價值。如剛到陜北時，毛主席就寫下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科學總結了十年內戰的經驗，這是毛澤東思想的經典之作；《論持久戰》科學地闡明和提出了抗日戰爭正確的戰略方針，連蔣介石、白崇禧也讓部隊學習；發表《新民主主義論》，連國民黨的理論家葉青都感嘆，不能再說共產黨沒有理論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至今還是中國共產黨文化工作的根本理論依據和方針；《論聯合政府》，在抗戰勝利的關鍵時刻，廓清思想迷霧，指明了奮斗方向和目標；《矛盾論》《實踐論》提出了認識對實踐的依賴關系，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研究矛盾特殊性，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等，至今都是我們的科學思想方法和認識方法；發表了“老三篇”，其中張思德、白求恩、老愚公的形象和精神，深刻影響著中國的社會和人民，成為銘記在中華民族心靈中的不朽楷模。此外，毛主席還在延安領導了學習運動、整風運動，通過了歷史決議，總結了歷史經驗，使全黨緊密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

　　毛主席剛到陜北時42歲，正是精力最旺盛、最富創造力的年齡。當時的中央領導核心，普遍年齡在40歲左右，周恩來才37歲，朱德年齡大些才49歲；高層干部30歲左右，彭德懷才37歲，林彪才28歲，鄧小平31歲，楊尚昆28歲，李先念25歲是軍長；一般中層干部20來歲，像前面提到的張愛萍，當時是團長25歲；后來寫長征組歌的總政主任蕭華，當時因為減員由師政委改任團政委，年齡才19歲，他的大隊長楊得志24歲；著名“三楊”中的其他兩個，楊勇當時是團政委22歲，楊成武當團政委才21歲。就是這樣一支年輕的革命力量，他們在馬克思“解放全人類”的思想旗幟下，在血與火的救國救民實踐中，迸發出了中華民族最先進、最明亮、最迷人的思想之火，點燃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燒掉了沉疴已久的舊中國，創立了一個新世界，開辟了一個新紀元。

　　（五）從領導科學看，這是毛主席領導藝術和紅色管理體系形成、發展和實踐最成熟最成功的時期。

　　延安時期，領導事業發展的困難和挑戰是今天難以想象的，面臨的內外矛盾也是極為錯綜復雜的。既有對核心領導地位的挑戰和爭奪，又有敵對力量的絞殺和擠壓，還有思想分歧的阻擾和牽制，也有自然條件的不足和制約。怎么才能對革命事業和革命力量實現有效的領導管理，似乎是一個無人能解的世界性難題，但在這13年里，卻交出了一個前無古人的精彩答卷。

　　在領導地位上，盡管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但無論形式上還是實質上，都還沒有鞏固。黨內負總責的是張聞天，幾個書記各管一攤，毛主席主要負責軍事。張國燾鬧分裂，好歹勸回來后，還是不服氣，有的甚至帶著部分人拖槍逃跑。更為復雜的是，共產國際這個上級領導不信任，特地把王明派了回來，提出了與毛主席不同的抗日方針政策，一下子蒙蔽了不少人，并大有取而代之之勢。彭德懷后來回憶說，在政治局會議上，我認真聽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講話，感到兩人的相同點是抗日，不同點是如何抗法，怎么向部隊干部傳達？當時自己也模糊，回去傳達就只好是毛主席怎么講，王明又怎么講，讓它在實踐中去證明吧！可見當時王明對領導層的影響很大。還有，因為合作，部分同志想在國民黨當官，再加上蔣介石分化拉攏，思想意志受到嚴峻考驗和腐蝕。但經過努力做工作，這些問題都逐步得到解決，很快就成功地克服了分裂，戰勝了對手，化解了矛盾，形成了共識。張國燾沒有了“市場”，像許世友等紅四方面軍的戰將，都真心服從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張國燾最后孤家寡人叛逃到蔣介石那里；王明被迫放棄爭奪領袖地位的努力，灰溜溜地回到延安；共產國際也給予了充分的支持和肯定。最后，全黨全軍心悅誠服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堅決擁戴他的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形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堅強成熟的第一代領導核心。

