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夜里獲悉曹征路老師溘然辭世的消息，筆者悲痛不已、徹夜難眠，匆匆寫下這些悼念的文字。

　　得知曹征路老師罹患癌癥的消息還是一個月前，由于疫情未及探望，沒想到噩耗竟來得如此突然。我們不僅失去了一位敬愛的老師，更失去了一位當代杰出的無產階級作家、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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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第一次得知曹征路老師，是讀到他在2004年第5期《當代》上刊登的中篇小說《那兒》。

　　小說《那兒》是當代無產階級左翼文學的開山之作。在傷痕文學、靡靡之音以及剝離階級議題的空洞主旋律交織的主流文學界，《那兒》是一股絕不同流合污的清流，是一棵煥發出勃勃生機的幼苗。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左翼文學一直處于被壓抑、被冷落的狀態。在“反左”的空氣下，黃紀蘇、張廣天等人的“先鋒”話劇《切·格瓦拉》、《圣人孔子》只能用近乎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站在革命的視角去回應現實；而《那兒》卻直接地成為了當代現實主義的力作，它絕不是形式“先鋒”所能比擬的，它把當代國企工人所遭遇的苦難現實直接做了一個切面，呈現給讀者。

　　《那兒》以“平視”的角度來看國企改革下“小人物”們的意志和掙扎，為“沉默的大多數”勇敢地發聲：歷史不再是也絕不應該僅僅是宏觀的事件和冷漠的數字，更不應該是劉歡的《從頭再來》假裝壯烈的無比荒誕。

　　《那兒》的故事盡管也是虛構，但通過筆者在讀到它之前的幾年時間里，從東北一路向南到湖南，對老國企工人社區的走訪，發現現實之慘淡比之曹征路老師小說的虛構，完全是有過之而不及。以致筆者看到《那兒》的第一眼，就幾乎確信這是真實發生過的事。

　　《那兒》塑造了下崗女工杜月梅為代表的國企工人形象，通過杜月梅以及她周遭發生的事，生動地描摹出了在這場“搶劫”運動中下崗工人群體的苦難遭遇。但曹征路老師絕不是以高高在上的憐憫姿態“分享苦難”，像以往的文學作品那樣轉身書寫改制的“合理性”；他更塑造出了小舅朱衛國這樣的孤獨的工人領袖形象，把自己以及自己的思考代入進了這場正在發生的歷史。

　　小舅是工會主席，他反對“化公為私”的改制，與廠長、與入駐企業斗爭，卻又因為“省級勞模副縣級領導”的身份，與普通工人有隔閡。小舅是傳統國企工人老大哥的形象化身，他的身上富含著無產階級的神性光輝，他的精神資源來自于傳統的社會主義理想。與電視劇《人民的名義》對工人領袖王文革的極度丑化完全不同的是，小舅既一心為公，他既富有建設性（勞動模范），又富有斗爭精神。小舅文化程度不高，但膽識過人，青年時代當技工時就曾有過為國爭光的輝煌歷史，而他北京上訪的經歷則可謂智勇雙全。

　　然而，在一個以功利世俗為意識主導的現實世界，連小舅家人都以種種不同的方式勸阻他去反抗，就連“我”這樣一個親人都覺得這“也太崇高太偉大了，所以我不太相信。”當最后工人終于受其感召起來反抗時，現實再次無情地出賣了他。小說的結尾并不是一個“Happy Ending”，而現實之中通鋼工人那樣的“Happy Ending”只是極個別的個例，大多數的斗爭以失敗告終，這是由力量對比決定的。

　　絕望的“小舅”用空氣大錘砸碎了自己的頭顱，在維護工人利益和保護國有資產流失上，小舅屢敗屢戰，屢戰屢敗，最終以自殺的方式來祭奠自己的理想。當年看到這里、還有前面小舅養的狗“羅蒂”自殺的段落時，筆者早已控制不住情緒。其實羅蒂的自殺，就已經預示著小舅的結局：一個完全忠于無產階級的戰士，在歷史的下降周期大概是不會有“善終”的。

　　結局是令人絕望的，但絕望“到底”，又蘊含著反抗絕望的巨大希望——曹征路老師大概就是想以強烈的震撼去震醒那些沉睡和假裝沉睡的人。小說取名“那兒”，是取自“英特納雄納爾”最后兩個字的諧音。筆者相信，抱著真誠的態度讀過這部小說的人，在結尾處都會從心間飄蕩起一曲“英特納雄納爾就一定要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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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夏天在深圳，筆者第一次見到曹征路老師本人。筆者印象深刻的是，那天曹征路老師腳蹬一雙布鞋，身穿一件很普通的白襯衫，談吐之間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看起來就像一位親切的農民大伯。筆者第一眼很難將他與“深圳大學中文教授”、國家“一級作家”的身份聯系起來——所謂“無產階級作家”，看的不是他的身份，而正是他對無產階級深厚的情感和堅定的立場。

