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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看馬克思認識論的變革

楊思基 王靜 · 2021-03-21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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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在哲學思維方式革命基礎上對德國古典哲學和費爾巴哈人本學唯物主義進行了深刻而徹底的批判,創建了以現實的從事實際活動的人為出發點且能夠科學實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將現實的實踐作為認識的來源和檢驗認識合理性的根本手段和途徑,徹底超越了形而上學思辨哲學。

  

從《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看馬克思認識論的變革

 

  楊思基 王靜

  【作者簡介】楊思基(1958—),男,山東省臨沂市人,蘇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王靜(2000—),男,浙江省溫州市人,蘇州大學2019級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學生。

  摘要:從認識論的目的上看,認識論探討認識何以可能及認識的發生和規律問題,馬克思之前的形而上學家包括康德和費爾巴哈在內,他們對該問題的考察都是脫離實踐的抽象的考察。馬克思在哲學思維方式革命基礎上對德國古典哲學和費爾巴哈人本學唯物主義進行了深刻而徹底的批判,創建了以現實的從事實際活動的人為出發點且能夠科學實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將現實的實踐作為認識的來源和檢驗認識合理性的根本手段和途徑,徹底超越了形而上學思辨哲學。

  關鍵詞認識論、康德、實踐、馬克思、費爾巴哈

  本文試以《提綱》為切入點,探討馬克思哲學思維方式及其認識論的革命變革,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教科書中的被曲解而正本清源,概要指明馬克思認識論變革的主要內容及它帶給我們的啟示。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并沒有在《提綱》中對自己新形成的認識論思想展開論述,但我們透過馬克思在此的表述,依舊能夠把握到其思想背后的認識論內涵。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思維方式的變革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變革的前提是其哲學思維方式的變革,認識論變革不過是哲學思維方式變革在理論上的必然表現,因而想要徹底說清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的變革,必須先說清馬克思主義哲學思維方式變革。

  馬克思主義哲學思維方式變革具體內容有,它突破了過去形而上學囿于實體主義、絕對主義、本質本體還原主義、從想象的某種物質實體或精神實體出發主客二元分裂對立的實體主義哲學思維方式,突破了預設終極本體的既成性思維方式,首次開創了立足人類實踐在實踐中認識理解一切事物及其關系的實踐生成論哲學思維方式及其認識路線與原則。形而上學思辨哲學,無論是舊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它們無一不是脫離實踐和人的認識之現實可能性,試圖依靠人的抽象思維探求一個具有絕對性、普遍性、本原性和最高抽象性——而且能夠作為世界終極原因的本質或本體,把這種本質或本體視為超人、超時空、完全脫離了人的感性現實的非對象性關系存在和實體。這種實體超越了作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人的認識能力,成了一個絕對空洞的、不能被規定但卻能規定其他一切的、自在自足、自因自果、自在自為的唯一性終極原因和實體性存在。事實上,這一空洞的絕對實體對人的感性和以感性為基礎的認識而言本身就是無,因為在人的感性視域中一切未被規定的“有”實際上都是無。然而,馬克思之前的絕大多數哲學家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依舊認為哲學是探討絕對實體或本體的科學,因為他們認為考察通過感官所感知的流變的現象獲得的將僅是相對的意見,而非絕對的真理,因而他們由此便陷于脫離實踐而純粹從抽象思維到抽象思維、從抽象觀念到抽象觀念的形而上學思辨哲學。即使有部分哲學家認識到了絕對本質或本體對人而言根本無法被認識,卻也依舊無法突破形而上學的桎梏,他們或是走向了不可知論,或是走向了神秘主義,而且最終都不知不覺陷入形而上學思辨哲學實體主義哲學思維方式。