　　在戰略指導上，從抗戰開始，八路軍就迅速撤向華北、華中華東敵后，新四軍在江南敵后，還有華南東江、海南瓊崖的抗日游擊隊，東北的抗日聯軍等。日寇侵略到哪里，我軍部隊就深入到哪里，把敵后抗日武裝力量和抗日根據地發展到哪里。總部設在西北黃土窩里的延安小城，領導的部隊和根據地散布在大半個中國，山水相隔交通不便不說，還有日、偽、頑、匪犬牙交錯的封鎖，溝通聯系極為困難。中央領導能給部屬什么呢？只是規定方針政策，布置任務提要求，沒有兵員、沒有經費、沒有槍支、沒有給養等物資支持和供應保障。在這樣的情況下，黨中央、毛主席卻一直保持著有效指揮控制，保持了人民抗日武裝力量的迅速發展和指戰員的高昂斗志，部隊能夠撒得開、收得攏、令行禁止、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這樣的領導藝術和管理水平，有哪個組織、集團和力量能做得到？一般說來有些不可思議，但這卻是那段歲月無庸置疑的事實，非常值得我們的領導管理者認真探討研究。

　　在動員組織上，黨中央毛主席到陜北后，陜北和延安就成了吸引優秀知識青年的圣地，甚至國統區一些達官顯貴還托關系，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延安學習。抗戰開始后，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無論走到哪里，都能迅速廣泛地動員群眾，建立抗日武裝、抗日政權、抗日根據地。開始是山區抗日根據地，很快就走向平原。沒有山地掩護如何生存發展？就設法筑成“人山”。這“人山”就是老百姓的擁戴、支持、掩護，我們做到了，硬是在平原地區建立了鞏固的敵后抗日根據地，使整個中國都成了陷日寇與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即使解放戰爭時期也一樣，轉戰陜北時胡宗南25萬大軍，在陜北像過篩子一樣的追尋，硬是找不到毛主席在哪里，有時僅僅隔一個山頭，有時就是山上山下，他也硬是發現不了，為什么？老百姓的心向著共產黨、毛主席，沒有給國民黨軍通風報信的，所以他們是聾子、瞎子。日本軍隊的頑強是有名的，抓住俘虜根本不投降，但在共產黨手里卻有了例外。看《烈火金剛》中有個武男義雄，最后成了英勇的反戰者。其實那時不只一個，在延安就有個收容日軍俘虜的日本人工農學校，專門做反戰工作的。后來解放戰爭時，國民黨軍隊的兵，俘虜過來后馬上就調轉槍口，成了英勇的解放軍戰士，有的成了英雄，有的最后還成為高級將領，如原總參有一個副總長，就是遼沈戰役后參加解放軍的。當時俘虜后站成兩列，對他們說愿意參加解放軍的站過來，愿意回家的站過去，發路費回家。他本來是站過去的，但后來帶兵的一個班長說，你這么大的個子不當解放軍，可惜了這塊材料，一把把他拉了過來，從此后當了解放軍，成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當時有的部隊解放戰士達到80%，這些人在國民黨軍隊打仗不行，一過來就變了個樣子，成了勇猛無畏、富有犧牲精神的革命戰士。還有國統區的老百姓，特別是那些知識分子、民主力量，大都成了傾向延安、支持延安的力量。包括眾多新聞記者、外國友人，一到延安就被感動吸引，有的甚至說如果住11天，就會變成一個共產主義者。包括美國派到延安的軍事觀察組，大都成了親共產黨的人士，后來在上世紀50年代美國麥卡錫時代，他們因為主張與中國共產黨接觸，基本都被從美國的國家機構中清洗掉了。一位叫李敦白的美國人，出了一本回憶錄，還在電視上做節目，就是講當時如何在延安被感動，最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建國后留在中國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做貢獻，經受許多磨難卻初衷不改。

　　能動員廣大人民群眾衷心擁護共產黨，心甘情愿地豁上身家性命支持人民軍隊和革命戰爭；能讓國民黨這個對手的力量分化瓦解，國統區中間力量和國際上并不友好的人士不斷轉化，起來反對蔣介石，支持共產黨；能把日寇、偽軍、頑軍、打內戰的國民黨軍俘虜感化，迅速轉變為進行革命戰爭的力量，這樣的動員水平和領導藝術，無論在什么國度、什么地方、什么時代都是十分鮮見的，甚至是前無古人的。

二、延安奇跡凝結著在嚴酷斗爭中創造的劃時代的搏擊智慧與領導藝術

　　一個偏據西北黃土高原的窮山窩，為什么會有如此神奇的力量，使一支幾乎陷入絕境的革命隊伍起死回生，成為中華大地上不可戰勝的主宰？許多人都想解開這奇跡背后的謎底，而且對此做出五花八門的回答。

