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要素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建構性分析

——實踐邏輯域中的思考

（《經濟學家》2012年第8期）

    摘 要：馬克思主義視域的“生產要素規定”蘊涵著特別的建構：在內涵邏輯上，其由主體和客體的歷史行動所“實踐摹寫”，因而在規定性刻畫上需要遵循主體要素和客體要素的兩方面實踐邏輯。其劃開了“勞動”和“資本”，成為“實踐結構”——實踐中介和社會作用過程。它揚棄“認識”于實踐活動中，達成生產方式的社會歷史的共構，謀劃著大寫的社會生產關系范疇。因此，其不應理解為知識的構圖,而是歷史的構圖和社會實踐的構圖。作為實踐性質的社會存在，它最終定格為各種實踐態的“主體”和“客體”，形成它們之間的能動結合，形成為社會結構。 

        關鍵詞：生產要素；主體；客體；實踐；批判；建構

        馬克思主義生產要素理論是實踐性分析議題。其建構性分析蘊涵著“批判”，是批判與建構的歷史和實踐的兩方面統一。因此，全部討論分成四個部分：一、二部分是理論性闡述和論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交代“問題意蘊”，也是全文的“總論”，第二部分作為理論闡述的主體；第三部分是“生產要素模型分析”，這是建構性分析的主體；第四部分是理論和實踐總結，指明生產要素規定——作為“理論（生產）”，其在批判和建構方面的實踐意蘊。

一、引論：問題意蘊

資產階級完成了的生產要素理論邏輯是社會物象關系的“資本”分析，與馬克思《資本論》確立的社會生產關系的資本分析恰成鮮明對比。比如，馬克思講到：在“三位一體的公式”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神秘化，社會關系的物化，物質的生產關系和它們的歷史社會規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經完成：這是一個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1]940這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對立的“實踐觀”：認識實踐觀與社會實踐觀，根植不同意蘊和意義的“哲學基礎”。前者是辯護性哲學上的建構，后者是批判性“哲學”上的建構。在對象——研究對象分析進路上，可以將之甄別為：基于“物象二重性”的理論架構以及基于“勞動二重性”的理論架構。勞動二重性形成對物象二重性的實踐批判。

所謂物象二重性，是一種資產階級認識擬制“特別實踐”活動，也是據此指導理論生產的“實踐原則”。其在對象環節堅持關于“物化”的認識投放，形成“物化世界”理論，——波普爾將這一純粹世界觀和認識論稱為“客觀知識論”。“第一世界是物理世界或物理狀態的世界；第二世界是精神世界或精神狀態的世界；第三世界是概念東西的世界”^[2]164-165。主體和客體相互隔開，安置于自足的認識領域中，作為同等認識元素對待。導致在研究對象環節進而堅持物象化擬制，形成“社會物象關系”認識要求。這就是資產階級的物化（或“經濟拜物教”）意識。資產階級學者傾向于：“把表現在物中的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當作這些物本身的物質自然屬性”，試圖證明：“資本的存在是人類生產的永恒自然規律。”^[3]56-57因此，“決不能責備重農學派，說他們……把資本存在的這些物質形式——工具、原料等等，當作跟它們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出現的社會條件脫離的資本來理解……他們把這些形式看成社會的生理形式，即從生產本身的自然必然性產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為轉移的形式。這是物質規律；錯誤只在于，他們把社會的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物質規律看成同樣支配著一切社會形式的抽象規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功績也就在于，“在資產階級視野以內對資本進行了分析。”^[4]15-16引致馬克思的批判：“對生產一般適用的種種規定所以要抽出來，也正是為了不致因為有了統一（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這總是一樣的，這里已經出現了統一）而忘記本質的差別。那些證明現存社會關系永存與和諧的現代經濟學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記這種差別……資本，別的不說，也是生產工具，也是過去的、客體化了的勞動。可見資本是一種一般的、永存的自然關系；這樣說是因為恰好拋開了正是使‘生產工具’、‘積累的勞動’成為資本的那個特殊。”^[5]3