  費爾巴哈顯然是非常厭惡這種毫無感性現實性而空洞無物的哲學思辨,而試圖使哲學轉向人的現實的感性,但他依然不了解人的具體歷史的感性對象性實踐對人及其認識而言的現實意義,不了解人的感性是以生產實踐社會實踐為基礎的不同于動物的感性,而是把人的感性混同于動物的感性,把人混同于感性直觀的自然生物人。這實際仍然只是費爾巴哈脫離人的感性實踐而僅憑他的自我意識和抽象思維所臆造出來的抽象的思想幻象或抽象的觀念人,仍然沒有超越形而上學思辨哲學。馬克思在《提綱》中寫道:“費爾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體確實不同的感性客體,但是他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活動。”馬克思這里不僅抓住了費爾巴哈人本學唯物主義的要害,同時也發現了一條對形而上學實體主義思維方式進行突圍的新道路——將存在看成是人的感性對象性現象存在,看成是人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歷史地加以展開與理解認識的感性存在,而不再將其看作“存在之存在(或存在本身)”。也就是說,馬克思的實踐生成論的認識論不僅看到了“是”是什么,而且更加注重“是何以成其為是”。實踐唯物主義的生成認識論認為,一切事物唯有在具體現實的、歷史的實踐過程中才能得到確證,才能成其所是,才能在人的認識視域生成自身,才能獲得自身的規定性,因而實踐唯物主義生成認識論的本質就是將實踐原則、辨證原則、歷史原則作為哲學思維原則,而且是依據具體歷史的實踐所實際展開的各種關系予以歷史地、發展地、并且是在不斷生成的這些具體的關系中來理解認識事物及其相互關系。于是乎,“存在”在實踐生成論的視域里就不再是脫離了自然和人的實踐活動的抽象的絕對本體,而是具體的、多元的現象與關系在人的對象化感性實踐過程所實現的一種展開。這樣一來,現實性、有限性、多樣性、過程性、具體性等等,也就都被納入了“存在”這一哲學范疇之中,從而改變了在形而上學思辨哲學中“存在”是一種“非對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種非現實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來的存在物,是抽象的東西”之屈辱地位與狀態。

  這一思維變革的價值和意義就在于,它突破了過往形而上學因為純粹思辨的諸范疇的相互規定而必然陷入的循環論證和出于追求絕對確定性之目的而必然導致的教條主義這兩個困境。

  

(二)馬克思對舊唯物主義認識論的批判

 

  在《提綱》中,馬克思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在這里,馬克思清楚地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同過去一切舊唯物主義的區別,它“對對象、現實、感性”是從人類實踐的“主體”及主體的“實踐”方面去理解,而不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

  在《純粹理性批判》一書中,康德提出了作為整個認識論體系基礎的“先驗統覺”,并對“先驗統覺”做過如下解釋:“這個表象是一個自發性的行動,即它不能被看作屬于感性的。我把它稱之為純粹統覺,以便將它與經驗性的統覺區別開來,或者也稱之為本源的統覺,因為它就是那個自我意識,這個自我意識由于產生出‘我思’表象,而這表象必然能夠伴隨所有其他的表象,并且在一切意識中都是同一個表象,所以決不能被任何其他表象所伴隨。”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晰看出馬克思與康德在構架認識論框架時的區別和聯系,不同于康德從先驗的知性本源的綜合統一能力——先驗統覺出發來演繹整個表象者的認識,馬克思拒斥了先驗的天啟式的認識形式,從現實的人的感性實踐出發,構建起認識的框架,但二者都注意到了人的能動性,即“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只不過康德的“主體”是虛幻的“天造主體”,而不是馬克思在人類實踐基礎上自我生成的實踐認識主體和歷史主體。

  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馬克思對舊唯物主義的批判已經抓住了舊唯物主義的根本和要害,即它們沒有從人類實踐認識主體和歷史主體的視角或立場來認識和理解世界,而只是脫離實踐抽象地想象像動物那樣的人類,僅僅依靠其自然生成的感覺器官通過感性直觀的方式來理解和把握世界。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我們也可看到馬克思對舊唯物主義的批判:“抽象唯靈論是抽象唯物主義;抽象唯物主義是物質的抽象唯靈論。”因為非實踐的唯物主義還是類似于唯心主義,它總是在歷史中尋找一個又一個范疇,然后用范疇來解釋現實的歷史本身,解釋現存的一切,它在本質上同唯心主義沒有什么根本性的區別,也就是說它們都陷入了僅僅靠“自我意識的抽象思維”而想象世界的實體主義窠臼。這樣的唯物主義甚至還不如唯心主義,因為它總是靜止僵死的、非歷史的眼光來看待世界。就算是類似于費爾巴哈一樣的“不滿意抽象的思維而訴諸感性的直觀”的唯物主義,它也依然在歷史觀上會陷入唯心主義。因為它“把感性不是看做實踐的、人的感性的活動”,所以“至多也只能做到對‘市民社會’中的單個人的直觀”。這樣,歷史在費爾巴哈的視野中就變成僵死的事件的集合,而不是人的實踐的產物,所以費爾巴哈才無法如實地說明客觀歷史現象以及歷史的本質和規律。

  