　　有的講，2000多年前司馬遷就曾預言：中國的舉業者，必是“取源于南，收功于北”，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是這樣，從廣東、武漢開始，到袁世凱逼宮后清王朝就徹底垮了；中國共產黨也是這樣，開始鬧革命時主要力量集中在南方，長征到陜北延安后獲得巨大成功。前幾年一位研究易經八卦的學者著書說：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是毛澤東精通易經八卦的結果。毛澤東領導紅軍走過25000里長征，選擇陜北作為革命大本營，后又派林彪部隊進入東北，這兩步棋，與易經八卦要求完全一致。八卦有8個門，西北為開門，東北為生門，這是8個門中僅有的兩個吉門，而且都有居高臨下之勢，吉門都讓毛澤東占了，說明他的易道極其高明。我們當然不會相信這樣一種解釋，但對延安時期這種神奇的轉折，進行深入地探究卻很有必要。了解了為什么，才能從中受到更多的啟迪，汲取奮斗的智慧和力量，成就我們正在進行的事業。

　　其實，這些博大精深的斗爭智慧與領導藝術，毛主席在延安時期曾做過科學的概括和總結。

　　從領導科學的根本意義上講，是毛主席當時曾總結闡述過的三個“三”。

　　一是掌握“三大法寶”。1939年10月，毛主席講：統一戰線問題，武裝斗爭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系，就等于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它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法寶。

　　二是倡導“三大作風”。1945年4月，毛主席在七大作政治報告時講：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他把這三大作風的地位看得很高，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

　　三是遵循“三句話方針”。習總書記帶領政治局常委到延安，也專門講到這個內容。1939年5月，毛主席在抗大講課時指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這三者是造成一個抗日的革命軍人所不可缺的。他把這規定為抗大的教育方針。

　　這三個“三”，是帶有根本性的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對我們黨領導中國革命的要求，也可以理解為拓展事業的總體要求；第二個層面，是對建設好各級黨組織的要求，也可以理解為加強團隊建設的要求；第三個層面，是對每一個革命軍人、黨員干部的要求，也就是對團隊和組織中每個領導骨干和成員的要求。這樣就形成了紅色領導和管理基本架構和原則。

　　從領導內部建設的角度看，毛主席在延安時期發起的“三個運動”、樹立的“三個榜樣”，也具有劃時代意義。

　　發起的“三個運動”：一是學習運動。毛主席在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并采取許多措施改造學習，整頓學風，最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二是生產運動。為戰勝國民黨的封鎖，克服嚴重經濟困難，從1939年就開始搞生產運動，毛主席等帶頭參加，初步嘗到甜頭，到1941年號召開展大生產運動，三五九旅開進南泥灣，全黨全軍都動員參加，連毛主席等中央領導都有生產任務，自己動手墾荒種田，實現豐衣足食，減輕了人民群眾負擔。三是整風運動。從1942年開始，在全黨范圍內開展了整風運動，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實現了全黨全軍思想的高度統一，作風的整體進步和團結的進一步鞏固，加快了中國革命勝利的步伐。這三個運動幾乎貫穿于延安時期的始終，解決本領恐慌、克服經濟困難、統一全黨思想，最后贏得了偉大勝利。

　　樹立的“三個榜樣”：一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八路軍戰士張思德；二是對工作極端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極端熱忱的國際主義共產主義戰士白求恩；三是不怕艱難，挖山不止，終于感動上帝的寓言人物愚公。毛主席為這三個榜樣寫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曾被稱為“老三篇”，是中國共產黨人進行思想教育和道德修養的必讀書。這三個榜樣，生動體現了黨和軍隊的核心價值和道德準則，也是激勵革命隊伍和每個革命者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動力源泉，在推進事業發展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三、延安精神和延安智慧對事業拓展、團隊建設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我們到延安不是來看風景的，而是想有所收獲和啟迪。能不能達到這樣的目的呢？回答應該是肯定的。

　　世界是多樣的，不同事物有不同的特點和運動規律，所以要研究事物的特殊性。但世界又是統一的，不同事物和不同領域在深層本質上，往往顯示出驚人的一致，遵循著共同的準則和規律運行。把握了這些共同的東西，有助于我們掌握本質和規律，更加聰明睿智。所以，古今中外的哲人智者，都在孜孜不倦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窮宇宙之理，探索這樣的普世準則。往往在一個領域中深入下去之后，會出現觸類旁通的效果，在其他領域也會有不俗的表現。