勞動二重性所形成的“批判”歸根結底在于，徹底否定由物象二重性確立之“物化－物象化”結構性認識互譯。其將物化生產建立為“實體關系”（實在），又得以利用“物象化”（物化的普遍性現象）擬制出虛假的社會存在，構造經濟學的“永恒研究對象”——社會物象關系，即所謂“意義”。通過認識擬制，存在同時處于“物化”（世界）和“物象化”（社會）中；這樣，實證變成存在的自我“確證”以及“驗證”——尋求物化生產與物象關系完全等同的社會認識關系。勞動二重性旨在全面拒絕這種資產階級“虛假二重性”，根除其永恒、絕對的概念、知識生產觀，還原認識生產本原，杜絕和撤除科學主義以及以之為基礎的解釋學的邏輯分析，確立以“歷史主義”為內置規定的發生學的邏輯分析。歸根結底，由勞動二重性所確立的“實踐觀”恰恰是“生產的一般規定在一定社會階段上對特殊生產形式的關系”^[5]4，以及進一步建立本質與現象的實踐連結關系，就是說根本地否決了這一點：“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了”^[1]925。而必須將勞動二重性規定視為“在科學之前把科學提供出來”的規定^[6]282。這實際上也就確定了歷史主義“對象——研究對象”，促成馬克思自豪地說：“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并聲明：“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而后者又不過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7]8-10。相應，其實踐性進路也就在于：由“批判”轉向“建構”——由純粹批判轉向蘊涵批判的建構。

二、生產要素的實踐構圖：由歷史主義對象到歷史主義研究對象

物化生產“提升為”歷史生產是建立“社會存在”規定，從而還原了存在由歷史規定和生產的狀態。歷史的社會存在（對象）的生理結構是：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這將生產要素在存在規定上建立為“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以及“交換關系”。馬克思說道：“資本不僅包括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不僅包括物質產品，并且還包括交換價值。資本所包括的一切產品都是商品。”歸根結底，這些“存在”規定確立了一種統一的社會規定：“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這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馬克思據此詰問：“構成資本的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難道不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內生產出來和積累起來的嗎？難道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內被用來進行新生產的嗎？并且，難道不正是這種一定的社會性質把那些用來進行新生產的產品變為資本的嗎？”因此可以說，也正是這些“存在”規定使得一定的歷史存在和社會生產關系合一，將自身提升為“社會存在”規定，完成著這一點：“生產關系總和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8]345

研究對象總由對象生產。但是，只有實現對象的“歷史主義”定格，才能夠進一步將研究對象實現為關于“社會存在”的研究，以至確認馬克思所說的：“在研究任何歷史科學、社會科學時，應當時刻把握住：無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這里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都是既定的。”^[5]24這是關于社會存在與其范疇的高度統一的研究，因而是真正意義的理論生產。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同時是存在和范疇，因此是社會存在的具象的構件。所謂“生產方式”，不過是生產存在的一般規定（勞動過程或所謂的“生產一般”）所建立的對“特殊生產形式”（這里指商品生產的特殊社會形態）的關系，猶如馬克思說的，“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過程；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7]229-230與之對應，所謂“生產關系”，不過是生產的社會存在所建立的內在的實踐規定性，是“特殊生產形式”的內容；而所謂“交換關系”，則不過是生產的社會存在所建立的外在的實踐規定性，是“特殊生產形式”的形式。它們形成實踐連結的特殊生產（形式）。

鑒于資本主義這種歷史“生理學”，馬克思將資本的生產要素建立為它的內部結構，亦即作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在馬克思看來，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8]141“因而范疇表現這個一定社會即這個主體的存在形式、存在規定、常常只是個別的側面。”^[5]24不變資本、可變資本相遇的歷史生產時代特點是“物的依賴關系”。就是說，“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現。”其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的特定紐結致使“資產階級社會條件下社會關系的物化”是該歷史發展階段的研究本題。其特征是：首先，“每個個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會權力。”其次，“個人……受抽象統治……但是，抽象或觀念，無非是那些統治個人的物質關系的理論表現。”再次，“資本……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的關系。”最后，“用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來代替以前的、從資本的觀點來看的是原始的生產方式”，“因此，資本的趨勢是（1）不斷擴大流通范圍；（2）在一切地點把生產變成由資本進行的生產。”換言之，“創造世界市場的趨勢已經包含在資本的概念本身中。”^{[9]104-106、111、287、391}