(三)馬克思對唯心主義認識論的批判

 

  依據實踐唯物主義生成論的認識論,馬克思將對象理解為依賴人這一認識主體而存在的屬人世界,由此而將言說對象區分出“先在自然”和“屬人世界”,并認為那個“先在于外在于人的自然”,因為它在人的感性中是“無”,所以它實際上是人無力言說的。因為只有那個在人的實踐中生成與發展的世界才是人依靠實踐而能夠科學地予以研究和說明的世界。所謂真正現實的具有科學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理論,顯然也就是我們關于這個現實生活世界的哲學世界觀理論。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說的那個“先在于外在于人的自然”,顯然同康德的自在之物與現象以及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有著某些類似之處。無怪乎馬克思接著就說:“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把能動的方面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但馬克思與他們的不同之處也是明顯的,馬克思對此最精妙的總結是:“德國哲學從天國降到人間;和它完全相反,這里我們是從人間升到天國。這就是說,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設想的、所想象的東西出發,也不是從口頭說的、思考出來的、設想出來的、想象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繪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展。”

  馬克思在此顯然是非常準確地把握了整個德國觀念論哲學的本質特點,就像康德從“我思表象”中分析出“能動的我思”——“先驗統覺”那樣,整個德國觀念論體系就是建立在“這個表象是一個思維,而不是一個直觀”的基礎之上,它是以人的“自我意識”這一先驗的觀念性的存在來確保現實的實在性的“認知性存在”。但是,它又無法合理的解釋先驗形式或觀念的來源,因而也就只能滑向神秘主義的“天賦觀念”或與生俱來的所謂“純粹自我意識”,滑向不可知論。就像康德用“純粹意識”的先驗形式使得經驗認識得以可能,但卻對“純粹意識——我思”這個“先驗的意識形式”無法確證,只好沿襲笛卡爾的說法把它們歸之于不證自明的“我思”,歸之于人與生俱來的“純粹自我意識形式”——“天賦觀念”的“先驗統覺”。但先驗的形式雖然不依賴于經驗卻又必須在經驗中得以實現,否則便是空無內容和對象的空洞形式(即所謂“純意識形式”)。那康德又如何確定先驗形式在先而又不同時陷入以先驗論證經驗并以經驗論證先驗的循環論證呢?對此,康德分別將之推到了“我自體”的不可知領域和經驗的心理學的幻想。這里我們再次看到,離開認識的實際過程,純粹抽象地考察和還原認識的發生,康德在此只會陷入用“外部客觀存在的神秘經驗”來印證與經驗本身所不可分割的“先驗主體形式”這一困境。

  接下來馬克思立刻進入關于真理檢驗途徑和手段的討論:“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馬克思在此依然秉持實踐是認識基礎和檢驗認識是否是真理唯一路徑的觀點,堅持用現實的實踐來證明“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這同他自身的實踐唯物主義哲學體系是自洽的。在這里,馬克思旗幟鮮明地反對通過純粹的邏輯思辨來證明思維的真理性的舊的哲學觀念,稱“關于思維——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這是劍指以安瑟爾謨為代表的基督教神學家和以笛卡爾為代表的唯理論者,因為他們試圖通過純粹的思辨,從概念中分析出概念所指代對象的現實性,就像笛卡爾對上帝存在的證明,“而在一個無上完滿的是者的概念里,則包含著完滿的、必然的存在”。他們很明顯地犯了一個錯誤,即亞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中所說的錯誤,“定義和證明不是同一的,也不互相包含”。也就是說,給一個事物下定義和證明它的存在永遠是彼此分開的兩碼事。這些哲學家混淆了認識的理由和客觀的原因之間的關系,誤將觀念的存在當作了現實的存在。“于是,這就成了一個變戲法的鬼把戲,因為這是把連亞里士多德都熟知的充足理由律的兩種不同意義加以混淆,直接用之于‘上帝的崇高榮譽’。”