　　著名軍事理論家、《戰爭論》作者克勞塞維茨講：“軍事和政治上升到戰略層面，就合二為一了。”在我軍軍事領率機關經常講，戰略層面上軍政不分家，過去劉帥、葉帥等反復強調這一點。政治軍事斗爭與經濟活動雖屬不同活動領域，具有不同的性質特點，但在更高的戰略層面上，肯定是具有一致性的，其思想認識方法和戰略指導原則，應該是相通和相互借鑒的。在美國，最優秀的“商學院”不是哈佛，不是斯坦福，而是西點軍校。二戰以來，西點軍校培養出來的董事長1000多名，副董事長2000多名，總裁5000多名。在中國，2004年營業額排名前500位的企業中，具有軍人背景的總裁、副總裁200人之多，許多成功的企業家都有很深的“毛澤東情結”，看看偉大的企業家任正非就更加清楚，對毛澤東的黨建思想和軍事思想情有獨鐘，在實踐中也是屢試不爽。為什么？因為在戰略層面上相通、一致。

　　比如，在政治斗爭中，毛主席說搞政治就是讓擁護你的人越多越好，反對你的人越少越好。人多力量大，擁護你的人多了，有令就能行，反對你的人多了，就會令不出戶。經濟活動是不是也有共性呢？作為經濟組織的領導人，內部要有團隊人氣，才能更好地落實自己經營管理的理念，實現其經營目標；外部要有市場人氣，才能建立品牌和信譽，更好地發展贏利，不斷做大做強。

　　再如，在軍事斗爭中，毛主席講不能做蝕本生意，堅決不能搞形式主義，從這個著眼點出發，他提出不計較一城一地得失，以保存實力和消滅有生力量為主，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等方針原則。資本從本質上是追求利潤，也不能做蝕本生意，為了贏得利潤要采取非常實用的措施和辦法。從這個層面講，戰場和市場都遵循著同樣的道理，戰場上廝殺爭斗的智慧，也可以借鑒來進行市場上的角逐搏擊。

　　還有，在內部建設中，前面講到的若干個“三”，對于任何一個經濟組織和團隊，應該都是管用的、可以借鑒的。

　　中科院數學所龍芯研制組組長胡偉武有一個演講，其中講到他的團隊一直堅持“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感到很值得思考。他說：每次龍芯取得進步，都會帶些骨干去毛主席紀念堂向毛主席匯報，這不是說著玩的，也不是為了宣傳，而是要實實在在地指導實踐。因為沒有這個東西，就不能戰勝強大的對手；只要堅持這個東西，我們就必定能取得勝利。在他看來，今天至少有三個方面仍需要毛澤東思想的指導。

　　第一，需要毛澤東的精神。毛澤東從來不信邪、不怕鬼。他一生碰到過無數的敵人，從來沒有被敵人嚇倒，而是嚇倒了所有的敵人；他一生碰到過無數的困難，也從來沒有被困難嚇倒，而是克服了所有困難。這一點不光是他的同志佩服，他的敵人也佩服。為什么只有18811人的八國聯軍就可以打到北京，幾十萬清軍和幾百萬義和團團民沒有擋住；而同樣是這些不識字的農民，就可以在朝鮮打敗美國？就是因為后者有了一種精神，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這種精神不是毛主席的發明，而是幾千年來，尤其是漢唐以降的中華民族，在無數歷練中形成的“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的精神。近代以來這種精神被忽視了，就像一塊金子蒙上了灰塵，毛主席和他的戰友重新擦亮了這塊金子，使之光彩奪目。他說龍芯也一樣，經常有人問，國外的大企業如何如何強大，你們怎么可能戰勝他們呢？問這種問題的人忽略了一個真理，那就是，決定一件事情或一個組織的成敗，不在于眼前是否強大，而在于這件事或這個組織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是否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歷史就是在弱小者不斷戰勝強大者的過程中得到發展的。如果按照強大就能贏的推理，共產黨早在井岡山時就被國民黨剿滅了。而毛主席卻早就告訴過我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們這么多年，最大的困難就是很多人對自主創新信心不足。所以，現在非常需要一種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