但是，資產階級所刪除的恰恰是“生產關系”環節的社會存在規定。由此使社會生產淪落為無歷史的純粹物的生產——它的條件和形式。例如對斯密而言，“勞動的物的條件，都天生是資本。”^[3]55“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把資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而不是歷史的）生產形式，然后又竭力為資本辯護，把資本生成的條件說成資本現在實現的條件，換句話說，把資本家還是作為非資本家——因為他還只是正在變為資本家——用來進行占有的要素，說成是資本家已經作為資本家用來進行占有的條件。”^[9]456-458這種“生產方式”解決純粹共時的經濟物量關系：資源配置。在外表上，致力于解決純粹契約關系及其形式。勢必引發關于“生產方式”與“交換關系”的認識虛假，產生“虛假二重性”。

但是，“資產階級以前的歷史以及它的每一階段也有自己的經濟和運動的經濟基礎這一事實，歸根到底不過是這樣一個同義反復，即人們的生活自古以來就建立在生產上面，建立在這種或那種社會生產上面，這種社會生產的關系，我們恰恰就稱之為經濟關系。”^[9]487-488馬克思因此指責，“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下述說法是極端荒謬的：‘財富生產的規律和條件具有自然真理的性質……財富的分配卻不是這樣。這種分配僅僅取決于人類制度。’”而實際上，“財富生產的‘規律和條件’與‘財富分配’的規律是不同形式下的同一些規律，而且兩者都在變化，都經歷同一歷史過程，一般說來，只不過是一個過程的各個要素。”因此，“如果把農奴制的解體中產生的自由勞動即雇傭勞動當作出發點，那么，機器只有在同活勞動的對立中，作為活勞動的異己的財產和敵對的力量，才能產生出來；換句話說，機器必然作為資本同活勞動相對立。但是，同樣也不難理解：機器一旦比如說變成聯合的工人的財產，也不會不再是社會生產的要素。但在第一種場合，機器的分配，也就是它們不屬于工人這一情況，正是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條件。在第二種場合，改變了的分配將以改變了的、由于歷史過程才產生的新的生產基礎為出發點。”^[10]361-362

據此，馬克思說明：生產要素歷史歸納和演繹的恰恰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因為“社會不是由個人構成，而是表示這些個人彼此發生的那些聯系和關系的總和。”^[9]220馬克思因此闡釋了這樣的批判：“所有現代的經濟學家，無論偏重經濟學方面或偏重法學方面，都把個人自己的勞動說成最初的所有權根據，而把對自己勞動成果的所有權說成資產階級社會的基本前提……這種前提本身是建立在交換價值這種支配著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總和的經濟關系本身的前提上的，因而它本身是資產階級社會即發達的交換價值的社會的歷史產物……所以一切古典經濟學家，直到李嘉圖，都喜歡把這種來自資產階級社會本身的觀點稱為一般規律，但卻把這種規律的嚴格的現實性驅逐到還不存在所有權的黃金時代去……驅逐到經濟學上的原罪以前的時代去……于是，就會產生這樣一個奇怪的結果：資產階級社會的占有規律真實性竟不得不被搬到這種社會本身還不存在的那個時代去，而所有權的基本規律不得不被搬到這種社會本身還沒有所有權的那個時代去。這種幻覺是顯而易見的。”^[10]464毫無疑問，馬克思對于生產要素的社會存在規定的系統性分析根本性粉碎了物外觀的生產分析框架，鏟除了普遍永恒資本之符咒。