  此外,從康德對過往真理標準的批判我們就可以證明,馬克思主義哲學將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途徑和手段之合理性。在先驗邏輯部分,康德回答了什么是真理和任何一種知識普遍而可靠的標準是什么兩個問題。對于前一個問題,康德在這里將亞里士多德的看法,即真理是知識和它的對象的一致作為給定的前提,“如果真理在于知識和它的對象的一致,那么該對象就必然會由此而與其他對象區別開來......于是真理的一個普遍標準就會是那種對知識對象不加區別地適用于一切知識的東西了。但很明顯的是,由于從這個標準上抽掉了知識的一切內容(知識與其對象的關系),而真理又恰好是與這內容相關的,那么追問這一知識內容的真理性的標志就是不可能的和荒謬的......對知識的真理性就其質料而言不可能要求任何普遍性的標志,因為這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康德指出,真理不僅要滿足知識形式上(邏輯上)的正確性——然而經院哲學家往往止步于此——同樣要注重知識對象的現實性,二者缺一不可。而實踐就具有主觀能動性、直接現實性和客觀性的品格,它處在主客觀交匯與結合的中介連接點上,是對象性的主客關系生成且相互作用的過程和環節,因而它對思維真理性的證明就不是脫離主體和思維的那種所謂純客觀的證明,也不是純粹思辨的純主觀的證明,而是將它們統一結合起來加以對照的現實證明,而且只有這種證明才具有“屬人”的——即“此岸”的客觀現實性。于是,思維的客觀真理性、現實性和它所具有的力量,恰恰是通過人自身的實踐的證明途徑和手段來確證和實現的,是通過實踐來展現的。僅此,馬克思主義實踐生成認識論就宣告了以思維來證明思維、以觀念來證明觀念的經院哲學與觀念論哲學不具有現實性,同時也宣告了一切思辨哲學的荒謬和終結。

  由上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馬克思通過對康德先驗論、不可知論的唯心主義哲學的批判,已經可以使他很容易借助康德富有啟發性的思維邏輯而超越康德哲學,從而走向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

  

(四)馬克思認識論的來源探析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教科書中,我們發現有一個很明顯的問題,那就是嚴重忽視了馬克思、恩格斯革命的批判的實踐在創立馬克思主義哲學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而錯誤地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德國古典哲學尤其是黑格爾哲學的合理遺產(辯證法)和費爾巴哈人本學唯物主義的基本內核(唯物主義)的綜合。我們認為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嚴重誤讀。

  我們不禁要問,離開了人的現實的歷史活動和實踐活動,費爾巴哈式的直觀唯物主義能承擔得起改革辯證法的任務嗎?辯證法本身能脫離現實的從事勞動的人而被敘述出來嗎?僅由二者綜合形成的唯物主義能在歷史領域中變成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嗎?

  馬克思在《提綱》中說:“直觀的唯物主義,即不是把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至多也只能做到對‘市民社會’中的單個人的直觀。”“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于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一直觀的唯物主義依舊屬于舊唯物主義,而且它依舊是以抽象的、與人的社會實踐相分離而孤立自在的物質——即人們單憑思維所想象的抽象物質觀念為基礎的。而正因如此,它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執著于抽象的人、抽象的“物”所理解的世界,就必然是以抽象的觀念而建構起來的唯心主義思辨哲學體系,而絕不可能是與唯心主義哲學劃清界限的徹底的唯物主義哲學。因而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舊唯物主義只不過是唯心主義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在社會歷史觀上陷入唯心史觀是其必然的邏輯歸宿。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所說:“當費爾巴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時候,歷史在他的視野之外;當他去探討歷史的時候,他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在他那里,唯物主義和歷史是彼此完全脫離的。”難道這樣的費爾巴哈式的唯物主義經過了在歷史觀上同樣是唯心主義的德國古典哲學的辯證法的結合后就能變成歷史唯物主義?難道黑格爾思辨的辯證法同費爾巴哈同樣抽象的唯物主義結合后就能變成科學而現實的馬克思主義新唯物主義哲學?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費爾巴哈式的唯物主義根本承擔不了改造德國古典哲學辯證法的歷史任務,也根本沒有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所描述的那般重要。

  事實上,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的實際過程,無論是它的認識論還是它的歷史觀,它們實際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親身實踐并對人類生產與社會實踐、歷史實踐予以科學理解的基礎上而對一切思辨哲學、舊哲學進行徹底地批判和改造的產物,是他們立足人類實踐對自己所處那個時代的社會關系和時代精神進行深刻反思批判的結果,是在實踐和認識的結合上對一切思辨哲學及其意識形態進行堅決斗爭的結果。如果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可以無批判地來源于世界上已有的舊的理論學說,并且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將不同的理論學說予以簡單結合的產物,那這本身顯然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種侮辱性誤讀!