　　第二，需要毛澤東的方法。毛主席最善于從實踐中學習，最善于抓主要矛盾，永遠不被浮云遮住望眼。毛主席“農村包圍城市”的方法，“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方法，是今天龍芯得以發展的唯一方法。龍芯的發展也需要我們從實踐中學習，尤其是從市場實踐中學習；也需要我們時時抓住主要矛盾，不要被暫時的勝利或暫時的挫折遮住我們的雙眼，不要被一些小利益消磨了進取的信心。雖然我們目前還比較弱小，但面對全局的劣勢，我們可以集中所有力量，找準對手的薄弱環節，在局部取得壓倒性的優勢。此外，毛主席提倡的統一戰線的方法、調查研究的方法、群眾路線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等等，都是我們制勝的法寶。

　　第三，需要毛澤東的立場。毛澤東一輩子都在捍衛工農階級的利益，永遠想讓工農作為國家的主人。所以就如習總書記講的，是人民選擇了毛澤東，人民擁戴毛澤東。他晚年致力于打破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從現在看來是很有遠見卓識的。我們只有永遠堅持為廣大人民服務，而不是只為少數精英服務，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胡偉武說，國外壟斷集團不可能以實現中國人民的信息化作為目標，他們不斷升級計算機產品的背后，是對暴利的追求，并不符合中國人民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需求。中國不可能在西方壟斷公司獲取暴利的情況下，完成全國人民的信息化。按照目前的模式，5億臺電腦需要消耗5個三峽電站的電。因此我們應該認真思考，是否繼續走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給我們指定的信息化道路。如果說世界上有一個地方能夠打破國外壟斷集團在CPU方面的壟斷，那肯定是中國；如果在中國有一種力量能夠戰勝強大的國外壟斷集團，這種力量肯定是人民的力量。因此，龍芯將堅定不移地依靠人民，堅持“信息化為廣大人民服務”的理念，走有中國特色的、節約型的可持續發展信息化道路。

　　他還說，我經常學習毛澤東選集，現在已經學了多次，每學一次就覺得提高一次，真是妙處難與君說。他要與大家分享學習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心得，那就是：在沒有對毛澤東進行深入的研究之前，在沒有把毛澤東選集深入讀兩遍之前，不要試圖去評價毛澤東，更不要試圖去詆毀他，詆毀也要敬業一些，先耐下性子好好把毛澤東選集讀兩遍再說。

　　這里特別提一下，一個時期以來一些輿論包括書籍文章，對毛澤東貶斥否定的東西不少，可能在一些同志那里形成一些成見，甚至一些對立的認識，這也不要緊。按理說，蔣介石應是最恨毛澤東的了，曾是一個中華大地上至高無上的統治者，與毛澤東斗爭了不到20年，就被趕到一個海島上，肯定是刻骨銘心之恨。但他到臺灣后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研讀毛主席著作。據說有一天，他在看毛選時突然恍然大悟，又后悔不已，后悔為什么不早看看呢？其實那些對付他的招數，在書里寫得都很清楚。比如，毛主席說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總是先退一步再出拳；還有，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柿子撿軟的捏等。自己一輩子就是吃了這樣的虧。但有一點他是認真學了，那就是平均地權，實現耕者有其田。在大陸統治時，他也知道共產黨這招厲害，也發了一些文件要學，但學不了，因為會損害國民黨權貴的利益，損害他的統治基礎。國民黨到臺灣后痛定思痛，才下決心把這件事辦了，這樣才改變了國民黨在臺灣風雨飄搖、朝不保夕的命運，鞏固在臺灣偏安一域的統治地位，為在臺灣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了一個基礎。直到現在，他們宣布的執政理念還是“自由、民主、均富”，而現在我們一些人一提共同富裕就認為是“左”了，真是不可思議。從對手那里學到長處，端正自己的認識，為自己的發展服務，這也是一條帶普遍性的規律。再如，馬克思的經典巨著《資本論》，有許多資產階級政治家、理論家和資本家都在讀。按理，那是講資本主義不合理，并要推翻資本主義的理論經典，他們應該棄之如敝屐才對，為什么會相反呢？因為馬克思揭示的問題，是深入本質的，認清才能克服和發展，否則就是死路一條。

　　如何感悟紅色圣地延安？一是要認真學，潛心讀毛選中的經典著作；二是要認真聽從不同角度的講課解讀，還有參觀中的講解，都可從中得到些啟發；三是認真觀看，各處的舊址、故居和景點，都是無字之寶書，瞻仰后可以產生自己獨到的理解；四是要認真思悟，思而不學則殆，學而不思則罔，能不能有所收獲，或者收獲盡量大些，這是一個關鍵環節，“想”就是要聯系自己的實際，找到運用的切入點、落腳點，并融會貫通在事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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