三、生產要素模型分析：實踐邏輯體系

資產階級要素分析闡明的是“世界——社會”構圖。這種“世界”按其本性與歷史無涉，這種“社會”就性質而言則是物象化上的構圖。“資本，土地，勞動!”“在這個公式中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在資本旁邊，在一個生產要素的屬于一定生產方式、屬于社會生產過程一定歷史形態的這個形式旁邊，在一個與一定社會形式結合在一起、并且表現在這個社會形式上的生產要素旁邊，一方面直接排上土地，另一方面直接排上勞動，即直接排上現實勞動過程的兩個要素，而這二者在這種物質形式上，是一切生產方式共同具有的，是每一個生產過程的物質要素，而與生產過程的社會形式無關。”但是，“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后者體現在一個物上，并賦予這個物以獨特的社會性質。”“因此，在這里，對于歷史地形成的社會生產過程的因素之一，我們有了一個確定的、乍一看來極為神秘的社會形式。”“與此并列，又有土地，這個無機的自然界本身……最后，作為其中的第三個同盟者的，只是一個幽靈——勞動，這只不過是一個抽象，就它本身來說，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如果我們就它在這里所表示的意思來說，只是指人用來實現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人類一般的生產活動，它不僅已經脫掉一切社會形式和性質規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單純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會為轉移，超乎一切社會之上，并且作為生命的表現和證實，是尚屬非社會的人和已經有某種社會規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1] 921-924}

馬克思否決資產階級“三位一體的公式”是通過賦予要素分析歷史實踐的性質。因此，“根本的問題乃是在于，要把三大存在類型的歸根到底的統一、它們在這種統一之中的結構差別以及它們在偉大的不可逆轉的世界存在過程中的先后順序當作從本體論上進行自為思考的核心來加以理解。”^[11]25-26堅持實踐性歸屬，將主體和客體安置在歷史中進行構圖，所獲得的“生產要素范疇”在認識（生產）上既是認識支架性質的，同時又必然是歷史支架性質的。這使其進一步獲得商品生產上的一般規定，這種一般規定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具有不同的“特殊形式”，因此，毋寧說它是關于“特殊生產形式”本身的抽象，是建立對“特殊生產形式”歷史總體的理解。這種模型本身是發生學邏輯模型。其次，它必然獲得實踐的理論外化形式，生成真正意義的方法論實踐活動，形成蘊涵歷史方法的“數學方法”——其本身即表現為一定形態的理論模型。就是說，“模型”作為方法論實踐活動的具體形式，是和“邏輯”（分析）同構的，由此，邏輯模型本身（關于“發生學”的刻畫）在模型構造活動中具有源始性關系和地位，發揮基始決定作用。邏輯模型可以說是特殊的“存在論”。理論模型可以說是這種特殊“存在論”的知識論形式。因此，理論模型決不是一種解釋學圖式。它不是將“假設”顯露出來，而是顯露歷史生產的特定社會類型，本質上是對一定社會生產關系的認識呈現過程的定格化，是實現了的“認識自然形式”，好似一個“先驗的結構”。因此，也決不是單純的思想工具，乃至是自足、自明的語言擬制。它有前提和基礎，——就是必須堅持以發生學邏輯為“批判性規范”。由此根本拒絕了這一點：“誰用政治經濟學的范疇構筑某種思想體系的大廈，誰就是把社會體系的各個環節割裂開來，就是把社會的各個環節變成同等數量的依次出現的單個社會。”因為“其實，單憑運動、順序和時間的唯一邏輯公式怎能向我們說明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機體呢？”^[8]143

馬克思主義模型分析的實踐性質使之與資產階級體系的“對應物”即純粹數學分析迥異[①]，——后者“以這種有缺陷的知識的自明性而自豪，并且以此而向哲學驕傲”，但是，“這種數學認識是一種外在的行動，它把自身運動著的東西降低為材料，以便以之為自己的一種不相干的、外在的、無生命的內容。”^[13]28-30歸根結底，“這種觀點已經支配了實證主義……借助于這種方法……數學‘語言’不僅僅是達到對物理現實（即物理的存在的自在的存在）的物理解釋的最精確的輔助手段，最重要的中介，而且是對人來說的重要現象的最終的、純粹思想上的‘語義學’的表述，用這種表述可以在實際上無限制地運用于現象……作為‘或然率極高的’數學形式最簡單的‘最精巧的’表述的假說表達了所有需要科學成為對在任何發展階段上的事實進行操縱的要求。”然而，“這種概念普遍化為一種‘世界圖像’完全是在科學領域之外。”^[11]394-396

從發生學邏輯模型角度，生產要素形成了關于“資本”（社會存在）的實踐闡述。因此，它說明：“資本一出現，就標志著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但是另一方面，“只有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占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資本才產生；而單單是這一歷史條件就包含著一部世界史。”^[7]198同時也必然意味著：“這個一定社會在科學上也決不是在把它當作這樣一個社會來談論的時候才開始存在的。”^[5]24依據馬克思的這一闡述，可以設立如下理論模型：