  

(五)馬克思認識論的變革給我們的啟示

 

  馬克思主義哲學之前所有的哲學流派都面臨著一些自己回答不了的理論問題與思想假說,它們完全是把人的抽象思維所臆造的思想幻象或理論假說——甚至是同它們自身理論體系不能自洽、自己也無力論證的虛假的理論假說和思想幻象當做研究說明的對象,這是因為它們都脫離人類的社會實踐和歷史實踐,或者是對實踐做了片面的錯誤的理解,而幻想僅僅依靠抽象的思維建構起對世界包羅無遺的“絕對真理體系”的理解,這就必然導致它們對世界的說明是荒謬的,是貧乏無力而且是不能自圓其說的。馬克思在《提綱》中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舊哲學的哲學家們執著于形而上學固有的觀念論成見,囿于形而上學的純粹思辨,試圖用一種單一不變的大一統的理論范式來解決人類所有的終極關切,說明和解決人類實踐和認識尚無法達及的領域和問題,這樣的研究起點與理論旨歸必然會促使哲學家們走向異想天開的“自我意識幻象”,走向從抽象思維到抽象思維、從抽象的觀念到抽象的觀念這種自虐性思辨游戲,走向花樣不斷翻新的純語言游戲、思想觀念游戲。因為在這種游戲中唯有抽象的概念是確定的、不變的,所以才需要不斷地制造新的語言和詞匯來翻新以往陳舊的觀念和問題,但最終所有游戲和問題都依然是無解。雖然以康德為首的德國形而上學家們(包括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等),他們的初心也許是好的,是想著為知識奠基,為自由立命。但如此構建的思辨哲學卻依然是沒有現實生活根基、沒有可供經驗實證的科學基礎,因而注定是僵死的,是沒有生命力而一觸即潰的。而人們現實的生產與社會實踐及其社會關系,以及以此為基礎而形成的經驗認識、抽象思維能力、知性認識能力與理性知識和知識系統,卻總是要伴隨人類實踐的流變而流變,這就注定了形而上學思辨哲學無法擺脫它們自己制造的現實困境,注定了它們將超驗的本體設定為研究論說對象將越來越被證明是無視客觀現實的瞎說、妄說和胡說,絕不可能是什么絕對真理。

  馬克思認識論革命的最大意義就在于,它用現實的人的革命性、批判性、生產性實踐活動作為認識和理論的基礎。認識雖然是人的認識,是認識主體的認識,但人從來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絕對孤立的單個的個人,人總是處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因此認識必須放在一定的現實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來加以考察,必須放在反復實踐、反復認識不斷發展變化的實際認識過程中來加以認識,不存在脫離社會實踐的純粹的抽象觀念。因此認識就會受到具體的實踐水平的制約,受到歷史地不斷變化發展的主客觀條件的制約,它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和條件下其發展程度是不同的。因而,我們用歷史發展的眼光結合其認識實際條件從不同層次上看,認識既是有限的,又是無限的,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和理解總是有條件的、相對的,總是以實踐為基礎并伴隨人類實踐的發展而發展的。人的認識從無知到知,從知之不多到知之較多,從知之不深到知之較深,它們總是在反復實踐、反復認識的基礎上不斷前進。而有限與無限的矛盾,知與不知的矛盾,則貫穿著人類實踐、認識發展過程的始終,它們在人的現實的實踐活動中不斷地得到解決,又不斷地在更高的層面上再生,由此推動人的認識不斷發展。人的認識不是過去形而上學家認定的那樣是確定不變的,它是波浪式前進和螺旋式上升的。但總的來看,人在任何一種具體條件下的具體認識都只能達到相對真理或相對有限的認識,絕無可能在某時某刻能夠構建什么絕對真理體系。

  總之,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能動的革命性批判性實踐——人民群眾實踐基礎上,通過批判德國古典哲學和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唯物主義”,才創立了馬克思主義徹底的新唯物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革命變革科學地考察了人的認識來源和認識所必須具備的條件,指出了認識來源于實踐、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又能動地反思與指導著實踐、同時還接受著實踐的檢驗之認識本質和規律,說明了人對世界的認識絕不是抽象僵死的觀念集合。人的實踐和認識活動是高度統一結合并互相作用地發展起來的,二者的發展成熟程度是保持一致且是相互作用、相輔相成的。因此不存在形而上學思辨哲學家們所說的絕對的確定性和所謂“哲學終結”、“歷史終結”。無論是人的主觀世界還是客觀世界,對它們的革命變革不應僅限于人們的腦海,更應在人們的親身實踐中,要通過不斷革命、不斷發展的實踐來實現我們對整個世界的革命性改造,來實現人類歷史的不斷革命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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