　　為了接觸珠三角的新工人群體，那時筆者還在一家出口加工企業做工程師。社會上已經有很多人開始關注珠三角、長三角外來打工群體的命運，關于“血汗工廠”的報道也越來越多了；而1992年就已經到深圳這個最“前沿”的曹征路老師，觀察得顯然比我們更細致、更深刻。

　　2008年年末，便有了曹征路老師的又一部現實主義力作《問蒼茫》。這一次，曹征路老師將關注的焦點放到了打工人的生存狀態。

　　這部近30萬字的小說，以“寶島電子”廠人力資源部經理馬明陽到貴州偏遠山區去招工，柳葉葉等五個姑娘為了能走出大山，答應并行走幾十里山路主動送上門去求馬明陽“開處”為發端，以深圳幸福村為主軸展開并輻射，落拓的大學教授、下崗的國企書記、外企的美女老板、洗腳上田的“地主”、蠅營狗茍的政府小官員，一一粉墨登場，上演了一幕一幕人間活劇，堪稱當代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揭示了金融危機背景下“血汗GDP”背后的真相，構成了對現世的勞動關系和勞動制度的強烈置疑。

　　值得一提的是，從《那兒》到《問蒼茫》，工人階級的悲劇命運通過下崗的國企書記常來臨這樣一個人物形象延續過來了。相比于依附于資本霸權，自覺淪為娼妓式的“工賊”的大學教授、知識分子趙學堯，常來臨向“工賊”的蛻變是并不意外卻又令人痛心和失望的。

　　常來臨原是某國企毛巾廠工會主席，寶島電子工人B工之際他被老板聘為“黨委書記”，實際不過是把他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他，當作維護秩序“保安”而已。他人品正直，有傳統社會主義制度培養出來的主人翁精神和集體主義意識。但是打老板工意味著他只有一個選擇：要么幫工人說話，要么幫資本家說話。功利主義大染缸的污染，讓常來臨身上的主人翁精神和集體主義意識不再純粹。被臺灣女老板的魅力所迷惑，他不由自主成了老板欺騙工人的工具，那些以“開處”為代價從深山里走出來的“工人”，很快就把“書記”當成了主心骨和代言人；B工平息了，“書記”轉身又變成了老板節省勞動力成本，維持資本高效運轉的法寶。最終老板撤資棄廠外逃，他則以“涉嫌詐騙”和“煽動工人B工”的罪名被拘捕。

　　然而，常來臨卻最終促成女工柳葉葉覺醒成為“新人”。柳葉葉成立“春天服務社”，成了維護珠三角工人權益的“獨行俠”，工人階級的“神性”得到了傳承。

　　柳葉葉們能否承載起新工人改變命運的希望？曹征路老師并沒有直接給出最終答案，因為連“春天服務社”能否最終辦下去都是個問題；有思想家深度的曹征路老師也沒有落入這個問題所設置的窠臼，因為覺醒就代表著希望，就像小說結尾寫道的，“好像是海底有了火山，一點一點積蓄力量，終于有一天，那些巖漿噴薄而出，再也遏制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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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征路老師最后一部小說大約便是《民主課》吧。

　　《民主課》是對毛澤東時代最后階段歷史的另類描寫，遺憾卻不意外的是，這部小說只能選擇在臺灣出版以及在左翼網站連載。

　　為了不被某些“用戶”投訴，關于這部小說筆者就不詳述了。筆者只表達一點個人看法，那就是，這部小說是對幾十年來的右翼傷痕文學的公開反擊，是對毛主席革命思想的探尋和正名，是對工人階級靈魂深處“神性光輝”的來源解釋。

　　曹征路老師的最后幾年，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在網絡上連載的“重訪革命史”系列文章，這一次他作為一位歷史學家和思想家，回到了革命的現場，為我們探尋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筆者認為，《那兒》、《問蒼茫》、《民主課》這三部小說，是曹征路老師開啟當代無產階級文學的三部曲，是留給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是激勵和啟迪新時代青年奮勇前進的號角。

　　沉痛悼念敬愛的曹征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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