W（X, Y）= W₀  +  X^x  Y^y                              （1）

這是資本主義生產上的兩要素結構模型：表達生產與分配的特定的實踐結合關系。X為主體要素類型，Y為客體要素類型，x、y為其對應的社會分配率。W對應為資本主義社會總產品價值，亦即，以“商品（貨幣）”為表征形式的社會財富。W₀即為財富的社會保留值，它通常直接體現在社會客體要素之上，——馬克思將其技術構成對應稱為“生產資料”。這樣，在“補入”價值創造分析情形下，可以寫出資本主義條件下價值生產與分配的總的實踐連結鏈條。即為：

W = W（L）= c + v + m = W₀  +  X^x  Y^y                   （2）

起內在制約作用的是以下的轉換性理解公式（P一般性地代表“生產要素”——其社會的實體或結構形式）：

W（P (L)）= W（X, Y）                              （3）

前者為實際的生產過程，后者為社會生產過程，——這后一過程顯然將“分配”建立為生產過程本身的因素了，即“是在生產關系本身內部由生產關系的一定當事人同直接生產者的對立中所執行的那些特殊社會職能的基礎。這種分配關系賦予生產條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會的質。它們決定著生產的全部性質和全部運動。”因為生產要素是生產條件的一定的社會形式，所以實際地發揮著實踐連結作用。亦即：“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生產條件的這種一定的社會形式為前提，那么，它會不斷地把這種形式再生產出來。它不僅生產出物質的產品，而且不斷地再生產出產品在其中生產出來的那種生產關系，因而也不斷地再生產出相應的分配關系。”^[1]995

由于（2）中隱含了條件：W₀ = c（不變資本保存或轉移“舊價值”），導致x、y可以分別取v／（v + m）、m／（v + m）的社會值。即可得到如下商品價值構成的等價公式：

W = c + x（v + m）+ y（v + m）                       （4）

但是，“超越資本”的現實力量結點恰恰在于社會分配關系本身。從數值上看，就是y不斷偏離它的社會值，產生所謂“剩余（價值）分享”的普遍性社會經濟現象。這可以通過生產要素模型的動態化來處理。設定變形的等價公式為：

W = c + x（v + m）+ y₁（v + m）+ y₂（v + m）          （5）

從而可以根據社會博弈的經濟圖像，將兩要素結構模型歷史動態為“三要素結構模型”。引入社會博弈變量——第三要素類型（Z）。（1）、（2）改寫為：

W（X, Y, Z）= W₀ + X^x Y^y Z^z                          （6）

W = W（L）= c + v + h + m₁ + m₂ = W₀  +  X^x   Y ^y   Z^z             （7）

在形式上，x、y（y₁）、z（y₁）的數值分別取v／（v + m）、m1／（v + m）、m2／（v + m）的社會值。主體和客體成為與“第三要素”對立的“第一要素”和“第二要素”，第三要素則定格為“社會知識”（在技術構成上屬于“知識資料”）。社會博弈的數量值設為D。導致社會財富分配關系進一步構造為：

W = c + v + h +（m₁ -D）+（m₂ +D）                   （8）

式中，m₁ - D、m₂ + D分別表示了由第二要素和第三要素所實際占有的社會剩余量。亦即，當D恰好等于m₂的負值時，“社會知識”全部落入客體要素中，毋寧說，這時的“知識要素”也就是社會客體本身；換言之，當存在Z時，Y只相當于客體要素I，而Z本身并入或相當于客體要素II。另一方面，當D恰好等于m₁的負值時，“社會知識”則全部落入主體要素中，毋寧說，這時的“知識要素”也就是社會主體本身；亦即可以說，當存在Z時，X也只相當于主體要素I，而Z本身則并入或相當于主體要素II。這是實踐和社會構造的空間，也是真正意義的主體性要素的社會生成（活動）。從而引出“人力資本”（式中，以h代表其社會預付值）的規定性問題。

（8）式歸根結底是資本主義商品價值構成的“歷史變形”公式。其實質過程是馬克思上面所說的：“在第二種場合，改變了的分配將以改變了的、由于歷史過程才產生的新的生產基礎為出發點。”這是兩種歷史生產方式的社會共構。在前一生產方式中，“機器（體系）”是絕對的社會主導力量，——“科學、巨大的自然力、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都體現在機器體系中，并同機器體系一道構成‘主人’的權力。”^[7]487于是，“過去勞動對活勞動的統治，同機器體系一起，——以及同以機器體系為基礎的機械工廠一起，——不僅成為表現在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關系上的社會真實，而且還成為可以說是工藝上的真實。”^[14]568就是說，這種生產方式按規定性總是導致：“加入資本的生產過程以后，勞動資料經歷了各種不同的形態變化，它的最后的形態是機器，或者更確切些說……即機器體系……在機器中，尤其是在作為自動體系的機器裝置中，勞動資料就其使用價值來說，也就是就其物質存在來說，轉化為一種與固定資本和整個資本相適合的存在，而勞動資料作為勞動的直接手段加入資本生產過程時所具有的那種形式消失了，變成了由資本本身規定的并與資本相適應的形式。”^[10]207-208在后一生產方式中，如果說“資本在其真正發展中使大規模的勞動同技能結合起來，然而是這樣的結合：大規模的勞動喪失自己的體力，而技能則不是存在于工人身上，而是存在于機器中，存在于把人和機器科學地結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發生作用的工廠里。”^[10]21那么，勞動與資本在戰場上的捉對廝殺——作為兩股沖突性的結合力量，其質的歷史變化就發生在結合它們的“工廠里”。這就是“企業價值構成”（c + v + h + m）實踐性議題的提出^[15]。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資本”——從主體出發的資本規定，即“人力資本”；它進一步將資本構成歷史改寫成：c + v + h，導出截然不同的歷史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至此，（3）式具有了不同的實踐性態：

W（K (L)）= W（X, Y），以及W（H (L)）= W（X, Y, Z） （9）

（9）式中，前者的資本社會結構（K）由“c + v”代表，對應的要素實體是主體與客體的社會對立化的形式，要素結構形式是“第一要素＋第二要素”，它們直接以對方為社會博弈中介；后者的資本社會結構（H）由“c + v + h”代表，對應的要素實體是社會主體、社會客體及其中間形式，要素結構形式是“第一要素＋第二要素＋第三要素”，它們形成以主體生成為中心規定和構造的社會博弈。這說明，“人力資本”恰恰揚棄資本，是作為揚棄資本的規定性蘊存于社會存在結構中，它達成對自身的否定性。但這種否定性同時是實踐性，是真正意義社會存在結構的不斷的生成性，因而謀劃著大寫的社會生產關系范疇。

四、簡短總結

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理論生產涵蓋一種“生理結構”：對象——研究對象。馬克思《資本論》是對“生理結構”的歷史規定上的校正和理論的批判性建構。它涵蓋著對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全部批判——認識批判和實踐批判，蘊涵實踐性批判的建構路徑。由此，生產要素分析構成歷史規定存在乃至社會存在呈現自身的實踐中介和理論結構。它將社會存在與其范疇的統一寫入實踐性行程，使批判獲得“內部性”，生成歷史、存在、認識的實踐統一。在當下，生產要素規定整體構筑在勞動——（人力）資本的實踐中介中。它承載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歷史“共構”，映照著兩種生產關系范疇——資本以及“人力資本”——的“社會共構”，致力于完成“歷史導引”的任務。

經由《資本論》卓越奠基的政治經濟學則不過是進一步推進批判，使之定格于“改變世界”和化為物質力量之“批判的武器”。這種“批判”說到底是建構，即在解除資產階級認識虛假性的基礎上摹寫大寫的歷史理論和實踐理論。這是絕對的“歷史主義”和“實踐主義”。這些規定促成真正的實踐性，使之指向“革命的實踐”。這要求生產要素同時是大寫的“范疇”、“理論”以及“認識”，并始終堅持于歷史和實踐中生產自身。這種“生產要素”唯一地只能是歷史規定、實踐規定，是這種“規定”映照下的社會存在規定。

原文載經濟學家, 2012(8): 11-18.  作者：許光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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